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七十年前，毛泽东赴考
标题中的“还”字表示中国已经有过一次考试，在议论还要面临的两场考试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过去了的那场考试，即第一次考试。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前往北平，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毛泽东所谓的“好成绩”，指的是坐稳政权，不要像李自成那样只当42天皇帝。毛泽东不愧为伟大的政治家，他对历史一向有准确的直觉，“绝不”正是因“有可能”、“很可能”而生。他的警觉是对的，是有历史眼光的。
结果如何了呢？他和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做到了“绝不当李自成”，考试考出了引人瞩目的好成绩——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通过这些政治运动所导致的国家行政方式不可避免的改变（有人说是集两千年之大成），不仅巩固了新生的红色政权，更是把这个政权巩固到了固若金汤的程度。在毛泽东的运筹帷幄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它独特的政治形态出现在了中国文化之河的末端，带着泥沙，带着雷电，一路向前。历经半个世纪，我们终于建立起了具有致密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的世界上最大的权力社会，其“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以及“繁如秋荼、密如凝脂”（桓宽：《盐铁论·刑德》）的社会控制力，可以远溯到两千多年前由商鞅、韩非子等同志精心设计并打造出来的粗大根系。回顾毛泽东的历史足迹，我们有理由赞同林彪的观点，毛泽东的确是“几千年才出现一次的伟大天才”，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历史文化的产物。
毛泽东同志曾经谦逊地说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然而他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却绝非马克思加秦始皇那样简单，他以无比伦比的胆识，奠定了一个伟大国家与它的政治文化形态相吻合的肌体样式、难以改变的内在本质以及特立独行于西方文明（具体说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世界政治文明）之外的运行机理。这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皇帝做到这一点，包括毛泽东所推崇的秦始皇。
所有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毛泽东是出于深刻的自觉，还是无意识地创造了中国历史呢？我的浅显感觉是，历史创造英雄，英雄同时也在创造历史，作为一个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家，作为一个具有普通人欲望的人，毛泽东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比任何人都清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目标。我们收获的既是历史之果，亦是毛泽东源于人性的个人选择，两者是无法分开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有诗为证——抗战胜利以后，1945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重庆《新民报晚刊》发表著名诗篇《沁园春·雪》。我们看到，这首诗虽然写作于距发表近十年前，也就是1936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中国革命处在极为艰难困苦之时，但是萦绕在这位伟人心中的绝非踏入穷途末路之辈那种没出息的惘然太息，反之，他站在荒凉贫瘠的黄土高原上，用桀骜不驯的眼光审视历史画廊中走马灯一般的煌煌人物，慨叹说：“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意思是：为了得到和占有这块多姿多娇土地的权力，多少英雄豪杰都穷尽了生命啊！然而他并不羡慕他们，不羡慕他们的作为，不羡慕他们的结局，他甚至认为他们的历史定位都是由他们自身的局限决定的。他略带讥诮地指出：“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所有这些人都算不了什么，叽叽喳喳蹦蹦跶跶的小麻雀而已。谁才是叱咤风云的英雄呢？毛泽东一定想起了庄子同志在《逍遥游》中所描述的意象：“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而这么一个神奇的大家伙不在别处，就在这陕北大地局促狭仄的皱褶之中，就在看似身处危局的这群共产党人之中，所以毛泽东豪迈地宣称：“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看今朝的哪个人呢？敬爱的毛主席他老人家没有说，所谓“语焉不详”者也。
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了，世界看到了，历史同样也看到了。任何历史行为都隐含着个人动机，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极端条件下，个人动机会成为历史行为最直接最根本的推动力量，这时候，历史进程往往是极度个人化的。我这里所谓的“个人化”，当然不仅是指历史册页中的个人印记，更是指：历史远非人们所认为的那样“高大上”，很多时候，在最高政治舞台上创造历史的人同样具有我们芸芸众生所具有的荣誉感、恐惧感、占有欲、权力欲等等由基本人性生发出来的既高尚又卑下的构成基本人格的东西，不同的是，这些东西一旦进入国家政治范畴往往会获得甚至遮掩其内在本质的冠冕堂皇的命名，反倒让人们一时无法洞见其人性的本质了。
