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理论思维，对于任何学术工作、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都具有不可或缺的必要性。而史学史研究关注的是历史学自古及今产生和发展的全景与全过程，尤其需要以理论思维进行概括和总结。无论是探讨宏观问题还是微观问题，无论是进行史学评论还是史实考据，这都是取得突破性成果的首要理路。
理论思维，对于任何学术工作、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都具有不可或缺的必要性。而史学史研究关注的是历史学自古及今产生和发展的全景与全过程，这尤其需要以理论思维进行概括和总结。对于历史学发展中的一些关节点，不仅必须发扬传统的、一般的历史考证方法，而且还应当掌握辩证考析的思路和方法，如此方能破解难点，开拓视野，深化研究。
关于学术性的理论思维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在这里，我们重点讨论历史学学术性的理论思维。为此，我们首先应当对学术的特点、性质有一个清晰的阐释。
学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认识水平高度发展后产生的。当各种具有系统性的见解以成熟的概念进行思辨、传习以及用文字记载下来，就形成为早期的学术。实际上，学术事业一经产生，即使某种学术与某种社会利益密切关联，也是以阐发其主张之确当性的逻辑思维方式出现的，显示为一种理性的自觉和自立精神。而自觉地追求和阐明理念的创新、正确与合理，尽力摆脱盲从与狭隘功利性的桎梏，以求真、求是为宗旨，是学术精神中最具特色和最可贵的要素。
学术性的理论思维，乃是人们针对各种专门问题所作出的以追求认识正确性与深刻性为目标的研讨过程及其成果。它以较为系统的理性见解实现于社会。人类的所有重要行为的是非、得失以及人们的价值观，或早或迟都将在学术研讨中审视和判断。学术性审断是持续和发展的，不容易最终定论，而对比于其他非学术性审断，则带有最终审断的价值。
当前，史学研究者尤其需要重视理论思维的锻炼。因为当今的学界，史料资源状况已经大大改观，历史资料与历史文献的电子资源、网络资源相当丰富，而且还在扩展之中。这种局面发展的结果，致使学者想要取得出类拔萃的成果，如果还是像以往那样拼史料，将越来越显不出优势。学术创新更多的是要靠学识，靠理论思维的能力。
中国史学史的学科理论
作为中国史学史的研习者，如果自觉地运用理论思维，首先应当思考本专业的学科理论，即探索史学史是怎样的学科，其学术地位如何，中国史学史的学术任务和研究内容有哪些，诸如此类的理论性问题，如果全然不假思索，实际上就是或多或少缺乏理论思维的表现。
作为一种学术门类，史学史是研究历史学发生、发展历史，各个时期史学活动状况及其与各种社会因素相互关系的学科。它有清理史学遗产、阐明史学演进过程、揭示史学发展规律等任务。中国史学史就是把历史学演进的范围大体规定在中国的范围之内，清理我们自古以来的史学遗产，阐明中国史学的演进过程，并揭示中国史学发展的特有规律。除了三大任务之外，其研究内容也必须明了，这里仅简单罗列：
（1）历史观，是对历史的概括性看法。对史学的发展极有影响的历史观，如中国古代的“五德终始论”“正统论”等，以及重要史家的历史观，均可作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内容之一。（2）史学思想，是对历史学本身的一种认识，涉及历史学的性质、功能、治史目的以及与此相关的方法论问题。在史学史上，各种史学思想也有一个从零星的、个别的认识到逐步完善化、系统化的发展过程，而史学思想一经形成体系，即成为一种史学理论。（3）历史编纂学，是关于编纂历史著述的具体方式、方法的学问。它所解决的是史书如何更好地表现客观历史内容的技能问题，这既涉及史书的编写形式，又涉及史书的内容取裁和文字技巧，如史料的整理、鉴别和筛选，史书的结构安排，史文的斟酌修饰等。（4）官方修史及其相关的制度与举措，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史学现象。（5）史家的史学活动，构成了史学史的发展过程，是史学史必须研究的内容。而史家的史学活动，乃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历史观、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等内容具体、生动、活化的体现。（6）史学评论，就是对历史著述进行诸如材料真伪、结构优劣、成就高低、影响大小等方面的判断和论证。（7）史学与其他社会因素的联系和相互影响，应是史学史研究所关注的内容。史学史研究应当汲取哲学史、思想史以及历史学各门专业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同时也以自己的成果来审视其他关联学科的观点。（8）史学发展的社会运行机制，涉及史学怎样才能在社会中产生、存在和运行，运行方式是什么，这种运行状况给史学的发展方向带来怎样的影响等深层次问题。
