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全球治理中的中国行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1 次 更新时间:2021-02-01 15:5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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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剑 (进入专栏)  

  

   随着中国自身实力的增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和影响日益增大。中国要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需要在对外和对内两方面做出努力。

   一、角色定位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首先面临的问题是,中国如何定位自身角色,以什么样的身份参与全球治理。改革开放一个很长时期以来,中国长期奉行的是韬光养晦的政策,在国际舞台上是低调做人,埋头做事,中国国家实力实现持续增长。近年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以强势崛起面貌出现。引发人们的思考:中国继续奉行韬光养晦政策,还有有所作为,承担必要的以中国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还是以全球领袖身份参与全球治理,并进而引领全球,这是三个不同的角色定位。笔者以为,随着中国实力的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日益显现。而全球治理呈现出的巨大赤字,美国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在全球治理方面不尽人意,国际社会迫切期盼中国能够在全球治理方面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但中国作为转型国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中国经济实力持续增长,中国人均GDP水平2020年已经超过1万美元,但仍然不及全球人均水平,且面临诸多困难与风险。因而,努力做好中国自已的事,加大中国国家和社会转型力度,在此基础上,以一个平等的、遵守法治、秩序和契约的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应当是中国的角色定位。

   二、为全球的公平正义提供中国方案

   公平正义是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全球广泛认可和接受的价值理念。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需要推进全球的公平正义,扶持弱视,通过建立反映广泛的利益诉求和利益表达的国际机制,推进全球各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需要适应国际社会期盼,了解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盼。中国在处理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诸多的国内问题时,都需要从全球发展的视野考虑。例如,中国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面临一系列环境发展的困境,并严重影响了中国持续发展的后劲。中国的环境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国内的问题,也已经上升到国际问题。中国政府近年来采取一系列严格措施推进生态修治,表明中央对环境整治的决心,也反映了中国领导人的广阔的国际视野。

   (一)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中国作为迅速崛起的大国,需要在国际舞台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这是中国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是“国际社会要求”和“大国自身需求”两方面互动的结果。

   大国承担国际责任,包括提供某些领域国际公共物品,如维护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保障一定范围内的经济秩序,使得区内国家获得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维护通约性的国际准则;制止违反国际法和国际道德的行为等等。

   随着中国的发展,人们对中国的国际责任的期待提升,主动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有助于中国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加速世界对中国的认可度和信任度,减少融入国际社会的成本。

   但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应当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包含以下几层意思:

   首先对中国人民负责。中国承担国际责任首先要对中国人民负责。做好本国工作,提升国人的幸福水平,既是承担国内责任,也是承担国际责任。并且是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是对国际社会的承诺需要认真践行。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上所作的承诺,所签订的协议,都需要信守承诺,认真执行协议。以与一个负责任大国相适应。

   三是承担国际责任须量力而行 。中国要适应国际社会的期盼,一个重要内容是要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例如,中国30年来在参与联合国维和部队等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为国际瞩目。中国自从1990年参加联合国主导的维和行动以来,中国已派出3万多人次参与20多项联合国维和行动。在联合国维和部队中,中国在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人数最多。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自然要捍卫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而维护符合中国长远发展的国际秩序,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但这种国际责任,应当是与中国国情国力相适应的责任。即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等等。

   四是中国提供经费援助需要经过法律程序。中国在承担国际责任,特别是提供一些国际援助时,需要经过法律程序,需要得到中国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大的批准。以使中国人民能够对中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有一个较为详尽的了解,并给予认同和支持。

   (二)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中国参与全球规则制定,需要适应国际惯例,遵守国际规则。因而,遵守国际惯例,即合规的学习十分重要。这包括企业合规、社会合规和政治合规的学习,这应看作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必经途经。

   中国在遵守国际规则的同时,还应当积极参与全球规则的制定。作为一个新兴的大国,中国崛起进程中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是,现行的国际秩序已经建立。如果对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作一个总体评价话,可以这样说,这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在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推动了世界的发展和进步。但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现行的国际秩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特别是面对新兴国家的崛起和各种新老问题的纠结,现行的国际秩序需要做出一定程度调整。在一些新兴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内,例如网络空间等全球公域的治理存在规则真空、公共产品缺乏、治理赤字。在很多传统问题领域内,治理已然有法可依,而这些新兴问题领域则缺乏公认的、成熟的和可以参照的法律、法规或规则。在规则塑造方面,发达国家具有发展中国家无法超越的先天优势,因此很容易再次主导规则塑造,无须提供大量公共产品,就能享受制度非中性的“先行者优势”。中国参与一些国际规则的制定,应注重推动增量的规则制度的合作对话,进而与一个崛起的大国地位相适应。这包括,“积极参与网络、深海、极地、空天等新领域国际规则制定”。随着人类对这些领域的开发和利用,为避免无序和混乱,需要制定这些领域的国际规则。而随着中国参与这些领域的开发和利用,中国自然应当成为这些新兴领域国际规则的制定者之一。

   (三)外交理念上需要与时俱进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需要使用人类共同语言,理念上需要突破。例如人权与主权的关系,需要具体分析。随着人类社会对人权问题的认识愈益深化,特别是1994年发生在非洲卢旺达大屠杀,人们越来越感受到不干涉内政的原则需要具体分析。特别是一国执政当局严重践踏人权,并危及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时,在这种特定情况下,人权高于主权没有疑义。此外,国际社会普遍重视公域与私域的区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领域。不能把人们在私域场合发表的言论,作为公域而受到批评。这样的批评不仅得不到认同,只能引起反感。因而中国外交理念,所遵循的价值观,也应与时俱进,应当与全人类绝大多数民族和国家认可的共同价值观相契合。即使不契合,也应当有所了解。