更重要的是，这些东西一旦进入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层面，成为民众的公共精神产品，由于得到国家权力的加持，就会进一步获得源自人类图腾意识的神圣而崇高的形式，变得无法也不能被质疑。在一定意义上，基督教的耶稣、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佛教的释迦摩尼都是在类似情况下成为人的精神主宰的。我们必须看到，在某些特定社会政治条件下，这些东西会成为历史人物的历史行为的主要动力，尽管由于地位不同他所创造的是“历史”而不是“个人履历”。
把历史看成领袖人物的普遍人性的展示（插一句：西方世界领袖人物的传记和东方世界领袖人物的传记往往有完全不同的写法，简单说，我们可以从前者寻摸到人的印痕，我们从后者却只能看到神的足迹），有时候会成为洞悉历史的密匙，这应当成为我们观察后来发生的事情的最主要视角，从这个视角看出去，我们会看到很多以往看不到的东西，我们就会发现，普通人的普通人性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与神圣化的国家形态或者说领袖人物的历史行为发生碰撞，完成对“历史”的精准定位，从而把某种程度的“个人历史”转化为“国家历史”的。
要知道，这两者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与外延。
2.毛泽东的答卷
从巩固政权角度说，毛泽东完成了那场考试，交出了答卷，他的确没做李自成，他选择做了秦始皇。你不能说做秦始皇不好，若以成败论英雄，最重要的当然是答卷，当然是结果，而结果是，作为秦始皇的毛泽东在马克思的帮助下终归是完成了答卷的，是创造出了历史结果的。
关于这个答卷，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就其实质来说，是建立并巩固了中国式的国家政权，以后任何形式的历史书写，都无法脱离这个根基了。讽刺并诡谲的是，从历史角度说，这又意味着中国第一次以民族国家的身份登上了世界舞台，尽管它是极度封闭与外界隔绝的，是以其独特的红色意识形态——纵向源于自秦朝以来稳定成型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历代皆行秦政制”），横向源于产生自西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相亲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那一部分——特立独行于世界之外的，但是你无法否认它的巨大存在，谁都无法否认，即使中国与世界几乎完全隔绝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亦是如此。在东方地平线上，毛泽东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红色中国”庞大身影的出现，对于这个伟大民族乃至于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意味深长，如果我们不说意义重大的话。
不要以为历史老人总是很清醒，年纪大了，出现一时恍惚乃至于眩晕也是有的，结果我们看到：历史老人审视历史，很满意地捋着胡须说：“嗯，不错，毛泽东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尽管这张答卷上除了毛泽东用密码方式精心书写的个人化文字（譬如其1959年在庐山搅动起的那场政治风暴、发动文革的隐秘动机）之外，同时也氤氲着时代的狼烟、沾染着血腥。可是把话说回来，国家政治从来不像花前月下那般浪漫美好，在惨烈的权力争夺中，人是可以不要命的，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的为争夺皇位父子兄弟相残、宫廷帷幕下的血雨腥风从来没有停止过，为何？人性使然也。
毛泽东很早就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革命从来都是铁与血的较量，你似乎找不到理由责怪毛泽东没有把答卷弄得干净一些。这毕竟是一份漂亮的答卷。于是，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成为了比日月星辰都要永恒的存在，你高兴也罢，不高兴也罢，没有任何人可以无视他，更不要说绕过他，甚至动摇他。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舆论界有一种思潮或者愿望，鉴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所犯灾难性历史错误，试图重新评价他，实际上试图否定他，最好拔掉这面旗帜。小个子邓小平看得比任何人都清澈和高远，他超越个人际遇，沉吟良久，最后摇摇手指说：“嗯，这样不妥。”邓小平从潜意识里感觉到，毛泽东是当代中国之所以为当代中国的根本——所谓根本，既是标识，又是本性——没有这个东西，中国必定会天下大乱，前路艰辛（这句话的另一种说法是国家权力不稳），所以在政治评价上坚持给毛泽东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事实证明邓小平不愧为伟大的战略家，他的历史洞察力远比同时代人更深刻，他既看到了作为外部世界的“世界”，亦看到了作为内部世界的“中国”，他知道必须谨慎应对这两个东西，结果毛泽东这面旗帜我们举下来了，一直举到了今天。
3.前三十年，后四十年
