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河边扶贫实验是在脱贫攻坚战中采用现代化方式扶贫的一个具体案例，其整体框架是通过在河边村植入一个现代的新业态，从而提升村民的收入水平，摆脱依赖低收入传统农业的生计结构，并最终帮助村民走出贫困陷阱。河边扶贫实验的结果初步显示，一旦采用现代福利的标准，脱贫就会具有很强的现代性路径依赖。河边扶贫实验对村庄物化改造和对村民收入提升的成效是显著的，现代化路径的扶贫也是有效的，但是，由于乡村传统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关系系统本身很难支撑现代产业的发展，该扶贫实验又面临可持续性的挑战。与此同时，河边村村民在“去农化”生计遭遇挑战以后所采取的生计“再农化”，有力地展示了小农的生存韧性。河边扶贫实验遭遇到的恰恰是小农在现有条件下解决乡村贫困问题所长期面临的困惑，这也正是中国特殊的国情赋予乡村扶贫的现实意义。
自近代以来，贫困问题一直处在中国现代建设过程的核心。咸丰十一年（1861年），晚清思想家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了“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①的主张，奠定了中国应对西方世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策略，这一策略从某种意义上为中国采用现代化的方式摆脱贫困提供了框架。严复认为，“故居今而言救国，在首袪此贫。惟能疗贫，而后有强之可议也，而后于民力、民智、民德可徐及也”。②他将贫困放置在中国所有问题之核心，同时提出了以路矿扶贫、教育扶贫、综合扶贫等为内容的改造小农经济的扶贫主张。1919年，孙中山致函美国商务部部长威廉·瑞德菲尔德（William C. Redfield），请求美国援助中国的工业。孙中山认为中国的发展需要外资，即便获得不了外资，美国至少可以向中国派出专家和发明者帮助中国实现工业化。③从冯桂芬提出的学习西方富强之术，到严复的改造小农以及孙中山的吸引外资促进工业化，都反映了中国近代知识精英对于中国贫困落后原因的基本认知。贫困是中国自近代以来国民心理最大的阵痛——这一阵痛来自于和西方发展对比的巨大差距，也是中国近代传统和现代问题论战及实践的主要历史语境。
中国共产党主张通过变革中国的社会生产关系来摆脱贫困。这一主张基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是生产贫困的根本性制度，只有通过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才能彻底解决贫困问题的基本论断。④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将社会现代化作为摆脱贫困的主要内容。从早期在中央苏区和陕甘宁边区实施土地改革、扫除文盲、发展现代教育，到建立合作社、发展经济等措施，均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改变中国贫困落后方面对于现代化路径的认同。这是理解中国当代扶贫工作的政治基础和历史背景。
新中国成立以后，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所产生的减贫效益凸显。1950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正式颁布，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实施土地改革，到1952年年底基本完成之时，全国3亿多农民无偿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1950年到1956年，中国粮食产量从13213万吨提高到19276万吨。⑤然而，后革命时代的建设与贫困的关系远比土地改革要复杂得多。虽然贫困具有一定程度的客观性，但是现代意义的贫困和落后则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对比之下产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产物，因为资本主义最大的进步意义在于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这就意味着中国即便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仍然需要不同程度地借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来发展生产力。这正是改革开放的基本背景，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特色。可问题恰恰在于，虽然“发展”的修辞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三个代表”的话语减少了意识形态的张力，但是改革开放之后不断增加的社会不平等所导致的贫困的生产与再生产，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遭遇理论和实践的挑战，这也是目前在全国推进的到2020年全面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政治背景。
中国过去四十多年大规模减贫的主要经验是，除非贫困的小农完全融入现代的生产方式和城市之中，否则农村贫困的缓解和消除将会是很困难的，这就是所谓的脱贫的路径依赖。正如科利尔（Paul Collier）和德肯（Stefan Dercon）针对非洲居高不下的贫困所言，根据发达国家和最近几十年亚洲新兴国家的经验，非洲如果希望实现经济增长和减贫，就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规模减少农业人口，二是大规模增加城镇和沿海地区人口，三是减少远离城市和沿海地区的农村人口的数量，四是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五是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总量。⑥中国农村减贫的实践和科利尔、德肯的理论观点都包含着一个主导主流扶贫实践的教义，即对传统社会的现代化改造是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而城市化、工业化及农业现代化则是摆脱贫困的有效路径。
1982年，国务院成立“三西”（河西、定西和西海固）地区农业建设领导小组，并开始实施“三西地区农业建设计划”。⑦这一计划旨在通过改善“三西”地区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并继而解决“三西”地区普遍存在的温饱问题。这是中国当代扶贫工作的开端。“三西地区农业建设计划”的基本涵义在于确定了影响至今的通过经济发展来摆脱贫困的扶贫战略，即被官方反复强调的“开发式扶贫”或“扶贫开发”。1994年，中国政府开始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目标是到2000年，用七年的时间解决8000万人口的温饱问题。2001年，中国政府正式宣布：“中国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生活质量的大幅提高，与世界绝对贫困人口持续增加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⑧但中国政府在其后发布的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农村扶贫开发纲要中又提出，2001年—2010年农村扶贫开发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继续解决剩余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⑨暗示了农村温饱问题并未完全解决，扶贫之后仍然存在“剩余贫困”问题。2011年，中国政府发布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农村扶贫开发纲要，确定按照2010年不变价格，将农民年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300元作为新的农村绝对贫困线，设定了到2020年按照这一标准全面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发起了迄今为止投入最大、动员程度最广泛的脱贫攻坚行动。2019年，中国官方宣布，农村贫困人口已减少到551万人，97％的建档立卡户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⑩这预示着到2020年将会如期实现脱贫目标。与此同时，中国官方也开始释放即使农村绝对贫困消除，农村的贫困仍然会以相对贫困的形式存在，扶贫工作仍将继续等话语。11脱贫和“剩余贫困”的反复并存不仅是个扶贫效果的问题，更重要的则是传统与现代相纠缠的问题，这是中国农村扶贫之难的深层次原因。
