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古中国文艺论的伦理取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0 次 更新时间:2021-03-04 06:4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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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方的理念、经济、技术等以战争和殖民的方式大规模进入中国并改变了中国,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三千余年一大变局”。这个时代文化学术的主题,便是重新认识与评估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及其现代调整与转化的问题。就文化艺术的特性而言,论者多以为中国文化看重实用、目的和效果,而缺少对原理、逻辑和知识的追求。相关论述极多,陈寅恪早年的一段话可为代表:“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1]中国文化的这一特点,反映在文学艺术上,便是没有“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文化史家柳诒徵指出:“……观吾国之文学,其根本无往不同。无论李、杜、元、白、韩、柳、欧、苏,辛稼轩、姜白石、关汉卿、王实甫、施耐庵、吴敬梓,其作品之精神面目虽无一人相似,然其所以为文学之中心者,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理也。”[2]简言之,中国传统的文艺观首重“以文教化”,把文艺的社会效益置于文艺的其他效益之上。对此,我们从三个方面予以展开。

  

   1、教化为本

  

   中国文明是一种教化的文明。先秦典籍《周易》有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卦·彖传》)“天文”指一切自然现象,“人文”则指典籍、礼仪、风俗等一切文化活动及其产品。“文明以止,人文也。”这与四书的《大学》、《论语》、《孟子》中说的“知止”是一致的,即做人一定要懂得“止”,知道止于何处。每个人应该根据自己不同的身份了解自己应尽的义务,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去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通过对天文的考察,可以看到一年四季的变化;通过人文,可以教化天下,使人的行为知有所止。“人文化成”作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规定了文化的目的和效果就是规范人的言行,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

   中国传统的主流是儒家,儒家传统奠定于《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之上。“六经”原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书籍,史称孔子曾对之加以删修整理,遂被后世儒家尊称为“六经”。[3]对孔子来说,《六经》都是国民教育的教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主要就在于道德教育。楚庄王向申叔咨询如何教育太子时,申叔答曰:

  

   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处,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会合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国语楚语》)

  

   此处的《春秋》、《世》、《语》、《故志》都是史书;《诗》、《礼》、《乐》、《令》也是文化作品。先秦时代,这些典籍都是教材,它们各有目的且相互配合,形成一个完整的人格培养体系。孔子有云: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礼记·经解》)

  

   诸教之中,《礼》教为根本,它既关乎立国之制,又关乎立人之本。《礼记》指出:“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祀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礼记·曲礼上》)

   “六经”所反映与表达的是三代社会政治,特别是西周的政治。殷周之际,是中国文化的自觉期。这一时期中国政治的核心,是道德在其中的基础性地位。王国维指出:

  

   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

   故知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而制度、典礼之专及大夫、 士以上者,亦未始不为民而设也。 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而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四者之结体也,此之谓民彝。其有不由此者,谓之非彝。[4]

  

   周之制度也即周之文化,是礼乐文明,“礼”意味着秩序,“乐”意味着和谐,礼、乐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六经》作为教材,意味着所有的文化都要有社会效益。所谓社会效益,主要是维护政治等级秩序,凝聚个体国民。据此,中国文化有这样几个特征。

   其一,没有纯粹的审美。诗歌当然是古中国文艺的代表,但孔子的看法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汉代的《毛诗序》,把诗歌的社会教化和道德宣传功能讲得最清楚: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5]

  

   其中“故诗有六义焉”接在“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后面讲的,因此完全可以理解为是对诗的政治教化功能的具体阐释。六义即风雅颂,赋比兴。

   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风”就是批评,就是有引导性的批评,故“诗教”亦称“风教”。

   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雅”即正确说明王道政治兴废的原由。

   颂: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颂”是对对统治者“盛德”的歌颂。

   关于赋、比、兴,《毛诗序》没有直接加以解释,联系到其中所说的“主文而谲谏”一句,我们可以认为,赋比兴都是用隐约的文辞陈劝而不是直言过失,它们是“风以动之,教以化之”的三种方式。早期的郑玄的解释:“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毛诗正义》引)宋代朱熹的解释是:“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一旦出现形式主义、唯美主义,马上就有人来反拨。如唐初陈子昂就反对南朝齐梁时期的文风: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6]

  

   张戒云:“《诗序》有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其正少,其邪多;孔子删,取其无邪者而已。自建安七子、六朝、有唐及近世诸人,思无邪者,惟陶渊明、杜子美耳,余皆不免落邪思也。六朝颜、鲍、徐、庾,唐李义山,国朝黄鲁直,乃邪思之尤者。”[7]

   其二,没有纯粹的知识。

   在古代文化中,历史是最具知识性的。中国最早的编年史是《春秋》,相传为孔子所作。正是在礼崩乐坏、天下汹汹的乱局中,孔子以斯文自任,当仁不让地以《春秋》正名分,寓褒贬。关于孔子作《春秋》一事,司马迁指出:

  

   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8]

  

司马迁于此,再次论述了“六经”的教化性质,同时具体指出了“《春秋》教”的目标,就是扬善惩恶。因此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如杀无罪者曰杀,杀有罪者曰诛,下杀上曰弑。同样杀人,孔子以杀、诛、弑的区别来表明自己的爱憎感情.在古中国,三国时代的关羽是气节和义气的典型,《三国演义》中,关羽在闯五关斩六将时,晚上挑灯所读,即为《春秋》。在遍布中国的关帝庙中,多有关羽夜读《春秋》的雕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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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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