40年来，邓小平提倡的改革开放对毛泽东式意识形态和国家治理方式做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尽管我们不再纠结于养白猫还是养黑猫，也就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尽管我们大胆地引进了基于自由意识的市场经济理论，然而也必须看到，我们建设的仍旧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其它，尤其不是以自由民主理念为其根本的西方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中国仍旧在以毛泽东的方式看待和处理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中的问题。我们意识形态的基本属性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作为国家存在根基和权力支点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如果我们把这种状况比喻为某种空间意义上的地理形态，你会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一九八九年事件以后，中西方板块之间的断差不是变小了，而是变得更大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世界失去了平衡，那条将彼此分开的鸿沟不仅没有弥合，反而越来越深，越来越难以跨越了。从这个角度说，我赞同不将前30年与后40年做区割，它们是一个整体。尽管西方有不怀好意的人攻击我们说中国现在搞的是“权贵资本主义”，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中国的国家基因或者说国家色泽仍旧是红色的，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甚至是斯大林主义的，这是一种恒态，这不是什么人随便能够改变的，谁也没这个本事，包括优越感十足的西方世界。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后，中国看待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惯常角度和手段不是减弱而是加强了，被外部世界称之为威权主义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正在或者已经成型，这是二十世纪世界历史上极为重大的事件，只要看一下西方尤其是美国学者关于中国现况与未来无休止的讨论、争论以及大量论述著作的出版就可见一斑。
不能不说，基于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这些讨论，能量是巨大的，“西方看法”、“西方话语体系”、“西方对于中国的意识”（话语权）在舆论意义上不可避免占据了压制性的有利位置，尽管我们早就意识到了“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性，为大外宣投入了海量政治经济资源，我们却似乎仍旧没有讲好这个故事，中国仍旧显得巨大而落寞。如果国家间的舆论也是一种较量的话，那么不得不承认，我们很显然是被动落后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们只从学术角度谈论问题：与“普世”（即别人也能听懂）的话语方式断离的学术议论必然狭仄，甚至与国家、社会以及人应有的精神广度和思想深度背道而驰；以论证政府策略与政策伟大光荣正确为职能的理论研究更不可能结出“普世”的价值之果，说白了，你说得再好，人家就是不听，奈何？！更有甚者，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中国学术界适时地出现了一拨拨浅薄的战狼式“学者”，在这些人的鼓噪下，逐渐形成了一种对中国极为有害的国家舆论，即：“中国模式”预示世界发展模式发生改变乃至于被替代，“中国道路”预示着伟大的中国世纪必将到来……近几年，这种战狼式的风潮是愈演愈烈了。
于是“事情起了变化”，一些同样浅薄丑陋目光短浅的战狼式“西方学者”心里就想：“草泥马，你们丫在发展模式上都要替代我们了，你们丫都要把整个世界都变成中国了，我们还有没有活路？”于是，一种危险的思潮同样开始在西方世界蔓延——作为标识，远在二十多年前的1997年就有了《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问世，22年以后再回过头看这本书，你会惊讶地发现，我们目前所应对的危险情势，在这本危言耸听的著作中早有提及，人们（包括米帝本身）当时并没有认真对待。
在不同的文明之间，一定程度的误解、错判乃至于敌视难以避免，尽管这样，我还是想说，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会出现一些浅薄、无知而颟顸的家伙。让人悲愤的是，经过数十年尤其是最近若干年尤其是最近七八年以来孜孜不倦的努力，活跃在中国并且排他性地掌握学术话语权的某些人，终于成功地把中国推到了与近三百年来英美等西方世界建立起来的文明体系相对立并一决高下的境地；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西方文明中心论者，白人至上主义者，更是把问题强调到了势不两立、生死存亡的高度，这就造成了一种结果，中西方文明板块之间的断差在不断扩大，鸿沟在不断加深，直至有人提倡中美脱钩，各自经营势不两立的国家政治集团。
正是所谓殊途同归耳！
当然，这不是最近若干年才发生的事情，如前所述，如果说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已经进行整整70年，改革开放40年不过是一个阶段性标识，其实无需做特别的区分，然而前30年和后40年毕竟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因此，我们也不可忘记“40年”这个概念。70年来中国始终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当下的中国更是一个巨大存在，巨大到了世界感到恐惧，不能不想方设法寻找与之相处的最终方法（这里包括敌视与遏制）的程度，“中国威胁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在西方，同时也在我们周边国家一天天扩展其市场，并引起地缘政治波动的。
