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峰:党的政治建设与中国政治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46 次 更新时间:2020-07-24 09:09

进入专题: 党的政治建设   中国政治发展  

王海峰  

作者简介:王海峰,男,湖北黄梅人,政治学博士,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湖南 长沙 410006)。


内容提要:明确党的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布局中的地位和重要性,这既是由党的建设内在要求决定的,也是由中国政治建设的内在逻辑决定的。党的政治建设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已经超出党的建设自身,深刻关系、影响到中国的政治建设,而在现代化和社会主义两大取向作用下的中国政治发展,又对党的政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是建立在全党团结统一基础之上的,在党自身建设的逻辑中,党的政治建设就要根据使命型政党的内在要求,来促进和保证党的团结统一;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中,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就要立足于社会主义的属性和方向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从而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当代中国以构建现代国家为中心任务的政治建设,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中轴而展开的,在现代国家建设的逻辑中,党的政治建设首先必须保证政治权力有效,以组织、运行、巩固国家权力,因此,现代国家构建就赋予了党的政治建设丰富且独特的内涵和要求;良善和适宜的政治建设一定是建立在有效政治与合法政治的有机统一基础上的,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政治建设所强调的政治立场,其合理合法地解决了党与人民的关系问题,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逻辑中,党的政治建设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价值和政治伦理,促进人民民主的发展。


关 键 词:党的政治建设/政治发展/使命型政党/现代国家/人民民主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要求,第一次把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指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必须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1]62凸显党的政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党对自身伟大工程建设和中国政治建设内在规律的深刻把握,也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大创新发展,这对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促进中国的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具有十分重大且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党的政治建设:党的建设与中国政治建设的双重规定


党的政治建设首先是由党的建设的内在要求决定的。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的方向和效果。第一,政治属性是政党的第一位属性。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是有着共同政治纲领、政治路线、政治原则、政治目标的政治组织。政党的这种政治属性是内在的、与生俱来的,基于这种政治属性产生的政治建设就成为政党建设的内在要求,世界上任何政党一定都是围绕本党的政治纲领、政治路线和政治原则,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来加强和完善政治建设,才能实现其政治目标。第二,注重党的政治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要求和本质体现。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代表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党,它所领导的无产阶级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不同于其他政党尤其是资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2]285代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把为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宗旨,以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最高追求,共产党的基本性质、宗旨和立党之本决定了她从组织产生到组织发展,从夺取政权到执掌政权,从自身建设到领导革命,从组织形式到领导方式,都要以这一基本政治属性为根本出发点来加强自身建设,都必须紧紧围绕这一根本政治使命和根本政治立场来推进共产主义运动,并且必须使党的建设活动和党的领导活动时刻都要符合和遵循此政治定位。否则,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就无从谈起,其领导的革命和运动的成功就更是奢望难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在根本上是源自自身的政治性,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首先进行政治建设,才能保证其彻底的革命性和先进性。与此同时,共产党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纲领和政治目标,就要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且需要干部和党员认同、遵循和执行路线方针政策,这时,在政党内部必须进行政治建设,以保证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政党的政治纲领、政治方向和政治目标,以保证干部和党员坚定地执行这些路线方针政策。马克思主义强调,政治问题对活跃的革命者来说不是次要的问题,而是首要的问题。列宁指出:“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3]408只有首先通过政治建设,才使得全党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的政治立场和统一的政治行动,才能凝聚全党的力量,统一全党的意志和行为。第三,讲政治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传统和内在品质。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的先进政党,党的性质决定,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曾深刻指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4]214“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5]449“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6]226明确了党的建设的关键是正确制定和彻底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党要实现正确领导,全靠政治路线的正确。1986年8月,邓小平在视察天津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讲政治,他强调“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7]166江泽民在《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一文中阐述了讲政治的主要内容,即:“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8]457进入新世纪后,胡锦涛进一步明确:“学习是基础,政治是大局,正气是保证。”[9]25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讲政治,是我们党补钙壮骨、强身健体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党培养自我革命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提高排毒杀菌政治免疫力的根本途径。”[10]讲政治,就必然要求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光荣历史传统和优良内在品质,虽然在党的十八大之前,在党的建设结构布局中尚未明确提出党的政治建设这个范畴,但讲政治一直蕴含在党的建设丰富实践之中。