中国消除贫困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以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季官社区（前身为季官村）为例，任何人置身其间，都很难相信10年前这里还是一个贫困村。2009年季官村村民人均年收入只有不到2000元，村内仅有7间砖瓦房，其余均为农户自建的土坯房，道路狭窄，卫生环境恶劣；而2019年季官社区居民人均年收入已超过了50000元，全部居住在与城市居民一样的现代化小区里。季官社区是中国过去四十多年摆脱贫困历程的一个缩影。由深圳市这样的从“小渔村”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的大故事和许许多多季官社区这样的小故事构成的中国经济社会变迁的叙事是中国历史性巨变的缩影，同时也是一个摆脱贫困范式的隐喻，隐含了中国持续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路径依赖。中国农村扶贫的对象是千千万万的小农。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小农生产方式“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12因此，扶贫同时也意味着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小农进行改造。很显然，如深圳和季官村的脱贫，现代化的扶贫成就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要解决中国乡村社会大规模的小农户的生存困境，拓展小农户的发展空间，则与常态化的扶贫及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息息相关，13这是中国小农长期存在这样一种特殊国情赋予乡村扶贫的现实意义。
本文既不是关于消除贫困的理论论述，也不是针对如何消除贫困的实证研究，而是对笔者亲历主导的一个贫困村庄的扶贫实验工作的介绍及笔者有限的自反性思考。一方面，从社会科学，尤其是人类学和实证社会学的角度看，与作为“旁观者”的一般调查和参与式观察不同的是，“亲历者”（insider）的民族志或自我民族志（auto-ethnography）的方法基于自身的工作和体验，可以提供比一般的调查和参与式观察更具有反思能力的过程细节；14但另一方面，“亲历者”也会由于自身利益和认知的局限而产生对于社会事件过程的片面解读、误读甚至遮掩，从而导致自反性思考意义的减弱。同时，在中国的语境下，对扶贫过程的客观陈述、批判性的分析都会受到诸多的客观制约。因此，采用“亲历者”的方法更难完整和真实呈现他／她所经历的过程，这一点对于笔者而言尤其困难。这些因素不仅直接影响了本文的质量，也挑战了本文的学术伦理。尽管如此，笔者仍然希望将自己作为“亲历者”所展开的5年扶贫实验的局部过程以自述的形式呈现给学术界，供读者参考、批判和学习。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呈现从开展贫困诊断到形成各种扶贫项目的关键过程，因此文章主要是叙述性的介绍，而非学术性的理论分析。由于媒体对笔者的扶贫实验有过大量的报道，基于通常的学术研究所采用的匿名处理已经无太大意义，所以本文在介绍和讨论中均采用真实地名和人名。本文第一部分首先介绍针对河边村的贫困诊断的路径和结果，然后第二部分介绍河边扶贫实验（以下简称“河边实验”）的核心项目“瑶族妈妈的客房”的实验内容和结果，第三部分则介绍围绕“瑶族妈妈的客房”所涉及的产业发展问题，第四部分为结论和讨论。
一、河边村的贫困：一个基于发展主义范式的解读
认识贫困是扶贫的基础，不同的认识范式导致不同的扶贫策略。钱伯斯（Robert Chambers）认为，对于认识贫困和扶贫而言，有两个不同的范式。一是专家，即社会学家和发展学家的认识，这一认识主要基于如何测量贫困，在这一范式下的扶贫一般都是通过增加收入和改善消费来实现的；二是贫困人口自己对于贫困的认识，这一认识在表述上往往涉及资产、脆弱性和安全的问题。15虽然笔者早期曾经受到过钱伯斯贫困替代性认识思想的影响，但是在现有扶贫资源分配管理体制的约束下，笔者只能按照钱伯斯提出的第一种框架展开河边村的贫困诊断，所以，河边村的贫困诊断实际上沿袭了发展主义的知识路径。但是笔者同时也注意到了贫困动态的重要性，因为从改善扶贫政策效果的角度讲，对于贫困的认识需要超越静态贫困分析的框架，从生命周期和跨代的动态角度认识贫困。16为此，笔者在生计动态变化和发展主义路径分析的框架下，基于观察和感受形成了有关河边村表征贫困和基于数据形成了河边村规范性贫困的一系列结论，其核心为河边村是一个陷入贫困陷阱的、群体性贫困的深度贫困村。
河边村位于云南省勐腊县勐伴镇。勐腊县以前是国家级贫困县，2019年退出贫困县。河边村2011年被确认为国家级贫困村，全村57户，共206人，除2人为汉族以外，其余村民均为瑶族，被确认为蓝靛瑶族。由于原居住地山高路远，无法通电，自1982年起，村民陆续由原居住地迁移到现址，在南腊河上游支流的小河两侧形成了现在的村庄，故名为河边村（实为上河边村）。河边村地处西双版纳热带雨林自然保护区内，平均海拔高度在800米左右，年平均气温为 20℃，年均降雨量在1600毫米—1780毫米之间。按照2015年的调查数据，河边村有土地782.3亩，其中水田145.7亩，旱地636.6亩，橡胶林地约2800亩。人均水田0.67亩，人均旱地2.95亩。农户主要种植水稻、玉米、甘蔗，养殖业主要是数量很少的冬瓜猪养殖。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甘蔗种植、砂仁采摘、外出打工及国家转移性补贴。河边村整体上呈现为传统小农的状态。
2015年初的河边村除了村民小组的办公房之外，全村没有一栋砖混结构的房屋，村民都住在没有窗户、没有卫生间、没有厨房的“三无”破旧木房里，做饭就是在外面搭一个柴火架子。进村的路是一条8公里长的盘山土路，是政府补贴、村民自己修的砂石路，雨季期间只有摩托车可以勉强通行，汽车无法进村。村里没有学校，上小学要到山下的行政村勐伴村村委会所在地，初中在镇里，高中在县城里。河边村的孩子从上小学就开始住校，每周五家长用摩托车接或学生自己走路回家，周日家长再送回学校，因此摩托车是村民必备的交通工具。2015年初笔者到访河边村时，村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搬到山下生活，因为他们要到山下买生活必需品，孩子要到山下的学校上学，打工也都在山下，而砍甘蔗、割胶不是每天要做的事，可以骑摩托车上山做。有着大片水田的傣族村纳卡村的生活就是河边村村民的梦想。政府实际上也在纳卡村附近开了地，每户都给了宅基地，有的村民也盖了简易的房子。按照发展主义的视角来衡量，与中国内地乡村普遍存在贫富差异不同的是，河边村整体性的感官贫困状态较为明显。
