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鹿鸣:从圆顿到圆渐:太虚对禅宗百年发展之抉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 次 更新时间:2021-01-22 15:2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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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鹿鸣  

  

   [提要]太虚是近代中国佛教最著名的思想家,是难得的身兼学问家和禅师两种角色的佛学家。他关于禅宗思想性质的界定和发展道路的探索,对于当代禅宗发展之抉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讨论太虚与禅宗发展有三条线索:一是太虚出身于禅宗,参悟于禅宗,却“出走”禅宗,学宗唯识,最后又“回归”禅宗的曲折经历。二是反思中国佛教历史和抉择全体佛法的总持智慧,确立中国佛学特质在禅,并以对全体佛学的教理抉择和总体判摄,坚持中国佛教禅宗的圆教教理和圆顿禅观,着力会通圆顿教理与唯识学。三是面对佛法契合时代的深切现实和实践观思,认为唯识学教理更适合现代科学时代,大乘通教的学修次第更适合现代人,因此会通中印佛学,提出教法由“圆顿”转向“圆渐”,以“圆渐”之大乘法为适应当下时代的佛学实践路线,由发达人生以进趣佛道。由此提倡以“今菩萨行”为主线的“人生佛教(人间佛教)”思想,并认为禅宗的禅机智慧在传统诸宗中最切近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精神,当下的禅生活才是人生佛教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振兴禅宗生机仍是今天时代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和道路。

   [关键词]太虚;禅宗;圆顿;圆渐;人生佛教;人间佛教

  

   辛亥革命以来的一百多年,中国和中国佛教都经历了历史性的转型与变革。一百多年前,中国佛教界是如何抉择的?这是一个大问题。现代中国佛教复兴的思想领袖太虚的作为,他对汉传佛教的特质、中印全体佛教的教理和历史的把握,他对当代禅宗和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和道路的抉择,至今仍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一、太虚由禅明教、由教归禅的学修经历

   太虚(1889~1947),浙江崇德人,俗名张淦森,又名沛林。3岁时父亲去世,13岁时母亲又病故,随外祖母于家乡小庵中居住。16岁辞俗,在苏州木渎浒墅乡平望小九华寺拜士达法师出家,法名唯心[1](P.180)。后来,师祖奘年法师又为取字太虚。18岁,奘年法师亲领太虚前往宁波天童寺受具足戒。寄禅长老等见之,深以为法器,特别安排到宁波永丰禅院依止水月法师学习禅宗、天台、华严、净土等宗派经论,以及诗文等。由于记忆力超强,“常能每日默诵《法华经》二三部”[1](P.182)。在永丰禅院一年多,还常常默参话头。其间,他还去天童寺听道阶长老讲《法华经》,同时“学习了住禅堂的禅和子团体生活,坐香、跑香以及吃放参、敲叫香、当值、出坡等等”[1](P.184)。他还夜闯方丈室,问八指和尚:“什么是露地白牛?”和尚下座来,扭住他的鼻孔,大声斥问:“是谁!”他礼拜退出。[1](P.184)道阶长老曾选最难讲的《法华经》“十如是”句让太虚讲。太虚讲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听者无不惊异。此后,即被安排到法师寮居住,得以阅览更多的佛教史籍,尤以《弘明集》《广弘明集》《法琳传》《契嵩文集》等护教文字,影响了他弘法的心理。[1](P.185)

   (一)三次禅悟经历

   太虚在《自传》和《我的宗教经验》中讲述了他出家不久的三次大悟经历。这些经历确立了他作为一位禅门宗师的地位,也奠定了他之后整理僧伽制度、悲愿济世的宗教情怀。第一次,1907年秋,太虚受戒后,道友圆瑛法师安排他去慈溪汶溪西方寺阅藏。一个多月后,《大般若经》快要读完时,渐渐得定。一天,阅经之后,忽然失去了身心世界,一切泯灭。空寂之中,灵光独耀,无数尘刹,宛然而现,无边无际。几个小时过去了,却犹如弹指之间。此后几日,一直身心松泰、清安、愉悦。[1](P.188)

   由此,太虚禅慧勃发,不仅冰释了读《禅录》时的疑团,而且能够随心活用天台、华严、唯识等宗以及世间的文字,但记忆力却锐减了[1](P.188)。太虚自称此次禅悟为“蜕脱尘俗而获得佛法新生命的开始” “大有造于我的一生”,确信“如从这种定慧心继续下去,三乘的圣果是可以成就的”。[2](P.348)