所有国家和个人都在寻求发展，这是人类社会一直在向前走的原动力。如果把毛泽东时代比喻成为未来的行走寻找路径，那么那时候我们还是孩子，我们在寻找路径的时候同时也是学着走路的。正如我们看到的，毛泽东离开这个世界之时，中国已经寻找到路径——它是从遥远的中国政治文化深处（百代皆行秦政制）迤逦而来的，带着浓厚的管仲、韩非子甚至马基雅维利等古代思想家的观念信息，离很远就可以闻到其独特的意味，我们获得了明确的方向并且步法迈得很坚实。这时候中国在世界（尤其是西方）眼中是颇带些浪漫气质的：你穷得叮当响，却豪情万丈，俨然全人类的解放者，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世界对中国的反应是严肃的，他们彼此交换着暧昧乃至于讥诮的眼神，捂住嘴说：“让丫就这么走下去，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4.后来发生的事
我们前面说了，后来发生的事情让西方有些错愕，那个固执的孩子不但学会了走路，而且越来越自信，一条不同于世界上任何道路的所谓“中国道路”出现在整个世界面前；中国以实际行动向西方世界证明，在所有的可能性中，最不可能的是中国趋同于西方，去走西方社会所愿望、所鼓动、所划出的那条所谓自由、民主的路线；更加严重的是，中国沿着“中国道路”走得挺好，没跌到哪个坑里去，也没有淹死在哪条不知名的河流里，身子骨一天比一天强壮，迈出的步子一天比一天坚定有力，于是西方就有些讶异：“我靠，丫……就这么走成了？！”至少在西方人眼里，中国真的走成了——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当中国在很短时间内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制造业规模领先于世界上乃至于历史上的任何国家）的时候，西方突然发现中国已经不是那个身量不高、看上去有些羸弱的孩子，他已经长成为身高一米八几与任何一个西方人相比都毫不逊色的强壮汉子，他目光炯炯，对未来充满了憧憬，他对所谓的“普世价值”嗤之以鼻，对自由、民主以及一系列与之配套的政府运作规程、国家法律程序嗤之以鼻，对作为三百多年来政治文明成果的所谓“三权分立”的国家结构嗤之以鼻，对个人权利大于国家权力的社会政治伦理嗤之以鼻，对以私有制为根基的“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嗤之以鼻……一句话，与维系着西方社会尊严、力量和价值所在的一切东西都水火不容，西方当然会不高兴，就像前些年有人说中国不高兴一样。
这就好比两个人相处，如果双方都不高兴，言谈举止上都会带出来，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彼此背过脸去，谁也不理谁——主张遏制中国、中美脱钩的美国鹰派其实就是这么一副嘴脸，而他们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的心理，他们似乎已经下决心与中国为敌了。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麻烦。中国又如何呢？我听到有美国人说，在中国人的战略思维中，他们始终视美国为敌人。我无从判断这个判断，但是我感觉到，至少目前，似乎还没有人从全面调试与西方社会的关系的角度提出宏观战略（包括国内与国际）问题，当然也就不可能制定妥善的应对策略，譬如义无反顾地推进涉及国家制度、国家体制和国家行政方式的政治改革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由政治状态决定的国家情状反而导引出另外一种结果，那就是无论对内对外，最近几年“绝不”两个字似乎都获得了很高的位置，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彼此沟通的空间，罅隙或者说彼此间的意念落差必将越来越大，冲突必将愈演愈烈，最近爆发的香港问题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这种境况下，你似乎不应当在抱着两人坐下来彼此沟通的幻想，你只能眼睁睁看着两人背过身去，彼此渐行渐远。更严重的是，国家关系远非个人关系那样简单，它会涉及国家根本利益乃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至于40年来中国的道路选择究竟是历史的幸运还是历史的不幸，我们这代人以及我们之后的若干代人都无法判断更无法回答，所以我在这里也只能“顾左右而言他”了。
70年以后再来看毛泽东1949年严重警觉的那场考试，我们简直可以轻松到能够“笑谈”的程度，我们对毛泽东的敬畏，很大程度源于他所给出的答卷。不要以为那是可以进行历史归档并可以尘封的答卷，千万不要这样以为。我们以“内部世界”为例：必须看到，直至今天，我们这些后来者，无论尊贵还是卑下，贫穷还是富有，无不被划拢在毛主席他老人家亲手创建的超稳定政治秩序之中，无不禁约在他老人家所划定的红色意识形态规则之中，甚至可以说，经过40年改革开放，从毛泽东意识形态延展而来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了一种稳固的权力社会的国家范式。这种国家范式的内在特征，是钢浇铁铸般的国家权力存在，是与此相对应的绝无改变和挪动空间变量的政权结构，是由此衍生出来的“利出一孔”的以绝对权力覆盖权利的国家品格。
耐人寻味的是，我们由此竟然避免了采用自由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通常难以摆脱的那种混乱和倒退，我们尊享着只有中国才具有的封闭的超稳定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文化秩序，与此同时我们又尊享着数百年以来都未曾见过的经济发展成果，尽管我们仍旧存在着贫困，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差距，然而中国历史（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经常出现的“饿殍遍野”、“人相食”局面终归没有再出现，从整体上说，我们已经“富起来”，我们甚至正在“强起来”……如果不带偏见，那么你必须承认，中国第一次不是以羸弱、混沌而是以强大、清晰的国家面貌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正是由于这一点，国家权力合法性问题才变得不那么尖锐也不那么冰冷了。
