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美东: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顺势而为推动改革的典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3 次 更新时间:2021-01-28 09: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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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美东 (进入专栏)  

  

  

   观点提要:

   先从教育上改革,反对者少,拥护者多,很容易获得人心,而且它产生的政治效应很明显,能够使大家更加厌倦阶级斗争,进一步对文革进行否定。

   按劳分配这个原则,并不是多么高深的问题,但是它为后来的经济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

   1978年的5月,开始真理标准大讨论,邓小平作为一个政治家,敏锐地看出这对于解放思想是个千载难逢的契机。如果没有邓小平这么关注的话,真理标准问题后来未必会成为一个产生重大历史影响的政治问题。

   总的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给社会松绑,有利于我国探索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但不能一说三中全会,就觉得它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那是过度解释。

   三中全会最大的意义是实现工作重心转移,恢复了中共八大关于推进国民经济发展的路线;第二是平反冤假错案,为61人叛徒案、彭德怀案和陶铸案平反,文革基本就结束了。

   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转折性事件之一,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

   1976年,中国共产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彼时,在“十年动乱”和长期“左”的思想影响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遭受重创。而世界范围的科技浪潮正蓬勃兴起,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明显拉大。

   时代大潮,浩浩荡荡。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回首改革开放的起点,围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背景、召开过程与主要内容以及会议的重要意义,界面新闻深度专访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副院长,北京高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基地负责人兼首席专家程美东。

   长期以来,程美东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等问题的研究,曾主持过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十余项,长期关注和研究改革开放历史。

   以下为编辑整理后的专访实录,受访者已阅。

  

   大转折前夕

   界面新闻:十一届三中全会被称为改革开放的伟大转折点,但在此之前,粉碎“四人帮”等事件是不是已经意味着中国转变的开始?

   程美东:现在讲改革开放的转折点,普遍认为的确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但是要讲转折,必须要从1976年反“四人帮”开始,这是中国的一个大转折事件。因为文化大革命政治路线的执行者就是“四人帮”,所以把这些文化大革命思想路线的执行者、理论的炮制者控制起来,虽然没有从思想上彻底扭转,但实际上已经宣判了文化大革命政治路线的破产。

   界面新闻:文革结束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那段时间,国内政治力量发生了哪些对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有利的结构性变化?

   程美东:到文革后期,当初积极支持文革并且一度获得巨大政治利益的几股政治力量已经渐渐地淡出核心权力。而到了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之后,文革中的积极力量在中央层次非常有限,这个格局为后来顺利地清除“四人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奠定了组织路线的基础。由于高校学生造反派,工厂工人造反派,政治掮客派这三种文革积极力量的式微,所以到“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国社会的政治力量越来越趋向于非“文革”化、反“文革”化。

   并且,到了文革后期,军事领导权基本上回归到那些党内曾对文革持消极态度的甚至是反对态度的人手中。正是有了这股力量的存在,中央粉碎“四人帮”后才没有出现混乱,而此后这股力量则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强化、发展,只有那些在长期的革命时期形成的老领导才能引起他们真正的敬畏,所以在三中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党内元老们对“凡是派”发动批评,军方自然不会支持“凡是派”。军方的这个政治取向,决定了粉碎“四人帮”后党内否定文革不会有大的风险,更不会出现政局的不稳定。

   界面新闻:当时国内的政治、社会状况如何?是不是已经有迹象表明党的工作重心要发生变化?

   程美东:1976年到1978年,也就是在三中全会召开前两年时间里,社会解放的程度加大。1976年,逮捕“四人帮”就是宣判文革的破产,一年后,中共十一大宣布要结束文革,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事实上早在1975年,原国家计委提出的《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修订草案)》就指出,到1985年,粮食产量要达到8000亿斤。但是按照集体化的方式,农业的产量不可能提高,所以这实际上就对改革提出目标,从而推动农村的改革,同时给后来探索新的体制,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供了一个合法性——为了实现农业产量的提高,找寻一种新的办法。

   1976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则有更深刻的含义——中央要抓农业了。学大寨虽然仍属于集体化运动,但在当时来说,这不可能突破,也不敢突破,重点是释放一个促生产的信号。华国锋在这个会议的讲话中指出:“要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粉碎‘四人帮’这场大革命,清除了破坏生产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大祸害,被‘四人帮’长期压抑的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正在迸发出来,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大有希望了。”可以看出,华国锋的讲话特别强调了革命就是发展生产力,指出农业学大寨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国民经济。

   总的来看,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直至1978年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虽然只有两年的时间,但整个中国的社会控制明显减弱,无论党内各级干部还是一般群众由于鉴于文革无法无天的教训,对于刻意整人的把戏已经厌倦,特别渴望民主,从而形成了一定开明的氛围,没有这个氛围,人们自然不敢畅所欲言,那么要想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根本转变是不可能的。

   界面新闻:在文化领域有没有一些转变?

