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维:中西文明的差异与国家安全

——“中西文明差异、国家安全、联合国改革” 研讨会发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35 次 更新时间:2006-12-25 10: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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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维 (进入专栏)  

  

  十几年前,还在美国留学时,就听说梁守德老师在号召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回国后,仍感到不得要领。国际关系之所以自成一门学科,是因为有不同于国内政治的“规律”。理论是对规律的发现、表述和解释。如果国际关系的规律是客观的、公认的,怎么会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正如世界上没有“中国特色的物理学理论”。

  

  在北大教了九年书以后,我对梁老师的主张有了些新认识。以这个新认识为由头,我在此谈谈中西方文明的差异与国际安全的关系,以至于同联合国改革的关系,从而扣住本次会议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的主题,即“中西方文明差异,国家安全,联合国改革”。我试图把风、马、牛全栓在一起。

  首先谈“国际关系规律”的两面性——即主观性与客观性。其次谈国际关系规律的主观性与文化的关联,比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安全观。最后以安理会改革和中日关系做例子,谈中西安全观的差异和安全政策的导向选择。

  

  一. 国际关系规律的客观性与主观性

  

  我们似乎自认为非常熟悉国际关系的基本规律。也就是:以无政府状态为前提条件,以国家间相对的实力分布为原因变量,以国家安全为结果变量。国际政治是什么?是国家为了自身安全而改善自己相对实力地位的政治。

  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是改善实力地位的一种手段,也是地位改善的一个标志。中国争来了,日本也要争,印度也要争,德国也要争。国家强大了就要争,争来了就变得更强大。

  人类认识相对实力分布这个原因变量已有两千五百年之久了。我们认识到,实力分布的迅速变迁会严重影响到安全。我们也因此推导出“安全悖论”,即一国安全了,另一国可能就不安全。所以,雅典的迅速崛起,建立起庞大的雅典帝国,是波罗奔尼撒战争的根本原因。所以,中国的崛起,导弹能覆盖日本全境,能摧毁日本全部重要目标,成为日本感到不安全的原因。而日本拥有超出中国的海空军实力、拥有导弹防御系统、拥有核能力,又使中国深感不安全。

  这就是国际关系的客观性,即国际安全问题是相对实力对比的结果。

  然而,国际关系规律还包括主观性的一面,包含有巨大弹性的一面,比物理学规律更有魅力。国家的行为不仅取决于实力的相对分布,而且取决于相关国家对实力分布的主观看法。所以,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鼻祖修昔底德说,波罗奔尼撒战争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个是雅典的迅速崛起,另一个是斯巴达对雅典迅速崛起的“恐惧”。雅典的崛起只用了二十来年,迅速崛起是事实。但斯巴达对雅典迅速崛起的恐惧是主观的,并不是必然的。

  修昔底德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斯巴达的恐惧与雅典决策者的主观认识也相关。雅典的决策者中有两派认识。一派尊重斯巴达,提倡斯巴达与雅典是拉着希腊世界这辆车的两匹马,应当联手推动希腊世界各城邦进步。另一派认定斯巴达是雅典称霸希腊世界的对手。民主的雅典最终决定流放亲斯巴达势力的领导人(倾向“拉哥尼亚化”的鼓吹者),使敌视斯巴达的势力占了上风,让反斯巴达的政策占了上风。这当然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敌视与恐惧的恶性循环导致了双方一系列政策的恶性循环。终于,双方不顾三十年和平的约定,走向了波罗奔尼撒战争。这场战争表面上是斯巴达赢了,其实双方都输了,都输得很惨。希腊世界自此衰落,位于偏远北方的马其顿则借机崛起,乃至统一了整个希腊世界,结束了希腊的城邦时代。

  关于实力对比变迁的主观认识是国际关系中的两大原因变量之一。一是实力变迁,二是对实力变迁的主管认识。

  规律的客观性与主观性与现实什么关系?

