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鹿鸣:论中国佛教义学的特质及其现代开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6 次 更新时间:2020-02-09 10: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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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鹿鸣  

  

   【摘要】中国佛教义学不仅仅是一门依逻辑推理求其哲学真理的学问,而更是依其对真理的抉择,开出解脱生死、正觉生命的道次第,并确立在道次第中的广大行持和终极果位。也即是说,佛教义学的道理抉择必定与生命的认识、烦恼的解脱、究竟的正觉密切相关,佛教义学也包含生命的解脱、禅修、菩萨行等内容,是教理(境)、为学次第(行)和行持境界(果)三者完整具足的解行并重体系,是教理行果一体之学。佛教义学在佛教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化成诸多不同的宗派之学。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在义学体系及学修方式上的不同。中国佛教义学的根本特质是教禅合一之“圆教”思想,表现在禅观上则是以“非次第禅”为中心。在教理解释上,中国佛教义学的代表宗派是天台宗、华严宗,以圆教为特征;在禅观方法上,中国佛教义学的典型代表是禅宗,以非次第禅为特征,这些都与印度佛教之毗昙学、中观学和唯识学具有明显的不同。今天时代,由于学修者根性及社会文化背景巨大变化的原因,中国佛教须由圆顿教观体系转向圆渐次第观行体系,以菩萨行为主线,由初发心之加行道学修,进趣解行位菩萨,达于大开圆解、悟达心地的圆顿教法,这是太虚大师提出的今菩萨行学修次第的主旨,也是中国佛教综摄重建的方向,也是中国佛教义学现代开展的主流方向。人生佛教(人间佛教)要充分关心社会,这意味着大乘佛教思想需要在社会各个层面上得到充分展开,成为社会道德伦理教化的主导力量,这也意味着需要佛教与现代学术充分结合融会,在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充分展开,这是中国佛教义学当代开展的又一重要方向。

   【关键词】义学  中国佛教  圆教  人间佛教

   【作者简介】刘鹿鸣 ,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一、“佛教义学”名义辨析

   这个部分中,对于前述佛教义学研究的原则的问题的基本佛教义学一词,南北朝时期就开始使用,在佛教史中具有特定含义。佛教文献中有“义学沙门”、“义学大德”、“义学僧尼”、“翻经义学”等名词【1】,把从事佛经翻译、经论义理辨析、训诂注疏以及传承讲授佛教经律论的学问僧都称为义学僧尼。与义学僧尼相对的,一般有寺官、僧官等僧团或寺院的管理者;又有禅僧,即习禅沙门【2】;又有倾心净土的行人【3】;有时也把文学沙门与义学沙门分开别列。在《高僧传》中,通常所列科目有译经、义解、习禅、明律、护法、感通、神异、遗身、读诵、兴福、杂科等,而以译经、义解为义学范畴【4】。

   佛法分为戒定慧三学,其学问体系又分为经律论三类。就中国佛教历史而言,关于这三类学问的注解、疏钞、讲说、造论都称为佛教义学;而佛教学问中的文学、史传以及寺院建筑、造像艺术、佛教器物等,传统上一般不将之归于佛教义学的范畴。

   我们今天讨论“佛教义学”这个概念,一方面是从佛教的历史传统来界定,另一方面,也是从现代学科体系的思路来辨析。若就现代学科体系的思路而言,佛教的学问可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来界定。狭义而言,佛教的学问即是佛学,即关于佛教的经论义理注疏之学;广义而言,则一切关于佛教的学术研究都属于佛教学问的范畴,特别就现代学术而言,内容有佛教哲学、因明逻辑学、佛教文献学、佛教伦理学、佛教社会学、佛教制度学、佛教管理学、佛教心理学、佛教艺术……,等等。

   因此,关于佛教义学概念的界定,问题的实质并不仅仅在于什么是“佛教义学”,而是佛教义学在现代学术体系中位置、特质的界定,即对于佛教义学与现代佛教学术诸分支的关系有一个相对清晰的界定。