在中国史学史的学科建设中，学术任务与研究内容这两层结构，是其学术体系的基本体现。真正理解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和内容，就会具备清晰的思路和目标，并转化成为一套得力的研究方法。
史学评论和审视中的逻辑判断
历史研究离不开逻辑方法，历史考据也好，历史理论的概括也好，都一定会运用逻辑思考方法，同时也受逻辑规范的制约。从史料的解析、史实的考订到历史问题的推理和概括，都不能随意做出违反逻辑性的结论。较好地掌握逻辑性规范，不仅可以在学术研究中自律，更可以用来判断学界他人议论的正误、是非。
例如，王国维成名论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以及《续考》，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对于“王亥”的考订。他发现殷商卜辞记述对于“亥”的祭祀，“乃祭礼之最隆者，必为商之先王先公无疑”，并且因《山海经》一书有关于“亥”的神奇叙述，即认定：“夫《山海经》一书……其事虽未必尽然，而其人则确非虚构，可知古代传说存于周秦之间者，非绝无根据也。”这里隐含严重的逻辑谬误。王国维的逻辑，是卜辞中多有殷商祭祀先公先王的记载，其中“亥”的地位十分显眼，而《山海经》也有“亥”的故事，于是《山海经》的内容就“非绝无根据也”。细加分析，王国维实际在逻辑中偷偷加入了一个前提，即卜辞中的殷商先公先王，全部都是绝对真实的历史人物，由此才能得出他的结论。我们试将思路倒过来推论，前提是认定《山海经》是充满荒唐神话的书籍，绝非真实历史记述，而甲骨文卜辞中居然也存在《山海经》所说的“亥”，那么卜辞中所祭祀的所谓先公先王，也会存在荒唐不实之说。两种思路所设定的前提不同，那么，哪一思路在逻辑上占据优势呢？
两者相比较，王国维坚信的甲骨文卜辞绝对可信之观念，是没有证据的，而《山海经》的内容，则一看就知道是神魔鬼怪之说，所以我所设定的逻辑前提，要优于王国维的思路。那么，殷商甲骨文卜辞中祭祀的“亥”，究竟是不是真的历史人物？郭沫若早就做出了天才的考析，他的《释支干》一文，约45?000字，文内利用甲骨文、金文和多国文字为论据，且引用大量图片、符号，显示出其知识的渊博与学识的精深。他破天荒地指出：十二个地支的岁阴读法如摄提格（寅）、单阏（卯）、大渊献（亥）、赤奋若（丑）等等，乃外来语音译，以读音结合甲骨文、金文等字形与释义，与西亚的古巴比伦、古斯美尔等语言对十二星座的读音一一对应，这不是个别读音的近似，而是整个语言、语意和文字的系统性吻合。“亥”（大渊献）乃为巴比伦、希腊古来传扬十二星座之说中的射手座，因此殷商所祭祀的先王亥，乃是天上星神而已。郭沫若的这一考订，等于打断了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论述体系的脊梁骨，表明王氏考证的殷商世系仅仅是祭祀中的世系，不完全等于历史上真正存在的祖宗世系，殷商统治者为凑足其政权轮回祭祀的体系，往往拉上几个神祇或怪物充当祖宗。
逻辑方法中值得注意和经常显现的，是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思维方式。形式逻辑固然是分析问题的有力工具，但有着较大的局限性，那就是与形而上学思想方法有关联，往往用孤立、静止、绝对化和割裂整体的眼光观察问题。辩证思维吸收和包括了形式逻辑的优点，同时能够从事物的整体系统上考察，又予以分层次地对比分析，特别重视对事物的内在矛盾深入分析，以发展的眼光进行判断，比形式逻辑有更大的视野、更大的维度，且越是面对复杂和大范围的问题，越能显示出优长之处。我们治学，既需要掌握形式逻辑，也力求运用辩证逻辑，如此才能在理论研究和历史考证上都取得新的学术突破。以下将着重讨论将辩证逻辑运用到历史考据中的问题。
历史学研究的辩证考析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创立之后，辩证思维达到科学的层次，“辩证逻辑”已经具备严整的思维结构。辩证逻辑的规则有：第一，必须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一切，深入分析事物的内在矛盾，揭示其本质和发展演化的动因；第二，要在整体的普遍联系中做出考察，层层剖析，既要求全面性又要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第三，在做出推理与判断的进程中，不脱离已有的和现实的社会实践。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相反，它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