“陈行之先生，照你这么说似乎没有什么话好说了，那你为啥要说中国还面临两场考试呢？”
我就来回答这个问题。
5.新考试，新试题
一个普遍常识是，社会犹如江河，总是处在不断的发展流变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历史不改变方向，在某些关节点也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回旋和波澜；历史既不可能停止更不可能终结，它是在运动中呈现我们观念意义上的存在的。换句话说，某些原初的话题可能会在历史的延展中被重新提起，正是经由这些话题，我们才得以进入历史内部去观察和发现它的脉动与流向，去触摸和谛听它的质地与音响，我们才能看清我们这些卑微的存在附着在历史航船的哪个部位。而这种“看清”我又认为极为重要，重要到没有“看清”就无法证明我们有意味地“在”在这个世界一样。
有了上述见解，我们就有理由回到原初的话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70周年以后，毛泽东念兹在兹并且已经交出答卷的那场“考试”，在今天还有没有意义呢？或者再进一步说，那场考试一劳永逸地完成了吗？还有没有新的考题等待我们解答呢？
当我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脑海里由不得闪映出这样的情景：毛泽东徜徉在北戴河的海滩上若有所思，他的战友们在身后凝视，不敢去打扰他，他们知道老人家正在思考当代中国重大又无法回避的时代命题：中国怎样才可以走得更长久？中国能不能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中国当下和未来究竟面临着怎样的挑战？我们看到，崇尚“诗言志”的毛泽东遥望海天一线，面色凝重，不禁吟诵起了新写就的诗篇《浪淘沙·北戴河》：“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的确是“换”了人间！简单一个“换”字，说出了我们当下遇到的多少艰难——纵观天下，从国际到国内，似乎到处都潜伏着灰犀牛和黑天鹅，我们在任何一个方向都能看到它们不祥的灰色脊背和令人触目的黑色翅膀，我们担心它们随时都会冲出来、飞起来，突然给我们制造困顿，制造麻烦，制造难以应对的局面，果真是到了“萧瑟秋风今又是”的国家季节！如果毛泽东真像我所想象的那样出现在北戴河海滩上，他老人家将会做出怎样的回答呢？我揣摩，面对空前的带有敌意的世界（用今天的话语说是国际环境、国际社会），他一定会在北戴河会议室里诙谐地跟他的战友们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它去吧！”会场鸦雀无声，人们知道老人家看似轻松的话语中，包含着人人都意识到的重大事实——
40年之后的中国已经远非40年前的中国；40年前的中国基本上是特立独行于世界之外的，40年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的一部分，而且是体量极其巨大的一部分；40年前中国在天安门广场打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巨大横幅不会引起世界舆论关注，40年以后中国与美国和西方世界发生的任何龃龉都会被揣测出中国反西方的国家动向；即使是中国内部的事情也已经远非中国内部的事情那样简单，譬如香港，譬如台湾，譬如新疆，譬如西藏，譬如宗教，譬如新闻自由和思想言论自由，你总可以听到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并非出于善意的议论与嘲讽。
总括来说，40年以后的今天，中国的事情就是世界的事情，是与世界上所有人命运和生存状态都息息相关的事情；中国再也不能像处理自家事务那样随着心愿解释所谓的“中国内政”了，反之，“中国内政”成为了被世界瞩目并且都在审视并试图寻找到自己答案的全球性事务。这意味着中国的国际处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这种变化又直接渊源于世界棋局的急遽演变，直接渊源于中国在这个棋局中占有的国家位置的改变，再往前了说，直接渊源于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所结出的独特的国家社会政治之果。
如果说这里面还有什么或然原因的话，我愿意认为，与前面提到的某些人最近几年视国际政治为简单游戏，轻薄地看待和浅薄地处理有关中国崛起的议题有关，这种轻薄和浅薄过高估计了中国实力，过低估计了中国必将遇到的国际阻力，至少提前引爆了中国与世界不同质、彼此不适宜、谁应当适应谁的问题。但与此同时我也想强调，这并非事情发生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仍然是我前面所做的列举。中国与世界的问题是历史内容，而不是个别人的性格和行为在国家层面所导致的后果，不可将两者混淆。换一句话说，无论是谁执掌中国这艘大船，中国与世界的问题迟早都要爆发，这只是时间问题，就像冬去春来、夏尽秋至一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今天我们面对着的的确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在世界历史新册页上所进行的新的书写，应对这种局面，需要宏阔高远的历史眼光，深邃洞彻的国家智慧，出神入化的鬼神手段，任何轻薄、浅薄、虚荣、愚蠢和颟顸所导致的错判和失误都将酿成不可挽回的国家灾难，导致不可挽回的国家后果。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真正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能否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全看我们是否有眼光有智慧有手段应对当下局面了。