实验团队入户调查的数据显示，2015年河边村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4303元，远远低于同年云南省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242元和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422元的水平，很显然河边村处于明显的收入贫困状态。2015年，河边村人均消费支出为5098元，大大低于全国农民人均消费支出9223元的水平，可见河边村也处于消费性贫困状态。村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21.71％，农业收入占51.99％，政府转移性收入占20.39％，呈现出明显的生计依赖农业的特点。根据村民对2015年之前三年生活状况的回忆，他们普遍认为自从通了电和自来水，特别是2013年开始种植甘蔗以后，生活水平有了提升，但之后全村的经济状况一直都维持在2015年的水平。假定2015年河边村属于贫困状态的话，那么可以认为河边村在2015年之前事实上处于所谓的长期性贫困状态。为了比较系统地了解河边村的贫困状态，实验团队根据自己调查得到的2015年全村可支配收入数据选择F统计量，使用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SPSS）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分析了不同农户家庭人口的数量对收入的影响。在给出显著性水平α = 0. 05的条件下，计算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和概率p值，得出p值为0.43，远远大于0.05的显著性水平，得出不同类型农户家庭成员数量对人均可支配收入无显著影响的结论；进一步的检验显示，p值为0.14，远高于0.05的显著性水平，农户家庭人口数量的差异并未对收入产生影响，说明家庭人口数量不影响家庭的收入（见表1）。与此同时，笔者又对河边村全村农户的人均收入分布做了统计，发现全村农户收入呈现正态分布，村民收入高度集中，村民贫富差异不明显，这是一个典型的没有富人的村庄。
河边村村民2015年人均消费支出为5098元，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303元，支出高于收入，人均累计债务3049元，农村信用合作社将河边村划入了不能继续提供贷款的村。村民的消费主要是在支付小孩上学费用、看病，以及购置摩托车和汽油等方面。河边村村民债务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增长缓慢，村民反映2013年种植甘蔗以后，村民的收入大致维持在2015年的水平，显示了收入提升的刚性约束；但同时，村民的支出逐年上升，而且很多支出的刚性特点日益突出。大多数家庭的摩托车汽油费每年在2000—3000元之间。每个上小学或中学的小孩每周都需要20—30元的各种费用。 在现代商品性消费的推动下，河边村处于债务不断累积的状态，呈现出典型的“发展性贫困”。一方面，河边村村民生活在与现代化物质生产有很大距离的相对落后状态，这一状态下的社会生产关系自身的机制在于维系低水平物质生产的均衡，无法实现物质生产的提升。从现代意义来讲，这是传统落后的农村社区贫困生产的机制，也就是贫困的某种客观性因素。另一方面，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村民没有能力搭上现代化的列车，但同时又被卷入现代的消费体系中，形成了所谓的贫困的再生产。
一般来说，以奥康纳（Alice O’Connor）为代表的基于福利缺失视角的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都倾向于认为贫困是个体或者国家福利体系的失败。17河边村贫困诊断的结论也是一样。上述针对河边村贫困生产和再生产机制的认识的政策含义是，河边村的贫困是由发展不足导致的，以此形成了河边实验“现代对接传统”的扶贫框架。由于发展不足，河边村呈现出所谓的“脱贫难”，官方将这类贫困村定义为“深度贫困村”，并认为这些村庄的贫困是“难中之难”，针对这些村庄的扶贫是“重中之重”。从对河边村收入和支出的预测可以进一步理解针对这样的村庄的扶贫之所以“难”的原因。如表2所示，假设按照农民年均收入增长9％估算，同时假定村民的支出维持在2015年的水平，而且新增的收入均用于还债，同时不新增债务，那么，河边村的村民要到2021年才有可能还清债务。但是这一生计景观意味着村民的消费没有改变，既没有增加积累，也无力建造新的房子，也就是说，村民到2021年仍将维持2015年的贫困状态，这就是所谓的“贫困陷阱”和“长期性贫困”。河边村呈现出的贫困的长期性和顽固性印证了21世纪以来关于“贫困为什么长期存在”的一些理论观点。鲍勒斯（Samuel Bowles）等一批长期研究贫困问题的经济学家认为，索罗（Robert Solow）1956年提出的个体努力的缺乏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18的理论，无法解释贫困持续存在的普遍现象，实际上，在个人努力发挥作用之前，存在所谓的“贫困陷阱”。19这一观点将奥康纳认为贫困是因为缺乏机会的观点具体化为缺乏发展个体经济的能力。
基于上述针对河边村贫困的诊断，实验团队认为，首先，政府确定到2020年要实现脱贫，按照收入预测，虽然2015年河边村村民的收入已经超过了当年的贫困线，但是河边村的债务水平过高，因此，除非免除所有债务并且不发生新的债务，否则到2020年，按照纯收入计算是无法实现脱贫的；其次，即便免除所有债务并且不发生新的债务，按照2015年的生计结构和收入路径预测，到2020年可以实现2010年不变价格2300元的收入贫困目标，但前提是消费维持在2015年的水平，很显然，这种脱贫仅仅是收入表观性的；第三，即便消费水平与收入水平同步增加，但是农户无法产生积累，按照每户建房需要15万元资金估算，即便政府保障了教育和医疗，河边村村民仍然无法自力更生实现住房保障的目标。在此条件下，到2020年实现脱贫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村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升，二是村民福利缺失的短板由政府提供支持来补齐。
基于收入和消费分析而形成的对河边村贫困状况的认识直接推动形成了向河边村投入资源的扶贫计划，即建设基础设施和生活设施（道路和住房等），建立教育和医疗保障，发展高收入产业，其主要思路是推动河边村的现代化改造，通过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实现脱贫。很显然，这一诊断在方法上聚焦了村民生计的结果，但正如格林（Maia Green）等人所指出的，这样的贫困诊断实际上很难把握农户所嵌入的外部因素对贫困的影响，20因此造成了其后形成的扶贫方案对很多结构性因素的忽视。基于这一过程形成的河边实验的各种项目在实施的过程中与贫困生产和再生产机制相缠绕，使扶贫场域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呈现出复杂的景观。这一复杂性的主要特点是现代与传统具有巨大的张力，使得河边实验成为发展主义知识遭遇的战场。
二、“瑶族妈妈的客房”：“去农化”扶贫路径的尴尬
塔考克（Isabelle Tsakok）根据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不同类型国家乡村发展的比较认为，成功的农业和农村的转型一般有四个特点：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下降，农业就业比例下降，农业生产力持续几十年有提升，以及一半以上的农民持续几十年收入有增长。21这也是农村贫困减少的过程。塔考克的观点代表典型的通过社会经济转型来摆脱农村贫困的主张。河边实验基于收入和支出关系所展开的河边村贫困诊断在框架方向上与塔考克的观点也是一致的。这个框架的主要假设是，首先，政府的教育和医疗扶贫措施已经覆盖了全村，政府不大可能再对农户在这些方面的支出予以补助，因此，弥补支出缺口只能依靠农户“自力更生”。其次，按照上述对村民收入和支出的预测，如果基于到2020年脱贫的要求，河边村有两种可能的选择：其一，由于河边村没有一户拥有安全住房，要到2020年实现住房保障的扶贫目标，农户建房的最低资金需求为10万元，如果政府能无偿为每户提供资金10万元，农户的收入以年均9％的增速增长，并且不产生新增支出，河边村到2020年就可以实现收入达标和“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目标。这一方案的前提是政府无偿为农户提供10万元资金支持，但是这一方案属于低水平脱贫方案。其二，如果政府为每个农户提供10万元支持，同时农户能有一个使收入倍增的产业，假定一个产业需要三年见效，从2015年算起，那么到2018年就可以实现人均可支配收入达8000元，这意味着河边村村民到2020年将会接近或超过全国农民平均收入水平，这一方案属于高水平脱贫方案。但是实现这一方案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政府提供10万元支持；二是有一个能创造倍增收入的产业，以及农户有从事这个产业的能力。