   程美东:思想文化领域慢一些。在当时来说,思想路线不可能没有转变,但粉碎“四人帮”后,思想文化领域很乱。因为批评揭发“四人帮”,实际上直接或者间接将矛头对准了毛泽东主席,对准了中央。这在当时来说有利有弊。好的一方面是通过这种揭批,使文化大革命路线不得人心,使它的合法性从理论上和情感上被削弱了。然而,“四人帮”不是以阶级敌人的名义,而是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义来从事工作的。文革结束之后,国内就出现了被非议为“非毛化”的担心,比如当时国外认为中国发生了政变。这不能说是危言耸听,因为客观上来讲,粉碎“四人帮”的确是对毛泽东主席晚年思想路线的否定,那么华国锋和当时中央的合法性就受到质疑。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难免疑虑,以华国锋为代表的中央是否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路线?

   界面新闻: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在哪些场合开始为三中全会做准备和造势?具体体现在几个方面?

   程美东:不能说邓小平在三中全会召开的过程中主动造势,因为三中全会的召开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但从思想逻辑上来说,三中全会的确符合邓小平的政治理念。

   第一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是个比较务实的人,从大跃进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这20年我国都在搞阶级斗争,使经济建设受到影响。经济建设是国家的命脉,1959年毛泽东主席退居二线之后,邓小平和刘少奇作为中央负责人亲自参与三年困难时期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文化大革命使这一思路暂被搁置,1973年之后,邓小平逐渐恢复党和国家的工作,在1975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后,他很快就再次被打倒。但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抓科技和教育”的基本思路没变过。1977年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在党中央的职务,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主动要求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第一件事就是恢复高考。恢复高考是按照教育规律办事,是对文化大革命教育路线的纠正,也是对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从而使教育战线成为当时全国各条战线拨乱反正的先声。

   第二点,邓小平在恢复职务之前给中央写信,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他说要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体系来看待,这个是很高明的。实际上就是要把毛泽东主席个人和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

   紧接着1978年的5月,开始真理标准大讨论,邓小平作为一个政治家,敏锐地看出这对于解放思想是个千载难逢的契机。如果没有邓小平这么关注的话,真理标准问题后来未必会成为一个产生重大历史影响的政治问题。

   界面新闻:那陈云等老同志在邓小平复出期间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程美东:对于邓小平复出,陈云这些老同志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实际上即便没有陈云等老同志呼吁,邓小平也会平反和复出,因为粉碎“四人帮”之后,“批邓”的历史逻辑和政治逻辑已经不存在了。

   实际上,1976年10月份的报纸还有“批邓”的文章,但到1976年12月份之后,基本就没有了。所以陈云、王震等老同志在1977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可以说是顺势而为。第一,邓小平在1975年被停职是因“四人帮”而起,“四人帮”倒了就证明邓小平当时是对的。第二,1976年的“四五事件”是为了纪念周总理,“四人帮”是积极压制纪念活动的,他们倒了,就证明压制纪念活动错了。第三,中共中央在粉碎“四人帮”后产生的最高层领导人,从政治路线来说,他们有很多共识。第四,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对于邓小平的待遇越来越趋于解放。韩钢教授有文章指出,1976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允许邓小平看文件;1976年12月初,邓小平前列腺病发,到301医院治疗。当邓小平还在301医院疗养之际,叶剑英在玉泉山九号楼就不止一次地向华国锋提出,要邓小平重新工作,华国锋均未反对,只表示,“要做党内外转弯工作,水到渠成。”第五,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可以依赖的力量只能是文革前的老干部——文革中的造反派属于“四人帮”路线的人,启用新人暂时来不及。而这些文革前的老干部绝大多数是拥护邓小平的,尤其是军队干部中,拥护邓小平的很多,这个不仅仅是政治路线一致的问题,也与组织系统有关,邓小平长期担任129师政委,在当时的军队很有基础。以上几个方面说明邓小平复出是客观必然,谁也挡不住。

   所以,1977年3月1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和王震等老同志最大的功劳就是逼迫华国锋在这个会议上面明确表态邓小平跟“四五事件”没有关系。并且,华国锋明确说出中央要给邓小平平反,但是要堂堂正正,要找合适的时机。

   界面新闻:在您看来,华国锋此前对邓小平复出一事主要有哪些担忧?

程美东: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之初,关于邓小平复出问题上不明确表态,他反复解释,总是强调“水到渠成”。他的这种态度,一方面的确有可能出于巩固自己的位置的考虑。但在当时一下平反“四五事件”和邓小平复出,的确也是有难度的,因为这两个问题都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决定的,关键是离中央下的有关通知还不到半年,突然推翻这个世人皆知的毛泽东主席生前钦定的政治案件,华国锋的确担心党内、国内的人士的大脑能否接受转得这么快的弯。同时,他粉碎毛泽东主席信任的“四人帮”的最充分的理由,就是毛泽东主席晚年对“四人帮”的多次批评,现在却对毛泽东主席严厉批评的邓小平又这么快地加以平反,群众会怎样看待他呢?国外已有“非毛化”的议论,“四人帮”一伙则公然叫嚣华国锋是在搞政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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