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雪晴:理性偏好、共同体意象与国际制度性话语权的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9 次 更新时间:2021-02-26 06:19:43

进入专题: 个体理性   关系理性   功能型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  

韩雪晴  

   内容提要:理性偏好与共同体意象是国际制度性话语权生成的重要变量,其相关研究为理解不同国际制度性话语权背后的文化差异及建构逻辑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世界各国而言,国际制度性话语权的建构,也是其理性偏好与共同体意象不断碰撞、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中西方不同的理性偏好对应不同的共同体意象,进而导向不同的国际制度性话语权建构实践。西方个体理性思维建构了国际合作的“功能型共同体”。功能型共同体系个体利益诉求的拼凑与叠加,难以生成持久的互补利益与共同身份,最终形成了当代西方国际制度性话语权的“格劳秀斯困境”。中国关系理性思维则建构了国际合作的“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是已形成一定共同体感的新型国际制度安排,重视自我利益与他者利益的互依性与同构性,其进行的“孔子改善”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西方制度性话语权面临的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关系理性调和个体理性,以命运共同体补充功能型共同体,以“孔子改善”开解“格劳秀斯困境”,是当代国际制度性话语权走出西方困境、获得真正的全球价值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个体理性;关系理性;功能型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制度性话语权;

   作者简介:韩雪晴,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副教授。

   标题注释: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中国参与全球公域治理的制度性权力建构及其路径选择研究”(18YJCGJW005)的阶段性成果。

  

   一 引言

   我们生活在一个新旧全球化交替的变革时代。一方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兴起、国际机制退化、孤立主义倾向加剧,逆全球化趋势明显;另一方面,人类活动又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具全球性,不同市场、制度与观念深度互嵌,全球治理新议题与新机制相伴而生,主权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国际行为主体正在探讨分工、沟通与合作的新方式。(1)可以说,旧全球化动力严重不足,而新全球化的治理规则又尚未确立,世界处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处。维系旧全球化还是推动新全球化成为“时代之间”,也是当代世界领导权竞争的核心议题。

   维系旧全球化还是推动新全球化,关键不在于全球治理机制本身,而在于谁能够掌握核心国际规则的制定权,即谁能获得更多的制度性话语权。所谓“制度性话语权”,是指一国在参与国际机制的过程中,通过议程设置、规范塑造、规则制定、倡议动员以及制度性理念提供等方式影响国际机制的设计与运行,谋求国际制度引导力和影响力的权力。国际制度性话语权看似抽象,但对于主权国家而言,“拥有国际话语权是制定国际规则的基础资源”。(2)因为制度性话语不仅左右国家间利益分配,还能对国际行为的合法性进行评判。(3)为此,国际制度性话语权一度成为大国成长的“催化剂”。历史上,荷兰曾借助国际海洋贸易规则成为17世纪欧洲的“海上马车夫”,英国曾依凭重商主义、国际贸易分工与通商准则成为“日不落帝国”,美国更是将二战后国际安全、经贸与盟友体系打造为“霸权之翼”,书写了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神话”。在过去几百年间,西方国家凭借强大的实力获得了制定国际规则的资格,有效地将本国制度性话语转化为具有合法性的国际体系性权力。

   作为一种体系性权力,(4)制度性话语权的大小取决于主权国家向国际社会提供制度性公共产品的能力与意愿。新旧全球化交替之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治理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一方面试图最大限度地延续旧全球化为其带来的“制度红利”,另一方面却又吝惜继续提供全球制度性公共产品,亲自上演了所谓的“金德尔伯格陷阱”,结果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导的旧全球化内源性动力不足。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高调奉行“美国优先”理念,经济上试图通过“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和“重商好利”的关税壁垒解决贸易逆差问题;外交上多次表示对多边主义的厌烦态度,相继退出一系列国际机制,美国正从开放的多边主义转向保守的双边主义甚至单边主义。一时间,“自由国际主义衰退论”兴起,西方创建的国际制度性话语权面临深刻反思。

   在西方制度性话语权面临合法性危机的背景下,中国正以奋发有为的姿态全方位融入世界,越来越多地向世界提供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国际制度性话语权显著提升。在区域事务中,中国创造性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等新型合作机制,致力于欧亚国家的共同繁荣。在全球层面上,中国充分利用峰会外交、主场外交的机会,搭建协商治理平台,为世界的全面、均衡与可持续发展做出卓越贡献。中国国际制度性话语权提升的背后固然有日益增长的国力作为支撑,但从更深层次而言,“中国方案”得到的正反馈源于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中国道路、中国国际制度理念的理解与认同。

   作为新旧全球化变革中最具代表性的新兴大国与守成力量,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全球治理中所表现出的、截然不同的制度性动力与制度性后果尤其值得关注。一些美国学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国家利益已被其所创建的制度性安排全球化,虽然维系成本不断上升,但制度性霸权带来的战略红利不容小觑;即便特朗普一再挑战自由国际主义的合法性,自由国际主义秩序对美国仍是最好的选择。(5)中国深谙“韬光养晦”之道,并未对美国构成直接挑战,但其制度性话语权的显著提升已对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构成严重威胁。(6)目前,北京正通过规范地区秩序逐步重塑全球秩序,以发挥与其政治实力更为相称的国际影响力。(7)而中国学者认为,在全球治理失灵的语境下,西方自由国际主义难以自圆其说。西方治理体系虽看似科学、严谨,但在制度设计中隐蔽加入价值判断,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制度性话语霸权。(8)为此,中国制度性话语权建设要正视全球要素与本土改革发展的交融性,要用国家战略意志去布局制度性话语权。(9)具体可将全球经济治理作为切入点,通过亚投行、“一带一路”、G20等新型国际机制,寻求将国际合作制度化的有效路径。(10)

