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鲜明地反映马克思恩格斯所面临的两个时代任务。一是消除道德教育思想对劳动运动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另外，历史唯物主义印证劳动人民的历史使命，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明的双重任务，《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中蕴含的伦理哲学引发马克思恩格斯对当时盛行的道德观的批判，对关于道德的本源和特质等微观思想，以及人类自由和解放的宏观内涵进行深刻阐述，从而对当今社会的长远发展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德意志意识形态》伦理道德本源思想的内涵及深刻意蕴
马克思恩格斯系统地阐述了道德的本源和特质，明确了道德的作用和局限性，呼吁改革是解释现状的另外方式，因为意识形态批判不会影响现实生活。人们不受“错误观念”的引导，根源在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劳动分工决定着自由程度的高低。每个人都不能通过精神压制被消灭，只能通过真正推翻社会关系来实现，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揭示出道德的起源和本质。“不是意识决定生命，而是生命决定意识”。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既不是主体意识的自然权利，也不是自我决定，它是由具体社会实践所决定的，主体依赖客观现实生活。针对黑格尔提出思维是真实事物的缔造者，真实事物是思维过程外在呈现形式的观点，马克思强调“概念性的事物是一种物质的东西，它进入人脑，成为人类的思维。”道德的本源不是抽象概念和权利，而是物质利益关系反映真实内心的表现，作为观念，道德具备现实物质利益的基础，它来源于真实的社会生产过程，劳动是道德的真正源泉。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道德水平也呈现相应的改变，故而，道德不是超越历史的亘古真理，而是特定时期的规范，带有等级和历史性的印记，在调节社会各方利益冲突方面起到一定作用，但也有其局限性。
（一）伦理道德的本质起源来自于劳动
在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对道德规范起源的研究和回应是模棱两可的，但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神学理论、人道主义和自然本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时强调，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不取决于上帝的意志，而根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人类社会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是道德的客观和直接基础，人的社会关系是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也是获得维持自身子女和生活所必需的物质手段。首先，历史关系的发展首要前提是人民的生存，人民需要生产满足基本物质需要的必要生活；其次，满足首要需求后将衍生新的需求；第三，那些每天恢复生命的力量人也开始生产其他人，他们代表了人类社会的第一种社会关系；第四，劳动产生了人与自然和社会的互联关系。道德的形成不仅需要社会关系作为基础和客观前提，还需要主观前提和条件即人的意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发人类意识发展的四个因素后，初步构建了历史关系。人类的第一意识是“动物意识”，人类生活在自然环境中，自然环境可以说是人类意识最直接的对象，自然环境是客观的存在，不同于人作为一个主体，不采用积极的措施来适应人，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存在，具有无限的力量。起初，人作为一种动物，完全服从于无限力量，人的意识处于“动物意识”中，一个人抑制了自然的力量，同时也意识到为了生存，必须与其他人一起工作。因此，人类也发展了“群居”和“部落”意识，在“群居”和“部落”阶段，人类可以控制自己的本能。随着人口的日益增长和生产效率的不断提升，分工也在发展。分工首先表现为性责任的分工，然后表现为能力差异导致的自发分工，这是一种真正的分工。在现实劳动和精神发展之间，意识从脱离现实到开始发挥作用，人类意识从“部落意识”演变为“纯粹意识”，从此刻开始，人类意识逐渐进入纯粹的理论结构。在阐述意识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定了真实历史的四个层面要素。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历史的首要前提是存活的人，这些有血有肉的人主要负责饮食；其次，在客观实践过程中，满足需要和发展生产资料以及生产力衍生新的需要；第三，一个人不仅要继续物质生活，还要生产物质手段；第四，人类生命的两种接续生产方式，包括生产自己生命和生产另一种生命具有两重性，即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通过研究历史关系的四个层面，“我们刚刚发现，人们仍然是有意识的”。伦理起源于人的现实生产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道德作为意识形态，科学阐释了道德的起源和属性。