党的政治建设还是由中国政治建设的内在逻辑决定的。在当代中国的政治体系中,党的政治建设主要指的是根据党的性质、宗旨、纲领和使命,坚持党的政治信仰、政治立场、政治原则、政治路线、政治道路、政治方向,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围绕党的团结统一、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长期执政而展开的活动。党的政治建设不是孤立于党的自身建设之中,而是发生和运作在当代中国的政治体系之中,党的政治建设不仅是党的建设的内在要求,而且是中国政治建设逻辑机理的深刻规定。在人类文明发展中,政治根源于人的生存欲求和劳动的发展,是在共同体秩序的建构中产生和发展的,政治的使命就是创造有机的公共生活,以满足个人和社会的共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表明,政治是由经济和社会发展决定的,但是,政治权力又相对独立于并客观作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围绕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与有效性而展开的政治建设,在怎样的方向上和以怎样的方式作用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直接决定着一个社会发展的进程。所以自近代以来,政治建设就一直是中国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关键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掌握了政权,并开启了以社会主义为取向,以人民民主为根本的现代国家建设以后,中国的政治建设就直接体现为国家层面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这时,政治建设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建设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构建,主要是围绕现代国家制度的建构、民主法治体系的建构、现代政府治理体系的建构、现代社会的建构而展开。从当代中国政治建设的历史逻辑来看,为建设现代国家,政治建设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中轴展开的,政党领导人民建设现代国家也就是党建国家模式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特有形态。从政治建设的基本的权力结构来看,中国政治建设是在国家、社会、政党三元权力结构空间中展开的,党不仅是政治建设的核心主体,也是政治建设三元权力结构空间的重要维度和重要方面。①可以发现,党的建设是中国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建设会直接影响中国政治建设,而中国政治建设的内在逻辑、建设过程和发展取向,也都会深刻关涉、影响、作用于党的自身建设,尤其是党的政治建设,对党的政治建设产生内在的逻辑性规定。第一,中国政治建设的方向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基础上走向共产主义,这就内在要求必须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以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有效贯彻和全面落实。政治关乎全局、关乎方向。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给全国人民指引的政治方向,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虽然经历过挫折,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彰显的优势与优越性,改革开放40余年来经济与社会的巨大发展,已经证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的正确选择,是中国政治建设的正确方向。远大理想与共同理想已经确立,当前奋斗目标和政治路线已经制定,对党而言,就是要坚定政治信仰和政治方向,贯彻落实政治路线,全党团结一致、一心一意、扎扎实实地为理想和目标而奋斗,这就必须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第二,中国政治建设的核心是党领导人民建设现代国家的过程,这就内在要求必须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以牢牢确保“党的领导”的基本属性和全面实施。政治的核心是政权。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的伟大革命中开始的,是在领导全国人民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现代化的实践中推进的。在此过程中,党通过自身建设与国家政权建设、军队建设、社会建设的有机结合,在领导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已实现党与国家、党与军队、党与社会的相互塑造和共生共进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成为中国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基本属性和基本结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对党的建设而言,最关键的就是要紧紧围绕党的领导而展开,以巩固党的领导的基本属性,并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改进党的领导方式中实现党的全面领导,这就必须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第三,中国政治建设的本质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就内在要求必须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以牢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政治价值。政治的本质是利益。中国步入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在价值规定是,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主义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展开的历史运动。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就是通过人民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公平正义,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人民民主。因此,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属性和先进本质,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这决定了党必须加强政治建设,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政治价值。第四,中国政治建设的要旨是构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这就内在要求必须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为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政治现代化提供坚强保证。政治的关键是秩序。中国政治建设的有序发展和现代化,依赖于国家治理体系的成熟和现代化,是以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协同推进为基础的,更是建立在政党治理基础之上的。推进政党治理,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严肃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弘扬党内政治文化,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唯有首先保证党内政治的稳定化和制度化运行,才能为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政治现代化提供坚强保证,这就决定了必须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二、锻造使命型政党:党的政治建设与党的团结统一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基本目的是要促进和保证党的团结统一。根据政党政治的基本原理,无论是政党革命和政党选举,还是政党领导和政党执政,政党自身结构的稳定和政党自身的一体化是前提和基础。因此,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从党的建设自身来看,尤为关键的是促进党的团结统一。在长期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状况总体是好的,但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党的政治建设还是客观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其中,一度出现的“七个有之”等乱象、“八个有的”等现象暴露得比较尖锐,这直接影响到党的团结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指出:“特别是高级干部中极少数人政治野心膨胀、权欲熏心,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谋取权位等政治阴谋活动。这些问题,严重侵蚀党的思想道德基础,严重破坏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严重损害党内政治生态和党的形象,严重影响党和人民事业发展。”[11]王岐山也曾明确指出:“政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一是结成利益集团,妄图窃取党和国家权力;二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搞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集中统一。”[12]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保证党的团结统一,是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内在品质,是党开展工作的一面鲜明的旗帜。建设一个高度团结的党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推进民主集中制建设的一个重要奋斗目标。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的条件。”[13]5351939年,刘少奇深刻阐述了党的团结问题:“我们党内的团结和统一,已经是比什么都还重要的事情,是解决党的一切任务的中心关键与决定因素。每一个忠实的党员,必须严重的来注意这个问题。”[14]169八大党章总纲明确指出:“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是党的力量的所在。经常注意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是每一个党员的神圣职责。”[15]150历史经验表明,什么时候党实现和保证了高度团结统一,党的战斗力和创造力就无比强大,什么时候党的团结统一出现问题,党的战斗力和创造力就会遭到削弱。十九大党章第三条关于党员义务的第五项就是要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因此,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一个基本的目的是,坚决反对在党内搞分裂活动、派别活动,坚决反对各种政治阴谋活动,坚决反对“七个有之”,绝不允许搞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绝不允许在党内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绝不允许破坏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决促进党的团结统一。


