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的问题生成，源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知识生产与体系建构理路，与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现实机理相统一。该命题强调以史家主体性为核心，构建“一主多辅”协同机制，通过“做有思想穿透力的史学研究”，实现“推出史学精品力作”的目标。“有思想”是内核，体现研究的主体性、反思性与哲理性；“穿透力”是品质标志，彰显成果的内在规定性与社会张力。这一命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学理结晶与原创性话语表达，指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成长道路，确立新时代史学研究新范式，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推动新时代中国史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理论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
【关键词】历史研究 思想穿透力 精品力作 中国史学
【中图分类号】K092/B03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张艳国，华中师范大学博雅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历史研究院张艳国工作室首席专家。研究方向为唯物史观与历史政治理论、中国政治文化史，主要著作有《史学理论：唯物史观的视域和尺度》《〈论语〉智慧赏析》《破与立的文化激流——五四时期孔子及其学说历史命运》《汉口银行公会与地方社会研究（1920—1938）》等。
引言
历史研究者既是历史的探索者，又是历史的追寻人。探索历史，是探求历史的奥秘；追寻历史，是追求历史的真知。与任何其他科学研究一样，历史研究是一种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认识活动。在整个历史研究中，研究者的选题方向、研究方法等体现着学术研究的主体性；研究者基于自己的学术研究理念和方法，形成历史思想或史学思想，体现为研究者的主体精神，两者在史学研究活动中紧密相连、融为一体。在历史研究领域，学术界反对“碎片化”研究与“堆砌史料”，读者喜欢有思想、有启示的历史研究论著，充分反映“有思想的历史研究”与“有历史的思想表达”相统一的时代呼声和文化诉求。因此，历史研究立足史实，追寻历史，求真求是，“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既有学术价值，更具时代意义。
“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1]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科学重要论述中具有学理性内涵的重大命题，指向中国历史研究的目标导向和内涵品质。其问题的生成，即研究的问题意识，可以从两个维度加以考察：一是唯物史观关于知识生产与知识体系建构的学术理路，二是当代中国重视历史学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机理。前者属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原理中的问题意识，体现经典性、理论性的学术特点；后者属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生成，具有应用性、当代性的时代特色。二者共同构成问题指向明确、目标导向精准、内涵丰富深刻、逻辑严密完整的思想整体，揭示研究的主体性、工作对象的客观性、历史研究的学术规律性，以及与人的目的性相统一的内在品质，体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脉相承、体用贯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立足此问题意识，深化本命题研究，具有定方向、顺思路、明内涵、知路径的深远意义和重要价值。
推出史学精品力作的理论内核与实践价值
“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这一命题，源于对人类历史、世界历史、中华民族史，以及中国历史的深刻反思与系统探究，凝聚着鲜明的问题意识。其内涵丰富、逻辑严密、思想深厚，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真理光芒，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这一命题科学阐明历史研究应有的存在形态与精神品格，为历史研究主体深化历史认知、凝练历史思想、把握研究主动、坚定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注入强大动力。其不仅对奋力书写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高质量发展的精彩答卷，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同时既是主旨宏大的历史哲学命题，也是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要求，对于史学家成长、史学研究新范式构建，以及推动史学研究更好服务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
