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忠:中国史学的起源及早期发展考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0 次 更新时间:2021-03-08 07: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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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忠  

   摘要:中国历史学产生于公元前841年,即"共和行政"之际,与确切纪年的起始时间同步。实际上,在中国上古历法缺乏准确纪年方法的状况下,之所以会产生确切的连续纪年,就是得自官方连续性地记录史事。西周初期"殷鉴"的历史意识,是中国最早的理性思维方式,促使官方编存一些文书、文献,影响中国文化发展十分长远,但并未直接促成史学的产生。甲骨文、金文也与史学产生没有直接的关系,神话远离历史的真实,更不能成为史学兴起的源头。但史学产生之后,殷鉴意识下编存的文献如《尚书》,融入史学系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历史记录向下延续的同时,上古先人又从史学产生的原点向往古追溯,而对殷商之前的历史,只能通过修饰神话、传说的方式来构建,这自然形成如顾颉刚所云"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在远古时期,中国只有"神话的历史化",而不存在相反的现象。

   关键词:中国史学;起源与发展;殷鉴意识;神话历史化;

   作者简介:为廊坊师范学院特聘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中国史学于何时起源?这是中国史学史研究必当投入的探索,其学术价值不止于本专业的范围之内,而是对于整个历史学研究都有重要意义。中国上古史的研究,尤其不能缺少关于中国史学起源和早期发展问题的正确认知,因为伴随史学的产生和早期发展,上古史料、文献有个特殊的形成过程。今拟在本人已有探研的基础上,对中国史学产生的时间、机制、特点以及早期发展的状态,予以进一步地考析,并且初步研讨由此而导致的学术启示,以期学界予以关注、思考和商榷。

  

   一、历史学产生的社会条件

  

   中国史学究竟产生于何时?其起源机制是怎样的?史学界不乏有人顺便说上几句想法,但认真、深入思考与研究者却寥寥无几。迄今关于中国历史学的源起,概略而言有以下诸说。

   其一,认为史学起源于史官制度。这种看法的前提,是觉得中国上古政权即设有“史官”,有史官随后才有了历史记载,史学从而产生。如金毓黻即持此见解,他认为“吾国最古之史家,即为史官。盖史籍掌于史官,亦惟史官乃能通乎史学,故考古代之史学,应自史官始”。这里对于最早“史”官的理解,完全讹误,甚至相信所谓黄帝时期就设立史官的古老传说,充分表现出认识的局限性和偏颇的信古倾向。关于史学与史官的关系,我们后文还将论及。

   其二,认为远古传说、神话,是史学渊源,如谢保成等即持此说。但传说、神话都不是史学,如果说它是史学源头,那么要追问:传说或神话的内容后来是变成一个个零星的史料、还是整体地转化为史学?如果只是有些传说被当作史料吸收到史学体系,那么传说不成为史学发生的起因,史学就要另有渊源。如果说是整体性转化,那就必须讲清怎样发生这种转化。但持此论者思不及此,缺乏立足点。对此,我们后文也将辨析。

   其三,认为文字和历法是史学产生的条件,杨翼骧、仓修良有此论述,实为卓见。但有文字和历法就一定产生史学吗?假如不一定,那么还需要其他重要条件。因此,持此说也未能解决中国史学起源的问题。其他从甲骨文、金文的记事中寻求史学产生原因,不外是延续和引伸了将文字、文献为史学渊源的说法。

   上述探索者,都忽视了一个十分显著但却完全被忽略的疑问,即是否所有的民族、国家、地区都能够原发性地自己产生历史学?大量史实非常清楚地指向否定性答案,我们只要稍稍考察各个民族的文明起源历史,就可知远远不是每个上古民族都会独立形成自己的历史学。这说明史学在一个民族原发地产生,需要一些不可缺少的社会条件。