保证党的团结统一,在根本上是由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的组织特质决定的。中国革命的历史逻辑已经表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是中国革命的内在需求。党逐步从社会的边缘走向国家的中心,就在于党以先锋队的性质和力量,肩负起国家独立、人民解放和民族复兴的使命,而这个使命正好顺应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大趋势,也契合了世界革命发展的大趋势,这就使得党深深地扎根于中华民族和人民大众之中,成功建立军队,组织社会,领导革命。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发生逻辑与西方先发现代化国家政党的发生逻辑有着根本的差异。在先发现代化国家,其政党往往是在已经相对成熟的议会里产生,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体系内部活动,主要是为了争取民众的选票成为执政党,围绕国家权力而运作,它并不需要建设一个新的国家政权体系,也不承担组织、动员、整合社会的任务。但是,中国共产党是基于完成中国革命的两重任务而产生的,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13]651党承担着组织、动员、整合社会的任务,肩负着民族复兴、现代国家建设、现代化发展、人民解放和劳动解放的神圣使命。历史已揭示,这种政治使命贯穿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全过程,并且,也必定贯穿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社会革命全过程,这就在政党谱系上使得中国共产党成为一种新型的政党——使命型政党。使命型政党最主要的组织特质是,全党团结统一,全党共同努力、行动一致,为政治使命而奋斗。这种团结统一,既包括中央内部的团结和全党对中央的团结,也包括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内部的团结,党的上下级组织的团结和党指挥的武装部队的团结,还包括新老党员和老干部的团结,党员同志间的相互团结。历史孕育了使命型政党,使命型政党是建立在全党团结统一基础之上的,是以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为政治使命的。党的政治建设就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进程中,保证全党团结统一,为政治使命共同奋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党的政治建设必定在伟大历史进程中不断锻造使命型政党,以提升其促进中国政治发展的能力,提高其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水平。


在党自身建设的逻辑里,党的政治建设就要根据使命型政党的内在要求,来促进和保证党的团结统一,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建立基于信仰和原则的团结统一。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党立国的思想之本,以实现共产主义为远大理想和最高纲领,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任何特殊利益,在这个意义上讲,党是一个信仰联盟,是一个原则联盟。党的性质、宗旨和信仰决定了党的团结统一不是一般的团结统一,而是基于对党的性质、宗旨和信仰具有共同认同基础之上的团结统一,是在严格遵循党的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基础上的团结统一。2.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建立消除内外宗派的团结统一。关于宗派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就指出,宗派主义分为对内对外宗派主义两种,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这两方面都是危害党和人民事业的祸根,并明确反对宗派主义,要求彻底消除可能存在的任何宗派主义残余。[16]82120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也曾告诫新一代领导集体,一定要给国内国际树立安定团结的榜样,只要领导集体很稳定又很坚定,“那末谁也拿中国没有办法”。[7]317,318所以,党在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就一直高度重视并在实践中反对和消除党内外的宗派主义和宗派活动。实践已充分证明,实现党与全体人民的团结,就一定要消除党内外的任何宗派主义和宗派活动,绝不允许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3.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全党紧密团结统一在党的领导核心的周围。致力维护党的领袖及其权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建党原则。列宁指出:“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17]336“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3]151中国共产党是根据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组织原则组建起来的,党的领袖、党的干部和全体党员的有机结合,是党的组织结构的基本特征,其中,党的领袖是党组织的基本结构。新中国成立以后,党总结革命时期的成功经验,强调党的“领导核心”建设。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是阶级的最高组织,它必须努力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它的正确的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反对任何降低党的作用和削弱党的统一的分散主义倾向。”[18]319改革开放时期,党进一步总结党的建设经验教训和党的领导的内在规律,对党的“领导核心”的认识逐步成熟。1989年,为了建立一个团结、坚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讲话,他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7]310党的百年历史尤其是40年改革开放实践充分证明,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和众望所归的领导核心是党和人民事业顺利发展的关键所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这是吸取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史经验教训而作出的慎重决策,也是新时代继续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需要,而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发生的巨大变化已揭示,在四个伟大的实践中党已经形成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因此,党的团结统一必须是紧密团结在党的领导核心的周围,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这是实现党的团结统一的重中之重。