凝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学理结晶与原创性话语表达。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历史研究主体开展高质量历史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引，但对相关问题的理论凝练尚待深化。因此，“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成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创造性运用和发展的学理性、原创性话语表达，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高度与新境界。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域下，恩格斯在科学史上建构起人与自然关系的知识体系发展坐标，他精辟地揭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它是检验一切哲学解释的“逻辑结构的工具”；并要求人们“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2]从而确立“从历史出发”的科学研究方法。习近平总书记针对这一根本问题提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3]这是立足科学精神的人文回答，彰显着历史主义的深邃科学情怀。在“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的时代命题下，“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既是对“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的深化拓展，更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原理在新时代的创新运用。二者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范畴、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体系，以及当代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具有相互支撑、彼此呼应的学术意义与理论价值。
指明史学研究者成长为学贯中西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必由之路与学术境界。从初入史坛到成为某一专题、领域或专门史研究的行家里手，再到淬炼为学养深厚、思想深邃的历史学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此乃当代中国一切担使命、负责任、有追求的史学研究者共同的成长轨迹。立志献身于“生人之急务”“国家之要道”[4]的历史研究事业，成为“独寻真知启后人”[5]的思想家型历史学家，善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指导，在史学学科体系规范下出思想、推力作、留精品，尤为艰难。就个人发展与国家、民族、社会对史学人才的期待而言，二者需要实现彼此契合、相互成就。所谓“契合”者，乃个人志趣、职业志向与国家、民族和社会的精神文化需求相统一；所谓“成就”者，既是自我实现的高度，亦为满足国家、民族和社会对史学家需求的程度。古人云，“千军易得，一将难求”；[6]又云，“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7]从研究者到专门家，再成为历史学家，既是历史研究者的进阶之路，亦是史学界一切有志者、有为者的成长道路。欲成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更须树立世界眼光、涵养中国情怀，贯通中西学术，推动多学科融合，方能臻于博大精深、思想精湛之境。
确立新时代史学研究的新规范、新范式和新要求。研究范式是一切科学活动的根本依凭。一般来说，史学研究大体呈现三个层面的研究样态，各为不同的学术范式所规定。一是史料整理形态的梳理研究，此乃深入严谨史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8]二是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专题研究，这类研究兼具思想启发与史识内涵。[9]所得史识既可升华为历史哲学之有用素材，亦是揭示历史真谛的可靠资料。三是富有思想深度、厚度和力度之史学研究，核心目标是“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此中之关键，在于兼具“思想穿透力”与“精品力作”——思想穿透力是其内涵体现与规范要求，精品力作则是显性的劳动成果与思想结晶。这一核心要义，正是史学研究的新范式和新要求。“范式”即格律与遵循，“要求”即希望与期许。循此规范开展“有思想”之史学研究，产出更多精品力作，亦将成为学术常态。
昭示新时代史学繁荣发展的通途大路和光明前景。促进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固然需要诸多条件——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高素质的研究队伍、健全的学术组织与体系、畅通的学术交流渠道、良好的研究环境与人才生态，以及相应的物质条件支撑等，但就其内涵规定性与本质体现性而言，“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乃是最重要、最根本的标志。研究成果的思想穿透力与学术影响力，归根结底取决于研究者劳动成果的质量本身。衡量史学事业繁荣发展的根本标尺，在于是否涌现最具权威性、思想性与引领性的史学家，以及他们所创造的彰显学术水准的“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倘若能涌现成千上万如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胡绳等优秀的史学家，且精品力作精彩纷呈，中国史学必将迎来长足繁荣。