鲍勒斯等人认为，对于陷入贫困陷阱的贫困群体或个体而言，在发挥个体的能动性之前，这个群体或个体需要在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方面达到一个所谓的“关键性门槛”（critical threshold），否则，贫困人口很难越过贫困陷阱。22在河边村贫困诊断的过程中，笔者在与村民的共同日常生活中反复体验并且备受困扰的一个问题，即贫困的“外生性”和“内生性”的关系问题。村民之所以通宵收获甘蔗的主要原因是糖厂需要将大量的甘蔗集中拉出村外，这样可以节约运输成本，而村民为了确保甘蔗糖分的含量达标，必须在甘蔗成熟时全村动员彻夜收获甘蔗。随着甘蔗面积的扩大，亚洲野象的破坏成了甘蔗生产最大的麻烦。辛苦种植的甘蔗被大象破坏，农户只能获得每亩700元的补偿，而投入的资金和劳力成本在每亩1000元以上，补偿不足以弥补损失。因此，我们很难将河边村的贫困看作“内生动力不足”的情况。瑶族村民由于语言文化等方面的限制，很少远距离外出打工，下山打工每天也只有80—100元的收入，而且都有季节性，收入受到很大的限制。很显然，在社会经济快速转型的条件下，河边村贫困的“外生性”特点非常明显，贫困实际上被深深地嵌入发展的制度中。23即便对于相信个人努力可以致富的美国人而言，兰克（Mark Rank）也认为贫困是个人的失败的观点只是一种迷思，贫困主要是就业歧视和社会保障缺位造成的结构性失败所致。24一方面，河边实验在宏观上将河边村的贫困主要视为结构性的，很多实验需要的条件正是在脱贫攻坚的政策下解决这一结构性问题的举措，如农村低保、教育和卫生等社会公共服务；另一方面，河边实验在微观上则将河边村的贫困看成是农户陷入了一个只能获得低收入的传统生产方式和体系中，需要开发新的收入空间，但是农户能力不足，无法挖掘出新的机会。
由于在现有的生计策略中难以挖掘能大幅度提高农户收入的产业，河边实验团队和村民首先开发出了“雨林鸡蛋”项目。河边村村民养的鸡主要在田间和雨林里寻食，鸡蛋很小，蛋黄很黄，属于典型的“有机蛋”，非常适应城市高收入群体的需求。2015年实验团队开始利用微电商开发“河边雨林鸡蛋”，通过固定客户订单的形式展开销售。然而这一项目运行一段时间以后就出现了问题。虽然鸡蛋卖到了10元一个，被人戏称为“河边金蛋”，但是为了保证鸡蛋的“原生性”，无法采用现代化饲养方式扩大生产规模，而且当地鸡的品种也不适合集中大规模养殖，一旦大规模养殖就容易暴发鸡瘟。由于一年一户最多也只能出产50—100个蛋，即便按当初设想的10元一个“金蛋”来算，收入也不高。2015年到2016年，全村总的鸡蛋销售额不过区区几万元，很显然，这一项目无法满足村民大幅度提高收入的扶贫要求，只能停止。河边实验的第一个“小农生产扶贫”项目遭遇挫折，这也直接导致了河边实验转向“去农化扶贫”的实验。
事实上，河边村在传统农业结构中挖掘高收入产业将会非常困难。河边村地处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之中，冬季温暖，夏季夜晚凉快，而且背靠望天树雨林公园，可以发展高端休闲康养新业态。基于这一设想，河边实验团队与村民共同讨论形成了通过建设“瑶族妈妈的客房”带动河边村新业态产业发展的规划。规划形成后，实验团队与政府和每户村民展开反复的讨论。“瑶族妈妈的客房”的设计是利用政府的建房扶贫资金，在村民的住宅中单独建造一套客房，即把客房建在瑶族村民的家里，客主同屋，实现乡村康养旅游的真实性和客居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性，这样就可以在农户层面找到扶贫和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点。然而，实施这一项目存在诸多困难。首先，政府需要将原计划用于河边村扶贫的各种资金进行调整整合，以便能够发展新业态产业，特别是政府安居房原设计为标准化的砖混结构住房，并计划通过招标引入建筑公司承建，建设“瑶族妈妈的客房”属于改变项目用途。其次，按照发展新业态的规划，村民的新房需要建成西双版纳热带干栏式木楼才能吸引外来客人居住，但是村民不愿意。他们说祖祖辈辈住在这种木房子里，儿子找不到媳妇，要建山下的那种砖混结构房。最后，客房嵌入村民家中，如何管理这些客房，谁来负责管理运营也是一个问题。
政府对在河边村发展新业态的设想予以了支持。按照云南省政府的规定，异地搬迁计划中每户可以得到6万元的20年无息贷款（按新政策2018年起贷款变为补助，不用偿还），建档立卡户可以额外得到4万元建房补助，另外政府还整合了住建部门每户1万元的危房改造费用。这意味着，河边村普通农户可以得到7万元的建房补助，22个贫困户则可以得到11万元的建房补助，除此之外，政府的扶贫项目支持了通村道路、村内道路和饮水设施的建设。河边实验团队在勐腊县注册了民间组织“小云助贫”，实验团队先后筹集300多万元为全村每一户装修了“瑶族妈妈的客房”，建设了卫生间、厨房、会议设施、幼儿园和村内的景观等。经过5年的扶贫，河边村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一是感官贫困彻底消失，用外来人的话讲，这是一个真正的美丽乡村；二是村民的收入有了很大的提升。2016年河边村户均收入为8860元，2017年增加到20263元，2018年为29131元，2019年达到了30000元以上。2019年，河边村还有两户购买了汽车。
收入和支出模式是河边贫困诊断的重要内容，也是形成河边实验的基础。开发能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的新业态产业是河边实验的核心。从2017年开始，“瑶族妈妈的客房”的居住功能逐渐完善，带动了河边村自然教育、亲子游、康养、小型会议及餐饮业的发展，河边村开始经历生计策略的转型。由表3 可见， 2015年，河边村农户收入中工资性收入约占21％，农业收入约占52％；到2018年，来自新业态的收入约占40％，而农业收入下降到约9.7％。新业态收入的高占比和农业收入占比的大幅下降显示了河边村村民的生计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农户收入开始摆脱对农业的依赖，河边实验初步实现了通过发展高收入产业打破依赖低收入传统农业的目标，村民的收入呈现了“去农化”的特点。
河边村开发的新业态产业为河边村村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嵌入农户的瑶族特色的木楼客房每晚房价为300元，由雨林瑶家合作社负责运营，并收取10%的管理费。每个农户均有一套面积不等、风格各异的嵌入自家小楼的客房，2018年，建好客房农户的新业态产业的户均收入为14737元，农业收入仅仅为3012元。不仅如此，各种新业态的活动从1月到12月持续不断，为村民带来了不间断的即时收入，解决了农户长期以来缺乏流动资金，收入只能等到农业收获以后获得，而平时主要依靠借贷的流动资金的困境。而且，新的业态在村民的家里开创了就业和收入的新空间，农户外出打工开始减少，大大缓解了潜在的留守问题。从事新业态产业以管理客房和提供其他服务为主，而且不用离家，因此不会影响日常的农业生产，属于附加性的产业增值。