   (四)大力发展跨国际的NGO

   当下在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舞台上,大行其道的是各种各样的在全球有影响力的NGO组织。例如美国的维基媒体基金会,孟加拉国农村发展委员会,无国界卫生组织,绿色和平组织,等等,这些都是国际著名的NGO组织,即不是主权国家的组织。但遗憾的是,中国至今还没有在全球有着较为影响力的NGO组织。即使在国际舞台上一些以NGO组织身份参与的中国社会组织,绝大多数也是中国政府部门所属的事业单位,而不是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组织。因而,如何通过释放社会活力,大力发展各种民间社会组织,在此基础上,培育一些有着巨大发展潜力,符合国际社会期盼的NGO组织十分必要。需要注意是,政府培育十分重要,但需要遵循NGO组织自身成长规律,特别是其个性品格和独特价值观。不能够培养成为政府的附庸。如若那样,没有特定的价值观,不能够代表相对独立的利益表达,很难能够成长为国际有影响的NGO组织。而没有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出现,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崛起无疑是不完整的,有缺憾的。

   (五)正确认识和看待美国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美国是难以绕过的坎。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大国关系之一。两国有能力参与全球治理,为世界筹得公共产品。同时,两者也在全球治理领域有着广泛而共同的利益。一旦中美两国有意愿谋求合作,将会大大提高全球治理的有效性,缓解治理赤字。中美两国合作好了,可以成为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中美冲突和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灾难。中美应该和能够合作的领域十分广阔。

   中国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占全球经济份额不断扩大,与美国的GDP规模差距不断缩窄,但仍未改变“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的基本现状。按照目前中美经济增速分析,大体在2028年中国GDP总量将赶超美国,但人均GDP、生产效率差距仍较大,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金融自由度、企业竞争力、科技教育文化、居民生活与美国比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军事、政治影响力远不及美国。特别是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多分布于垄断行业和金融部门,国际外汇储备中美元仍占绝对主导。

   中国加入WTO以来,中美经贸从2001年的804.85亿美元提高到2018年6300亿美元,双向投资累计超过2400亿美元。中美贸易发展存在巨大不平衡,中国始终是贸易顺差国,且贸易顺差逐年扩大,中美贸易差额从2001年的280.80亿美元提高到2018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2.14万亿元。2018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扩大,连续第二年刷新2006年有统计以来的最高记录,扩大14.7%。2020年中世界普遍受到疫情的影响,2020年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额仍高达5867亿美元。虽然较之2018年贸易总额有所减少,但与2019年相比增长了8.3%。其中,中国对美出口约4500亿美元,同比增长7.9%;对美进口约1300亿美元,同比增长9.8%。可见,中美贸易十分紧密,大到国家债券,小到生活用品,美国随处可见中国的印记。

   实际上,贸易经济关系只是中美关系一个组成部分,或许不是最重要的部分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强势崛起,已经引发美国精英阶层对中国看法发生革命性变化。他们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来解读中国的战略方针和基本政策,认为中国正在或已经与美国“分道扬镳”了(“diverging”)。美国对中国的不满主要有以下内容:担忧国进民退 ;国企补贴;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窃取;监管限制竞争;中国制造2025要统治科技产业;中国制造2025主要依靠补贴、保护主义和海外并购;外交政策从自我克制、韬光养晦转向大国自信和大国外交;中国加入WTO时的许多承诺没有兑现;中国关税水平依然是其他国家的3倍。美国的上述不满,或许并不能够准确反映美国精英阶层的认知,但至少存在部分美国精英阶层中,需要我们认真分析。只有了解美国精英阶层,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国的认知,知己知彼,我们才能够制订出正确的对策。

   中美或许已经落入了修昔底德陷阱。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好,“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从历史事实看,近代以后,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以“丛林法则”“零和博弈”为主基调,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没有发生过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中美关系自从1972年破冰、1979年建交以来,一路走到今天,从未遵循在西方通行多个世纪的“丛林法则”。用冲突、对抗、强权的办法解决争端的时代早已过去。如何与美国和平共处,这是作为崛起的中国在全球治理中体验中国智慧的试金石。

   三、修炼内功,推动中国向常态国家转型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实际是中国内政的延续。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需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提升整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水平。应当看到,改革开放42年来,中国在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法治中国建设基本框架已经建立,不同群体的利益表达诉求机制基本建立。但2019年1月中央召开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则说明,中国仍然面临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存在的重大风险。例如,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重大安全事件频发,说明中国在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和能力方面还有巨大空间。中国在全球治理所能够发挥的影响和作用与中国自身治理水平提升密切关联。

   作为一个全球最大的转型的国家,中国究竟向哪里转型甚为关键。2014年笔者在《中国发展观察》杂志撰文,建设一个常态现代国家。中国转型实际有多种路径可供选择,官方语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笔者也十分认同。但前提条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应当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同时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所选择的道路,即“一般”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如果这一理解是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质就是建立一个常态的现代国家。也就是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社会制度架构基本上稳定不变的国家。也就是由五个基本要素或五项基本构件组成的现代国家。即比较公平合理的经济制度,比较公平合理的法律制度,比较公平合理的政治制度,活力四射的开放社会以及开放多元的文化环境。

   只有建设一个常态的现代国家,国际社会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有清晰的预期,这个国家能够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和认同,这个国家作为全球治理的参与者,才具有不懈的动力和十足的底蕴,并造福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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