我仍旧用想象中的情形来做说明——人们把目光集注到毛泽东身上，等着他做出阐释，做出回答。我们看到，毛泽东用炯炯有神的目光扫视着大家，然后伸出两根手指，用颇为凝重的语气说：“我们还面临两场考试，这是躲不过去的，这是我们命里就有的东西。”
哪两场考试呢？我理解，一场是世界的，一场是国内的（即我前面所说的“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为了获得清晰的概念，我将前一场考试定义为：“如何让世界接受中国？”将后一场考试定义为：“如何让中国人接受中国？”这是两个属于不同范畴却又紧密联系的事物，我将在行文中把握它们各自不同的外在形态和内在特征。
正如我们想象中的毛泽东他老人家所言，中国面临的第二场、第三场考试无法回避，根本不可能躲掉，躲不掉的。甚至可以说，这两场考试是毛泽东已经完成了的第一场考试的继续，试题恰恰因第一场考试的试题而生——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收获的是70年尤其是后40年所累积而成的国家后果，这就好比种田，你播下的是高粱，收获的必然是高粱，不太可能收获到玉米、小麦、谷子、大豆、稻米或者墨西哥牛油果、美国大杏仁、泰国榴莲之类闻所未闻的东西，更不可能在高粱下面惊喜地发现还埋藏着人参、山药、花生、土豆或者其他什么意想不到的果实。
今天的世界与40年前乃至于70年前的世界已经如此不同，当下的中国，既不处在毛泽东把自己圈拢（说难听一点儿是“封闭”）起来过小日子的时代，亦不处在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让世界以为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存在各种可能性（很大程度是向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过渡的可能性）的时代，中国以坚定步伐确定了自己的国家方向、国家目标和国家未来，作为这一重要趋势或者说严重局面所导致的后果，我前面已经提及，一、世界必定会调动起全部力量予以应对，中美贸易战仅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仅只是一个开端；二、中国人（或曰“民众”，或曰“人民”）在改变经济处境之后（通常说法是形成一定规模的中产阶级之后），必定会相应地提出权利问题——用我的说法概括：权利向权力提出权利问题——而这又会与作为“利出一孔”的权力社会的国家本质和国家属性发生无可避免的碰撞，这种碰撞将会是异常激烈而又漫长的，会不会再次发生严重事件也未可知。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后一场考试绝不比前一场考试轻松，它将更加严峻，更加难以应对。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真正意识到了这一点。
总括来说，我们面临着决定国家生死的大考，考试合格了，中华民族兴；考试不合格，也就是俗话所说“考砸了”，则中华民族亡——不说别的，仅只是在地理意义上，我们就将永久性失去南海、台湾、西藏、新疆、香港乃至于内蒙古，是否会出现以长江为线分为具有相对国家主权却拥有完全不同社会政治制度的南北朝的局面也未可知，或者犹如台湾前领导人李登辉所设想，将中国肢解为七部分，即台湾、西藏、新疆、蒙古、华南、华北、东北（见李登辉：《台湾的主张》，1999-5-17）……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最近在美国不是有人颇为神往地幻想有一天也让中国像苏联那样解体吗？即使几年以前，有谁曾料想到一向平静的香港会成为眼前这么个样子？面对这种严峻到可以闻到炮火狼烟和血腥气味的趋势，我们既不能回避，又不能躲藏，我们必须进入考场，必须回答并交出合格的答卷，就像70年前毛泽东所做的那样。
这里没有选择的问题——历史曾经给你40年时间让你去选择，而你放弃了这极为珍贵的机会，现在历史已经失去耐性，丫不再让你选择了，情愿也罢，不情愿也罢，你都得赴考，而且——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说：你必须考赢！你不能再输了，你再也输不起了！
那么，怎样才能不输掉这两场考试呢？
6.试题解析(上)
我们先说第一场考试：如何让世界接受中国？
至少在当下，尽管发展中国家（这里主要指中国）的国际地位由于其所占经济份额尽管也有了很大提升，却还没有成长为世界主导性力量，主导世界各国间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和运作的仍然是近三百年来英美等国家建立的西方文明体系。换一句话说，我们所谓的“世界”，基本上还是指以西方文明体系中的西方国家为主要构成的所谓“国际社会”，而构成“国际社会”的因素绝不仅仅是所占经济份额，这里面还有更为重要的指标和因素。我们说“如何让世界接受中国”，很大程度上是在说“如何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接受中国”，是如何在当下的国际体系中为与世界体系完全不同的中国寻找到一个和洽的位置，而这正是目前国际关系领域正在发生并引起普遍关注的问题，是世界当下面临一系列问题的焦点。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世界陷入了严重的不安。
最近几年，西方精英以及政客说话做事越来越不加掩饰了，事实上已经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敌人（战略竞争者），贸易战仅只是它的表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严重情况？他们为什么会如此焦虑？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来一次“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具体地看一看西方世界究竟在焦虑什么。