但是，实践发现，新业态产业特别是餐饮业也属于劳动密集型，各种会议和自然教育营地等活动也需要占用农户大量时间，且主要的问题是这些活动很难像农业生产那样按照季节做计划，一旦有人来开会，农户就得停下日常的工作去接待客人并为客人提供各种服务，在家增加就业的优势还是大打折扣。2018年，很多农户停止种植水稻，理由是忙不过来。河边实验原本希望新业态的发展不能影响粮食生产，而且将粮食生产作为复合型产业体系中的基础性产业，但事实上新业态分割和碎片化了农户的劳动时间，影响了农业生产。新业态发展以来，河边村甘蔗种植面积的逐年减少也是新业态替代效应的典型例子。由于甘蔗的价格是和蔗糖的含量挂钩的，而糖的含量又和能否按时收获直接相关，因此，集中快速收获对于农户十分重要，但是河边村的甘蔗都种在山坡地上，很难进行机械化收割，只能人工收割。自从发展甘蔗种植以来，河边村逐渐形成了连户帮工的模式。但连户帮工是一个分享劳动力的链条，这个链条建立在相互出工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劳力互换行为。一旦几户不能出工，势必会影响其他农户的甘蔗收割，从而导致帮工链条的断裂。如果有几户表示不种甘蔗，其他户也会跟着不种。到2019年，河边村几乎停止了甘蔗的种植。在新业态高收入的影响下，河边村农户的收入结构逐渐趋向单一化。2019年河边村开始引进花椒种植作为对甘蔗的替代，虽然种花椒比种甘蔗节约投入和劳力，但花椒在挂果之前仍然需要一定的管理，很多农户表示精力不够，导致花椒的收成受到影响。
河边实验通过专家、政府与村民的合作成功地实现了贫困农户生计策略的转型和收入的提升，与现代生产方式的对接也使得河边村更进一步地连接了市场。原本粮食完全自给的河边村，2019年时全村57户只有大约20户种了水稻，其余30多户都从市场购买大米。然而，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导致河边村截至2020年7月为止全村来自于新业态的收入几乎为零。虽然7月以后解除了隔离，但是原先计划实施的自然教育项目都因为没有招到人而不得不取消，可以预测2020年新业态将遭遇重创。河边村除了经营餐厅的几户人家由于收入较高有积累以外，大多数农户将之前新增的收入拿来还了建房的债务，或者做了新的投资，所以几乎没有积累，有的农户甚至只能借债购买粮食和支付小孩上学的费用。疫情导致不少农户重新跌入了收入性贫困陷阱。
与此同时，在疫情期间，大多数河边村农户都恢复了水稻种植，村民说，疫情期间挣不到钱，自己种就不用买了。前几年，面对河边村生计趋向于单一化的问题，实验团队与村民努力开发复合型产业体系应对收入单一化的风险，引入了蔬菜种植、养鸡、养鱼、雨林养蜂等辅助性产业，养鸡、养鱼特别是雨林养蜂的示范户都获得了较高的经济效益，雨林养蜂示范户卖蜂蜜的年收入达到1万多元。疫情期间，这些辅助性产业示范户仍然获得了5000元至10000元不等的收入。河边村村民生计“再农化”和“多元化”在风险条件下的意义显示了河边实验团队基于发展主义路径展开的“去农化”扶贫策略的局限性。虽然，实验团队也启动了生计多元化的示范，但是无论贫困诊断还是扶贫主导项目的设计都聚焦于高收入的新业态，脱离了小农生计需要首先规避风险的基本逻辑。
农业的季节性生产的特点无法让农民实现充分就业，但可以实现弹性就业，25因此，河边实验希望通过“瑶族妈妈的客房”所带动的新业态产业来填补就业空间，如通过在村里举办小型高端会议的方式来发育一个在同一个空间能使农业和非农业就业实现结合的模式，从而实现劳动时间的优化配置，提高农户总收益。可是，实践表明，虽然新业态活动在时间上的不确定性并不会从根本上影响不同产业的兼顾，但是一旦有了高收入的新业态，村民就会趋向于减少劳动强度高的其他生产活动。笔者与几位停止水稻和甘蔗种植的村民讨论了这一问题，村民认为2018年来村里的人太多，一年不断，再种地太累了。新业态产业不仅在收入上挤压农业，而且在总体效用（如腾出了休息的时间）上的优势也无形地加剧了“去农化”现象，这也体现了现代化对传统农业的文化性消解。基于发展主义视角设计的河边实验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遭遇清楚地显示了众多学者在中国现代化语境下对小农命运关切的现实意义。26从发展主义的角度讲，如果河边村能像季官村那样被完全城市化，那么河边村的脱贫也许不会是个梦想，但是河边村是一个远离城市的边远山区村庄，“去农化”扶贫在给村民带来收入增加的同时，也导致了村民生计结构的脆弱。更为重要的是，贫困乡村缺乏城市的那种风险防御和保障系统，“去农化”以后的村民一旦遭遇大的风险，即刻就会陷入困境。如果将贫困的村庄不仅“去农化”而且“去土地化”，其结果则更是不言而喻。河边实验虽然强调小农扶贫需要复合型产业应对生计风险，但是“瑶族妈妈的客房”带动的新业态产业还是造成了明显的“去农化”的结果，导致河边村村民生计结构脆弱，风险加大，显示出基于发展主义的扶贫范式的某种困境。与季官村不同的是，河边村村民仍然有土地，疫情之下，村民迅速回归农田也显示了陈军亚所提出的小农“脆而不折，弱而不怠”的抵御风险的韧性。27小农户这种韧性的基础是土地，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小农户的大量存在，才使得近代以来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风险能够得以转移。28
三、传统衔接现代：河边实验的迷思
季官村的叙事是一个现代覆盖传统的象征。这在宏观上涉及中国近代以来国家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同时也涉及工业化、城市化、小农等诸多微观实践问题。尽管在新的时期强调新的发展观和新的发展方式，但是国家的发展目标始终未能超越对现代发展范式的依赖。在这样的条件下，消除农村绝对贫困也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福利转移的社会工程，而恰恰是改造传统小农的过程。29正如梁漱溟所言，中国近百年的自救历程恰恰也是消解乡村的历史。30在此语境下，河边实验实际上也是一个具有发展理想主义色彩的乡村现代化的实验。
传统农业社会是一个贫穷的社会，或者说，勤劳并不能致富，勤劳的功效是十分有限的。31河边村不完全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但在总体上却是一个典型的“勤劳的传统社会”。 因此，河边实验的总体设想是将河边村带入“勤劳的现代社会”。“瑶族妈妈的客房”所带动的新业态不仅仅是对产业物理空间的再造，而且也是一个将城市偏好的现代制度移植到乡村的过程。 2015年初的河边村，满村都是猪和鸡，对于村民来说，这就是生活和文化。村民在家门口随意撒点玉米，自家的鸡群就会过来。猪舍就在房子的边上，喂猪很方便，老人都可以做。发展新业态产业需要改善村内环境，建设村里的绿色景观，但是种上的花草很快就被鸡和猪破坏，人畜混住造成卫生状况恶劣。于是，河边实验筹资在远离村庄的地方建造了集体猪舍， 可是将猪舍从村里转移到集体猪舍整整花了两年的时间，村民不愿意把猪搬走，原因很简单：路太远，老人和妇女喂猪有很大困难。人畜混住是传统乡村社会家庭劳动分工模式下特定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一部分，人畜分离也就意味着传统的劳动分工模式的改变。去过河边村的人会发现，早上有很多妇女挑着担子到集体猪舍去喂猪。根据笔者的估算，妇女花费在喂猪方面的时间比过去增加了至少三倍以上。河边实验在设计“瑶族妈妈的客房”项目时，提出了实验需要有性别敏感性。“瑶族妈妈的客房”将妇女的劳动空间与创收空间整合在一起，为增加妇女的在家就业提供了条件，32但是，养猪空间的外移又增加了妇女的负担。发展主义的干预往往是线性的，而社会结构是复杂的，这就导致了干预结果的复杂性。在河边村围绕着鸡和猪的去处所引发的争议看起来是干净卫生与“脏乱差”的斗争，但实质是传统和现代之间的较量。“脏乱差”是传统乡村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是乡村固有的特点。与河边村相比，季官村是干净和卫生的，但其背后是城市社会和物质生产、再生产的社会关系体系。河边村新业态产业的发展不仅仅涉及生计结构的调整，更重要的是城市价值及相应的社会和物质生产关系向乡村的侵入。从某种意义上讲，“脏乱差”是“乡村性”的表征，而“干净和卫生”则是城市的符号，其背后是两种不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体系。
