樊浩:新中国70年伦理道德发展的精神哲学轨迹与精神哲学规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5 次 更新时间:2021-04-22 06:3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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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浩  

   作者简介:樊和平,笔名樊浩(1959- ),东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主任、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江苏省“道德发展高端智库”、江苏省“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负责人兼首席专家。

   原发信息:《江海学刊》第20205期

   内容提要:新中国70年,既是“新”的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挺拔的历程,也在伦理道德上书写了一部日新又新的精神史。精神哲学的诠释框架是以个体的“人”与实体的“伦”的关系为原点,以伦理与道德的关系、家庭与国家的关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为逻辑、历史和现实的三维而形成的立体性坐标系,义利、公私、理欲从形上、伦理、道德三方面构成诠释的中国话语体系。70年的伦理道德发展表现为三大历史阶段构成的精神哲学的辩证运动:前20年高昂政治热情推动下直接同一的伦理精神,“文革”10年伦理精神的异化,改革开放40年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相互承认”的伦理精神。70年伦理道德发展呈现伦理型文化的精神哲学轨迹和精神哲学规律,家国一体、由家及国,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经济的“最好动力”与伦理的“最强动力”辩证互动,是其“伦理型文化”的中国气质和中国气派的精神规律的哲学体现,也是内在于中国伦理道德现实发展的精神哲学课题。

   关键词:新中国70年/伦理道德/精神哲学/政治热情/异化/相互承认

   标题注释:本文系江苏省“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和“道德发展高端智库”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黑格尔道德现象学讲习录”(项目号:19FZXA002)以及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合作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伦理道德发展的精神哲学诠释框架

   新中国已经走过70年。70年的发展是一个“新”的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在人类文明史上屹立挺拔的历程,也在伦理道德上书写了一部日新又新即毛泽东所言“移风易俗,改造中国”的精神史。对于新中国70年的伦理道德发展有诸多诠释维度,精神哲学的方法,即伦理道德发展的精神史的哲学还原是试图基于中国传统、中国国情,运用中国话语的一种可能的尝试。

   黑格尔断言,民族是伦理的实体,伦理是民族的精神。在《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原理》中他都申言,家庭与民族是两种自然的和直接的伦理实体,无论是家庭还是民族都只是作为精神的存在或具有精神时,才可能是伦理的。于是“民族”与“伦理”“精神”三者必须哲学地同一,在这个意义上,伦理道德发展史就是民族精神发展史,也是伦理精神发展史。精神哲学的诠释方法的要义,就是将伦理与民族相同一,将伦理道德的发展史当作民族精神的发展史,回眸、探索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精神轨迹。与西方传统不同,中国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是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①,因而精神哲学发展的中国理论与中国话语在相当意义上可能表述为“伦理精神”发展史,而不是西方话语中的所谓“道德理性”发展。70年的中国伦理道德发展或中国伦理精神、中国民族精神发展走过了何种“新”即日新又新的精神历程?孔子在回顾自己的人生境界时曾指证一种70岁的人生境界,“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然而自由的境界,也是70年新中国伦理道德发展所追求和达到的伦理精神境界,它经过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运动的精神哲学历程。

