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围绕包产到户的高层纷争(上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32 次 更新时间:2021-03-20 23: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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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凯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包产到户从初露端倪到全面确立经历了两次政策突破,第一次是从明文规定“不许包产到户”到允许特别贫困地区可以包产到户,第二次是明确规定包产到户可以由农民自主选择,不再限制在特定贫困地区。本文致力于全景式呈现第一次政策突破的决策过程,特别是重点展示高层发生的政策意见分歧,重新梳理邓小平谈话的背景和作用。本文认为,农村改革重大政策突破的实现,是因为出现了改革力量得以成长的政治空间。

  

   1981年7月18日,在中南海北区国务院第四会议室,副总理万里听取农口十余位正副部长的农村调查汇报。会议开了一整天,万里总结时说:“这三年多来,实际上是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是农业上大的拨乱反正。问题还未完全结束,斗争是比较激烈的。” 这次会议召开之际,政策包产到户已经实现第一次政策突破,第二次突破还在艰难僵持之中。

   这次会议有重要背景。3月2日和11日,万里先后主持农业部党组会和国家农委党组会,对农口部门提出批评,态度强硬且措辞严厉:“你们不和群众一道想办法,改善生活,发展生产,只是学大寨,大呼隆,只念大寨经,不调研,只搞穷过渡,是习惯性的。” “农民吃不饱,不见你们说个啥话;农民吃饱了,不见你们高兴。农民搞了包产到户,你们坐在楼上评头论脚,说破坏了社会主义。”“那是你们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农民不需要!” “农业部是左的路线政策的顽固堡垒。”万里还点名批评了有的部长。万里要求,农口领导干部“深入农村调查两个月,亲身感受一下,广大农民在想什么、在做什么。”“下去一看,就有生动活泼,朝气蓬勃的局面”。随后,国家农委组织有关农口各部140余人,其中部级干部20余位,分成15个调查组,从4月开始,深入农村两个月。6月中下旬,调查组回京,先在各部门总结。7月18日,万里听取部长们汇报。这次调研被称为中央农口的整风活动,是农口机关政策氛围转变的标志性事件。对此,现有卷轶浩繁的改革回忆文章鲜有提及,学界则不得而知。

   这次会议属于包产到户政策第二次突破,本文从这次会议开篇,意在通过万里谈话来表达包产到户政策风云的理论判断。本文所谓包产到户第1次政策突破的时间区间,起于1976年冬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止于1980年秋中央75号文件发布。

   一、主流政策思路

   1976年10月,华国锋开始主政,高度重视农业。此时中国农村尚有大约一点五亿人口不得温饱,逃荒要饭仍为寻常现象。当年12月,华国锋亲自提议并主持召开了规模空前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县委书记以上干部五千人参加,把农业学大寨和普及大寨县作为抓纲治国的根本举措。1977年11月,召开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提出了系列学大寨要求。1978年7月,又在山东、江苏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现场会。

   1978年春天,高层农村政策研究的头等大事是,为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草两个农业文件,即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和制定新的人民公社条例。那时候还没有国家农委,这个文件起草工作主要以农林部政策研究室为基本力量。高层领导认为,人民公社体制还要适用二十年,解决中国农业问题主要靠学大寨。这是文件起草的指导思想。

   1978年9月,因为“省委六条”政策的鼓舞,安徽一些地方出现包产到户。在11月中央工作会议间隙,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向华国锋汇报此事,华国锋默默无语,既没有表示反对,也没有点头允许。1979年2月6日,万里主持省委常委会,在经过激烈争论后,同意肥西县山南区作为省委的试点,但是“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中央领导层通过正式信息渠道了解到安徽等地出现包产到组甚至包产到户,是在1978年10月中旬。当时,主管农业的常务副总理纪登奎从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看到情况反映,找了农林部负责人谈话,要求派人前去调查。面对包产到户的出现,纪登奎似乎相当平淡,没有严厉批评,也没有支持,曾讲到包产到户能增产,别的方式也能增产。农林部随即派员到了安徽。1979年2月20日,华国锋在听取农委工作汇报时指出:应该注意总结发挥集体生产优越性的好经验、好典型,加以推广。随后,华国锋在农委报送的一篇人民日报社论“清样”空白处做出批示,批评一些农村出现抢农具牲畜、闹分队的现象,影响了集体经济巩固。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农业是设定主题。全会之后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国家农委以加强农业领导,分管农业的副总理王任重兼任主任。

   1979年3月14日,王任重写信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指出人民公社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决不能退回去,并要求人民日报配合宣传,批评和纠正已经出现的包产到组。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署名张浩的群众来信,并发表了长达五百字的“编者按”,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这个来信和编者按,后来被称为“张浩来信”事件。这是包产到户政策纠纷中的重大事件,事件引发了中央与地方的冲突。以万里为代表的地方包产到户支持者,显然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万里安抚基层干部不要被人民日报文章吓到,说:“报纸就好比公共汽车,你可以打票乘车,我也可以打票乘车,你可以写读者来信,我也可写读者来信。”“究竟哪种办法好,要秋后看结果,要由实践来检验嘛!如果到秋后老百姓没有饭吃,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还是找报社?报社是不会管饭吃的。要告诉老百姓,报纸上可以发表各种不同的读者来信,讲的是他个人的看法,我们不要受它的影响,该怎么干就怎么干!”1。3月20日晚上,副总理王任重用长途电话询问万里,万里没有辩论包产到户好处如何,而是说:不论何种责任制形式,不论好不好,现在是春耕大忙,农民正在种地,都不能变了,只能秋后再说。万里是利用了农业生产的自然特性,掩护了初露端倪的包产到户。