（二）伦理道德呈现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论据的出发点是现实主义活生生的人，进行了真正的生产实践，而不是一个理想抽象的人，他们从一开始就想象和思考，意识形态可以描述从事生产活动的生活过程，但头脑中最朦胧的幻想却可以通过实践经验得到证实。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相关的意识形态没有独立的面孔，没有历史，也没有发展。年轻的黑格尔学派从纯粹的意识出发，将世界视为一种自我决定生命的存在。而马克思恩格斯则从现实生活和人们的生活出发，认为生命决定意识。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既不是神圣的观念，也不是起源或绝对精神的观念，更不是自然感觉和直觉，而是源于人类现实的物质实践。“意识形态”也有双重含义。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其消极的一面：一是意识形态与唯心主义哲学观点相联系；二是意识形态意味着社会资源和权力的不平等分配。马克思关于宗教和黑格尔政党在德国意识形态中的争论，为思想理论的出路奠定了基础。无论马克思是揭露人性的神性本质，还是批判黑格尔的理论，都从哲学层面尖锐指向黑格尔的理想主义哲学。马克思强调宗教和政治批判概念是概念错误，它们依赖于现实生活，是为了解决现实世界中的矛盾和冲突而产生的。认识意识形态必须在生产实践中理解，才能使人们满足于自身温饱，现实生活中的这些矛盾体现在两个相互关联的领域：一是巩固劳动分工，造成劳动分配不均；二是创造私有财产，使私有财产合法化，这也导致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产生一个似乎代表了一般利益，真实代表统治阶级一小部分利益的国家。政治国家内部的所有矛盾，如民主和君主制，最能反映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在这场意识形态斗争下，存在着不同阶级为自身阶级利益而斗争的真实场景。意识形态的力量不是思想本身的力量，它有社会经济基础，反映不同阶级为自身利益而斗争的力量。不同社会阶层利益不同，现实的社会经济领域充满矛盾。统治阶级在保持统治的同时，缓解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冲突，用不同的思想掩盖这些矛盾，为其经济权利的不对称和不合理分配提供了理由，从而产生自由、平等等等。但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现实是所谓的自由只是商品贸易自由，以掩盖不平等的剥削和生产关系，资本主义所坚持的自由、平等和大爱原则也成为资本家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只有揭示道德的本源，才能科学地解释道德的特征和功能。
（三）伦理道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与历史性
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在物质生产领域占有土地、资本和其他生产资料，这些都处于物质生产分配的顶点；统治阶级主导生产，他们以社会道德价值观为指导，形成道德规范，以保证统治地位；统治阶级可以免于直接的物质生产和体力劳动，纯粹从事脑力劳动和思想建设，他们在思想上维护自身实际利益。统治阶级倾向于在阶级内部分享思想，而忽视他们的生产者。获得统治权的新兴统治阶级一直将自身特殊利益视为整个社会的普遍利益，借此希望推翻旧的统治阶级，他们把捍卫自身特殊利益的道德描绘成合理的且普遍的道德，他们领导社会其他被压迫阶级，反对现存的统治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被压迫阶级的要求。即使到最后没有获得政权，革命的胜利也没能使他们成为执政者，随着新统治阶级制度的稳定，对他们特殊利益主张越来越默认。在统治阶级中，作为思想生产者，他们是在阶级中具有一般理论和创造能力的人，积极塑造他们的幻想。但是，也有人对意识形态不感兴趣，有些人愿意接受它作为一个积极的成员；有些人在一定程度上与这种意识形态有分歧，甚至相反。如果其他阶级同本阶级发生摩擦，那么它会回到本阶级并维护自身阶级利益。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现阶段的生产关系不再是生产力增长的动力，而是制约了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是创造力，成为破坏力。因此，伦理是基于经济利益而产生的，但它是阶级社会中的阶级。道德观念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因此，道德不是超越历史的绝对概念，而是在历史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道德的第二个特征是历史性。黑格尔是第一个从历史的角度看待道德的人。他将权利解释为意志的“独立决定”，否认法律的“自然决定”，用抽象的法律概念取代自然法概念，它指的是抽象权利和自然权利的特征。黑格尔不相信有永恒的道德，但“只有从历史的角度，运用辩证法，伦理哲学才能摆脱困境”，道德规范只涉及外部关系，必须反映在具体和确定的社会关系中。法律只是以“道德生活”的形式存在，而不是纯粹抽象的道德规范。马克思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继承了黑格尔，保留了道德的抽象性和普遍性。在共产主义社会，同性恋和禁欲主义将被“判死刑”，道德有着独特的历史，并不是永久的抽象法律，会随着生产与生活的矛盾而发展变化。
（四）伦理道德兼具功能性与局限性的统一体
在18—19世纪的德国，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他们真正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被远远抛在后面，但在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之后，德国知识分子经历了英国法律中发生的变化和抽象概念，这些思想在英法已经存在，而在德国还没有出现，例如人权、自由等。这种现象对于黑格尔表现尤其明显，黑格尔以其辩证的方式创造了庞大的哲学和法律体系。但是历史进步的过程是不可能后退的，人们总是按照他们对上帝和标准人的观念来塑造自己，在他们的头脑中占主导地位。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时，他们想要对抗这种思想的支配地位。黑格尔青年党对黑格尔的批评，以及他们自己对对方的批评，是因为他们在黑格尔的思想体系中抓住了自己或他人，他们在与人的关系中感知人们的真实生活，以及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经历的局限性都是人类意识的结果。因此，他们对“药方”进行了各种道德说教和批评。可以说在某种层面上，他们对世界进行了合理的解读，为世界的提升做出了智力上的贡献。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认为道德是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而人的自由和解放的任务如果没有道德批评，就不可能付诸实践。社会现实生活由于存在着与生产潜力相矛盾的社会关系，思想宣传和道德说教是不可能的，历史事件或道德哲学进步是革命的动力，而不是意识层面的批判。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宏远伦理思想内涵及深刻意蕴
