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司法改革理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3 次 更新时间:2021-04-20 07: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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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艺  

   目次

   一、司法改革目标论

   二、司法管理体制改革论

   三、司法权运行机制改革论

   四、司法机构职能改革论

   五、加强人权司法保障论

   六、司法职业制度改革论

   七、司法改革方法论

   摘要:司法改革理论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引领新时代司法改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指导思想。这一理论由司法改革目标论、司法管理体制改革论、司法权运行机制改革论、司法机构职能改革论、加强人权司法保障论、司法职业制度改革论、司法改革方法论等理论构成,是一个内涵丰富、体系严整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深刻阐释了新时代司法改革政策措施背后的哲理、政理、法理,包含着一系列蕴含法律哲理、法治公理、法学原理的司法名言金句。

   关键词:习近平法治思想;司法改革;司法版图;司法职业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一个由众多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法治理论板块构成的系统完备、内在统一的科学理论体系。司法改革理论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引领新时代司法改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高度,科学地提出了司法改革的一系列新战略、新政策、新举措,深刻阐释了司法改革政策措施背后的哲理、政理、法理,创立了内涵丰富、体系严整的司法改革理论,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理论的大手笔、大格局、大境界。认真梳理和研究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司法改革理论,不仅有助于推进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深入研究,也有利于向世界展示和传播中国自己的司法理论成果。

   01

  

   司法改革目标论

  

   司法改革的目标事关改革方向选择、改革举措设计,是司法改革理论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既明确了司法改革的总体目标,即“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提高司法质量、效率、公信力”,又论述了司法改革的各项基本目标,如维护司法公正、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推进诉源治理、提高司法效率等,体现出对司法改革前进方向的高瞻远瞩、深思熟虑。

  

   第一,维护司法公正。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公正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性的破坏作用。他引用培根的话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他强调,“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这实际上概括出了中国社会对司法公正的更高期待,即把法官内心确信的公正转化为百姓能感受到的公正,让当事人心服口服。“法律本来应该具有定分止争的功能,司法审判本来应该具有终局性的作用,如果司法不公、人心不服,这些功能就难以实现。”“一纸判决,或许能够给当事人正义,却不一定能解开当事人的‘心结’,‘心结’没有解开,案件也就没有真正了结。”

  

   第二,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主张”。“司法不能受权力干扰,不能受金钱、人情、关系干扰,防范这些干扰要有制度保障。”早在2014年年初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他就明确要求,要着力解决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违法违规干预问题。“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出于个人利益,打招呼、批条子、递材料,或者以明示、暗示方式插手干预个案,甚至让执法司法机关做违反法定职责的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因此,他提出:“要建立健全违反法定程序干预司法的登记备案通报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对违反法定程序干预政法机关执法办案的,一律给予党纪政纪处分;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一律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推进诉源治理。针对我国诉讼案件快速增长的趋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诉讼的前端治理、源头治理,防止我国成为诉讼大国。“古人说:‘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我国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成为‘诉讼大国’。我国有14亿人口,大大小小的事都要打官司,那必然不堪重负!要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更加重视基层基础工作,充分发挥共建共治共享在基层的作用,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第四,提高司法效率。面对司法机关日益突出的案多人少的矛盾,不仅要加强诉源治理,减少进入法院的案件数量,也要完善诉讼程序制度,提高司法效率。习近平总书记很重视司法效率问题。他指出,“要加快构建立体化、多元化、精细化的诉讼程序体系,推进案件繁简分流,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要深化诉讼制度改革,推进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世界各国的司法实践表明,推进诉讼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让简易案轻刑案快办、疑难案重刑案精办,是实现公正和效率相统一的必由之路。

  

   第五,深化司法公开。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并多次强调司法公开,把司法公开视为提高司法公信力、防范司法腐败的重要机制。他指出:“要坚持以公开促公正、以透明保廉洁。要增强主动公开、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完善机制、创新方式、畅通渠道,依法及时公开执法司法依据、程序、流程、结果和裁判文书。对公众关注的案件,要提高透明度,让暗箱操作没有空间,让司法腐败无法藏身。”

  