  今天是面临中国的快速崛起。这场崛起积蓄了一百年,又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十余年。从西方世界意识到中国崛起的二十世纪末开始,再走半个世纪,中国很有可能成为与美国并肩而立的超级大国,给世界一种全新的政治文明选择。若我是美国的领导人,我也有理由感到恐惧,感到不安全。

  换言之,中国的快速崛起,加上美国的恐惧,就构成了二十一世纪上半期世界最大的安全问题。相比之下,中东问题、反恐问题、乃至是贸易和金融问题,都是小问题。贸易从来不是阻止战争的因素,倒可能是战争的原因之一。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是美国,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是美国。战略的考虑是至高的,安全恒定是第一位的国际政治原因。

  然而,美国的恐惧是必然的吗?中国对美国的敌视是必然的吗?由此,就产生了如何应对今日之安全悖论的主观意识,这就有了“中国特色”的认识,就有与“西方文化特色”的对比,就有了梁守德老师的特色主张,就有了中西方文化对比的问题。

  

  二、 中西方文化中安全观的对照

  

  对实力对比变化的认识、看法、心理状态将催生政策,政策导致结果。安全形势是客观的,但对安全问题的看法或者“安全观”是主观的,是受文化传统影响的。

  中西方安全观有共同之处,就是都认识到“实力”和“观念”两大要素的重要性,而且我们双方都认为实力的核心是武装力量,也都认为观念的核心是正义,即正当性、合理性、合法性。

  然而,我们双方有重要的不同之处。西方安全观把实力看作是最重要的,正当性是辅助性的,甚至称为“软实力”。我们的安全观则把正义摆在了核心位置。若非无奈情况下,中国人不尚武,尚文。讲究文攻武卫,讲究“道”,讲究“王道”。信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尚武是西方文明的基因,是游牧部落时期传下来的生存之道,于他们也是无奈,是生存之必需。修昔底德记录了雅典人最著名的外交立场:“强者做想做的事,弱者做不得不做的事”(The strong do what they want to, 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 have to)。

  对西方人而言,契约是力量均衡的结果。民主就是人数相对多的强大一方做主。公理属于强大的一方,强权即公理。打败了的一方,比如萨达姆,当然是邪恶的。而打赢了的一方,无论多么无理,也是对的,是正义的。越南战争赢时就是正义,输了就不提正义了。因此,对美国人而言,安全就是超过别人数十倍的军费,就是优势之上,再加上优势,直至绝对的优势。正义是军事优势的辅助甚至结果。

  中国也有霸道的传统,也有尚武的传统。但更重要的传统是王道,是尚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无不以武功卓著,却两代之后就忘掉了战争的艺术。满清开国全凭武功,可两代人之后竟不会打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今天,尚文之风大盛,虎狼之师的特色所剩无几,也不过半个世纪,两代人而已。“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成了“文化”,文之教化。

  然而,比起雅典的帝国,罗马帝国,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乃至英帝国,中华帝国在远东维持时间最持久,王道远播,不以力服人,讲究攻心为上。即便对弱小势力,我们千古称颂的是“七擒孟获”。锄强扶弱之正义观充满了我国的传统政治。是为政以德,是正文之治,是正义的道德之治。在最强大的汉朝,我国喊出的口号是“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其实还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绝无布什“不站在我一边就是我的敌人”那种霸道。

  “国虽强,好战必亡,国虽大,忘战必危”。强大时不好战;因为有亡国的危险所以要记着战争。汉武帝晚年失败,人们归之为“穷兵黩武”。

  在我国,安全与正义之师有关,哀兵必胜。我们不一味追求军事力量的超级强大,与苏联不同,我们讲究有限的足够的军事力量。核战略也是这样,中国人最早认识到“够用”的概念。而且,正因为正义观,我们有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会像美国人那样发动预防性战争(preventive war)。

  为此,我国军事艺术与西方走了不同的路。西方人认为最好的防御是进攻。而我们则讲究防御,不讲究进攻,讲究构筑城墙,修长城。讲究以弱胜强,讲究拼智慧,不讲究正面硬拼,而是运动战、游击战、政治战。甚至在没有退缩空间的“三八线”上搞“地遁”,挖地道、坑道战,往地底下钻。

  我们特别依赖正义,他们特别依赖武力。《圣经》、民主也是靠武力来推广的。

  中西方的安全观能彼此说服吗?

