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涛 邬志辉 周慧霞 冉淑玲:“十四五”时期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后教育扶贫战略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7 次 更新时间:2021-02-06 15:52:11

进入专题: 十四五   教育扶贫   乡村振兴  

李涛 (进入专栏)   邬志辉   周慧霞   冉淑玲  

  

   摘要:2020年是我国“十三五”(2016-2020年)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2021-2025年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计划时期,也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开局起步期。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之策。鉴于此,在当下历史节点,全面总结和系统检视我国教育促进乡村扶贫与振兴取得的成就,厘清现状与问题,研判未来五年工作面临的新挑战与新特征,明确提出我国“十四五”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后教育扶贫工作的目标、内容与任务等诸项行动实施建议,对国家相关部门科学编制“十四五”教育发展规划具有重大实践意义。

  

   关键词:“十四五”时期;教育扶贫工作;乡村振兴;建议;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CSH012);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当前中国西部乡村小规模学校现状调查及发展改进研究”;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委托项目“当前教育政策重大问题研究”;吉林省教育科学规划专项重大课题(JG2026)的部分成果;

  

   原载:李涛,邬志辉,周慧霞,冉淑玲.“十四五”时期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后教育扶贫战略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20,40(23):30-42.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1)扶贫和振兴是中国乡村社会发展中的一体两面,中国乡村囤积了城乡二元中国中最大多数的贫困问题,乡村振兴,摆脱贫困是前提。当前,我国正处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衔接的历史交汇期,做好二者的有机衔接和协同推进,既有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培育长效脱贫机制,又有利于促进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推动乡村全面振兴。[1]鉴于此,我们在对“十三五”时期我国教育扶贫工作成就总结的基础上,诊断问题、研判形势、预测变迁、探索规律,将教育促进乡村扶贫与振兴当作乡村发展中的底色和表色来展开战略研究,探索形成以下“十四五”时期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教育扶贫的建议性研究报告。

  

   一、我国教育促进乡村扶贫与振兴的成就与现状

  

   推进脱贫攻坚以来,我国乡村绝对贫困人口不断减少,但未来相对贫困人口的发展型改善依然任重业艰。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减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连续7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至2020年3月6日,全国剩余未摘帽贫困县共52个、未出列贫困村2702个,全国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未全部脱贫,已脱贫人口中近200万人存在返贫风险,边缘人口中还有近300万存在致贫风险。[2]2020年绝对贫困消除以后,将重点解决相对贫困人口发展问题,相对贫困人口依然存有底子薄弱、抗风险低、造血能力差、返贫概率高等现实难题,因此防止贫困的末端波动、深入持续推进相对贫困群体的发展型改善,是“十四五”时期面临的核心挑战,巩固脱贫成果任务任重业艰。

  

   (一)学前教育发展增速较快,但须持续破解农村贫困儿童“入园难、入园贵”等核心困难

  

   2019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8.12万所,学前教育入园幼儿1688.23万人,在园幼儿4713.88万人,这超过在园幼儿数4500万人的“十三五”规划目标,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83.4%,[3]距离85%的规划目标仅有1.6个百分点差距,按照过去8年年均增长超过3个百分点的增速,有望2020年末顺利完成规划目标,但存在较明显的区域差异,个别地方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还在50%以下。全国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2)为73.1%,距离2020年末80%的普惠目标还差近7个百分点,[4]尚有4000个左右的乡镇无公办中心幼儿园,[5]与“农村地区每个乡镇原则上至少有一所公办中心园”有距离。全国幼儿园教职工人数为491.57万,专任教师人数为276.31万人,按每班“两教一保”标准测算尚缺近50万人。尽管近些年学前教育经费投入在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中增长最快,达到4099亿元,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的8.17%,占GDP总量的0.41%,但与OECD国家0.80%的平均比重还低一半。[6]学前教育经费相比其他教育学段而言投入总体偏小,下一步需继续提高公立和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量,完善政策保障体系,优化均衡教育质量,改善学前教育供给不足和不优给教育贫困儿童带来的不利影响,消除学前教育与全社会需求蓬勃增长之间的供需矛盾。

  

   (二)义务教育发展成就显著,但须警惕农村贫困地区县域教育基本均衡反弹

  

   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的大量存在曾是制约我国县域义务教育长期均衡发展的核心环节,也是导致贫困代际传递的核心教育因素。自2010年以来,我国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史上单项投资最大的工程——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项目。项目以中西部农村贫困地区为主,兼顾东部部分困难地区,把全国2656个县纳入实施范围,中央财政安排资金1700亿元,[7]带动地方投入3727亿元,(3)合计投入5427亿元计划,10.8万所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办学条件得到全面显著改善。[8]此外,农村学校的存在主体是“乡村小规模学校”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加强“两类学校”的统筹规划、科学布局与加强建设[9]是乡村扶贫和振兴的题中之义,尤为重要。