   周贵华对此给出了一个定义:“佛教义学,乃立足于佛教本位而解诠佛教之学,包括各种侧面、层次以及方式,其开展,可称佛教义学活动,又可称广义的佛教义学研究。”【5】这个定义,无疑是考虑到了佛教义学的传统概念和现代学术开展两个方面。

  

   二、佛教义学的根本特质:教理行果一体之学

   所谓佛教义学的根本特质,是指佛教义学不同于其他学术的根本性质、特点,这是区分佛教义学与其它佛教学问研究不同的关键所在。

   依据佛教的“法依”传统,综合大小乘佛教的义理体系,判摄佛教义学的根本特质为:指向解脱、正觉的教理行果一体之学。

   佛教的根本依据是佛陀所亲证的“法”,依此建立了“法依”的传统。佛陀依亲证之法而讲说的关于戒定慧三学的教言(唯识学中称为圣言量)是佛教的根本依据,也是佛教义学的根本依据。《俱舍论》云:“佛正法有二,谓教证为体,有持说行者,此便住世间。” 【6】佛法分为教、证二法。教法即经律论之教理、教律体系,有能受持及正说者,教法住世。证法即戒定慧的三乘菩提道次第修学体系,有能依教正修行者,证法住世。大乘佛教的教证二法体系被称为“教、理、行、果”的菩萨道体系。

   佛教义学在印度佛教史和古代中国佛教史的开展中,主要表现为“教法”的义理体系,但其“教法”体系是与“证法”密切相关的,是指向“证法”的。教证二法的终极目标是趋向证得阿罗汉果或佛果,“由此成立随顺、指向涅槃的内道,而与随顺、指向世间的外道相区别”【7】,因此,佛教义学的本义乃是“内道”的学问,是指向涅槃的阿罗汉学和菩萨学的义理体系,具有指向解脱、正觉的根本特质。

   在印度佛教史的开展中,佛教义学也逐步形成了“三法印”和“四依”的法义原则。“三法印”即“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以此作为判断是否符合佛教义理的,通大小乘义学。在《入大乘论》中也总结为“入修多罗、随顺毗尼、不违法相”三相印。【8】而大乘佛学兴起之后,又出现了“四依”,即“依法不依人,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9】,以此作为判断是否符合大乘义理的依据。

   教理指向行果,行果指向解脱、正觉,因此,戒定慧三学是道次第,经律论三学是一体之学。《毗婆沙论》言,修多罗求其次第,阿毗达摩求其性相,毗奈耶求其因缘。【10】教证二法、经律论三学虽有其不同特点,但都是指向解脱、正觉的一体之学,是教、理、行、果整体一贯的体系之学,因此,教理行果一体之学是佛教义学的另一个根本特质。这实际上反映出佛教义学的根本目的,或者说终极指向,是解脱、正觉,即是生命的彻底觉悟。这也是佛教义学作为内道之学与世间学问的根本不同。

   佛教义学的这个根本特质可使之与西方学科体系中的哲学划界。换言之,佛教义学不仅仅是一门依逻辑推理求其哲学真理的学问,而更是依其对真理的抉择,开出解脱生死、正觉生命的道次第,并确立在道次第中的广大行持和终极果位。也即是说,佛教义学的道理抉择必定与生命的认识、烦恼的解脱、究竟的正觉密切相关,佛教义学也包含生命的解脱、禅修、菩萨行等内容。

   当然,从思维方式的角度,也不可忽视佛教义学的另外一个重要特质:以无分别智为根本。就佛法而言,其思维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分别的智慧,一种是无分别的智慧。现代西方科学是建立在分别智基础上的,并未以无分别智慧为重点。而佛学的根本基础是超越分别智之上的无分别智,这是佛教义学与一切世间学问在思维方式上的最大不同。

  

   三、佛教义学在佛教史发展过程中的总体特征:宗派义学

   佛学理论都是在佛教修证的实践基础上而产生的义理解释,教证二法从根本上以证法为基础。而教理行果一体化的佛教义学体系特质决定了,如果理论建构不同,那么就会有不同的禅修方法、证悟方法,并且在对佛果的描述境界上亦会有所不同。反过来,如果禅观修证方法不同,也会导致对佛教义学解释的差异。由于教理解释的复杂性和禅观佛法的丰富性,使得佛教义学在佛教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化成诸多不同的宗派之学。因此,佛教义学的发展越来越与宗派之学密切相关。