 三、建设社会主义:党的政治建设与党的全面领导


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而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由党的领导地位决定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所以,党的政治建设尽管是党的自身建设,但是,其理论意蕴和实践价值已经超出党的自身建设本身,直接关涉到党的领导。根据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的领导,在根本上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决定的,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根本保证。因此,在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中,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在深层次上是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确保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属性和方向。


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制度选择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所作出的现实选择,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党的领导,从根本上说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决定的。(1)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和共产党的基本性质,决定了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角色。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物对人的统治、资本对劳动的统治,是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的深层次本质,资本主义国家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统治的真正形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原形是“这个国家公开承认的目的就是使资本的统治和对劳动的奴役永世长存”。[2]400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无产阶级作为大工业本身的产物,必须粉碎资产阶级统治,实现无产阶级统治,这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首要任务。“无产者在全社会面前负有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统治的新的社会使命。”[19]94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马克思指出必须由工人的政党来领导工人运动,由共产党人来领导这场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形式和资产阶级社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20]261-265(2)社会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人类解放”事业的一部分,决定了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根据马克思“人类解放”的社会发展规律,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事业的一部分,是超越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到达社会主义并没有最终实现人的解放。在马克思的理论里,实现人类解放,必须经历阶级解放、劳动解放、社会解放和人的自我解放这四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发展阶段。阶级解放,就是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劳动解放,就是摆脱资本对劳动的统治,消除生产资料与劳动的分离,使劳动阶级掌握生产资料;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个体摆脱对物的依赖,经济与社会发展摆脱对国家的依赖,社会重新收回国家;人的自我解放,就是实现一切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自由的完全实现。在阶级解放实现以后,劳动解放和社会解放是密切联系、相互交织的,要旨是把全社会的劳动者进一步组织起来,充分发展社会生产力,运用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实现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劳动受着资本统治、人受着物的统治这些矛盾。这样的过程不是自发的,而必须是有目的、有组织的建设和发展过程,它需要一个既代表现在又引领未来的领导力量,这个力量就是共产党,因为无产阶级的使命是要争取人类彻底解放的,共产党人代表的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3)社会主义是要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公有,全体人民共同掌握国家权力,决定了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领导地位。社会主义主张建立使劳动产品的社会性和公共性充分实现的生产关系,使人“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21]566“社会保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样合作社的特殊利益就不可能压过全社会的整个利益”,[22]675就是要废除生产资料个人占有的私有制,实行财产公有和联合劳动,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公有。社会主义的国家是要全体人民共同掌握国家权力,而不是少数人掌握国家权力,是要实现人民在劳动中创造的财富为全体人民共享,而不为少数人所有。要实现这样的社会,有两个最为重要的条件:一是社会不能形成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奴役和统治,而是社会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二是社会中的最大多数人凝聚为一个整体,形成“人民”,“人民”是“全体的个人”的联合。实现这种全体个人的联合,并由这个联合的全体个人掌握国家权力,这个力量和机制只能是无产阶级自身即共产党。[23]87-95对社会而言,共产党是凝聚社会、团结社会和联合社会的领导力量;对国家而言,共产党是组织国家权力、掌握国家权力、监控国家权力的领导力量。