道德是意识形态，人的自由和解放无法实现意识形态发展，通过道德批评和道德赎罪，应该在社会经济研究的框架内进行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通过经济研究发现，劳动异化是私有化和异化真正源泉的劳动分工造成的。一个人事先没有“阶级本质”，只有在“真正的社区”内消除分工和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类的解放才能真正实现，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一）历史唯物主义伦理内涵的深刻诠释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历史与伦理唯物主义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的重点之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系统地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描述为历史的起源、过程和目的。他们的出发点是“真正的人格”，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目标是解放人性和人格的全面发展。历史的起点是伦理问题的思想起点，是互动的表现和形式，因为历史的动力不是客体，唯物史观不是一条与人和价值无关的历史规律，但它具有丰富的伦理内涵。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创造性地为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指明了方向。
解读历史源点和伦理问题阐发的着眼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个人的现实”作为历史的起点，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因而对以虚构人物历史的理论推理和逻辑发展为基础的各种唯心主义观念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现实的人”的诠释，指出人的本质问题是伦理学最重要的问题之一，马克思对人的本质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直到1845年历史唯物主义建立之后，费尔巴哈才彻底摆脱抽象人文主义，在马克思超越抽象人文主义的过程中，施蒂纳和费尔巴哈直接推动了马克思的科学革命，使马克思主义彻底摆脱了人文主义，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把“个人的现实”定义为历史地思考伦理问题的出发点，道德不是空洞无物，伦理道德问题必须具有“真实人格”，马克思恩格斯既把“个人的现实”作为思考道德的出发点和着眼点，也在思考“个人的现实”的道德主体地位。道德的主体不再是抽象的理性、感性的欲望，也不再是人的主观想象和幻想中的上帝，而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如果没有真实的人格，就没有历史，更没有所谓的人类道德，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必须存在于人类实际生活条件的背景下，道德不是抽象教条，而是对现实的反映和肯定，马克思恩格斯把人性理解为个人的现实结果，他们不是提倡道德批评和赎罪等改革思想改造社会，而是区分发生在人类意识中的事件，以及现实生活中的历史解放和思想观念的彻底解放，以及对现实物质生活中人民的解放有多大的促进作用，真正的解放只有通过现实世界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解放并不像年轻的黑格尔所理解的那样，是一种思想活动，而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的现实世界中的历史活动。
发挥历史动力与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把“个人的现实”作为历史的出发点，也回答了历史发展的动态问题是由生产力和接触的矛盾运动决定的，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是自然的，与人无关。当基本需要得到满足时，就会产生新的需要，人类生产和生产其他商品，两者都表现为人与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人要想生存，首先必须从自然中获得生活所需的物质，所以人和自然的关系必须是决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首要因素，这是因为生产力不能直接决定社会关系的一切变化，而只能决定社会关系，直接取决于物质需求和生产方式。社会关系是某种物质生产的结果，是其他社会关系的结果，在这种关系的定义下，生产力成为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先进生产力不断克服制约其发展的现有社会关系，通过这种方式促进历史的进步和社会模式的改变，“所有的历史冲突都源于生产力和互动形式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讨论了个人独立活动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在对某种社会形式的生产和交流形式的通常理解中，往往被认为是“自发的”，个人活动在生产和交流中的作用要么被视为被动强迫的，要么被视为外在不相关的，在社会发展中没有任何作用。然而，共产党人“把自发形成的一切前提都看作是前人的创造”，并渴望“消除这些假设的自发性，使其依赖于人，使之统一为一个整体。”因此，人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强调人作为历史进程主体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将个人自主与生产力和互动形式的矛盾运动作为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动力，结合并贯穿于生产和交流的形式之中，也是保障个人自由的必要条件，“个人自主”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它的主要形式不是纯粹的精神、宗教或政治活动，而是由物质活动决定的，是指真正的个体生产活动。