他们焦虑的是：以一党专政、社会主义公有制（西方谓之“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我们谓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主要国家特点并且具有如此经济体量的中国，会满足于仅仅做一个“闷着头发财”的国家吗？丫提出了令人心惊肉跳的“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中国之治”的国家主张，甚至已经开始瞩目于“全球治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丫会不会利用其庞大的经济实力向世界输出中国模式，从而彻底颠覆世界秩序并替代国际政治体系？换一句话说，丫会不会觊觎国际领导地位，输出带有独特政治、经济、文化特点的所谓“中国模式”、“中国道路”，颠覆世界价值体系，改变世界既有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文化形态，并进而改变世界上每一个人的生存处境？丫会不会将所有人都置放于权力大于权利的国家形态之中，并将这种国家形态向世界推广，从而彻底改变人类历经数百年思想精神探索、付出数千万生命的战争屠戮才换来的以人为本而不是以国家为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这些心胸狭窄的“小人”一次次诘问：所谓的“中国之治”、“建立人类共同体”究竟什么意思？丫是不是已经制定了颠覆国际政治体系的长远计划？我们的好日子还有多久？所有这些问题，这几年都随着中国的国家政治属性的越来越清晰而得到无限放大，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被中国超越、被中国替代的焦虑感和恐惧感与日俱增。
如此这般，你当然也就没有办法阻止有些人在具体问题上产生更加离奇古怪的想法，这就是说，在他们的精神视界中，很多事情是无法想象也绝无可能接受的——他们能想象美国人民手里的选票从手里飞走吗？他们能想象媒体以及任何人不可以评论总统、批评总统有可能获罪吗？他们能想象苹果、微软、波音等工业科技巨头成为美国发改委领导下的国有公司吗？他们能想象在这些企业中建立民主党或共和党的党组织吗？他们能想象必须废止政府不可以办媒体的宪法规定和政治传统，将所有媒体都改为姓党吗？不要以为诸如此类的列举荒唐无聊，狗日的西方就是有成天琢磨这些事情的人！正是在这种妄想的氛围中，数十年以来，西方社会的忧虑不断累计和蔓延，逐步构成了“中国威胁论”的精神和心理的基础——在他们看来，异质的中国确确实实是潜在的威胁，“中国威胁论”已经不是幻象，而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它就在那里，你想回避都回避不了。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质就是西方文明体系在遭遇到新生国家力量冲击以后所产生的“未定”之局面，这意味着当下世界具有向任何方向发展的可能，西方学者俏皮地认为“目前世界局势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它的不确定性”，这句话虽然有点儿饶舌，却准确地道出了我们所处世界包括我们自身的真实境况。
我有时候会悲愤地想，狗日的美国称霸世界数十载，仅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在世界各地挑起和进行了数百次大大小小的战争，为什么不曾有人提出“美国威胁论”，而历经百年屈辱的中国好不容易发展起来了，并没有对外扩张发动侵略战争，也没有多占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块土地，怎么就会遭遇到如此困顿与波折呢？这究竟是他妈什么原因呢？难道仅仅是拥有超强军事实力、科技实力和金融霸权所能解释的吗？后来有人说，美国作为世界领袖（深层含义就是强权国家），其国家意识形态和基于个人权利的价值主张（在我们一些学者的言论中被污名化的“普世价值”），其顷国家之力为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与普遍人性中对自由、民主的渴望产生了呼应，换一句话说，为无法得到自由、民主社会政治制度呵护的人提供了一种期望，至少在被专制制度所奴役、渴望自由民主的人群中，很少有人认为美国的存在对人是一种生存威胁，这一点我们在苏联崩解、东欧剧变的过程中会看得很清楚。这种期望最近几年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以后尽管由于美国政治极化而有所降低却并没有消失，美国的国家形象在“美国第一”的口号下虽然遭到污损却并没有完全转正为负，成为世界公敌，美国作为拥有强大军事和科技实力的唯一超级大国，在遍布世界的盟友的簇拥下，还拥有异乎寻常的支配世界事务的能力……云云。我并没有被这种说法说服，却也一时找不到否定它的理由，姑妄听之吧！
两相对比，至少直至目前，中国的处境还远没有美国那么好。我们沮丧地看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越是发展，西方人关于“中国的发展必然带来威胁”的心理阴影面积就越大，在某些区域，甚至影响和决定着其对地缘政治趋势的判断，强化着他们在与中国打交道时的地缘政治考量，强化着他们在地缘政治中采取预防性措施（这些措施在我们看来是赤裸裸敌视中国并试图遏制中国发展的）的动机。这些遭遇发展困境的人（按照国内某些学者的观点：西方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总是不由自主地把自己想象成为中国人，他们绝对无法想象自己可以忍受中国人所忍受的那些东西。最近一段时间，从来龃龉不断的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在如何对待中国问题（尤其是贸易战）上空前团结，不仅表明美国精英作为“中国观”的意识形态逐步走向趋同，更说明了美国人民的心理出现了对中国极为不利的消极沉淀，这绝不是简单一句“由于贫富差距拉大，美国社会反精英的民粹主义兴起”可以解释的。你当然可以认为这是美国人内部的问题，是他们丫的要这样想，与中国何干？但是不要忘记——正如我前面反复强调的——至少在当下，恰恰是美国而不是中国主导着世界事务，虽然世界目前呈现出多极化趋势，然而在这种趋势没有结出新的不可逆的世界秩序之果时，我们就不能认为“西方社会”丧失了对世界事务的支配权，无论愿不愿意，我们都得面对他们的任何情绪波动都会引起国际关系扰动的现实，更何况有人已经敲明亮响把你作为头号敌人对待了。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我们都无法置身事外，尤其我们就是事情本身的时候，尤其是我们提出“建立人类文明共同体”口号的时候——你总不能认为西方世界不属于“人类”吧？