辩证逻辑建立在唯物辩证法的原理之上，在理论思维、理论研究中的作用极为巨大，这一点人所共知，但除此之外，辩证逻辑也是历史史实考证中的利器。以辩证逻辑运用于历史考证，可以打破形式逻辑的局限，从事物的发展变化与整体的史料关联中，发掘出隐含的证据，这种证据都是具有整体性质的证据，坚实确切，可以取得形式逻辑方法不可能达到的学术突破。以下我们结合实例加以阐释：
例一为考述东晋时期的著名史家孙盛的史学活动。孙盛撰有《魏氏春秋》《晋阳秋》《异同评》《魏世谱》《蜀世谱》等史著，可惜都已佚失，仅在《三国志注》等文籍中有所引录，材料支离，难窥全貌。我们所能了解的是：《魏氏春秋》《晋阳秋》是时间接续的两部编年体史著，前者20卷，以曹魏为中心记述三国时期历史，后者32卷，记述西晋、东晋直至孙盛逝世前几年的历史。《异同评》8卷，又称《魏氏春秋异同评》，是考辨史籍记载资料的异同，虽独立成书，目的仍为撰著《魏氏春秋》判定取舍。《魏世谱》《蜀世谱》记述了两国君主宗室、主要大臣将领的事迹和家世后裔，兼涉及军政形势，而其内容一直延续至晋代。
将这几种史著整体性综合探研，可以发现孙盛撰著编年史的全盘规划，即编撰通贯三国至东晋的编年史，以《魏世谱》《蜀世谱》的编辑来梳理资料，以《异同评》考订歧异的记载，形成编年史为主体和多种附属的撰著。可以说，孙盛是最早具备编撰通贯性编年史并且有周密规划的史家，其中《异同评》创举了史料考异方法，早于司马光700多年。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的规划及撰写《资治通鉴考异》作为附属著述，都来自孙盛修史活动的启示。
这个事例表明，按照辩证逻辑，将资料联系起来作整体的研究，是理清历史真相的重要思路。
例二为考析中国古代史学正式产生的时间。开始用编年体方式记录历史，标志中国上古从具有历史意识向具备史学意识的跨越，应当视为史学活动得以巩固和发展之枢机，亦即中国历史学的产生。
周宣王之前，“国人暴动”、周厉王奔逃是西周政权经历的一次重大的政治危机，造成一个“共和行政”的特殊时期。中国上古自殷商时代就具有比较好的记月份、记日期的方法，但纪年方法则有严重缺陷。甲骨文、金文中多有缺少纪年之件，若有纪年，也只是时王在位的年数，而在位的君主又缺乏特定的称谓，谨以“维王”若干年来表示，造成许多青铜铭文的时代难以判断。
这种不完善纪年方式的缺陷，自然难以形成准确和连续的历史纪年体系。中国历史上具备确切的连续性纪年，是从公元前841年开始的，这正是“共和行政”的元年。在当时历法不完善的条件下，只有连续按时间顺序记事，才能为确切的连续纪年体系的产生提供便捷条件。按时间顺序连续地记载史事，也即官方编年体历史记载的产生。“共和行政”的掌权者，很清楚其执政仅仅是个过渡时期，于是要随时记载史事以备查究，这催化了连续性记事和形成连续性纪年的开始。周宣王执政后，延续了共和行政时期的按时间顺序记录史事的制度。《国语》中对周宣王的记事，特别是负面的记事，也具有确切的时间，应当来源于编年体的当时记录。
有意识地按时间顺序记载史事，不论内容怎样简单，在史学史上都比口头讲述往事、比《尚书》保存公文文书的行为有更为重要的史学意义。自觉地、连续地记述历史进而体制化，记录历史的史学意识便得到了社会性的承认，并且自然形成对于历史记述在时间上向前追述和向后延续的持续性。因此，中国史学的诞生，要以官方编年体历史记录体制建立为标志。
以上史学史研究的实例，都是以辩证思维驾驭史料，解决了历史考证中相当困难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姑且将这种方法称之为辩证考析。辩证思维介入历史考据，并非以理论替代史料的搜集和剖析，恰恰相反，对于史料，既重视具体条目又重视史料组合性的整体意义，方能揭示整体史料所隐含的内容与启示。这实际是更深入、更精细地剖析和运用了史料，而且是理论与史料的深层次结合，已经在学术档次上高于传统的考据方法。
综上所述，中国史学史研究是与史学理论研究密切联系和相辅相成的学术科目，因此，注重理论性的辩证思维尤其至关重要，无论是探讨宏观问题还是微观问题，无论是进行史学评论还是史实考据，都是取得突破性成果的首要理路。
乔治忠，廊坊师范学院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摘自：《历史教学问题》202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