历史上，个人生产活动在物质上也代表了当时的生产力，因此“生产力和交流形式之间的关系与个人的行为或活动之间的互动形式有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还考虑了生产关系的条件和个人自主的矛盾运动等条件，这些条件一方面是个人自由活动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是个人独立活动产生的条件，此外，也不能理解局限性和片面性先决条件，直到出现矛盾，即当这些条件刚刚开始成为独立活动的先决条件时，历史进程也表现为这些条件，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新的相互作用形式转化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因而也就变成了“各种互动形式的纽带”，这些相互作用的形式和条件发展史是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而这个历史从宏观角度来看是发展史，从微观上是人力量的发展，个人的自主活动不仅可以间接地影响劳动生产力，而且可以直接促进互动形式本身的产生，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可以建立的理论基础，即以无产阶级革命为代价，他们指出，由于与后来的革命有关的相互作用，与以前的利益相联系的固有的相互作用形式受到了破坏，它将以国家的形式或相对独立于个人的权利的形式长期存在。
树立历史目标和伦理价值的核心诉求。人的解放是马克思揭示的人和人类社会的理想目标，是共产主义的根本任务。马克思在研究当今资本主义政治国家的人的状况后，强调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只能实现某些人的自由，这种自由是有限的、不完全的，从而提出了人的解放的价值目标。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不仅通过历史规律论证了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和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而且将人的解放解释为个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看到资本主义政治解放运动只解放了少数所有者，但大多数社会成员仍处于被剥削和压迫状态，但压迫已从以前的封建等级制度转变为经济分化的公民社会，当我们审视个人本身时，在自发的劳动分工中，工人变成了单向的畸形人。尽管一些资产阶级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批评资本主义造成的工人片面和不正常的生活条件，提出资本主义个人发展理想，但是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指出了德国意识形态中这些理想的乌托邦性质，并首次提出个人发展不再是一种理想和责任。只有当外部世界对个人发展的真正冲动由个人自己控制时，才能是个人周围的发展。在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没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中心价值目标和对人的全面解放伦理思想的终极追求，而是确立了探索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道路。
（二）“现实的个人”解放之路的重要跨越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描述了在远离劳动条件下工人的悲惨处境，马克思虽然阐述了劳动异化理论，但没有找到异化产生的根源，而是把劳动异化和私有化作为原因的范畴之一。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了德国意识形态中分工的历史，才找到区分劳动和私有化的真实原因，揭示了消除分工的必要性，以实现人的解放和人格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十分重视劳动分工，“分工使人成为一个非常抽象的存在等等，直到他变成一个有精神和身体缺陷的人”；“分工使工人越来越偏袒和依赖”；马克思开始对分工提出挑战和反思，指出移居国外的经济学家分享劳动，交换需要推理的东西。马克思引用了几位经济学家关于劳动分工的论述，认为论述“完全不清楚，而且相互矛盾”。马克思根据异化劳动理论，描述了资本主义私有化和分工制度下工人的悲惨处境，在这个时候，他们更多地依赖于国民经济，无法理解劳动分工、交换、私有财产和劳动异化、对私有化的态度陷入了一个争论的圈子，一方面，私有化是解释异端劳动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私有化是形成私人财产的先决条件。通过劳动的异化，这个问题的新提法本身已经包括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分工的不同阶段对应不同的所有制形式。这时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眼里，分工的概念已经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如生产力同所有权、意识形态勾画了一幅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图景，马克思称之为“虚构的共同体”，现代社会的概念可以真正用来理解我不是国家，而是阶级，与各种国家政治机构做斗争。阶级的本质是争夺统治权，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个人与共同利益矛盾的原因，再次说明了他们走的是政治国家的道路，走的是调节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分工、利益矛盾的原因在于这些不是普遍的概念，而是存在于真正的人类关系中的共同利益。为了调整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公共机构已经成为必要的行政机构，这些必要的行政机构表明国家是作为政治机构而建立的，成为真正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的独立形式。随着对异化根源的实证理解，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放弃了异化的概念，正是对异化的经验性理解，使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从对人本主义价值的批判转向了对科学主义的经验性批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分工的起源进行了历史性的探索。