共产主义运动规律、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性质,赋予了共产党领导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合法性。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共产党领导与社会主义是相伴相生的,也是相互决定的。在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中,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是为了保证国家建设的社会主义基本属性和发展方向,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就必须始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并且,在理论上,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领导,从社会主义事业一开始就是全方位的和全面的。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功的根本所在。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生关系,决定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发展中,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也对党的领导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实践中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基础是党自身的建设和发展,关键是党的政治建设。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根本目的就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在新时代的政治发展中,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发展而言,党的政治建设的战略着力点主要是:(1)坚定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党的领导的现实取向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所以必须坚定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在实践中坚定社会主义方向是具体的和现实的:其一,党始终坚持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特殊的利益的根本原则,始终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党与人民始终在一起,始终与人民保持血肉联系;其二,党通过健全的领导体系和执政体系,有效组织、整合和团结社会,将最广大的人民凝聚为一个有机整体;其三,党在引领社会前进中促进人和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说到底还是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因此,必须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科学发展,并在此发展过程中促进人的全面、自主发展。(2)在执政的过程中保持党对国家政权的政治领导。党是在政治革命、掌握政权、建立国家、执政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并立足于长期执政,但执政党的角色没有也不能否定领导党的地位。对于党的执政而言,党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是党的执政的政治前提;党领导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党执政的社会前提;而党的执政,则是党的领导的重要实现方式和实施途径。因此,党在执政过程中,党的政治建设的关键是保持对国家政权的政治领导。党对国家政权的政治领导,需要做到“两个维护”,健全领导体制,改进领导方式,其中的基本原则是,立足党的组织特性和政治使命,遵循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逻辑,遵从人民群众生产发展、生活逐步改善的社会发展逻辑,既要避免党的行政化和官僚化,又要避免领导权的虚化、弱化甚至旁落。确保国家政权始终在党和人民的手中,符合人民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内在规定。(3)切实解决党的领导被忽视、淡化、削弱的突出问题。目前最要紧的就是要解决在党的领导这个根本问题上出现的一些突出问题和矛盾。王岐山曾指出:“一个时期以来,有的人在这个问题上讳莫如深、语焉不详甚至搞包装,没有前提地搞党政分开,结果弱化了党的领导,削弱了党的建设。”[12]具体而言主要是,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忽视政治、淡化政治、不讲政治的问题还比较突出,有的甚至存在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的严重问题;一些地方、一些领域、一些方面,在一段时期内“党的领导被忽视、淡化、削弱”,“管党治党宽松软”;一段时间内不同程度出现无视党中央权威,有的没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有的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公开发表同党中央精神相违背的意见,有的在贯彻党的决议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甚至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同党中央对着干。通过党的政治建设,解决这些问题,坚决改变管党治党宽松软的状况,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以永葆党的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不断提高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四、构建现代国家:党的政治建设与政治有效性


社会主义和现代化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两大基本取向。在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国家成长既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从西欧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程看,现代国家是在商品经济和公民社会的促进下发展的,一定程度上是经济和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但是,对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发展的时空距离和共时效应所带来的现代化全方位压力,不允许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通过经济社会发展以自然地建构现代国家,特别是那些还面临主权独立、民族解放任务的国家,更不能遵照西欧国家成长的逻辑。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经济和社会不能直接、自然地支撑和维系现代国家的成长,能够依靠和提供动力的只能是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另一重要力量,这就是政治的力量。实际上,通过转型或重建,以政治建设形成有现代权威的国家力量,由国家力量来推动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政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中建设现代国家,这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国家建设的一般逻辑。正是此逻辑决定了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国家构建对政治力量的紧迫需求,需要政治的有效作用。亨廷顿总结后发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时指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有的国家政通人和,具有合法性、组织性、有效性和稳定性,另一些国家在政治上则缺乏这些素质;这两类国家之间的差异比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之间的差异更大。”[24]1政治的有效性,不仅体现在政治有效作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还在于政治有能力解决政治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供给有效的秩序,在有效驾驭和调控政治发展进程中构建一个现代国家,以国家的有效作为来促进经济社会统一、稳定的发展。