聚力“一主多辅”：精品力作的生成路径
人是社会历史过程的主体，史学工作者是历史研究的主体。历史研究主要是史学工作者对社会历史过程主体的研究，即在今人与古人之间形成“对话与理解”式的思想互动，[10]揭示历史发展的主观动机和前进方向，赋予历史以“真精神”“活思想”，中国古代史家谓之“义理”。[11]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曾言，历史研究必须切合历史真实，并体现研究主体的思想，“固非空言著述”，“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如果“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12]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革命先驱李大钊主张研究“活的历史”，倡导“有思想的历史研究”，他在经典名著《史学要论》中指出：“历史这样东西……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他不是些陈编，不是些故纸，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东西，不是印成呆板的东西。我们所研究的，应该是活的历史，不是死的历史；活的历史，只能在人的生活里去得，不能在故纸堆里去寻。”[1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郭沫若在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分析认为，伴随新政权建立带来的史学研究新变化，从史学家的思想观念、研究作风等主体要素进行总结，号召研究者“继续不断地付出最大的努力来推进历史研究工作和国家建设事业”。[14]这说明史家主体意识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必备条件。由此可见，“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这一命题的第一个关键词是“推出”，这就决定其具有前提性、条件性和必要性。“推出”是主体承担者从事职业工作的必备能力与要求。“推出”的主体是身处各个时代的历史研究者，特别是那些被誉为历史学家的专业人士。他们能够肩负起推出史学精品力作的重任，在研究中体现思想性、发挥穿透力，这就需要凸显史家主体意识，在思想中充分发挥理论思维的灵魂作用，[15]将思想张力和真理光芒转化为感化人、教育人、启发人和成就人，并有益于民族命运、国家前途和人民福祉的强大精神力量。
“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的立足点在于，笃定、踏实、有追求地“做”，这亦可表述为“做有思想穿透力的史学研究”。“做”是蕴含思想内涵、职业理想的劳动过程，史学研究是一项繁重而复杂的体力与脑力劳动，表现为艰辛的求真、求知与求新过程。这一过程遵循科学研究的内在规定、符合科研规律的突出特点，依赖研究主体的脑力劳动与主观努力：主要依托主体精神开展理论思维，实现人文情怀与科学精神高度统一、深入历史与观照现实有机结合、靠史料说话与以道理服人深度融合，以及历史学者职业责任与社会责任高度契合。历史研究者唯有扎根实践、投身实践，才能将历史思想与时代精神紧密结合，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从过程性逻辑来看，“做”与“推出”是过程与目标前后贯通、动机与行为相因相袭的紧密联系体。“做有思想穿透力的史学研究”是“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的基础与前提，后者则是前者的结果与归宿。前者为实践基础，后者为根本要求。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构成紧密联系、相互支撑的良性互动过程。对于当代史学研究工作者而言，关键在于明确“做”的努力方向与实际行动，坚持围绕“精品力作”的目标导向，坚定“做有思想穿透力”的史学研究，铆足干劲“做有学术追求的科研”，在史学研究过程中贯穿“有思想穿透力”这一根本要求。
在史学研究过程中，史家主体必须秉持求真致用的职业精神、树立严谨踏实的优良学风，自觉将史家主体的德、识、才、学有机融为一体，内化为“藏之名山”[16]的职业追求。其目标在于，推出经得住社会检验、足以流传后世的精品力作，这既是艰苦卓绝的复杂劳动，更是知识创新的宝贵成果。古今中外，但凡彪炳于人类思想史与学术史的史学名著、传世之作，无不是史学家、思想家倾注长年甚至毕生劳苦的心血之作。马克思在1851年致信约瑟夫·魏德迈时，对《资本论》的撰写过程有过这样的描述，恰可视作史家主体为“推出精品力作”而艰辛付出的注脚，“从早晨九点多到晚上七点，我通常是在英国博物馆里。我正在研究的材料多得要命，虽然竭尽一切力量，还是不能在六至八个星期之内结束这一工作。而且常常有各种各样实际干扰，这是在贫困条件下过日子所不可避免的”；那些“‘头脑简单的人们’靠‘从天上’掉下来的灵感，当然不需要下这样的功夫”，不需要“用经济和历史资料来折磨自己”。[17]在努力求真的基础上，推出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是合乎事物发展规律、体现研究主体目的性的劳动成果与思想结晶，其诞生如“瓜熟蒂落”般自然而然。“做”的过程是漫长艰辛、饱受思想折磨的痛苦过程，而“推出”则是如释重负、尽享劳动成果的幸福。这正如李大钊所言，“凡学都所以求真，而历史为尤然”，“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功夫”，如此，“则真理可明”。[18]
