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大学何为》自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50 次 更新时间:2011-01-10 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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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 (进入专栏)  

将近年所撰关于大学的文章结集成书,总该有个理由。比如,跟本人已刊诸书相比,是否有所推进?相对于学界同仁的著述,又有哪些特点?即便没能在理论上独树一帜,起码也得在学术思路或写作策略上显示自家面目。记得小时候过年,最常见的对联是:“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可这不能成为爆竹声中编排新书的充足理由。还是略为回顾各文的写作经过,也算是给自家著述添加若干略带广告性质的注脚。

作家查建英采访时,曾追问我在2003年北大改革论争中的立场:“那场争论当中,人文学者是反对张维迎改革方案的主力,而社科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们,则是支持的主力。我觉得你的态度在人文学者里比较少见,你始终保持一个温和的调子来讨论问题,你赞成的似乎是一种‘保守疗法’,一种稳健的逐步的改革。”(参见本书《我的“八十年代”》一文)这是一个很敏锐的观察。确实如此,我谈北大改革四文,虽然也入各种集子(如沈颢主编《燕园变法》,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年9月;博雅主编《北大激进变革》,华夏出版社,2003年9月;钱理群、高远东编《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甘阳、李猛编《中国大学改革之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但不是这场论争的代表性论述。因为,针对性不强,基本上是自说自话;作为论辨文章读,不过瘾。

为什么?并非不晓得报章文体倾向于“语不惊人死不休”,只因我更欣赏胡适创办《独立评论》时所说的,作为专家而在公共媒体上发言,要说负责任的话,既不屈从于权威,也不屈从于舆论。大学改革,别人说好说坏,都可以斩钉截铁,我却深知兹事体大,休想快刀斩乱麻,毕其功于一役。历史证明,那样做,不只不现实,而且效果不好。

相对于论战诸君,我之立论稍微不同,很大原因在于,我对百年中国大学(尤其是北大)有过若干研究。已经刊行的《北大旧事》《老北大的故事》《北大精神及其他》《中国大学十讲》等,不敢说有多精彩,但起码让我对中国大学的历史与现状有较多的了解。理解大学问题的复杂性,理解改革的代价,也理解各种冠冕堂皇的口号背后,很可能隐含着利益争夺甚至各种卑污的权谋。因此,与其说我在参加论战,不如说我在延续已有的叩问与思考——叩问大学的历史与现实,思考大学的理念与实践。

正如德里达说的,“大学存在于它企图思考的世界之中”,要想承担起历史责任,组织一种创造性的抵抗——“抵抗一切(政治、司法、经济等)(对大学)的重占企图,抵抗一切其他形式的主权形态”(参见杜小真、张宁主编《德里达中国讲演集》134页),其实是十分艰难的。尤其在当代中国,谈论大学改革,涉及理想与现实、中国与西方、制度与精神、个人与国家等,远不只是制订若干操作手册那么简单。

在《大学三问》中,我特别强调:“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而在《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中,我又认定:“大学不像工厂或超市,不可能标准化,必须服一方水土,才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百年北大,其迷人之处,正在于她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跟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起走过来,流血流泪,走弯路,吃苦头,当然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刻。你可以批评她的学术成就有限,但其深深介入历史进程,这一点不应该被嘲笑。如果有一天,我们把北大改造成为在西方学界广受好评、拥有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进程无关,那绝对不值得庆贺。”如此强调大学植根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情境,无法简单复制,故全书以《大学之道》起兴,而不以关于北大改革诸文开篇。在我看来,后者只是波澜壮阔的中国大学改革的一个小小的插曲,好戏——或者烂戏——还在后头呢。

“中国经验”,尤其是百年中国大学史,是我理解“大学之道”的关键。我当然明白,今日中国的大学制度,主要是“旁采泰西”而不是“上法三代”的结果。因此,在思考及论述中,除了孔夫子以降的历史经验,更倚重西贤有关论述。比如,关注“大学的理想”(参见约翰·亨利·纽曼著、徐辉等译《大学的理想》,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也探究“大学的功用”(参见Clark Kerr著、陈学飞等译《大学的功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思考“学术责任”(参见唐纳德·肯尼迪著、阎凤桥等译《学术责任》,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也努力“走出象牙塔”(参见德里克·博克著、徐小洲等译《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进入“美国校园文化”(参见亨利·罗索夫斯基著、谢宗仙等译《美国校园文化——学生·教授·管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也面向“21世纪的大学”(参见詹姆斯·杜德斯达著、刘彤等译《21世纪的大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教育学家的著述固然精采,以下三段关于大学的评说,同样或者更让我感动:

