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哲学的研究不管是在一般的思想史和观念史层面，还是在实证性的考古层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这种进步给“中国哲学”这门学科所带来的却不是自信，而是一种深刻的焦虑感。随着我们对中国思想越来越深入的了解，我们就越发感到困惑：与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两千多年主流哲学传统相比，我们既没有严格意义的本体论、宇宙论、认识论，也没有严密的逻辑分析方法和哲学体系，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中国几千年的思想传统还能否被叫做“哲学”？倘若是哲学的话，那么又在什么意义叫做“哲学”？自上个世纪初以来，中国学者一直为此问题所困扰，今天这种困扰非但没有消除，甚至更加强化了。譬如说，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居然成为2003年国内十大热门学术话题，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其实，中国学者的这种困惑和焦虑感，无非是出于一个非产简单的原因：中国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中文的“哲学”一词，本是取自日本人西周的创造，此人在《百一新论》中首先用“哲学”翻译英文的philosophy。在这之后，中国人才用“哲学”来概括中国自己的传统思想。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看似是对“中国哲学史”的客观实证研究，但实质却不过是证明：中国思想根本就没有西方意义的严格哲学精神。在新文化运动之后，以冯友兰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为标志，中国学者开始自觉地建构中国人自己的“哲学”和“哲学史”。随着“中国哲学”被北大和清华等现代大学纳入学科编制，“中国哲学”在文化和制度两个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自主性”。
但是，“中国哲学”之学科“自主性”的建立并没有平息中国学者的焦虑和争论，因为他们看到，“中国哲学”不管是在前提还是在论述方式上都是以西方哲学为模型：既然西方哲学有本体论、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等，我们就要相应地建构类似的哲学门类；既然西方有逻辑分析方法，我们就要在中国思想中寻找体系。但是，说到底，“中国哲学”的建构不过是对西方哲学的一种仿造而已，至于中国自己有没有“哲学”仍然颇成问题。况且，用西方的哲学概念、范畴和体系来解释中国思想，难免让人有削足适履之感，更不用说，这其实是对中国思想内在整体和脉络的根本扭曲和肢解。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就是在不断的批判与建构、怀疑与自信、焦虑和振奋之中曲折前行。
稍稍追溯“中国哲学”的发展历史，就不难发现：“中国哲学”一百多年的学科建构历史，恰恰跟中国一百多年的救亡图存历史密切相关。近世以来，在西方帝国主义船坚炮利的侵略下，中国人为避免亡国灭种的命运，被迫不断反省自己的传统，从最初的“器物”变革，到后来的“制度”变革，一直到最后的“文化”变革，中国人最终将落后的原因归结为自己的“文化”传统。当时的中国士大夫和知识阶层认为：与西方相比，我们没有自由平等民主个人主义科学资本主义……既然所有这些因素都是哲学精神的体现，那么说到底，我们之所以落后于西方，是因为我们没有哲学！。
因此，就哲学而言，要想真正地确立中国的文化自主性，我们首先应该理性地检讨过去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现代性历史。在整个二十世纪，出于“救亡图存”的焦虑，我们将建立现代国家作为自己的根本使命，一切学术和文化的建树无不服从于这一目的。面对这一无可逃避的历史必然性或命运，中国人的这一选择，不管是被迫还是自愿，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都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但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作为一个现代主权国家的地位已经牢牢地确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彻底抛弃“救亡图存”的陈旧观念，重新思考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文化局面。换句话说，文化在今天已经不是救亡图存的工具，而是应该恢复其教化人性、塑造精神的地位。但要确立这种文化自主性，我们固然一方面需要抛弃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另一方面却更应该破除过去一百多年来的各种偏见，不管这些偏见是来自西方的强加，还是来自我们自己的“画地为牢”。其中，最应该破除的偏见就是——“哲学”。这里，我们可以从西方当代学者沃格林（Eric Voegelin）的研究说起。
沃格林指出，在公元前五世纪前后，世界上几大普世文明都发生过一次“存在的飞跃”（leap into being）。具体地说，这些文明都从某种“神话王国”或“宇宙论帝国”（cosmological empire）突然“飞跃”到“存在的秩序”（order of being）。促成这种“飞跃”的，在希腊是以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为代表的哲学家，在希伯来是以先知为代表的启示神学，在中国则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沃格林在早年时期尚执著于“西方中心论”，认为中国的“存在的飞跃”与希腊和希伯来相比并不彻底，仍然残留着“神话”和“宇宙论帝国”的痕迹。但是当他真正接触了中国思想之后，却产生了很大的困惑，因为他发现，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思想虽然既不是哲学，也不是启示神学，但却丝毫没有神话的痕迹，在“存在的飞跃”上跟希腊和希伯来一样彻底。这一发现不仅中断了他的研究思路，而且对他的思想转向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他从早年的“西方中心论”转向了晚年的“文明相对论”。
沃格林的困惑相当有意义地表明：中国几千年的思想传统完全拥有自己独立的问题和展开道路。如果不是过去一百年同西方偶然产生接触和碰撞，那么中国人完全不需理会中国思想究竟是不是哲学之类的伪问题，更不必为所谓的中国哲学之合法性问题忧心忡忡。说中国没有哲学不能证明中国思想的耻辱，说中国有哲学也不能证明中国思想的光荣，因为从根本上讲，中国思想自古就同所谓的哲学毫不相干。要想消除“中国哲学”的学科焦虑意识，要想真正地确立中国学术的文化自主性，我们不仅需要清醒地检讨这一百多年来西方强加给我们的各种现代性偏见，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更应该彻底破除那种以西方他者为绝对参照来不断自我审查和自我忏悔的“奴隶道德”。
吴增定：北京大学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