   其一,比较完备的文字和历法。文字产生并且用于记述史事,与口耳相传具有十分不同的意义,它能够使所包含的内容凝固下来,保持一定的面貌,避免口述往事那种不断流动、遗忘、添加而无踪迹可以核查的状态。历法也是史事记述能否完备的一个重要条件,没有确切时间的记载,无论其真实程度如何,价值都会大打折扣;即使单单从史料利用角度而言,也必须首先将其中关键的时间要素考订清楚,否则很难进行深入的研究。如果记事者没有写明确切时间的意识,记事文献缺乏完整的时间要素,则根本不能作为历史学产生的标志。因此,史学的诞生,只能在比较完备的文字和历法通行之后。我国上古文字和历算方法产生甚早,陕西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彩陶,就有一些刻划符号,疑似文字,但学术界尚有不同的判断和见解。而无可争议的是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显示出殷商已经有了相当完备和成熟的文字。至于历法,中国至迟在商朝业已具备,孔子曾主张“行夏之时”,所谓夏历,应当只是春秋时某些诸侯国施行的一种古历,战国时有讲述夏历的《夏小正》一书。在中国历法产生的详情方面,还有许多未考察清晰的问题,但殷商甲骨卜辞中以干支记日,以及记载月份,都已十分普遍,而在纪年上还存在较大的缺陷。当然,有了文字和历法,是否会自觉、充分地运用于记述史事,仍然具有不确定性。文字和历法是史学产生的重要条件,但不表明其一定会导致史学的产生。

   其二,社会运行机制上产生了对于准确历史记忆的客观需要,或社会大变动、大事件引起系统性描述和记载的冲动,促使人们对过去予以总结以及进行理性的思考。对社会大变动、大事件进行这种描述和记载、总结与思考之主体,可以是作为国家机构的官方,也可以是某些有知识、有能力的私家。在中国是官方首先执行了此项使命,在古希腊则是私家学者如希罗多德等首先获得成功。

   其三,在追忆往事而渐次形成文字撰述的早期阶段,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造成较普遍的自觉记史意识与记事求真的强劲理念,并且,此种理念得以立足于社会,历史学才能真正破土萌发,由可能性转化为现实。

   上述三个史学产生的社会条件,缺一不可。第一项文字和历法,在许多民族早期皆有具备;第二项条件的获得也机缘颇多,社会动荡和大的事件可以反复发生,引发记述、总结和思考,具有较多的几率;最关键的是第三条,如古埃及文明发展最早,但只有史料而无自身原生的史学。汤普森在《历史著作史》中指出:“埃及铭文的历史价值必须经常细心判断,因为诸法老往往把他们祖先的事迹,归到他们自己名下。他们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方法很简单,磨掉石柱或墙壁上已记载的事迹中那位英雄的名字,然后刻上自己的名字就行了;或者把别人的功绩记录抄刻在另一块石板或纪念物上,把过去完成那些功业的真正君主的名字改成他们自己的就行了。”这种行为,是中国古代最荒唐的皇帝也不可能做出的。由此可见,古埃及几乎没有记事需要真实的观念,缺此意识,即无法原发性地产生本民族的史学。恰好古希腊与上古的中国,早期的自觉记史意识与记史求真意识就十分强烈,因此世界上古原发性、持续发展的史学,只是两大支派,即东方中国传统史学与古希腊古罗马滥觞的西方史学,其他民族和地区的历史学,即或曾有萌发而终于不能持续,或者乃受外来文化影响而建立,为派生性的史学。

  

   二、“殷鉴”观念与文献编存

  

   上文我们论述了历史学产生的三个必要条件,适合于整个世界的范围。但各地区、各民族是否能够具备这三个社会条件的文化契机则各有不同,即同一地区和民族以何种方式满足史学产生的条件,也仍然具有或然性。中国上古发生的“殷鉴”这一政治历史观,就曾切近于史学的产生,但终因未满足上述三个必备条件,因而擦肩而过。但中国史学以另一途径萌发之后,“殷鉴”意识及其引起的文献编存,则在史学的发展和巩固中起到特别重大的作用。因此,对此问题需要予以详尽的分析。

   1.殷鉴观念的产生。殷商晚期,位于西部的周国力量逐步增进,许多弱小部族、方国向周靠拢。造成这种结果,乃是殷商长期施行残暴的战争,而且大量捕捉外族人员用于人殉、人祭,血腥恐怖,因而为渊驱鱼。周国到周武王时,毅然起兵征伐殷商封王,经著名的“牧野之战”,占领殷商的中心统治地区。一个强大、凶残的“大邑”就此轰然垮台,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震荡。