“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主要承担者虽是史家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史学家是唯一的责任主体。在信息化、数智化时代，史学精品力作的诞生与传播，更离不开出版、大众传媒与自媒体平台的协同支持。唯其如此，方能推动史学精品力作推得出、传得开、叫得响、能流传，切实扭转我国史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19]由此可见，“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是一个“一主多辅”协同推进的过程。其中，史家主体作为支撑力量，是主导因素；相关辅助力量作为参与主体，是协同要素。前者具有决定性意义，后者提供必不可少的条件保障。这一过程既具个体性、学术性特征，又有组织性、社会性属性，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亟需社会相关方积极参与、大力支持，“统筹各方力量协同推进”，[20]构建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历史研究者及其学术组织主导，宣传、理论、新闻、出版与新媒体有序参与的“一主多辅”协同机制，形成健全完善的运行体系。其中，“一主”是核心、基础与关键，“多辅”是条件、助力与保障。如此，方能使历史研究主体增强时代感与责任感，激发创造性与创新性，使参与推出精品力作的各方主体增强使命感与荣誉感，调动积极性与主动性，从而赋予“一主多辅”格局制度化、学术化、科学化的运作活力，以及过程性、社会性、权威性、持续性的发展动能。对各参与方与支持主体而言，必须具备赏鉴精品力作的眼光眼力、素质能力、方式方法、条件手段，务求为史家主体提供切实助力，与之形成强大合力。一方面，积极向上、团结和谐、尊重人才、鼓励创造、保护创新的研究环境和氛围，是鼓励史家主体发扬“科学家精神”，安心、静心、甘心、舒心、乐心投入创造的重要条件。社会各参与主体应遵循党和政府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积极营造文化条件和科研氛围。另一方面，制度创新与机制保障是促进史家主体推出精品力作的重要支撑。各相关组织管理部门应紧扣“推出精品力作”的目标导向，建立健全制度创新机制，在科研项目申报、论文发表、著作出版、成果评价、奖项颁授、职称评定、荣誉授予与人才称号认定等环节，构建基于科学鉴定“精品力作”的评价制度与学术文化制度，坚决摒弃以形式取代内容、以热闹遮蔽内涵的学术浮躁之风、趋利市侩之风与庸俗平庸之风。
思想穿透力：史学精品的核心特质与塑造逻辑
“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是由史家主体承载的、具有目的性的特定精神生产和文化创造活动，其面向大众、以“推出”为导向引导研究，最终指向“精品力作”的目标。衡量史学精品力作的标准与内涵，在于通过“有思想”的研究，最终形成“有穿透力”的史学精品。在这个意义上，“有思想穿透力”构成史学精品力作的内在规定性、成果品质和社会张力。所谓“有思想”，一方面体现为历史研究主体围绕人的理想情操、意志品格、精神风尚、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人的根本精神要素，所构筑的内心世界、展开的思想活动与进行的思想表达；另一方面源于研究主体对世界与宇宙、人与自然、民族与国家、社会与人民、人情世故、事情物理的学理性、哲理性、真理性思考与追问。其要求研究主体将自身主观意识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1]这一根本指向实现对接，完成思想重构，并将这种历史思想蕴含的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内在品质与智慧启迪，有力传达给研究同行、读者和社会大众，深刻彰显其说理性、转化性、指导性、引领性，以及所蕴含的温度、厚度与力度，从而与读者产生“同情共感”和思想碰撞，在“心灵对话”中感动人、感染人、感召人，实现思想穿透人心、吸摄人心、打动人心的效果。在历史研究中，堪称史学精品力作的成果，必然是将人类价值与中国精神相结合、人类共性与中国特点相契合的作品，这类成果既能深刻揭示中国历史发展之理与人类世界变易之道，又能真正体现“究天人之际”的精神操守，“通古今之变”的智慧高度，以及“成一家之言”的理想旨趣。[22]
思想的力量无穷无尽，在人类生存与发展中至关重要。从人类文明史的视角来看，知识与人类的力量合一，孕育出人类作为自然与社会主体的巨大力量，这一力量始终根植于人的思想；[23]而人的思想，正是人类最重要、独一无二的主体性彰显。史学工作者无论是“做”有思想穿透力的史学研究，还是“推出”有思想穿透力的史学精品力作，“有思想”都是其核心与重点，“是否具备思想”，是评判历史研究者历史认识与史学意识的客观依据，也是衡量其史学学识与识力的唯一尺度；“穿透力”既是其思想内涵的价值体现，也是品鉴成果质量的关键标准；“能否打动人心”，则是评价研究成果思想启发性与精神感染力的根本依据。成果的穿透力源于研究的思想性，而思想性更是形成穿透力的内核。在思想性向穿透力递进的过程中，新概念、新范畴与新表述是连接二者的桥梁和纽带——思想尤需依托它们得以呈现，具有穿透力的思想也始终以其为承载者。可见，思想性与穿透力相辅相成、相生相长。历史研究的思想性和穿透力，始终体现为：在充分加工史料的基础上，提升具有思想性的新史识，提炼含有学理价值的新理论；借助思想的驱动，既潜入历史深处，又能从中走出来，[24]在历史与时代的交汇处，总结有借鉴意义的历史经验，揭示有规律性的历史联系。质言之，“思想”有数量多少之分，这属于量化判定；“思想”有贫乏、贫瘠、贫穷与深刻、深邃、深厚之别，这属于质性判断。“有思想”，是相对于“无思想”而言，体现的是史学认知和史学研究成果，在视野宽度、立意高度、新意浓度、思辨深度、质量水准上的达成等级与程度。其中，“有思想”仅是研究的起点，“思想深”才是深化研究的关键与形成精品力作的重点。史学研究者在研究中唯有“具备深厚的思想”，方能孕育强劲的思想力量。