   第六,保障司法廉洁。廉洁是司法人员应有的基本美德,是司法行业最重要的集体资产。遏制司法腐败,确保司法廉洁,是世界级的司法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司法廉洁的重要性,“执法司法是否具有公信力,主要看两点:一是公正不公正,二是廉洁不廉洁”。同时,他深刻指出了司法腐败的危害性:“政法机关和政法队伍中的腐败现象,还不仅仅是一个利益问题,很多都涉及人权、人命。有的人搞了腐败,自己得了一些好处,但无辜的人就要有牢狱之灾,甚至要脑袋落地。”对于司法腐败现象,他既强调健全防范权力腐败机制,又强调坚决清除害群之马。“通过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严肃的责任追究机制,加强对执法司法权的监督制约,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出轨、个人寻租的机会。……对司法腐败,要零容忍,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坚决清除害群之马。”

  

   第七,提高司法公信力。司法公信力是一个反映司法水平的综合性概念,体现为社会公众对司法机构、司法人员的信任和信赖程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司法体制改革要“坚持以提高司法公信力为根本尺度”。“司法体制改革成效如何,说一千道一万,要由人民来评判,归根到底要看司法公信力是不是提高了。”司法公信力并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一个可量化的范畴。我国司法公信力的高低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评估:一是当事人的服判息讼率。服判息讼率越高,表明对司法裁判认可和信服的诉讼当事人越多,也就意味着司法机关的威信越高。二是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满意度,可通过民意调查等方式加以测定,是衡量司法公信力高低的主要标准。三是工作报告的赞成率。司法机关的工作报告在人大会议上的赞成率,表明人大代表对司法工作的满意度,也是检验司法公信力高低的重要标尺。

   02

   司法管理体制改革论

  

   司法管理体制改革涉及到司法机关空间布局和权力结构的深刻调整,在司法改革中居于全局性、统领性、基础性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把握司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司法权从根本上说是中央事权”“构建普通案件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特殊案件在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的诉讼格局”等重大判断,作出了一系列深化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决策,推动中国司法版图发生历史性变革。

  

   第一,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这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大改革举措,是具有基础性、结构性、长远性变革意义的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了这一改革背后的法理根据:“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司法权从根本上说是中央事权。各地法院不是地方的法院,而是国家设在地方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法院。”在中国司法史上,这是第一次对司法权的性质和定位的清晰说明,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按照司法权是中央事权这一重大判断,“司法机关人财物应该由中央统一管理和保障”。但从中国现有国情来看,司法机关人财物实行中央统一管理和保障还难以做到。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已有周详的考量和谋划:“考虑到全国法官、检察官数量大,统一收归中央一级管理和保障,在现阶段难以做到,这次改革主要推动建立省以下地方法院和检察院法官、检察官编制统一管理制度,法官、检察官由省提名和管理并按法定程序任免的机制,探索由省级财政统筹地方各级法院、检察院的经费。”这一改革设计充分体现了从我国国情出发分步推进改革的政治智慧。2014年以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从实际出发探索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的机制,形成了多样化的统管模式。

  

   第二,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从世界各国情况看,司法版图划分和行政区划设置适当分离是司法的一条基本规律。行政区划设置主要考虑政治、经济、民族、人口、历史传统、国防等多种因素,而司法版图划分主要考虑案件数量、诉讼便利、司法资源配置等司法因素。在地方GDP竞赛体制和关系社会传统下,司法机关完全按行政区划设置,容易滋生司法地方保护主义。面对跨行政区划案件时,司法机关容易偏袒本地当事人,丧失司法应有的客观中立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把这种现象形象地描绘为诉讼的“主客场”现象,即本地当事人踢主场、处于有利地位,外地当事人踢客场、处于不利地位。他指出,这种现象“不利于平等保护外地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法院独立审判、监督政府依法行政、维护法律公正实施”。为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跨地区案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有利于排除对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的干扰、保障法院和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有利于构建普通案件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特殊案件在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的诉讼格局”。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具有创新性意义的重大命题,即“普通案件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特殊案件在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的诉讼格局”。2015年以来,北京和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检察分院作为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已在这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下一步,应在总结两地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深化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改革,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司法规律的跨行政区划司法体制。

  

第三,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在现代各国,最高法院通常处于司法体系的顶端和中央政府权力的一极,在政治体系和法治体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近年来,随着全国法院受理案件数量的持续增加,大量案件和信访问题涌入最高人民法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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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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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比较法研究》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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