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和理论逻辑中,以构建现代国家为中心任务的政治建设,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中轴而展开的。辛亥革命后,中国开始建设现代国家,现代国家构建成为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主题。但帝国体系解体后的中国近代社会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现代的社会,而是处于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状态,近代中国的经济更是从小农经济直接转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以经济与社会的力量直接来构建现代国家,显然行不通。传统社会中的各种政治力量,如皇室、官僚、士大夫、军人集团、工商阶层、乡绅等都曾为国家构建作出努力,无奈都以失败告终。怎样实现大型国家的整体转型?由谁来承担现代国家建设的使命?在社会与国家的双转型中,整合瓦解的传统社会体系,以组织民众;培育新的社会结构,以建设现代社会;建构新的权力结构,以支撑国家转型;塑造新的政治权威,以维系国家秩序,显然是现代国家建设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历史和现实选择了政党,并最终是由中国共产党来完成此任务。在后发现代化国家,政党建设现代国家是必然的路径,政党主导国家建设是必然的选择。亨廷顿在总结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后指出:“为了尽量减少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的扩大酿成政治动荡的可能性,必须在现代化进程的早期就建立现代的政治体制,即政党制。”[24]368邹谠也曾指出:“只有先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党,用它的政治力量、组织方法,深入和控制每一个阶级、每一个领域,才能改造或重建社会国家和各领域的组织制度,才能克服全面危机。”②于是,党领导人民建立国家,党建国家的国家建设模式在中国的历史和实践中生成。在党建国家的逻辑中,党不仅是政治革命的组织者,更重要的是,在社会无力、国家无效的状况下,党还是建立新社会和新国家的担当力量,是建构现代国家的轴心主体。基于政治有效性,作为担当力量和轴心主体,党就必须有效解决现代国家构建中的这几个主要问题:一是在帝国体系崩解后,中国向现代国家整体转型,党必须迅速整合分散的国家权力,并有效确立国家权力核心,以支撑起国家的整体转型,不让国家破碎和解体;二是党必须有效动员和组织社会,并通过国家权力核心建构基本的社会秩序;三是党必须有效驾驭国家权力,使得国家权力有效推动和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四是党必须有效健全完善国家权力体系,以促进现代国家发展,使国家发展适应政治现代化和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和基本规律。


基于中国共产党与现代国家建设的内在逻辑,要解决现代国家构建中的这些主要问题,根本还是取决于党的政治建设。政治是政治主体围绕政治权力进行的有关国家、阶级、人民、民族的重大利益的协调与变革的行为。在国家建设的范畴和体系中,党的政治建设首先就是保证政治权力的有效性,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从而有效组织国家权力、运行国家权力、巩固国家权力。因此,现代国家构建赋予了党的政治建设丰富且独特的内涵和要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证集中统一领导,重要的前提是确立党中央权威。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指出,缺乏集中和权威,无产阶级若没有权威的政权,将只是一片无政府的状态。“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19]226列宁后来强调无产阶级要赢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有一个权威的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并且,在革命胜利后的执政时期,更需要形成强有力的党中央权威以巩固政权。“工人阶级为了在全世界进行艰巨而顽强的斗争以取得彻底解放,是需要权威的。”[25]225在制度层面,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制度保障就是民主集中制,明确把民主集中制确立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以实现党中央权威的统领性。确立和维护党中央权威,不仅给党自身提供了领导力量,而且向现代国家构建提供了国家权威和领导力量。前面所指出的现代国家构建所要解决的四个主要问题,其实无论是在国家转型之前,还是在国家转型和构建过程之中,都蕴涵对国家权威和领导力量的需要。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是在传统帝国向现代民主共和国家的整体转型中进行的,转型之前国家权力体系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国家权力的统一性、整合性遭到严重破坏,二是国家权力存在私人化、地方化造成有效的公共权力体系无法确立,这就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权威来实现国家权力统一化和公共化。在国家转型过程中,无论是从专制国家转向共和国家、从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向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国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家角色的定位、政治发展中国家作用的发挥,都蕴涵对国家权威和领导力量的需要。2.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有边陲而无国界,是传统国家的一大特征。现代国家的重要特征是领土空间边界和政治权力边界实现高度重叠,国家权力在主权范围内全面渗透到各个领域和基层社会,无处不在的行政监控得以有效实施。“事实上,如果我能期待从构成国际的众多特征之中选择一个特征并用它来界定国家的话,这个特征就是:所有国家都会涉及对它统辖范围之内的社会体系的再生产的各个方面实施反思性的监控。”[26]19国家对社会的管理和监控,国家权力覆盖每个领域,渗透到最底层社会,实质是权力过程的有效运行问题。对党的政治建设而言,就是要使党制定的政治路线能够得到坚定执行和有效落实。政治路线根据党的纲领而制定,党的纲领与党的使命密切相关,建设现代国家一直是党的纲领和使命的重要内容。因此,现代国家建设中权力过程的有效运行,关键是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紧密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加强党的建设,这是党建的一个基本原理,党的政治建设显然需要直接、紧密围绕党的政治路线而进行。在党近百年的奋斗历程中,根据党的纲领制定政治路线和执行政治路线一直是党的政治建设的关键。十九大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作为党的政治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这是一条正确的、好的政治路线,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必须坚定执行这个基本路线。在实践中,就需要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保证令行禁止,自觉同党的政治路线对标对表、及时校准偏差,坚决同一切违背、歪曲、否定党的政治路线的言行作斗争。3.增强党组织的适应性与组织力。中国现代国家是以党建国家模式形成的政党国家形态,党的组织体系是支撑和维系政党国家的基本结构。党是在执政过程中实现领导的,是在领导与执政的协调统一中建设现代国家的,这决定了党的组织体系一定要契合现代国家政权运作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适应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内在要求,在不断提高党组织的适应性中增强党组织组织国家政权与组织社会的组织力。党组织的适应性与组织力虽是组织建设的范畴,但其实与党的政治建设高度相关,这主要涉及三个根本性问题。一是党组织与公民个人的关系问题。公民个人与党组织都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主体,但党组织是以高度整合人民群众个体利益达成整体意志,以组织的义务和纪律为前提而掌握国家权力的,而现代国家对公民而言是以肯定、保护公民个体的权利和自由为前提,于是,在国家空间里就可能存在社会个体的国家认同与组织认同之间的内在张力。显然,党的政治建设需要舒缓、克服这种张力,在实践中就需要克服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二是组织整合与资本市场的关系问题。党组织、国家政权、社会、资本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四维结构,中国共产党需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必须有效领导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行为逻辑是私人利益、法人产权、自由竞争,私人化和逐利化是资本的本质,而中国共产党是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特殊的利益的政治组织,行为逻辑是政治理想和政治使命,先进性和纯洁性是党组织的本质,党在领导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组织整合的逻辑与资本市场的逻辑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内在冲突,这就需要通过党的政治建设来克服这种冲突,将资本逻辑纳入政治逻辑的统领之下,以建立在先进性和纯洁性基础之上的政治性来引领和主导资本市场的社会主义方向。三是党的政治意志与国家的法律制度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制度是党和人民意志的产物,这本无冲突,不过,在实践层面,把人民的利益转化为党的意志,把党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法律制度,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仍然有许多的问题要解决,一定意义上,党的政治建设也是要保证依宪执政和依法执政的顺利实施。