  我看很难,几乎不可能。美国不会相信中国的崛起于美国是无害的,不会相信中方对和平崛起的承诺。美国的恐惧改不了,中国则要耍太极。

  中方缺失的是对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的强调。而西方的弱点是缺少对正义的理解,浅薄地认为是“软实力”。他们的“软实力”包括欺骗。我们说的正义就是正义,就是不杀人放火,就是以自己的生命和幸福为代价去帮助别人,是一份真诚,如坦赞铁路。

  而今怎么办?中国军力不堪与美国抗衡,但今人受西方强权思想影响太重,又不讲究中国传统,不知中国传统之正义观对维护安全的重大意义。甚至还受所谓“民主和平论”这种伪科学的欺骗,还去欣赏米尔斯海默对沃尔兹的劣等修正,什么“进攻型现实主义”。当然还包括已堕落成帝国主义辩护工具的那个建构主义。

  我这就说到这个讨论的结论了:我们并不视美国为敌,也不以日本为敌,我们谴责世界上的一切不正义,我们呼吁公平贸易,支持减少世界的贫困,反对用战争来解决国际矛盾,反对干涉他国内政,高举“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大旗,树立起国际社会正义化身的形象。

  这是我国的优势,能弥补我国军事不足的劣势。如果军力不济,再丢掉道义的旗帜,我们就什么也没有了。不讲道义,又不尚武,不当兵,就只好投降。与此同时,坚决增强我军实力,要有能力有办法击退任何强敌,以“忘战必危”来教育全党全国人民,真正做到“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

  讲到这里就引来第三个问题。

  

  三、 安理会改革、中日关系与中国的主观认识

  

  安理会是个强权即公理的典型。因为符合国际关系规律,故联合国比国联成功。按实力分配席位是国际关系的规律。但席位也不是白给的,你得“争”来,要是大家都争得进来,安理会就变国联了,也就该寿终正寝了。

  日本说我给钱,德国说我给钱,印度说我有原子弹,巴西说我有钱也有人。全是强权政治,这是国际政治的客观规律。

  但正义在哪里?中国的立场在哪里?我们与他们的不同在哪里?我国的正面形象在哪里?

  在中日关系上,我们一方面是现实主义者,承认中日战略关系有利害冲突。但这并不是我们反对日本入常的理由,或者不应当是。

  我们的真正,或者真实的理由是,日本否认战争罪行就不配入常。这就是道义,我们与日本的关系也是这样,中日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前提是日本必须反省强盗行径、皇国史观。是的,我们在实力上不如日本,但正义在我们一方,我们的政府有13亿人民做后盾,就坚强、就强大,就能压日本一头。没有如德国政府那样的真诚,日本再强大也是虚弱的。同样的道理,美国再强大,当世界强盗也是要失败的。如果日本政府真诚反省,我看不出什么理由中国干吗反对其入常,毕竟那是个承认强权的地方。

  因此,强调道德底线,强调最低程度的正义,这就是我国安全观的特色。

  于是,我想起梁守德老师近年来思想的新发展,他近年教的研究生课,学生戏称为“球权”课。讲人权、主权和国际社会中的权利——利益的利。他从研究权力,力量的力,转而强调权益。个人、国家和国际社会三个层次的法定的正义——正义观。

  我想,他是捕捉到了一个中国的现实处境,也捕捉到了我国传统安全观念的一个独特的、不同于西方的优势。虽然我还是没有看到他号召的“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然而,他的思想显然在往那个方向走,而且有了突破性。也就是说,在国际政治规律方面,我们中国人很可能有不同于西方人的理解。而这理解与中国传统有密切关系。我觉得他的这种理论追求,应当让我们这批学生辈的人,特别是从事国际事务研究的人尊敬。

  好了,我把风、马、牛联一块了,不满意的还可以再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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