   1979年3月20日,华国锋在国家农委座谈会上的讲话2。在这个只有七个省的农委负责人、三个县的主要负责人的小型会议会上,华国锋在听取汇报和地方负责人发言后讲话。讲话持续两个小时,涉及农村问题诸多重要方面,是了解华国锋思想的重要资料。华国锋开始就强调农业工作的指导思想,即:农业要搞上去,主要靠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两个农业文件。作为主要领导人,这样说当然无可厚非。但是,这两个文件其实有内在冲突。文件之一的《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调动农民积极性,扩大生产队自主权。针对当时大呼隆、出工不出力、农民没有劳动积极性的普遍情况,文件鼓励社队建立生产责任制。但是,文件同时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文件之二是新的《人民公社条例》,这个条例意在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体制,在关于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的规定上,比1962年条例还“左”。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贯彻三中全会的文件精神,其实可以作方向相反的理解解释。关于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华国锋不同意包产到组,更不同意包产到户,但表达方式比较温和。他认为,分队、分组过小是不利的,分包到户更加不利。例外情况是,100来户的大生产队可以分组作业,山区居住很分散的几户人家可以到户。但是,华国锋强调这都是特殊情况。他不赞成联系产量计算报酬,认为生产过程的“某一段工作究竟影响多少产量难说”。他强调,生产队工分分值有高有低,这本身已经联系产量;生产队可以奖励,但是不可以奖励实物。华国锋批评宣传工作“提倡联系产量的办法太多了”,指示会议“文件只划点大杠子,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态度要明朗”。华国锋严格在人民公社框架之内讨论责任制问题,把责任制作为人民公社本身的经营管理问题,着眼于巩固人民公社制度。

   在这天的讲话中,华国锋谈到了关于深山区孤门独户是否包产到户的问题,说:“包产到户,大家不赞成,但是有些大山区孤门独户,那里有几块地,不能把人家赶下山来,造成浪费,可以包产到户,参加生产队分配,统一在集体经济里。但就大多数地方来说,不能包产到户”3。这个意思后来体现在这次会议纪要即中央31号文件中。据此,人们通常说这是为包产到户开了政策口子,也有人认为这要归于华国锋上的开明。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偏远山区单门独户搞包产到户能否算开政策口子,实际上是有不同看法的。连始终不赞成包产到户的王任重也指出这种做法过去就有。1980年1月,在国家农委内部会议上,王任重明确地说,独门独户包产到户,从来都是允许的,这是自然环境条件决定的,不是新的政策放宽。       1980年1月末,在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上,是华国锋主政期间关于农村问题的最后一次重要讲话。2月下旬,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没有专门讨论农业议题,但是对高层决策结构产生了历史性影响,或者说是高层决策机构的重大转折。这次会议成立了中央书记处,胡耀邦进入政治局常委并担任总书记,赵紫阳进入政治局常委并负责政府工作,万里成为书记处书记并分管农村工作。这次会议建立了新的高层权力架构,是高层决策核心的重要转折点。虽然4月下旬全国人大常委会才免去王任重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职务,任命万里为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国家农委主任。但是,3月上旬万里即正式接手领导农村工作,并于3月28日第一次来到国家农委与全体工作人员见面并听取汇报。

   从国家农委会议资料来看,王任重经常在会议上说到“华主席”的指示精神,万里到来之后,却不再提华国锋。显然,从1980年2月五中全会建立中央书记处之后,华国锋的政治权威明显下降。1979年下半年,王任重根据华国锋指示精神,部署农委开始筹备建立农民协会。1980年1月,王任重给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写信,建议成立全国性农民协会,并附有国家农委座谈会纪要。胡耀邦并没有将王任重的信呈报华国锋,而是请邓小平批示。3月22日,邓小平批示给万里,否定了农委建议。3月26日,万里办公室向农委传达了邓小平批示内容。此事显示,最迟在1980年3月,农村问题重大决策已经不经过华国锋。从有关会议资料来看,1980年2月之后,即在华国锋辞去主席之前一年多时间里,国家农委再也没有接到过来自华国锋的指示,也没有向华国锋请示过工作。这显示华国锋在最高决策层已经边缘化。

   二 、高层意见分歧初显

   在1980年1月之前,高层内部意见分歧并未明显显露。分歧显露是在这个月底国家农委召开的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上。

   从1979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张浩来信”,直到年末,包产到户的争论再也没有公开化。进入12月,国家农委开始规划来年工作重点。第一项是要在一月召开一个会议,会议主题是加强人民公社经营管理。此时的高层领导,政策思路的逻辑清晰而坚定,就是:人民公社体制是适合农村生产力水平的,解决中国农业的根本出路,是加强和提高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而不是包产到户。根据高层指示,国家农委开始研究如何改善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以作为克服包产到户的主要举措。新的重要办法,就是在人民公社管理机构中增设“经营管理站”,为经管站还专门配备了会计人员,增加了编制和经费。这是人们通常所说人民公社“七站八所”中 “经管站”的来历。

1979年12月18日,农委副主任杜润生主持会议,讨论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的准备情况,研究设立经管站有关政策问题。杜润生提出,1980年农业部门经费中,要有经管干部培训费,由农业部副部长李友九负责与财政部协商。接下来,李友九提出了包产到户问题,说:“包产到户,实际等于搞单干的,有多少比例,要查。”杜润生说:“紫阳建议,15%搞扩大自留地和包产到户,85%搞集体”。李友九说:“遇到单干的,要纠正”, “华主席在七省座谈会上,当时说包产到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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