   根据伦理道德的中国传统和中国话语,70年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精神哲学的诠释框架可以是由一个原点、三大结构形成的立体坐标系。一个原点即个体与实体,即个体与伦理实体的同一性关系,它是“精神”也是“精神哲学”的哲学精髓。在中国传统和中国话语中,伦理关系不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人际关系”,而是个体性的“人”与实体性的“伦”的关系,所谓“人伦”或“人伦关系”,道德的本性就是在人伦关系中克尽自己的伦理本务,所谓“安分守己”“安伦尽分”。黑格尔也说,伦理是本性上普遍的东西,如果进行跨文化对话,那么“伦”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普遍物”,“人”或个体就是“单一物”,实体性的“伦”的“普遍物”与个体性的“人”的“单一物”的统一,就是“精神”,伦理精神的精髓就是“从实体出发”。三大结构即伦理道德发展的中国传统和中国国情的三大结构性元素,它们从逻辑、历史、现实三个维度展开:逻辑维度的伦理与道德的关系;历史维度的家与国即家庭与国家的关系;现实维度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如前所述,伦理道德的中国传统是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伦理与道德不仅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是精神世界的两个结构性元素,它们的辩证互动也是精神世界和伦理道德理论的合理性与现实性的哲学基础,伦理与道德的关系是“精神哲学”的逻辑坐标。中国文明不仅在传统而且在现实上都是“国—家”文明而不是西方式的“country”或“state”文明,因而家与国、家庭与国家的关系不只是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是伦理世界的两种关系或两大伦理规律,而且历史地成为民族伦理精神和个体伦理精神的历史坐标。70年的发展史,是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精神历程,伦理精神的历史发展的历程,也是对传统反思批判走向认同回归的过程,因而对待文化传统尤其是传统伦理道德的态度,是现实坐标。这个由一个原点、三个维度构成的三维坐标系,可以立体性地呈现70年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精神哲学轨迹。

   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发展史是中国民族精神和中国文化的发展史,它不是伦理道德“‘在’中国”的发展,而是“中国人‘的’”或“中华民族‘的’”的精神或民族精神发展史,因而无论精神哲学发展还是精神哲学诠释,都应当也必须展开为特殊的中国话语与中国表达。在话语形态方面,精神哲学的诠释框架是由三大中国话语构成的谱系。在哲学话语形态方面是义利关系,在伦理话语形态方面是公私关系,在道德话语形态方面是理欲关系。三大关系自先秦轴心时代中国伦理精神的孕生,经过汉唐漫长的文化选择,到宋明理学形成有机的话语体系与理论体系。孔子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②,将伦理道德的哲学要义和精神内核诠释为义与利的关系,“正名”的哲学内核就是个体与实体的关系即在伦理实体中安伦尽份,所谓“修己以安人”,最后达到的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道德境界。程颢日:“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人义。天下事,惟义利而已。”③朱熹言:“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④义利关系是伦理道德基本问题的形上表达,中国传统尤其是宋明理学将义与利的关系现实化为个体生命秩序或道德领域的理与欲(即天理与人欲)、社会生活秩序即伦理领域的公和私的关系。朱熹继承二程传统,将天理和人欲的对立诠释为公和私的对立,认为“凡一事便有两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即人欲之私”⑤。何为公、私?“将天下正大底道理去处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处之,便私。”“己者,人欲之私也,礼者,天理之公也。”⑥义利、公私、理欲三大关系,在7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历程中集中表现为财富、公共权力与伦理道德发展的关系,因为正如黑格尔所说,公共权力与财富是现实世界中伦理存在的两种形态,与它们的伦理关系是生活世界中道德发展的基本问题。

   借助以上精神哲学框架诠释70年中国伦理道德发展,核心发现或理论假设一言以概之:新中国70年的伦理道德发展,呈现“伦理型文化”的轨迹,体现“伦理型文化”的规律。

   “政治热情高昂时代”直接同一的伦理精神

   学界有一种说法,将新中国“文革”前的时代称之为“前20年”。前20年伦理精神的特质或伦理道德发展的精神哲学气质是什么?借用法国学者图海纳在《我们能否共同生存》中的话语,那就是“政治热情高昂时代”的伦理精神。这个时代的伦理精神的历史背景和基因表达是“革命时代”伦理精神的延续,是“革命伦理”获得实现之后“高昂政治热情”推进下的伦理道德发展。这种伦理精神的哲学气象的要义有二:直接同一的伦理世界,“被预设和谐”的道德世界。

