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以来，特别是“5·17”重要讲话发表后，广大史学工作者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论述精神，在许多领域都取得能够代表新时代中国历史学成就的重要成果，较为显著地体现中国特色历史学体系的继承性和民族性、原创性和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举行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因此，总书记明确要求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关于为何以及如何突出中国特色，习近平总书记于2021年3月22日在福建考察时，将之凝练为意味深长的两句话——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些判断对于积极探索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既清楚点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不足，又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明确的任务要求，指明努力方向。
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历史学是习近平总书记格外重视的一门学科。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2016年，他又指出，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2019年，总书记亲自擘画成立中国历史研究院，希望全国历史研究工作者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不可否认，一段时间里，中国历史学曾出现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和倾向。首先，马克思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一度被弱化。总书记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的状况，同样存在于历史领域。在一段时间里，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典被束之高阁，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科学性缺少充分阐发，以至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根本性质、中国革命的合法性等根本性论断，都成了需要费力解释的问题。其次，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和思潮的传入，也对中国历史学产生影响。包括诸多史学流派在内的西方理论思潮，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国史学界拓宽研究视野，但也有不少打着“语言转向”、“文化转向”旗号的流派，出现许多表面上花样翻新、实质上脱离现实关怀的研究取向，客观上助长以解构乃至颠覆主流认识为旨归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最后，日趋细碎的学科建制化，某种程度上造成史学研究领域窄化。直至当下，历史研究在许多细小方向愈发精深的同时，整体却呈现碎片化加剧的趋势，不同领域之间越发隔膜，一方面背离历史学“述往思来”、“通古博今”的初心，另一方面削弱历史学服务国家和社会的经世致用功能。
新时代以来，特别是“5·17”重要讲话发表后，广大史学工作者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论述精神，紧紧围绕着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阐释和弘扬“中国特色”为基本导向，发挥历史学经世致用功能，在许多领域都取得能够代表新时代中国史学成就的重要成果，较为显著地体现中国特色历史学体系的继承性和民族性、原创性和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
首先，一批弘扬传统、夯实基础的史学成果，深入阐释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历史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即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既是关于中华文明何以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的科学论断，更是认识和把握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发展进程的核心线索。要准确理解和把握这一论断的科学性、这一核心线索的有效性，从实证史学维度出发，根据中国历史进程的实践逻辑来进行深刻阐释，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以近年来推出的《（新编）中国通史纲要》《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等著作为代表，史学工作者正是沿着这一方向，通过追踪“中国”这一概念的流变来认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通过揭示中国历代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变革来认识中华文明的创新性，通过考察“中华民族”和“大一统”等理念及其历史实践的演变来认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通过探讨“多元一体”历史格局的形成来认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通过重新审视宗藩体制和朝贡体制的历史作用来认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凡此种种，不仅强烈冲击基于欧洲视角的文明史书写，为书写一部新的中华文明史奠定坚实基础，更为重新审视世界文明史提供新的维度。而由此展开的中国文明史与世界文明史的比较和分析，既有力彰显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价值，也展现中华文明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启迪意义。
其次，一批融会贯通、与时俱进的史学成果，突出反映中国史学在“两个结合”指导下的自主性新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史学界在充分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全面探究这一结合的历史过程，有力推动了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科建设，深入推进了党史、国史和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国历史研究院新近推出的《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彻底破除欧洲中心论笼罩下的二战史叙事框架，在确立中国东方主战场地位的同时，重构符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实际进程的历史观。基于前述研究，新时代中国史学不但能够清楚解释传统中国何以长期陷入“王朝周期率”的问题，而且进一步阐明资产阶级领导下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何以不能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问题，更有力回答了为何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救中国，才能成功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才能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不可逆转到势不可挡。