   在印度早期佛教史上,“教法”与“证法”是浑然一体的。随着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的兴起,“教法”体系逐渐走向复杂化,形成了宗派佛教的教法之学,越来越与“证法”相对独立发展;而“证法”的发展,也导致了更多宗派教法的形成。就佛教义学在佛教史发展过程中的总体特征来说,最鲜明的是:宗派义学。

   在印度的佛教义学发展过程中,基于《阿含经》产生出了部派佛教的阿毗达磨义学,传入中土则形成了毗昙学派、俱舍学派、成实学派等。基于大乘经典,在印度形成了中观学派、唯识学派、如来藏系学派,之后逐渐传入中土。印度大乘宗派传入中土之后,在佛教义学方面逐步中国化,从而产生了中国化的佛教义学宗派,包括天台学、华严学、摄论学、地论学等学派,以及律宗、密宗、禅宗、净土宗等宗派。因此,佛教义学在佛教发展过程中逐步演变为宗派义学,同时这些宗派也有相应的佛教义学解释。

  

   四、印度佛教义学与中国佛教义学的不同特点

   虽然同是佛法,但印度佛教义学与中国佛教义学具体相当不同的特点。

   从思维方式上说,由于印度语言是一种拼音文字体系,故而印度佛教的思维方式是分析性的、逻辑性的,这与现代西方科学和哲学的思维方式比较接近。印度佛教义学的这种思维方式,使其对于性相抉择、缘生因果、缘起法、认识论、宇宙论的解释都比较细致,并构建了极为发达的理论体系。从禅观角度上说,印度佛学的禅观以次第禅为主,以定学为中心,由戒生定,由定发慧,戒定慧三学次第而进,进而由观人无我到法无我,由此次第证果。

   相比之下,中国佛教义学则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表现为明显的圆融思想理论特质,以判教为基础,融教观为一,对大小乘义学派别给予恰当的组织。中国佛教义学长于对总相、禅观、心法的把握,而对认识论、宇宙论、缘生因果的解释比较简略。按照天台学、华严学的观点,中国佛教义学的显著特点是圆教,或者说圆顿教,这是在中华文化基础上对佛法的独特解释和构建,其思维方式表现出明显的参和悟的特点,与印度中观学、唯识学的思维方式很不同。

   中国佛教(天台宗、华严宗以及禅宗)义学与印度佛教义学在思想理论特质及思维方式上的不同,决定了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在义学体系及学修方式上的不同。在教理解释上,中国佛教义学的代表宗派是天台宗、华严宗,以圆教为特征;在禅观方法上,中国佛教义学的典型代表是禅宗,以非次第禅为特征,这些都与印度佛教之毗昙学、中观学和唯识学具有明显的不同。可以说,无论是义理解释,还是禅修,还是学修方式等方面,印度佛教义学的风格与中国佛教义学的风格都有相当大的不同。

   从禅观来说,禅宗属于圆教思想体系,走的是圆觉顿悟之路,在修证上以圆顿观行为主,与中国文化简约重行风格相契合,形成了中国佛教的圆顿特点:“理则至圆,行则至顿。”禅宗观行的实质是直截根源、顿悟空性的圆顿禅观,禅宗的菩提道始终是围绕着明心见性这个核心枢纽而分为悟前与悟后来说的,宋代以后,又辅之以丛林专修、禅堂锻炼及随自意三昧等禅法。由此确立圆顿观行成为了中国佛教观行之根本地位,大乘通法之菩萨行次第教法不突出。大乘止观在中国佛教虽然经智者大师系统总结为融会圆顿止观与渐次止观的天台止观体系,但实际中受到特别提倡的始终是禅宗圆顿禅观而不是大乘通途之次第禅法。

中国文化始终不是印度文化那种抽象思辩的风格,由此导致教法上的根本差异,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根本性问题。禅宗千言万语,却不是抽象思辩、逻辑推理,而是机合契悟式的,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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