哲学中有一个极具智慧的命题，“物质变精神，精神变力量”。[25]前者指物质转化为精神，后者指思想张力能够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思想的力量有四个特点：一是揭示事理，阐明万事万物存在和发展的道理、原理和常理，尤其彰显其中具有规律性的内在本质联系；二是辨明是非，为辨真伪、明是非、分善恶、别正邪，提供正确思想方法与独立价值判断；三是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见微知著，能够透过现象洞察本质；四是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层面，作出哲理性分析和结论，实现思想新的升华。在人类社会，物质力量总显磅礴之势，思想力量则显深厚之蕴。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历史思想始终是孕育思想力量的深厚根基。在史学领域，有思想的历史研究总能在纷繁芜杂的现象与零散交错的史料中，有力贯通历史与时代、传统与现代、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现实与未来、局部与整体、现象与本质、一元与多样、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必然联系，理清历史头绪、深化历史智慧，并运用历史经验、历史哲学和历史规律，发凡起例、润心启志、嘉惠后人。
做有思想的历史研究，从哲学认识论视角来看，具有鲜明的层次性。一般而言，可分为浅表、中间与高级三个层级。浅表层次的思想，源于创新意识的灵光一现与思想火花，表现为碎片化的零散心得；中间层次的思想，是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展开的系统理论分析，是对思想碎片的系统整合，但尚待进一步上升为哲理性认识，并推向真理性总结。高级层次的思想，是将系统性、全面性、深刻性的哲理，进一步上升为历史理论形态，运用科学的理论、范畴和方法，直接且无限地趋近对历史发生、发展和终结的真理性认识，彻底颠覆原有理论范式的历史认知，深刻重塑人们的知识结构与研究方法，引发历史思维的头脑风暴，乃至通过历史反思产生思想灵魂的强烈震颤。思想的穿透力通常体现在历史认识的中高级层面，在特定语境下，主要体现为高级层次。唯有抵达思想认识的高级层面，才能从根本上、本质上获得系统性、全面性、深刻性的历史认识——这种认识既是最精彩、最精粹、最精辟的，也是一切历史思想过程的精华。因此，相较于“没有思想”的史学研究而言，“有思想”的史学研究，是衡量史学工作者是否堪称合格历史学家的标尺与准绳；而推出“有思想穿透力”的史学精品力作，既是史学家职业身份与荣耀的体现，也是其学术生涯的矢志追求与至高荣誉。
无论是开展“有思想穿透力”的史学研究，还是产出此类精品力作，其基础与前提都在于，立足时代、观察时代、研究时代、引领时代、无负时代，做到勇立时代潮头，抒发思想先声。所谓“研究有思想”，核心是彰显史学研究的主体性、反思性、批判性、思辨性和哲理性，坚持唯实求是，求真致用；关键在于善于运用科学理论和方法，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当代中国史学研究中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实现理论与实际、与实践相结合，展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扎根中国大地的深沉定力，以及其在实践运用中彰显的深厚学力、深刻识力与深远魄力，推动唯物史观与中国学术深度融合。所谓“思想有穿透力”，就是要运用学理的力量和真理的光芒，驱散史学研究中的思想迷雾、解开思想困惑、破除思想纷扰，最终实现从“求异”“创新”到“聚同”“共识”的转化，紧紧围绕历史进程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发展主线，紧扣人这一唯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得出“历史的启示”和“人的启示”。诚如恩格斯所言，“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26]史学研究“精品力作”的源泉，一方面源于准确、真实、扎实的史料；另一方面始终体现人、围绕人、服务人，立足研究前沿，彰显思想深刻性、立论新颖性与说理哲理性，坚持实事求是、求知求真。唯有如此，才能以道理折服人、以哲理启发人、以真理引导人，历史研究方能真正彰显人文科学的价值和力量。
对于当代中国史学发展而言，“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其思想源泉和智慧指引无疑源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哲学基础，唯物史观被经典作家运用于据史实、明道理，坚持史论结合、论从史出。这一科学方法能够穿透历史表层、深入历史内里，深刻把握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在历史进程中的物质性与精神性、阶段性与连续性、无序性与有机联系性、多样性与整体性等重大关系，从而深邃揭示蕴藏在历史深处的历史规律性与发展本质性特征，为史学研究提供科学的研究范式与方法论遵循。“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学精悟透用好”，[27]关键在于准确把握、牢固树立并自觉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与方法。我们应当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轨迹与实践足迹继续探索，深入剖析人类社会接续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整体性、规律性与本质性问题，从人类与自然、战争与和平、科技与人文等历史主题的深层切入，关切人类命运与世界历史走向。唯有如此，方能在史学研究中持续“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深化人类对自身历史发展的认识，不断从中汲取历史智慧。