   第二次,1914年10月,太虚携信众准备的经论及世书十余箱往普陀山锡麟禅院闭关,印光大师为他封关。每日在关中坐禅、礼佛、阅读、写作,日有常课。“初温习台、贤、禅、净诸撰集,尤留意《楞严》《起信》,于此得中国佛学纲要”。每日对于世学书籍和报刊的参读也从未间断,诸如严复、章太炎的著作等,均置案头,阅读面涵盖极广。[3](P.75)每夜坐禅时,则依照西方寺阅藏时的悟境,专门作体空观,渐入佳境。

   一天夜里,照常禅坐,寺中开大静的钟声敲响时,忽然心断,内外、能所一时泯灭。就这样坐过了一长夜。寺中的晨钟响起时,觉察力随之升起,声音、光明弥漫无际,能所、内外、远近、久暂也渐渐现起。这种心空际断、再觉而现身心世界的禅境,符合《楞严经》《大乘起信论》所说。[1](P.215、216)

   这次禅悟境界,迥然不同于以前禅定中的空明幻影,对净裸明觉的心有了真切的认可。因此,对《楞严经》深信不疑,并从中提取了唐朝以来中国佛学的纲要,著成《楞严摄论》。从更远的影响来说,这次悟境,无疑坚定、升华了太虚对于汉传佛教的信心,后来内学院等人发起对于《楞严》《起信》是“伪经”“伪论”的质疑之时,太虚与之反复辩驳,以维护汉传佛教之根基。

   第三次,1914年夏开始,太虚专心研究《楞伽》《深密》《瑜伽》《摄大乘》《成唯识》等唯识宗经论。对于窥基大师的《法苑义林章》《成唯识论述记》,太虚用了差不多二年的时间。第二年年中,获得了“朗然玄悟”:

   宴会诸法虽言自相,真觉无量情器、一一尘根识法,皆别别彻见始终条理,精微严密,森然秩然,有万非昔悟的空灵幻化,及从不觉而觉、心渐现身器堪及者。从此后,真不离俗,俗皆彻真,就我所表现于理论的风格,为之一变,亦可按察。[1](P.217)

   这一次现观的成绩,是“不昧因果”:因缘生法,条理秩然,丝毫不乱[2](P.349)。因此,逻辑慧解大大增强,自言“从此于思想文字等都有改变,从前是空灵活泼的,以后则转入条理深细坚密的一途” “幽思风发,妙义泉涌,言辩文笔虽甚捷,而万非逞辩纵笔之所可追捉”。[2](P.350)

   中国文化有“明体达用”之说,如果说太虚前两次禅悟主要在“明体”上,觉悟般若、空性的根本智之理,第三次禅悟则在“达用”乃至真俗交融的“体用不二”上,觉悟因缘生法的差别智之理,印证因果秩序毫厘不爽。第三次禅悟之后,太虚在佛学义理方面深契“真不离俗,俗皆彻真”,体用皆备,达于中道,逐步就全体佛法、佛教史及中国佛教特质等问题形成了自己的观点,由此转向了整理僧伽制度、推动菩萨行,以及促进中国佛教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悲愿化世活动之中。[1](P.217)

   (二)由禅明教、由教归禅的曲折经历

   太虚的三次禅悟,偶然有过天眼、天耳、他心通的征兆,每一次都带来了身心的巨大改变,坚定了他对传统中国佛教的信仰,奠定了他修行的根本见地。虽然因为悲愿心太重,他没有继续深入禅修[2](P.350),但这也成了他在现代社会的弘化事业的出发点。

   太虚的三次禅悟,都是以阅读经论为机缘而悟入的。这与同时期的虚云、来果、真空等著名禅师的禅悟经历明显不同——他们都是循着禅宗传统,依师指授,住禅堂,参话头,经历长时间的苦参而悟道的。而太虚的禅悟经历则是一条以教辅禅、由禅明教、教禅并进的禅悟路线,是在研读经论过程中自然悟入,颇有因缘际会、宿慧激发的意味。

   普陀山三年闭关,太虚颇有收获,遂于1917年立春提前出关。他并没有循着禅宗传统路线参学诸方,直至彻底开悟,而是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在藉教悟禅之后,由禅转教,开始了他波澜壮阔的弘教生涯。