 五、实践人民民主:党的政治建设与政治合法性


政治的基本使命是公共权力创造有序的公共生活,良善和适宜的政治建设一定是建立在有效政治与合法政治的有机统一基础上的。政治合法性一般是指对被统治者与统治者关系的评价,对统治权力和政治制度的认可和遵从是主要内容。任何政治都要获得和增强合法性,这对于政治权力主体和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活都是非常重要的,在政治发展中,政治合法性的确立和增强,直接关系到政治权力关系的稳定和持续、公共权力效能的发挥程度和社会秩序的稳固。利普塞特指出:“任何一种特定民主的稳定性,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而且取决于它的政治系统的有效性与合法性。有效性是指实际的行动,即在大多数居民和大企业或武装力量这类有力量的团体看政府的基本功能时,政治系统满足这种功能的程度。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27]55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和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共产党领导和执政与社会主义内在原则的一致性,二是赢得最广大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党直接掌握国家政权并领导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至今,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党的领导和执政的合法性主要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坚持,对共产主义的坚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坚持,对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根本使命的坚持。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党要实现长期领导和长期执政,党还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不断作出新的努力,从而不断巩固、累积、增强党领导和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党的政治建设,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坚决站稳政治立场,这是对党领导和执政的理念、行为、活动等在政治价值上的核心规定,直接关涉到共产党从事政治活动、推进社会发展的终极性意义。以人民为中心,就是围绕相信谁、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等基本问题,以代表和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中心,确立党领导和执政的政治价值和伦理体系,从而在不断发展的实践中为党的领导和执政扩充合法性来源、累积合法性条件、丰富合法性内容、巩固合法性基础。