总之，任何史家主体从事史学研究，都必须深深植根于自身所处的时代。具体感知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与历史思想所处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称之为“历史的时代意识”），[28]进而紧密地联系当时、当地、当事者的所思所想所为及其所用的理论和方法，以思想的光芒（即“思想穿透力”）透视历史，照亮前行之路，最终推出史学研究的典范之作（即“精品力作”）。由此观之，“研究主体-时代-思想-穿透力-精品力作”构成一条联系紧密、前后贯通的逻辑链。在这一链条中，问题意识与目标导向相互对接、循环递进，推动思想意识实现“螺旋式地上升”。[29]唯有不断提升史学认识水平，方能彰显史学研究的科学精神，契合史学研究的根本要求。因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仅是史学研究的理论指导与路径遵循，更是我们在史学研究中构建“夯实史料基础、体现史识高度、养成史家情怀、实现信史目标”这一思想之链、求真之链、求理之链和经世之链的根本依据与坚实支撑。
结语
“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这一命题，通过对问题意识核心要义的内涵式、直接性精准剖析，为科学认清问题缘起、深入把握思想内涵、全面明晰价值意义，奠定必要且关键的基础。围绕这一命题开展外延式、拓展性的系统深入研究，需将其置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科学重要论述的学术史与思想史脉络中，进行关联性探索。探究其与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历史自信与历史主动的培育、历史思维与历史定力的运用，以及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等议题的深层关联。这一思路能有效拓展研究视野、丰富研究内涵、彰显研究价值、升华研究意义，进而产出更具思想穿透力的历史理论成果，为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理论和方法、深化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构建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以及推动新时代中国史学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与更强力量。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暨滚动资助项目“习近平关于历史科学重要论述理论内涵和重大意义研究”、全国红色文化传承研究中心2025年度重点课题“红色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LSYZD21001、25ZXHYZ04）
注释
[1]《习近平书信选集》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212页。
[2][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650页。
[3]《习近平致信祝贺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开幕》，《人民日报》，2015年8月24日，第1版。
[4]唐代史学家刘知幾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参见白云译注：《史通·外篇·史官建置第一》，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506页。
[5]语出自楚图南先生为安徽屯溪戴震纪念馆的题词。参见《章开沅文集》第八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21页。
[6]傅丽英、马恒君校注：《马致远全集校注》，北京：语文出版社，2002年，第12页。
[7]严羽撰、普慧等评注：《沧浪诗话》，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页。
[8]孙卫国：《“居今识古”的底线在哪里》，《人民论坛》，2017年第25期。
[9]翦伯赞指出：“一般的理论或概念只是研究历史的指导原则，不是出发点。理论和概念是研究具体史实得出来的结论。”参见翦伯赞：《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9页。
[10]业师章开沅先生在谈到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问题时曾言，史学研究者要做到“今天”与“往昔”对话，“在历史学范围内，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是否也应对话？换言之，今天是否需要与往昔对话？我历来对此持肯定态度”，“用我自己习惯语言来说就是‘设身处地’，而为此就必须通过潜在无声的对话与历史人物沟通以形成理解。……把自己设想成处于当时的历史环境，根据确凿史料分析前人思想与行为的成因与后果，这样才有可能窥见其心灵深处的奥秘。”参见章开沅：《实斋笔记》，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323、234～235页。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基于有思想的研究方法所进行的“深层思考与理性分析”。参见张艳国：《李大钊、瞿秋白对俄国道路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
[11]杨荣祥：《方苞姚鼐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20年，第132页。
[12]章学诚、罗炳良译注：《文史通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828页。