“瑶族妈妈的客房”所带动的新业态不仅改变了河边村农户的生计结构，也在改造村民尤其是年轻人的技能和知识。如果说新业态产业主导农户收入是“去农化”的象征，那么，村民技能和知识特别是价值观等方面的改变则是实质性的“去农化”。河边实验为了体现以村民为中心的理念，建立了河边青年工作队。实验项目请来建房、砌砖等方面的师傅，现场教授村民学习各种技术。外出承包建房也成了一部分年轻人重要的收入来源。过去这些年轻人外出打工一天只能挣100元，现在一天可以挣到200—250元，他们对于从事之前的农业失去了兴趣。很多农民也不愿意去割胶了。从事餐饮业的几户村民说，做饭有点累，但是钱来得快而且多。他们对于河边实验做的花椒项目不积极，当初动员给补贴大家都不愿意种，但是政府聘请的厨师到村里培训做面食，村民都积极参加，培训一周后参加考试拿到了证书。恩格斯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33发展主义的扶贫措施实际上消解了小农的生产方式。实验团队几乎每天都与村民围绕“景观”“花园”“整洁”等话题进行讨论。河边青年工作队成员的主要任务就是按照这些标准建设村庄。随着这一发展主义视角的扶贫工作不断推进，外来的人都说村里越来越好，河边村越来越不像农村。河边实验用发展友好的方式将现代价值逐渐移植到传统的河边村，但是这个由专家和政府强力嫁接的现代文化形态能否持续则尚需观察。
河边实验的设计希望通过客房的嵌入让村民成为管理客房的“小业主”，以此逐渐将村民培养成为能经营自己资源的“企业家”。但是，当他们单独面对市场时难免会出现拉客抢客、低价竞争的现象，而且单个农户也无法对接市场。这是“去小农扶贫”方式的核心软肋。一般情况下，政府往往鼓励企业介入， 通过“公司加农户”的形式将农户与市场对接，被称为“发展能力替代”，这种方式虽然可以解决小农户难以对接市场的问题，但往往会导致扶贫收益的大量外溢。34为了避免扶贫收益的外溢，河边实验采用全体村民以客房入股的方式建立了河边村农户股份合作社（雨林瑶家合作社），同时培养青年管理团队管理合作社的日常运营，从而确保新业态利益留村。考虑到村干部平时政府安排的事多，村民选举3名村干部分别担任合作社的董事长、监事长和董事，聘用6名青年村民为合作社的管理人员，对管理团队进行了入住身份录入登记、财务和发票开具等各个方面的培训。实验团队对于合作社的日常管理提供技术支持，团队与村民共同制定了合作社的详细管理规定。所有客人均须通过合作社安排入住，村民不得私自揽客，并按照合作社的要求负责客房管理。客房收入的10％用于合作社的管理费用，出租会议室的收入也都归合作社。管理团队按月获得底薪，然后根据业绩年底拿业绩奖励。合作社的收入除了支付管理团队费用以外，主要用于村里的绿化、垃圾处理及幼儿园的费用支出等。河边实验所引入的合作社运营机制几乎完全照搬了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基于青年人趋向城市和现代就业的特点，河边实验为合作社配置了现代化的办公场所和办公设备，从而打造乡村的“现代就业空间”，力图将城市的“现代”拉入乡村的“传统”之中，在乡村实现“三产融合”。准城市工作空间和工作方式的客观条件，外来人员对于河边村工作条件的高度评价，以及经济收入的激励，的确激发了青年团队的工作热情，河边村也被外界描绘为一个真正的美丽乡村。但是日常的实践显示，现代与传统的对接远远比预想的更为复杂和艰难。这种复杂性和艰难性暴露出了基于发展主义路径的移植性干预遭遇乡村社会的一系列困境，其背后则是困扰乡村现代化建设的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结构性张力。
现代化并非仅指一个企业或办公空间、办公设备，而是与工业和城市相互联系的更大的物理空间，如商场、街道、各种文化娱乐设施，以及城市型的社会关系体系和社会网络，除非追求安逸的后现代生活，否则再美丽的河边村仍然只是一个村庄。村民很盼望外面的客人来，他们说也不全是为了钱，外面来的人多，不同的人来村里，村民觉得热闹，客人走的时候，村民往往依依不舍。 河边村建设成了勐腊县第一村，但是村里还有很多年轻的单身汉没能找到愿意来村里生活的女孩。村里年轻人说，其他村子的女孩还是愿意到城市里去。河边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这个只有57户的村庄一年居然有4个家庭离婚，均是妇女离家外出，似乎美丽的河边村对于她们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河边村成了为外面人修的花园。这种空间上的人文选择悖论让河边实验的理想主义陷入了冷酷的困境之中。
合作社的管理机制是依据现代个体主义就业模式而设计的。这一就业模式主要是基于教育和技能专业化，适应市场和厂商需求而定的。嵌入现代城市中的政府官僚体系、企业、社会组织，甚至个体就业都与教育、技能培训、工资、社会保障、住房等一系列生活文化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个体只要符合相关的要求即可获得生活的保障和各种便利的服务。河边村里无法提供这些，快递是到不了村里的，村里发生各种问题诸如路坏了，停水断电了，常常要几天才能得到解决。将河边村的青年农民放置在一个看似得到现代化管理的环境中，就如同给他们戴了个现代的帽子，但他们还是农民，除了接个电话，安排客人入住，开个发票以外，他们还需要打理自己的客房，还要种地。村里人觉得合作社的青年人拿了工资，就得干集体的事，他们成了村里解决问题的工作队。“去农化”的扶贫让他们成了“非农非城的人”。外来的现代主义扶贫导致他们认同的混乱和对未来的迷茫。合作社的几个成员说他们真的不想干了，觉得没有意思。这些来自村民的微观社会心理叙事暗示着除非像季官村那样将整个村子整合在城市中，否则靠一个戴着现代帽子的“新业态”是很难带动贫困落后的村庄真正走向现代化的。虽然不能说河边实验将现代要素转移到乡村出现了根本性的失败，但是村民从开始的兴高采烈到现在的迷茫依然暗示了在传统和落后的乡村中强力植入现代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困境。
与很多乡村一样，河边村也是一个通过亲缘关系连结在一起的传统村庄。平均主义是村里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逻辑。合作社理事会成员都是村干部，按照合作社一开始的规定，他们是不取酬的，但是他们觉得自己是领导，吃亏了，所以做起工作没有积极性，甚至给管理层的年轻人出难题。最后经过讨论，只能修改规定，给他们发放一定的报酬。客人来到村里不是每次都能家家户户住人，管理团队很难分配客源，只能由实验团队出面解决，导致实验团队无法将分配客源的工作转交合作社管理团队。河边村的新业态主要靠承办会议和各种形式的休闲、自然教育活动，但是河边村不是靠近城市的乡村，很难采用城郊民俗村的运营模式，只能依靠主动的市场宣传和各种社会关系的联系。合作社的管理团队既缺乏主动对接市场的能力又没有任何社会关系，客源严重依赖实验团队的协助。一旦实验团队撤出，即会面临可持续发展的困境。河边实验所遇到的问题映证了梁漱溟关于西方近代的发展是从商业到工业，而中国从农业到工业的道路将会遭遇到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的障碍的观点。
四、结论与讨论：河边实验的经验与启示
在一个很大的语境下讨论贫困和脱贫，有时候显得过于空洞。但是，扶贫的过程的确是中国近代的现代性实践的一个集中写照，脱贫攻坚尤其突出。贫困是传统性的代表，脱贫则意味着实现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和遭遇到的挫折都集中反映了外部输入的现代化和内部萌生的变迁冲动的交汇。现代化的形式如工业化和城市化是来自外部的，而追求变化是中国内生的。贫困一直都是这个过程中的核心变量。在这个语境下，从清末以来出现的各种革命思潮和社会改良运动，到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农村扶贫工作，贫困一直都被看作经济发展落后的产物，因此，中国的扶贫实践一直都伴随着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安德森（Locke Anderson）在1964年发表的《利益均沾：经济增长与美国家庭贫困的程度》一文中提出了经济增长有助于减少贫困发生的观点。35这一研究对于扶贫领域中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的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理论观点主要基于美国社会中家庭几乎全部处于依赖就业生计结构的特点，而且美国不是欧洲那样的福利国家，家庭的社会保障如医疗和教育等开支均主要依靠就业获得工资来支付。在美国，无论从宏观上讲增加就业的机会，还是从微观上讲机会均等，都直接涉及就业，都是围绕着家庭的收入，因此，收入和消费指标也就成为衡量贫困的主要指标。