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史学工作者通过系统检视两者从彼此契合到互相成就的历史演变进程，深入反思如何避免陷入教条主义的窠臼以及如何真正养成一种“活”的唯物史观眼光。《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底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换》等著作指出，只有充分运用“活”的唯物史观，才能全面、客观、准确地认识历史中国走向当代中国的变革之路，以及历史中国留下的宝贵历史遗产；只有充分运用“活”的唯物史观，才能深刻总结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成功历史经验，才能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实质；只有充分运用“活”的唯物史观，才能准确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深刻内涵——既包含着世界现代化运动的一般特性，更具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而来的深厚历史底蕴和自身特性。
再次，一批立足本位、博约专精的史学成果，显著体现新时代中国史学特有的时代责任感和使命感。当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党和国家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规划，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焦点问题。厘清这些重大战略规划和焦点问题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特定历史脉络，充分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相关历史经验，有赖于历史学界发挥专业特长、提供智力支持。同时，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认识和总结我国从历史到当下的发展道路、近二三百年来世界体系的演变进程，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路出发，领会和把握这场伟大变革的深远意义，是新时代中国史学当仁不让的重大任务。
历史研究绝不是仅仅面对过去的学问，更不是株守在象牙塔里的学问，新时代中国史学的显著特征，就是更加密切关注社会现实，从历史政治学和历史社会学角度出发，阐明国家重大战略规划和重大问题的历史渊源，阐发国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应具备的历史主动。《中国历代治理体系研究》《清代国家统一史》《中国环境通史》等史学成果表明，在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统一的问题上，历史研究深化了关于近百年乃至更长时间以来边疆、民族和宗教问题的研究，努力揭示这些问题蕴含的巨大历史规定性；在事关灾害治理体系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上，中国具有世界上最悠久的关于灾害的连续性文字记录，也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抗灾减灾知识，更有以天人合一为旨归、关于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思想和实践，都是中华文明较其他文明更具生命力的一大关键所在。对这些方面的历史进行研究，对于当代美丽中国建设有不容忽视的启示意义。而在关系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和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问题上，学界大力开展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和陆上、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的研究，可谓从历史走进现实的突出表现。
最后，一批直面科技改革、打破学科壁垒的史学成果，有力展现新时代中国史学的进取精神和值得期盼的前景。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人类知识载体与传播出现一场“信息革命”。身处时代洪流的人文学科自然无法置身事外，数字技术与人文学科相结合的“数字人文”应运而生，史学亦成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史领域内开展数字史学研究的一些大型基础设施已大体搭建起来，如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开放资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承办的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无论规模还是质量，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在历史数据库建设的基础上，人工智能（AI）与史学的互动也正在逐步展开。时至今日，随着大语言模型、深度学习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已经在史学领域内得到相当多的应用。以“吾与点”智能数据平台为代表的数智成果表明，运用AI技术进行古籍整理，以及对家谱和民间文书甚至外文历史文献进行文字识别、翻译和信息解析，完全可以为史学研究者所应用，提高研究工作的效率。人工智能对史学的影响绝不限于文献工作，还可以迈向更加广泛的领域。近年来在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等领域，都出现成功运用AI技术开展研究实践的例子，产生了积极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物和考古领域，应用人工智能进行甲骨等文物的缀合与修复、刻符的复原与辨认等工作，都取得令人惊喜的成效。
新时代中国史学建设取得上述成绩，是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上大力改革创新的结果。当今的历史研究具备了更为贯通的学术视野，以跨学科思维打破过去因学科分野造成的封闭圈子。这不仅在历史学内部破除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等一级学科的藩篱，更是大力促成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门类乃至自然科学门类之间的交流与融通，从而培养出一批具备跨学科素养的史学人才，开展一系列具有学科交叉特点的专史研究。历史研究在大力弘扬史学优秀传统的同时，也紧跟科技引领的时代潮流，实现方法创新。以“四把钥匙”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功夫，称得上是历史学的专业硬实力，理应发扬光大。而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当下，积极推动数智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运用，也是历史学推陈出新的必要路径。总之，以“5·17”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的新时代中国史学，正在以构建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为奋斗目标扎实前进，必将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作出应有贡献。
作者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