[13]《李大钊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18页。
[14]中国史学会秘书处编：《中国史学会五十年》，郑州：海燕出版社，2004年，第9页。
[15]张艳国：《理论思维是历史研究的灵魂》，《史学理论研究》，2024年第4期。
[16][22]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00页。
[18]《李大钊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65页。
[19][20]《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86、487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18页。
[23]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7卷，上海：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127～143页。
[24]陈先达、臧峰宇：《从历史深处走来：马克思主义哲学谈话录》，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9～30页。
[25]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页。
[2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75页。
[28]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70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3页。
[29]《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0页。
Historical Inquiry: Producing Masterpieces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 with Penetrating Insight
Zhang Yanguo
Abstract: The imperative to "produce masterpieces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 with penetrating insight" emerges from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systemic construction principles of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ligning with the developmental realiti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his proposition centers on the historian's agency, advocating a "one primary, multiple auxiliary"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By conducting "historical research with penetrating insight," it aim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producing masterpieces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 "Intellectual depth" constitutes the core, embodying the research's subjectivity, reflexivity, and philosophical dimension; "penetrating insight" signifies the quality benchmark, highlighting the intrinsic significance and social impact of the outcomes. This proposition represents the theoretical crystallization and original discursive expression of Marxism's Sinicization and adaptation to the times. It charts the developmental path for Marxist historians, establishes a new paradigm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in the new era, and hold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constructing an autonomous historical knowledg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tyle, and spirit, thereby advanc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historical research, penetrating insight, masterpieces, Chinese historiograph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