现代贫困研究领域一个广泛的共识是经济增长是减贫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只有当穷人能够受益于经济增长时，贫困才能减少。从经济学角度讲，经济社会转型是减贫的核心动力，这也就是依托工业化和城市化减贫的路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贫困的大规模减少主要遵循了这一路径。这也是原发型和很多后发型国家贫困减少的基本经验。河边实验开展5年来河边村农户收入的大幅度提升也显示了通过现代化方式推动减贫的积极作用。这一经验继续发挥作用需要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推进直到农村人口大幅度减少，在此条件下，对占比较少的农村人口和对于国民经济贡献不大的农业展开反哺，从而实现城乡的均衡发展。但是，在一个国家的农村人口数量很大，转型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的情况下，尽管工业化和城市化仍然是减贫的主要动力，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的城镇化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小农户的长期存在具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36对滞留乡村，仍以农业为生的贫困人口而言，减贫工作就会变得十分复杂。一方面，如果按照现代的福利标准来衡量，大量的人口滞留乡村，以农业为生，贫困的缓解会很缓慢；另一方面，在小农数量庞大的条件下，依托现代化手段的快速脱贫势必存在不可持续的问题。因此，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需要考虑一个缓慢现代化的脱贫策略。 河边实验的重要启示之一是针对小农的贫困标准不能参照城市就业人口的标准。 针对小农的扶贫目标是在确保降低风险的条件下提高收入。河边实验显示小农的脱贫需要在低风险生计系统的支持下伴随着社会转型而逐步实现。因此，激进的所谓 “去农化”的发展主义扶贫路径是值得商榷的。
从对贫困的认识范式的角度讲，基于收入和消费维度的贫困诊断只涉及了河边村贫困问题的一部分。如果仅基于对收入和消费的认识，会导致在扶贫策略的选择上对提高收入的技术路径的依赖。而一旦选择提高收入的技术路线，且选择的技术方案可以有效提高收入（如河边实验的“瑶族妈妈的客房”），就容易导致生计结构的单一化，并继而引发潜在的风险。问题恰恰是，由于小农数量庞大，国家无法提供充分的生计保障，一旦风险发生，小农即可能返贫，这也是河边实验所遇到的情况。 这暗示了在社会经济转型不充分的条件下，如城市化速度放慢，城乡二元结构继续存在等，针对小农的可持续脱贫将会非常困难。因为经济社会转型不充分意味着河边村不能像季官村那样被彻底城市化。正如哈里斯（John Harris）所指出的，当今贫困研究最大的问题在于将贫困与贫困人口的家庭特点如收入、消费和教育等联系在一起，这样的视角只能提供一些技术性的解决方案，无法触及贫困的根源，37而河边实验的贫困诊断也恰恰存在这一缺陷。
在传统农业社会，农民面对着一个不可预知的自然世界，他们最大的愿望和幸福是平安，求稳怕变，小富即安，“平安是福”，不想折腾。同时他们也十分知足， 能够娶妻生子，养家糊口，已是万幸，他们没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也没有多少资本供他们倒腾。38实际上，河边村村民直到今天的日常生活叙事还是稳定和低风险，当问及疫情对他们的影响时，他们说只要能种一点地，有吃的，有点钱送孩子上学就挺好的。稳定和低风险是河边村村民的贫困指标。假如河边实验符合村民对于贫困的认识，实验的内容就应该是提高生计韧性和减少风险，这跟河边实验实际采用的路径是不同的。河边实验在贫困诊断中没有基于农户的视角，而主要采用了主流的专家和科层技术体系的认识路径。河边实验遭遇的困境说明，听取穷人声音并不容易，以贫困人口为中心不是在形式上参加扶贫项目，而应该是扶贫项目要基于他们对贫困的认知。
河边实验在关注水稻、甘蔗等种植业的低收入劣势的同时，把重点聚焦到了发展高收入的脱离农业的“新业态”方面，忽视了小农户生计策略的优先选择是规避风险。实验团队将多样化的农业产业作为辅助性产业而非主导性产业是对河边村贫困本质属性的误判。河边村的辅助性产业养鸡、养鱼和雨林养蜂的成功显示了基于农民技能的产业多样性既可以使农户获得可观的收益，又可以规避风险。陈军亚认为家户小农的自主性造就了小农生存与发展的韧性，39而小农的韧性是其应对风险的基本机制。这种韧性不仅仅体现为生计结构对外部风险的抵御能力，更重要的是这一韧性主要基于乡村基本的物质和社会生产关系。河边实验主导的扶贫项目脱离了这样一个社会关系体系，使得河边实验看起来像一个不着地的“现代化孤岛”。河边实验恰恰忽视了多元化的农业有利于农户自主安排劳动时间，不会造成与其他种植业劳力安排的冲突，而选择农户不熟悉的“新业态”，打破了农户的韧性机制，导致了农户的脆弱。如果贫困诊断能够聚焦更多同样具有当地特色的小规模产业的开发，把新业态作为辅助性产业，河边村的产业扶贫模式将会更加可持续，并能更好地抵御风险。但是客观的困难是，现行扶贫资金的管理模式很难支持一家一户不同类型的小规模产业的开发。一般来说，扶贫资金倾向于支持大规模的农业产业的开发，即使这类大规模的产业开发通过“公司加农户”的形式将小农与市场连在了一起，仍然未能解决农户的风险问题，甚至引发了更大的风险。贫困诊断的偏差主要来源于诊断研究的方法论的局限。河边实验所展开的贫困诊断虽然经历了长达半年的时间，但是这个过程未能聚焦河边村的社会过程、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而这些恰恰是在转型过程中生产和再生产贫困的主要要素。40
*本文受云南省科技人才和平台计划“云南省李小云专家工作站”（项目编号：2019IC011）的资助。
【注释】
①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
②严复：《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载《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9页。
③Sun Yat-sen,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 2nd ed.,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29, pp. 8-9, 257-258; C. Martin Wilbur, Sun Yat-sen: Frustrated Patrio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96-111.
④［德］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册，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0页。
⑤在国家统计局网站检索“粮食产量”得到的结果。
⑦李培林、魏后凯、吴国宝：《扶贫蓝皮书：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69页。
⑧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0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中国政府网。
⑨国务院：《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政府网。