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政治建设所强调的政治立场,解决的是党与人民关系问题,党通过确立人民立场,代表人民利益,实现人民解放,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轨道上确立了人民民主的民主形态。民主首先从公权力来源这个基本问题上回答公民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所以民主是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最重要基础。由于现代政治普遍表现为政党政治,政党是组织民众和执掌政权的最主要政治主体,因此在现代民主制度中,民众与政权的关系很大程度上转化为民众与政党的关系,民主主要通过民众与政党的关系体现出来。中国经历新民主主义革命后,中国共产党把国家组织起来,提供公共秩序和公共权威,建立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型国家,人民民主是这一新型国家的核心,而在人民民主里,党与人民的关系是新型民主形态形成的关键。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要完成劳动阶级的解放,而且要完成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所以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中产生的人民民主,其本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多阶级联合统治,其中,人民主要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所有这些革命力量,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团结联合起来,选举政府,组织政权,确立政治制度,实行人民当家作主。因为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共产主义原理揭示,无产阶级是把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作为最崇高使命和最远大目标的,而且在为之奋斗的每一个过程和每一个阶段,都不断地将自己的阶级利益同广大人民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并代表和去实现人民的利益,这决定了随着社会向前发展,作为历史范畴的人民,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人民既是阶级主体的结合,也是社会主体的结合。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被逐渐消灭,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被改造成社会主义劳动者,于是人民就从阶级联盟转化为劳动者联盟。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在传统的劳动者之外,出现了新阶层,但这些新阶层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这时,人民就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联盟。毛泽东早就指出过,“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28]757因此,人民民主的实质就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上,工人阶级把社会中的最大多数人团结联合在自己的周围,结成广泛的人民统一战线,共同掌握并行使国家权力。而要使工人阶级能够最大限度地团结社会中的最大多数人,实现共同掌握和行使国家权力,就必须联合人民以形成最广泛的人民联盟,凝聚人民以形成最团结的人民战线,以此作为国家权力的来源,并以此掌控国家权力,这就必然需要一种机制将人民联合和凝聚,需要一种领导力量来实现人民统治,这只能由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来完成。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性质和使命赋予了党在人民民主中的角色和地位。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还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作为集合体,党没有任何特殊的利益,而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自身利益,这是一种新型政党,其组建与活动的基础是人民的共存权利和整体利益,这种共存权利和整体利益,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利益,提升到原则之上了。休谟认为现代世界的“真正的宗派”,也就是政党,可以细分为三类:一是源自利益的宗派,二是源自原则的宗派,三是源自情感的宗派。萨托利提出,政党产生和建立的基础通常是两个:原则和利益,并指出休谟所分析的源自原则的政党是在政治场合中出现的新实体,他进而援引和分析了伯克对政党的定义和认识:“政党是建立在一些人们集体认同的特别的原则之上、以共同努力促进国家利益的联合起来的实体。”“政党超脱宗派是因为它们不是仅仅基于利益,也不仅仅是基于情感,而且主要地是基于共同的原则。”[29]21,22在此基础上,萨托利指出,这种新实体的政党不是宗派,而是服务于集体的福祉的,是服务于不仅仅是竞争者个人的福利这一目的的;这种新实体的政党不是纯粹的部分,而是整体的部分,是代表整体的“部分”并试图服务于整体的目的。[29]52,53这就告诉我们,这种新型政党区别于建立在少数利益和宗派之上的政党,是建立在整体利益之上基于原则的结合。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就体现为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党与全体人民利益的一体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30]154分析至此可发现,正是基于党与人民利益的一体化和一致性,党作为领导力量和联合机制将全体人民团结,并凝聚全体人民利益,将全体人民利益落定于国家,以实现人民掌控国家,人民当家作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价值,所坚持和实践的就是这一新型民主形态:人民民主。


在民主建设和政治发展的实践中,基于党与人民的关系可得出结论:人民民主的巩固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政治建设的水平和质量,党的政治建设直接关系到人民民主的本质和内核,从而关乎和影响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建设。促进和发展人民民主,就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政治立场,提高党的政治建设的水平和质量。1.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保持党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群众观,是对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基本看法和态度。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认为,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促进和发展人民民主,关键就在于党在任何时候都不偏离人民利益至上的政治立场,表达并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此,必须充分发挥和创造性运用党的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2.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引领和促进经济社会的科学全面发展。表达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基础还是经济和社会的科学全面发展,人民民主一定是建立在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各种需要基础之上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还是集中体现在充分、平衡地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党全面领导改革和发展,有效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实现社会的公平、共享和正义。3.坚定自我革命的勇气和行动,同一切违背、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言行作斗争。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价值里,就是要坚持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宗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使命,党的政治建设就是要保证不偏离自己的政治立场、政治纲领、政治路线、政治目标。不过,在全面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必然带来各种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人民内部的矛盾会出现新的情况,党内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就要有自我革命的勇气和实际行动,破除一切阻碍改革发展的利益藩篱,同一切违背、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言行作斗争,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始终有利于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

 注释:


①关于政治建设的权力空间理论,详细内容参见林尚立教授:《当代中国政治:基础与发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年,第299-304页。


②转引自陈明明:《共和国制度成长的政治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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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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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3]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基础与发展[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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