他们指出由于男女生理结构的差异，将劳动分为性行为，成为劳动分工的最初形式。后来由于人才、需求的原因，人们自发或自然地形成了各种分工。正是由于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分离，意识可以想象现实而不依赖于真实的东西。劳动分工将精神活动与物质活动、享受与劳动、生产与消费分开，这种情况在资本家和工人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工人工作和生产物质资料和产品，而资本家消费和享受劳动成果，这种分工状态造成了生产力、社会地位之间的矛盾。在德国理论家眼中，这一矛盾等同于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现有关系的矛盾，而在马克思恩格斯眼中，这是现有社会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三、《德意志意识形态》远离泛道德化批判与坚守集体道德思想的当代价值
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角度寻找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现实的人类解放之路和对人格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不仅是青年马克思进化的必然结果，也是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对生活的向往。《德意志意识形态》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伦理思想，为新时代道德文化价值观的发展提供了启示。一方面，在处理现代社会出现的道德问题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而泛伦理的批评不利于解决真正的社会问题，它会增加对当前社会道德状况的担忧和不安，因为社会问题不能简单地转化为道德问题，真正解决道德问题必须以实现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目标为前提；另一方面，站在新时代的门槛上，要继续坚持和发扬集体道德。集体道德原则不能仅仅通过集体道德来衡量一个人的社会生活，而社会是建立在个人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原则上，使社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共同体”，能够保证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一）远离泛道德化批判的脱轨地带
当今社会已经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变，必须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审视现状，道德是由社会经济状况决定的，需要厘清对传统道德批判的误解，使道德回归现实生活。
剖析泛道德化批判的表现及其形成原因。道德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灵活方式，对社会有着广泛的渗透，而其作为社会调节方式的作用是无可争辩的。特别是在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飞速发展变化的过程中，而道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地调节和引导过渡时期的社会关系。但是，当前社会生活领域出现了泛道德化批评，而道德批评以及社会生活各领域出现的问题，被认为是道德问题。这不仅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还给人更为消极的印象，对现代道德状况的评价也更为消极。批评泛道德化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对不道德现象的伦理推断，评价道德标准的理想化和二元性，道德批评作为一种灵活的社会调节方式，具有独特的指导价值和行为规范功能，但泛道德批评提出的问题，本来就不属于道德范畴，在道德评价的框架内，导致道德批评不能真正有效，往往是形式上的，没有有效的行为限制。泛伦理的批评不但没有为解决问题提供任何有益的建议，反而产生了负面影响，使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产生对社会普遍道德状况的深刻焦虑，这是人们不断谈论的；其次，它质疑道德本身，并产生了许多论点，例如在科技和生产力不断进步的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传统伦理失去了它所依赖的经济基础，失去了它所依赖的道德基础传统社会，走出了历史的中心。道德批评解决问题的习惯仍然停留在道德批判上，批判泛道德论的另一个原因是批评者认为社会让人们更容易受到不道德行为的影响，而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各种手段创造的虚拟空间综合信息传播，使每个人都可以对社会事件进行评价，这也有助于传播。随着熟人社会的解体，与陌生人交往不随便谈道德，熟人社会在道德批评和意识形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人们总是从道德的角度谴责社会上发生的一切，但这种道德批评往往是没有约束力的，这不仅不是道德上的批评，而且往往会产生消极影响。