   “由禅转教”固然可以说是由自悟到化他,由“明体”到“达用”,但这个“教”字还有深意:由禅悟为中心转向教理学习为中心,由苦功悟道为本转向弘化社会为要,弘化事业由传统的以禅堂为中心,转向以文教为中心。1918年后,在上海成立“觉社”,在南京创立“中国佛学会”,在杭州编辑《海潮音》期刊,出版“觉社丛书”等,开展了一系列现代文教活动。在教理上,太虚认为“立言善巧,建议显了,以唯识为最”[4](P.570),遂以唯识学会通汉传圆教一系教理。1922年兴办武昌佛学院之后,他把学僧的早晚禅诵定为“称念弥勒、回向兜率”,开始有意识地创立新宗派“慈宗”。这是他“学宗唯识,教归弥勒”的标志。这一阶段太虚的佛教事业非常顺利。

   (三)回归于禅,提出以人生佛教(人间佛教)为主线的发展道路。

   1924年是太虚思想的重要转折点。当年1月,太虚弟子大勇法师从日本高野山学法归来,在武昌佛学院开坛传授真言密法共一个多月,入坛学法者237人。武院从院董到学僧共有27人随他学密,密法在武汉一时勃兴。太虚此时正提倡八宗平等、各有特胜的理念,乐见密宗之复兴[3](P.168)。不久,与大勇同学日本高野山的持松法师也回到武汉,随即出任武昌洪山宝通寺住持,在寺中讲经、传戒、灌顶。一时之间,学密风靡武汉,武昌佛学院院董多人转而支持密教,使得太虚办学亦受到极大影响。太虚从佛教复兴的根本出发培育僧才,但热衷密法者急于求证、偏于自利的心理,影响了他的佛教改革进程,这是太虚始料未及的。

  

   二、传统之抉择:中国佛学特质在禅

   此后,太虚以因病休养为理由辞去院长职务,离开武汉。佛学院事业就此中断。太虚退而重新思考中国佛教的发展路线,并由推行唯识宗开始转向回归禅宗。但由于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种种原因,他之后振兴中国佛教的具体行动却越来越曲折了。大致说有三条线索:(1)延续此前的“志在整兴佛教僧(住持僧)会(正信会),行在瑜伽菩萨戒本”[5](P.186),继续成立僧会;(2)提出“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的思想理念,重新判摄教理,著《真现实论》系统阐述佛教与现代科学文化相融会,推动中国佛教的教法革新和转型,以适应现代社会的主张;(3)描绘“世界佛学苑”蓝图,全面规划把中国佛教向世界推广。1928年游化欧美,归国后陆续成立“汉藏教理院”“巴利三藏院”和“世界佛学苑图书馆”等机构,推动中国佛教走向海外,并试图反过来影响中国佛教的革新和转型。1943年,太虚在汉藏教理院系统讲述《中国佛学》[6](P.758),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佛学特质在禅、以禅为主线的中国佛学发展历程,确立了依人乘趣大乘行果的中国佛学重建路线。

   太虚抉择中国佛教的总体特征,得出结论:中国佛学特质在禅。这里,“禅”的含义主要是指“禅观”“禅行”,即禅修实践,包括两个重要含义:一是从宗派角度说,中国佛教由“禅观行”而开出天台宗、华严宗,以及最具中国化特色的“圆顿禅”代表宗派——禅宗;二是从禅法角度说,中国佛教禅观的特点在于,由印度佛教的次第禅转为中国佛教的圆顿禅。

   (一)提出 “中国佛学特质在禅”

   离开武汉后,太虚开始重新审思抉择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回归禅宗。1924年冬,太虚曾经暂时退隐,以静观佛教界的动向。他发现,从日本传回来的东密、从西藏引入内地的藏密,都不能够深入扎根此时的中国内地,反而引起了一些纷乱。他由此产生了新的觉悟:一方面,中华佛化的特质在禅宗,因此,应该在振兴戒律、教义的基础上,以重振禅门宗风为根本,建立新的佛教。另一方面,鉴于欧化对中国人心转移的影响,应实现国际交流,熔铸、创新。[7](P.586)

   1926年夏,回归禅宗的思想更清晰了:

默察中华佛法将来之形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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