  

   正因为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办学条件的改善,制约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最大短板才得以逐渐化解,为通过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国家认定奠定了重要基础。2019年12月底,全国累计有2767个县通过国家认定实现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占比95.32%,累计有23个省份整体实现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提前一年实现了2012年确立的2020年目标——实现基本均衡的县(市、区)比例达到95%。[10]尽管取得卓越成就,但需格外注意的是,全国仍有9个省份136个县未通过认定县域内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其中包括中部两个省份39个县,西部7个省份97个县,[11]这些都是教育均衡发展难上加难的核心攻坚区,也是阻断教育贫困发生的主战场。

  

   截至2020年9月15日,全国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学生由60万人降至2419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辍学学生全部清零。2019年末,全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4.8%,这与2012年确立的2020年95%目标仅存0.2个百分点的差距,按照近五年年均0.4个百分点的增速,预估该目标年内能够顺利实现。(4)我国“义务教育有保障”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普及程度已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这是根本阻断我国贫困发生的重大教育贡献。

  

   (三)高中教育毛入学率有所提升,但农村高中升学和质量难题亟待改善

  

   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率的提高是劳动力质量提升的重要标志,《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到2020年,我国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2.4年提高到13.5年;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9.5年提高到11.2年。[12]事实上,我国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于2018年超过13.6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6年。[13]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尤其是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是教育助力贫困地区未来劳动力从人口负担到人力资本转型升级的核心环节,故高中普及率和完成率显得尤为关键。因此,高中阶段的“十三五”教育扶贫工作有三项核心任务:一是从起点处扩大高中学位容量供给以提高毛入学率;二是从过程中提高学生的资助覆盖率以保证完成率;三是从结果处重视质量把控以提高升学率。

  

   从城乡高中毛入学率历史差异不难发现,近年来高中新增毛入学率的主要贡献来源于农村户籍学生入学人数的提高,而这根本上依托于政府对农村地区高中教育的积极投资。投资的直接回报是全国高中阶段(5)毛入学率从“十二五规划”收官之年——2015年的87.0%升至2019年底的89.5%,[14]按年均0.5个百分点的增速,预计2020年底能顺利达成90%以上的规划目标。[15]但因高中教育学习难度和教育投入等进一步加大,对于贫困学生而言,农村高中教育完成率和升学率相比于其他类型高中学生群体都有待提升。

  

   (四)职业教育显著提升贫困人口技能,但须提高其吸引力

  

   职业教育是教育扶贫的排头兵,是见效最快、成效最显著的扶贫方式。[16]2019年底,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已达1576.5万人,中等职业教育的生源主体来自农村家庭和家庭经济贫困家庭,(6)毕业后超过90%的学生在城镇就业,就业率近年来稳定达到96%。中职教育在帮助农村和经济困难家庭学生获得就业技能进而实现城镇稳定就业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十三五”期间,我国实施了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东西中职招生协作兜底行动、职教圆梦行动计划、技能脱贫千校行动等诸项计划,总体目标就是发挥城乡和区域优势,帮助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通过接受优质中等职业教育至少掌握一门实用技能以摆脱贫困。另外,针对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贫困劳动力和贫困家庭子女、企业职工等群体针对性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和贫困户教育培训工程,[17]建立公益性农民培养培训制度,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近年来,职业教育切实发挥了教育扶贫排头兵的功能,2020年起未来两年职业技能培训将达3500万人次以上,这对于乡村振兴和教育扶贫具有重大意义。但职业教育对初中毕业生分流承担能力亟须加强,其背后的核心诉求是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

  

   (五)高等教育持续帮扶教育贫困,但须在机制匹配和扶贫内涵上深度创新

  

   为促进乡村振兴和教育扶贫,我国在高等教育中实施了“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简称“国家专项计划”)、“农村学生单独招生”(简称“高校专项计划”)、“地方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专项计划”(简称“地方专项计划”)三个专项计划,面向贫困地区和农村学生招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建档立卡等贫困家庭学生。自2012年以来,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专项计划累计近60万人,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从2015年的27.5万人增加到2019年的50.9万人。[18]高职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招生主体生源具有类似性,绝对主体是农村和家庭经济困难家庭学生,高职院校2020年起未来两年将通过实施分类考试招生扩招200万人,扩招指标将继续向贫困地区倾斜,建档立卡等贫困家庭学生将被优先录取。此外,高校的民族预科班、民族班招生计划持续向贫困地区、向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等贫困家庭学生倾斜。[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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