   中西方学者分别站在各自的立场表达了对彼此制度性话语权的看法并提出了应对之策。然而,西方学者对中国制度性话语权建设的意图与动力缺乏准确的理解与认知,而中国学者对西方的制度性话语霸权也缺乏系统的解构与追根溯源式的探讨,鲜有学者深入挖掘中西制度性话语权差异背后的深层逻辑。中国学者徐秀军从国际制度的“规则内化”与“规则外溢”效应入手,对中美参与全球治理的内在逻辑做出了颇具启发性的研究。(11)然而,笔者认为,理性偏好与共同体观亦构成国际制度性话语权的内生变量,隐藏在制度背后的思想根源亦亟待挖掘。有鉴于此,本文将尝试对中西制度性话语权的逻辑、意象与建构实践进行比较研究,以期为国际制度性话语权的逻辑反思与价值重构提供参考。

  

   二 个体理性与关系理性:国际制度性话语权建构的两种逻辑

  

   “理性”是一个含义极广的概念。从本体论与认识论角度而言,理性属于哲学范畴,意为“人的精神世界内部结构明晰有序的精神现象”(12)。从方法论角度讲,理性具有经济学内涵,指的是“在给定条件或约束下最有效地实现预期目标的行为方式”。(13)可见,所谓“理性”,既包含了人们对理想世界的想象、渴求与诠释,又包含了人类实现理想世界秩序的方法。

   理性伴随着国际制度的创建与变迁。世界各国追求国际制度性话语权,实际上是以理性的思维去解构国际制度以及以理性的方法去建构国际制度的双向过程。目前,国际社会存在两种比较典型的理性——个体理性与关系理性,它们分别是西方与中国建构国际制度话语权的逻辑起点。

   (一)个体理性:西方国际制度性话语权建构的逻辑起点

   历史地看,西方世界存在大量个体理性的基因,西方政治、思想与宗教为个体理性的生成提供了适宜的空间。

   个体理性的第一个渊源是古希腊“唯一真理”与基督教“唯一真神”相互强化的西方世界观。(14)古希腊有探求世界本源的传统,泰勒斯(Thales)、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和德谟克里特(Demokritos)等思想家分别将世界的本源归为“水”“元质”“气”“数”“一”和“原子”,(15)虽然看法不同,但都强调世界本源的唯一性。这种追求唯一真理的“归一原则”得到基督教的继承与发展,体现为对“唯一真神”的信奉。基督教“十诫”第一条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对“唯一真理”“唯一真神”的追求与信奉从两方面塑造了西方个体理性的雏形:一是笃信自身认识的唯一正确性;二是形成“非敌即友”式的二元对立思维。

   个体理性的第二个渊源是西方古典理性主义与古典经验主义的思想争鸣。(16)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开创了古典理性主义先河,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命题,标榜“人”不是“神”的奴隶,充分肯定“个体意识”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斯宾诺莎(Spinoza)和莱布尼兹(Leibniz)进一步指出,宇宙万物是同质的,理性可以帮助人类理解万物间的因果链条。洛克(John Locke)开创了经验主义先河,他坚信仅凭个体思辨不足以获得可靠的知识,社会习得、约法与理性的制度才是个体利益与社会秩序的根本保障。贝克莱(George Berkeley)和休谟(David Hume)在洛克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大个体经验的工具性,提出了“存在即被感知”的命题。古典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虽然见解不同,但实际上犹如“硬币的两面”,共同形塑着西方的个体理性,使个体理性既先验而理性,又现实而功利;既遵从因果逻辑,又重视习得与约法。

   个体理性的第三个渊源是西方主权分立的民族国家体系。西方个体主义精神的生成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民族国家是欧洲摆脱中世纪教权控制的结果,是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结果,也是个体解放的结果。(17)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以相互承认的方式确立了“主权”概念,但同时也使主权边界从此成为世界各国难以逾越的藩篱。“国家利益至上”的个体主义原则使得世界的分裂变得合法化。国际政治不是为了世界利益,而是为了国家利益;不是和平与合作的艺术,而是变成了战争与博弈的技术。斯宾诺莎曾形象地指出:“国家是放大的个人。两个国家的关系就像两个人在自然状态下的相互关系,他们各谋私利,本质上相互反对”。(18)这表明,主权分立的近代西方民族国家体系是西方个体理性的重要渊源,为个体理性的生成提供了政治环境与国际法依据。

“思想—宗教—政治”三位一体的渊源塑造了西方个体理性的雏形。所谓“个体理性”,建立在西方个人主义传统基础之上,它将人类社会还原为“原子式”的个体,认为在无休止的竞争中,“每个人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行为目标,能够逻辑地算计利益得失,而且对可能选项集合的偏好排序是一致的而不是循环或自相矛盾的”。(19)具体而言,个体理性包括五方面的内涵:第一,强调个体的自主性,崇信个体能力。个体既可独立思想,也可独立行动;若无与他者的共在关系,个体价值仍可以其自身的逻辑呈现。第二,根据“成本—收益”原则衡量自身利益得失,以个体利益作为一切行动的起点与归宿。对于个体理性,“利益”更多地被当作纯粹的经济概念,可以被数字般地拆分与叠加。第三,倡导个体利益优先的秩序观和基于“交易双边主义”(transactional bilateralism)的责任观,(20)常以建构秩序之名来促进自身利益,以履行责任之名来换取个体附加收益。第四,将无休止的竞争视作个体间互动的常态,追求个体的相对获益、排他利益和最优利益。每一个体都是自助单元,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遵循排他原则,寻求占优策略。第五,异质个体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权力均衡与制度约束只是缓解个体间矛盾的权宜之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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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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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欧洲研究》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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