   但是,周灭殷商之后,周仍然面临着殷人的反抗,这一切引发了周初主要统治人物的忧思:殷商为何败亡?周政权如何巩固、如何避免重蹈殷商的覆辙?于是形成了明晰的“宜鉴于殷,骏命不易”观念,意思是:以殷商的覆灭为鉴戒,则知“天命”之难保,即从历史思考而重新认识天命。这种思考得到反复的强调与深化,例如,《诗经·大雅·荡》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尚书·召诰》言:“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即将夏、商兴亡的历史引为借鉴。“殷鉴”是周初统治者提出的概念,表达了对历史的思索与总结,就是要以前朝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作为行政的借鉴与警惕,这是前所未有的思维方式。

   中国上古至殷商,还弥漫着浓重的宗教迷信观念,殷墟的卜辞,则反映出凡事均须占卜以定可否,说明当时整个社会缺乏思维、审断的自觉意识,尚不具备真正进行理性思维的条件。文化发展的成就主要呈现在与农业生产、日常生活直接相关联的气象、历法、冶炼及直接观察的天文星象等方面,却缺乏诸如古希腊那样灿烂的学术遗产。在中国上古,理性思维要冲破迷信罗网的禁锢,只能等待机缘、另辟蹊径。这机缘就是殷周之际的政权变革,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是巨大的历史拐点;这蹊径就是首先从历史思考上打开局面,其理念的概括就是“殷鉴”。“殷鉴”的提出,就是中国上古开拓出的一条理性思维的大道,天命转移的观念、“敬德”以修人事的观念、保民的观念,随即形成。这种思考把历史认识与政治文化结成密不可分的联系,积淀为凡事从以往历史中寻求根据、经验与教训的思想模式,深化到天命与人事的关系、民众的作用以及施政措施、政治原则等问题,形成了在天命论外壳内具有理性精神的政治历史观。因此,在中国政治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中,都应当重视“殷鉴”观念的产生及其影响,将之作为中国文化面貌形成独有特色的源头之一。

   2.“殷鉴”导致的政治文献编存。“殷鉴”的思考,基本上属于一种从政治需要出发的历史意识,与真正的史学意识还隔着一道墙壁。最初,“殷鉴”的历史认识,还只是从亲身经历与口耳相传的史事直接汲取借鉴,凭借的基础是一些历史的记忆,而且记忆之中掺杂有误记、夸张及臆想,但都认作是以往有过的事情。因此对殷鉴叙说内容的认定,还是以政治需要为第一。但政治需要第一的历史意识,并不妨碍、而且推动了对官方文书的保存与编汇,这应当是从西周初期主要掌权人周公旦开始的。现存《尚书》之内,有西周初年的公文文书,如《大诰》《康诰》《酒诰》《梓材》《洛诰》等篇,其中多为周公旦所拟定,因此这类文献最早编存者,必当也是周公旦。与此同时,西周之初也为先前政权编汇了一些文献,例如:《盘庚》篇叙述商王盘庚号令迁移驻地的讲话,其中显示出殷商时期的政治文化内容,学界多认为是西周整编过的殷商文献。我们认为,殷商时期似不大可能出现如此的长篇大论,应是西周时期据殷商简略的记载而有意添加补充,加力渲染殷商君主曾经迫使殷人迁徙的情节,以配合西周统治者强制殷民迁徙的号令。可见西周时期所编存的官方文献,无论是前朝抑或当下,其宗旨同一,皆属政治行为,尚缺乏史学观念。这种意识因袭很久,但未得升级到史学层面,至战国时期才初呈改变的迹象。

这些编存的文献,不仅仅散存于国家秘府,还应编辑成一个系列,统称之为“书”。由周公携带到其封国鲁国,逐渐传播于各个诸侯国,因此,《国语》《左传》都记有许多诸侯国人士论事时都曾引述“书曰”。例如:《左传》僖公五年记述虞国宫之奇引《周书》“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向国君进言;《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追述了晋国臼季进言晋文公时引《康诰》之文荐举人才;《左传》成公十六年晋、楚会战,范文子于阵前引《周书》“惟命不于常”语训诫对方。如此等等,尚有多处,表明春秋时期《尚书》即已在各诸侯国传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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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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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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