⑩《全国97％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搜狐网。
11刘永富：《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将转向缓解相对贫困》，中华网。
12［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2页。
13吴重庆：《小农户视角下的常态化扶贫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衔接》，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3期。
14David Mosse, “Preface and Acknowledgements,” in David Mosse (ed.), Adventures in Aidland: The Anthropology of Professionals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New York·Oxford: Berghahn Books, 2011, p.Ⅶ.
15Robert Chambers, “Poverty in India: Concepts Measurement and Reality,” IDS Working paper, in B. Harriss et al. (eds.), Poverty in India: Research and Policy,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16Tony Addison, David Hulme & Ravi Kanbur, “Poverty Dynamic: Measurement and Understanding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in Tony Addison, David Hulme & Ravi Kanbur (eds.), Poverty Dynamic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2009, p. 3.
17Alice O’Connor, Poverty Knowledge: Social Science, Social Policy and the Poor in Twentieth Century US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18Robert Solow,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70, No. 1, pp. 64-94.
19Samuel Bowles, Steven N. Durlaur & Karla Hoff, “Introduction,” in Samuel Bowles, Steven N. Durlaur & Karla Hoff (eds.), Poverty Trap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6, pp. 1-13.
20Maia Green & David Hulme, “From Correlates and Characteristics to Causes: Thinking about Poverty from a Chronic Poverty Perspective,” World Development, Vol. 33, No. 6 (2005), pp. 867-879.
21Isabelle Tsakok, Introduction, in Isabelle Tsakok (ed.), Success in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6.
22同注19。
23李小云等：《发展性贫困的生产：制度与文化的田野对话——一个Y族村庄生活的发展叙事》，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24Mark R. Rank & Thomas A. Hirschl, “Rags or Riches? Estimating the Probabilities of Poverty and Affluence across the Adult American Life Span,”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2, No. 4 (2001), pp. 651-669.
25同注13。
26吴重庆、张慧鹏：《小农与乡村振兴——现代农业产业分工体系中小农户的结构性困境与出路》，载《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姚洋：《重新认识小农经济》，载《中国合作经济》2017年第8期；陈军亚：《韧性小农：历史延续与现代转换——中国小农户的生命力及自主责任机制》，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
27陈军亚：《韧性小农：历史延续与现代转换——中国小农户的生命力及自主责任机制》，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
28温铁军等：《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 1949—2009》，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29李小云、徐进：《消除贫困：政治遭遇社会——基于实践主义的贫困与减贫的社会学问题》，未刊稿。
30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1页。
31徐勇：《农民理性的扩张：“中国奇迹”的创造主体分析——对既有理论的挑战及新的分析进路的提出》，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32李小云等：《“妇女贫困”路径的减贫溢出与赋权异化——一个少数民族妇女扶贫实践的发展学观察》，载《妇女研究论丛》2019年第2期。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56页。
34同注29。
35W. H. Locke Anderson, “Trickling Dow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xtent of Poverty Among American Familie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78, No. 4 (1964), pp. 511-524.
36同注26。
37John Harris, “Bringing Politics Back into Poverty Analysis,” in Samuel Bowles, Steven N. Durlaur & Karla Hoff (eds.), Poverty Traps, pp. 205-224.
38同注31。
39同注27。
40Barbara Harris-White, “Poverty and Capitalism,”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41, No. 13 (2006), pp. 1243-1246.
【作者简介】 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Li Xiaoyu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China Agriculture Un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