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世界。每一任务借助参与其他任务,而变得更有意义和更加清晰。(雅斯贝尔斯著、邹进译《什么是教育》150页,北京:三联书店,1991)

为了实现人的潜能,为了克服我们政体不易于理解各种重要政体形式的倾向,大学必须站出来帮助孤立无援的理性。大学是容纳探索和思想开放的地方,它鼓励人们不是功利性地而是为了理性而利用理性,它提供一种气氛使哲学怀疑不至被道德风尚和占上风的势力吓倒,它保存伟大的行为、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思想,以使对潮流的挑战和置疑能够得到滋养。(布鲁姆著、缪青等译《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26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大学,与所有类型的研究机构不同,它原则上(当然实际上不完全)是真理、人的本质、人类、人的形态的历史等等问题应该独立、无条件被提出的地方,即应该无条件反抗和提出不同意见的地方。(杜小真、张宁主编《德里达中国讲演集》61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布鲁姆(Allan Bloom,1930-1992)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这三位大学者,政治立场以及学术面貌迥异,或存在主义、或保守主义、或解构主义;但作为哲学家或政治学家,他们都聚焦大学在急遽变化着的当代世界中的地位与作用,都将人文学作为大学的核心,关注其跌宕起伏的命运,这是我所感兴趣的。或许,正因为他们不是教育专家,不太考虑技术层面的教育组织、教育管理、教育经济等,而集中精力在文化、精神、价值层面上思考大学问题,这样一来,反而能在“教育名著”视野之外,开辟广阔的思考及论述空间。而这也正是我切入“大学”的角度——在我看来,中国的大学改革,需要教育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以及一切对教育感兴趣的读书人的共同参与。

谈论中国大学,可以是专业论文,也可以是专题演讲,还可以是随笔、短论、答问等。不完全是为本书之体例驳杂辩解,假如希望兼及历史与现实,确实不一定非高头讲章不可。或长枪,或短棒,或匕首,或弹弓,只要有效,不妨十八般武艺一起上。我之不薄“演讲”,是因为特别看重公众对于“大学”这一社会组织及文化传统的自我反省能力。书中好些章节,是作者应邀在北大、清华、华师大、首都师大等为大学生、研究生所做的演讲稿。《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的前四节是在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大学精神、大学理念与校园文化”研讨会(成都)上的专题演讲,后两节则是在陕西电视台“开坛”节目中与各民办大学校长的对话。《大学之道——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教育》以及《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虽是专业论文,却也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和日本京都大学组织的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并获广泛好评。至于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上所做的专题演讲“中国大学百年”(文稿刊《中国大学教学》2005年10期),因主要观点已见《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中的同名论文,这次不再收录。

一般说来,“演讲”以及“答问”,远不如“论文”专深,好处是体现一时代的文化氛围。假如你的拟想读者不是教育专家,而是关注中国大学命运的读书人,那么,采用这种现场感很强的“对话”姿态(包括保留听众的提问),未尝不是“讨巧”。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类型、一种论述策略、一种影响极为深远的独特文体,“对话”是人类探索真理以及认识自我的有效途径。不满足于传递或接受专业知识,更希望学习思考,追求真理,参悟人生,那么,永无止境的“叩问”与“对话”,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这么说,类似胡适《<尝试集>再版自序》所自嘲的“戏台里喝彩”。其实,将论文与随感、演讲与答问、历史与现实、宏大叙事与私人记忆等掺和在一起,造成一种明显的“对话”状态,在我,不是有意为之,而是歪打正着。本书之“未完善”,正好对应着中国大学改革的“进行时”——正因为中国大学仍“在路上”,既非十全十美,也不是朽木不可雕,这才值得你我去追踪,去思考,去参与。

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学术思路”比“著述文体”更值得重视,那就是:从历史记忆、文化阐释、精神构建以及社会实践等层面,思考“大学”作为人类社会极为重要的组织形式,是什么、有什么、还能做些什么。

丙戌正月初六,是日阳光普照,最低气温零下十度,浓郁的水仙花香中,编定全书并撰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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