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把握好政策调整的节奏和力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4 次 更新时间:2021-01-26 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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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鸣  

总结2020:三重压力下成绩亮眼

2020年对中国经济是前所未有的压力测试,压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二是全球经济的深度衰退,三是美国遏制打压全面升级。面对压力,中国经济成绩单非常亮眼,经济运行逐季改善并逐步恢复常态,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3%,预计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2020年的成绩单,可以用“好于预期”和两大标志性事件概括。所谓“好于预期”,就是主要经济指标好于预期。四季度经济增长已基本恢复常态,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5%,高于上年同期0.7个百分点;就业好于预期,2020年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12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2%;物价总体保持稳定,全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5%,低于3.5%的预期目标;国际收支总体改善,我国外贸出口自2020年5月份起逆势上扬,顺差有所扩大。年末外汇储备余额达到3.2万亿美元,较上年末增加了1086亿美元。

除了经济数据之外,2020年中国经济有两大标志性事件:一是经济总量迈上百万亿大台阶。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01.6万亿元,占全球经济的比重预计达到17%左右。“十三五”收官迈上这一大台阶具有标志性意义,为“十四五”开局奠定了坚实基础。二是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我国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对人类减贫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总之,2020年中国经济率先实现V型反弹,经济表现好于预期,既实现了“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又为“十四五”开局赢得宝贵时间窗口。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份额大幅提升,增大了我国战略回旋空间和国际竞争的主动。


展望2021:内外环境仍面临复杂变化

新冠疫情仍面临新的变数,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我国经济恢复基础还不牢固,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复苏仍面临诸多挑战。

第一,新冠疫情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目前全球疫情持续恶化,欧美发达国家疫情出现反弹,新兴市场国家确诊病例突破新高。全球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均创新高,累计确诊病例逼近破亿,累计死亡病例突破200万。国内出现多点散发病例和局部聚集性疫情,外防输入和内防反弹压力有所增加。受疫情的不利影响,去年12月我国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增速回落0.4个百分点。

第二,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发达经济体去年三季度经济强劲回升,但四季度重新陷入收缩。全球产出缺口短期内难以填补,经济复苏可能更加漫长曲折。如果疫苗不能有效覆盖,今年上半年世界经济仍可能笼罩在疫情阴影之下。多国疫情防控隔离措施收紧,产业链供应链断链风险上升。主要经济体为应对疫情冲击,推出空前的财政货币政策,债务水平突破历史高位,潜在风险不容小觑。

第三,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显现。消费恢复仍然滞后。2020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3.9%,较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低6.8个百分点。疫情冲击下居民收入增长放缓,消费倾向明显下降。从投资看,制造业投资比上年下降2.2%;民间投资增长1%,低于全部投资1.9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中70%以上为民间投资,制造业投资低迷反映出民间投资尚未完全恢复。

第四,中小企业发展仍面临困难。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受疫情冲击更为严重,受市场需求不足、企业库存和应收账款增加、原材料成本较高、用工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小微企业亏损面仍然较高。从行业看,餐饮、旅游、交通、娱乐等服务行业仍没有完全恢复,给就业恢复带来挑战。今年大学毕业生数量再创新高,就业压力明显增大。

第五,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平衡仍面临压力。一些地方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增大,企业债券违约事件屡有发生。受疫情影响,中小企业贷款延长到今年3月底还本付息,信贷违约风险有可能积累,商业银行不良率有可能反弹。西方发达国家采取的超宽松、近零利率、非常规纾困政策将持续一段时间,并继续与我国保持较大的利差水平,短期资本流入和汇率升值压力仍然存在,这将增大我国资产泡沫化风险。

除了面临多重风险和挑战,今年经济走势也将呈现新的特征。由于去年基数较低,预计今年经济将强劲回升,全年经济增速有望达到8%甚至更高,并呈现前高后低的特征。经济运行也可能出现宏观指标大幅转好,而微观主体仍面临较大困难的局面。


政策建议:把握好政策调整的节奏和力度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开启之年,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尤为重要。考虑到外部环境仍然复杂严峻,国内经济恢复仍不平衡,一些风险会逐步暴露,要把握好政策调整的节奏和力度,稳定市场主体预期。在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这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财政政策方面,中央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和增强可持续性,同时又要保持适度的支出强度。从这个基调来看,政策调整具有渐进性。制度性减税降费政策要进一步完善,而应对疫情的阶段性税费“减免缓”政策要分类调整。考虑到“十四五”开局之年建设项目资金需求较大,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建议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保持适度规模。

货币政策方面,中央明确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既要保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经济增速大体匹配,又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在促进经济恢复和防范风险之间做好跨周期平衡。对中小微企业扶持政策可适度接续,延期还本付息等纾困政策应有过渡性安排,适当延长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实施期限,逐步提高信用贷款比重。

积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应加大相关政策措施力度。在经历1998年亚洲金融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们在调控投资方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体系,但在引导消费方面政策工具相对有限。近年来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贡献率稳定在60%左右,宏观调控需要更加注重引导和扩大消费。短期政策上,要稳定大宗消费,推动汽车等消费品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鼓励新能源汽车消费。随着90后、00后逐步成为消费主力军,要鼓励发展新型消费,促进新型消费扩容提质。还要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监管,降低高房价和居民高杠杆对消费的挤出效应。从中长期看,要推进制度性安排,完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形成消费稳定增长的内生机制。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性。从供给端来看,全球供应链调整趋势进一步强化。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性可控性尤为重要。针对“卡脖子”问题,要下决心推进技术攻关,推动国产替代,依托龙头企业带动供应链本土化。实施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强“四基”技术和重要产品技术攻关与工程化,并为自主创新产品市场化应用创造良好环境。此外,要利用我国产业规模优势和配套优势,加快工业互联网建设。“十三五”是消费互联网发展的高潮,“十四五”时期可能形成工业互联网的发展浪潮。要推进工业互联网建设,带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升制造业创新力和竞争力。

发挥好改革的引领和先导作用。越是面对挑战风险,越要深化改革开放。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激发民营企业的投资热情。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快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深化探索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深化改革开放,不仅可以增强市场主体信心,也将改善国际社会对我国经济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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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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