加强道德和社会批判的审慎契合。在当代社会，泛伦理批评是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现象，而泛伦理批评不仅在道德批评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也有诸多负面影响，引起人们对道德状况的担忧和焦虑，以及对道德和监管功能的怀疑和否定。道德既不是普遍的，也不是无用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道德有它的力量和它的局限性。道德批评只是社会批评的开始，需要真正解决，需要深化经济基础的调整，把道德批评、政治批评等作为上层建筑。真正的科学批评是把道德、政治、经济和批评结合起来，以意识形态为核心，以经济为基础，真正解决问题，只有这样，自由和人的全面发展才可能真正实现。面对教条主义批判的形势，既要把道德回归本位，又要把传统的理想回归现实。首先，传统道德观的继承有其合法性，但熟悉的人对生活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也迫使重新审视道德评论家的界限和框架，否则可能会出现系列问题。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目前城市化进程导致熟悉的社会环境被新的社会环境所取代，使得生活中许多领域不再是传统道德规范所能规范的领域，但仍然习惯于将社会问题视为纯粹的道德问题，这些问题被视为伦理批评和道德问题。因此，运用道德来批评社会上的一些问题，在用道德表达自己的情感之外，更理性地看到道德的界限。其次，传统道德观的传承，不仅容易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置于道德考量之下，而且超越了道德功能，道德源于生活条件下人们生活中产生的行为规范。传统教育追求环境的道德改善，最明显和最简单的表达是教导人们成为圣徒。道德其实源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人们在物质生产的实际实现过程中形成的关系，现实生活中的人不是一个抽象的人，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生产两种产品：人类生存和种族繁衍的物质手段。道德批评扩大了道德使用的范围，从道德上看待社会所有的问题，反过来考虑不道德的问题是合乎道德的；把社会问题归结为道德问题，把对整个社会的批评简化为道德批评，不影响社会政治经济批评。理论思维的深度不在于其中所用的概念有多抽象，而在于能不能驱散迷雾和幻象，看清事物的本质。社会每发生一次彻底的转变，会有一场各方利益的斗争，而此时社会道德问题亦经常出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清楚地告诉我们，当道德与现存关系发生冲突时，表明现存社会关系与现存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但道德批评又是经济批评的出发点，马克思必须在道德批判的指导下，超越道德领域，进入道德产生的利益关系。马克思不是在道德上批评资本家，而是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下评价和改造社会的经济制度，道德只是社会的顶层，本质上只有在经济基础发生变化之后，实质性的改变才能是彻底的。
（二）坚守集体道德思想的内涵价值
集体主义不仅使人们能够集中关注重要事件，而且能充分调动个人的积极性，显示出制度的优势。但是对集体主义的解释不应停留在保护集体利益而损害个人利益上，它不应只针对在集体道德原则的基础上要求和规范个人的社会生活，还要评估和实现个人的集体自由和全面发展。在经济方面，集体主义凝聚人心，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政治方面，集体主义在维护国家稳定和凝聚、巩固和发展国家权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文化建设领域，集体主义帮助人们摆脱腐朽落后的封建思想的残余。在实际方面，透过加强对整体利益的认识，导致市民的个人利益受到忽视；从理论上讲，这种传统的集体话语体系结构在非话语语境下，其先验前提较少引人怀疑，他们的结论只反映了智力思维的概念平衡。人不是抽象地生活在世界之外，而是存在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和联系中，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必然取决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和集体，建立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同时，人们的生活条件在逻辑上不是必然的，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必须超越个人利益的价值观。关于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批评施蒂纳的自私性进行了分析，他们指出，共产党人并不像施蒂纳那样理解，他们愿意为了“普遍”而放弃“私人”、牺牲自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更加重视和强调个人利益的具体实现，集体尊重和保障的合法利益在个人和集体发展的情况下导致利益冲突，传统的集体道德往往强调集体利益的优先性，主张个人的坚持、服从和自我牺牲，这也导致了对传统集体道德原则的片面解读，其重点在于个人道德规范而不是集体道德章程，在其对集体道德传统原则的解释中，集体道德合法性往往是自我在某种程度上对集体主义的抽象和历史理解，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最初思想的背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语境中，“虚拟集体”有其真实的含义，即资产阶级发动的政治革命所建立的政治国家。马克思早年接受黑格尔对国家的解释，认为国家是普遍利益的执行者。然而，马克思在《莱茵报》上的作品中接触到的现实案例使马克思发现，黑格尔所谓的理性国家并不是普遍利益的代表，而仅仅是少数人追求私人利益的工具，他们无法理解所有人的自由和平等。资本主义政治国家只是“虚构的集体”，而国家内部的政治斗争，如果是民主政体和君主政体之间的斗争以及所谓的普选斗争，只是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斗争，这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虚拟集体”之所以是“虚拟的”和“虚幻的”，是因为它不保护一般利益和个人自由，而“在真正集体的条件下，个人在自己的联盟中并通过这个联盟获得自由”。可以看出，马克思对“真正集体”的接触具有一种社会维度，作为价值标准，所有人的自由和解放都是衡量和要求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时代意蕴不仅是考察道德现象的方法，而且包含着深刻的伦理内涵。主要体现在以“现实的个人”为历史起点是反思伦理问题的起点。作为历史驱动力的生产力和交流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个人活动和交流关系的反映，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历史目标，也是其发展的根本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