   这一时期伦理道德发展的最突出的历史文化图景是家国一体或家庭与国家的伦理同一性在内部革命和外部压力的双重推动下的伦理启蒙、伦理激发和伦理实现,生成直接同一的伦理世界。中国文明之于西方文明的最大特点,就是在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这个人类世界最重要的转换点上,成功地改造并创造性地转化了漫长原始文明中所积淀的血缘关系和血缘智慧,通过“西周维新”建立起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国—家”文明和“国家体制”,而没有像古希腊那样通过以地域划分公民挣脱血缘纽带走上“城邦”文明的道路。正如黑格尔所言,在任何文明体系中,人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中都存在两大伦理规律之间的对立和对抗。一是家庭的“神的规律”,一是民族国家的“人的规律”。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将它们表述为“黑夜的规律”与“白日的规律”,前者具有自发性,后者有待启蒙,两大规律即两大“伦理势力”,它们透过哲学意义上的“男人”与“女人”这两大伦理“原素”,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过渡,在造就伦理世界的无限与美好的同时,也导致“以一种规律反对另一种规律”的“悲怆情愫”,因而由实体性的伦理世界向原子化的“法权状态”转化是精神世界的宿命。⑦然而,黑格尔所揭示和表达的只是家国分离背景下的西方伦理规律和西方哲学智慧,对中国文明的解释力有限。中国文明以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文明路径扬弃了黑格尔所呈现的伦理世界的根本对立,它将家庭伦理关系和伦理规律表达为“天伦”,将国家与民族的伦理关系和伦理规律表达为“人伦”,伦理的根本规律是“人伦本于天伦而立”,两大伦理势力和伦理规律通过“夫妇”这一作为男女关系范型和伦理世界生生不息动力的中介相互过渡,其要义是国家和社会的伦理关系以家庭伦理为范型和根源动力。不过,在“国—家”文明路径下伦理世界中的“黑格尔紧张”同样存在,历史上的“岳母刺字”之“精忠报国”,表达的就是在国家与家庭冲突的特殊背景下国家伦理的优先地位及其道德选择,所谓“忠孝不能两全”,但这只是冲突背景下的伦理崇高,伦理世界中家庭与国家两大伦理实体的常态是“乐观的紧张”。

   当然,伦理世界两大伦理实体之间的“乐观”只是文明路径的精神世界要求或追求,“乐观”的实现期待诸多客观条件尤其是政治制度的建构,因为国家虽然在黑格尔那里被认为是伦理实体的最高形态和伦理的现实,其本质却如马克思所说,只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文明史的现实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家与国之间的“乐观”往往只是在政治经济上居统治地位的少数强势群体中才具有现实性,由于经济社会制度中存在的严重不公,大部分人被剥夺成为“无产阶级”。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的长期革命,便不仅具有政治经济上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也具有伦理道德和精神哲学上的合法性。“土地革命战争”不仅通过“剥夺者被剥夺”在政治经济上将属于农民的土地归还于农民,而且由此也使农民这个最广大的群体在家庭与国家两大伦理实体之间建立起同一性的精神哲学关系,在“有产”即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所说的“有人格”的同时,真正使他们成为“国家”伦理实体的主人。“解放战争”的要义是“解放”,不仅是政治经济上的解放,而且也是精神世界和精神哲学意义上的解放;不仅将最广大的社会阶层从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而且也使他们从家庭与国家的分裂对立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因此,中国革命的精神哲学精髓,就是建立个体与国家民族之间的真正的伦理实体性,建立家庭与国家民族之间相互同一的伦理关系和伦理世界,因而不仅是对伦理世界的理想主义追求,也是这种伦理理想的实现。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空前的精神哲学事件,它让绝大多数的“伦理局外人”成为国家民族的伦理实体的主人,也使家国一体的文明路径达到历史上最具广泛意义的实现。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革命所创造的不仅是一个崭新的政治经济的现实世界,也是一个崭新的伦理世界和精神世界,它所激发和释放的伦理认同的文化力量史无前例。前20年的伦理精神在相当意义上就是“革命伦理”的精神哲学成果和精神哲学推进。

如果说内部革命是一次伦理激发和伦理实现,那么外部压力即外族入侵则是伦理实体和伦理凝聚力的一次苦难中的历练和磨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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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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