这正是中国必须回答的考题：我们如何让世界相信中国介入乃至于试图主导世界事务却不认同这个世界通行的价值观是有道理的？我们如何让世界相信中国崛起、中国模式是人类的福音而非灾难？具体地说，我们如何消弭中国与世界之间的政治差异、经济差异和文化差异，使两者之间的话语体系适度兼容？我们能否在对人性的理解中看到中西方文明之所“同”的那个部分，在普世的价值体系中为“人”寻找到和洽的位置？我们能否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架设起一座桥梁？我们能否让个体——无论他多么卑微，无论他有权没权、有钱没钱——在国家面前不那么渺小？我们能否少提一些很容易引起误解的口号，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而非鸡肋式的现代八股讲述好中国故事并与世界进行有效沟通？我们能否缩小中西方文明板块之间显而易见的“断差”，让它们避免碰撞并逐渐趋于融合与平衡？
所有这些可以被称之为世纪考题的试题，真是太难于解答了。难在哪里？难在考试并非我们一家之事，这里甚至已经没有了“内政”与外交的区割，你甚至不得不在处理国内问题时虑及国际尺度；反之，你也不得不在处理国际问题的时候虑及国内境况，这意味着很多问题绝非一厢情愿就可以解决，这一点，已经和毛泽东进城参加第一场考试时大不相同——那时候毛泽东还可以选择当马克思加秦始皇，因为你是与世界隔绝的，你怎么说怎么做都可以，如今你试试！国际环境和国际条件都不可同日而语了啊！
我们当然可以退后一步，像有些专家一厢情愿认为的那样，关键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有一天中国经济超越美国了，真富起来、强起来了，理性的美国人自然会接受中国崛起，说：“土豪，我们交朋友吧！”我认为专家过于一厢情愿了：我这里所说的“考试”，指的崛起的过程而不是结果，我们的考场就设在“过程”之中，如果我们在“过程”中不能给出合格的答卷，当然也就不会有学者寄望的那种“结果”。基辛格先生最近警告说中美贸易战有可能发展成为热战，是切入肯綮振聋发聩的警告，值得所有人深思啊！
在这场考试中，中国若拿出一份合格的答卷是及其困难的，与其认为胜利就在眼前，毋宁把困难估计充分一些，在试题上多下一些心思，拿出正确的答案，绝不要成为考场上的失败者，我们承担不起那种后果了。
7.试题解析(下)
“陈行之先生，那么另一场考试，即你说的‘如何让中国人接受中国’，又是怎么回事呢？”
说实在的，“让中国人接受中国”这个问题的提出有些超前，但是我认为它确实是存在的，就在我们前面不很远的地方，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就会与它遭遇——也许是不期而遇，也许是顺理成章，全要看情势如何发展了。历史这条江河，大多时候是默默涌动前行并不见波澜的，孔子老先生慨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是因为他不仅看到了惊涛骇浪，同时还看到了在貌似平静的外表之下，还有一种默默潜行的东西是人所无法左右的——所谓“随风潜入夜，细雨润无声”、“风起于青萍之末”，说的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简单概括为蕴含着基本人性的“情势”。“情势”总是在发展着的——1997年香港回归或者说制定基本法的时候，谁会想到香港会成为当下这么个样子呢？这与1997年以后不断发展的“情势”有没有关系呢？我认为是有关系的，甚至可以说，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正是许许多多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汇集成的“情势”，把香港推到了今天。
我前面说过，国家权力的内在本质常常具有人性的特点，而国家权力运行更是人性在更大范围之内的相互碰撞和较量。老子幻想“治大国若烹小鲜”，是因为他老人家比常人更深刻地洞悉了人性，他是从人性的角度看待“王”对国家政治的操弄的——“王”是操弄者，被操弄的“小鲜”自然就是“民”和中下层官吏了，两者因彼此之在而在，相辅相成，永远无法相离。熟谙国家政治机理的韩非子、马基雅维利颇为阴森的学说，与其说着眼于国家政治，毋宁说他们紧盯着的实际上是人的本性和权力本性，是“王”与“民”两者间无休止的纠缠，他们只是比较关心“王”的操作罢了。具体到我们的话题，我们有理由认为：权力只能停止在它无力到达的地方，而“无力”这个条件的达成，一定是权力对象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出现及其成熟，没有这个东西，说什么都没用。这样说来，本文标题所谓的“考试”，也就绝非那样简单了；同样，怎样回答试题，拿出什么样的答卷，也就绝非你我这种凡俗之辈所能掌控的了，我们能做的，充其量也仅只是表达一种美好愿望而已。
世界是一个生态系统，人类社会跟自然界一样，都是被规律制约着的，所以才有了与“自然规律”相对应的“社会规律”的说法。有趣的是，社会规律在很多时候都有自然规律的特点，这就好比一个人，从呱呱坠地那一天起就进入到了一个有始有终的生命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性的初醒以及随后的不断丰饶，是生命体存活于这个世界的最伟大事件，换一句话说，除非像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样整个国家陷入疯癫状态，否则人都会越来越清醒、越来越深刻，无可避免会一步步走向成熟，很少出现越活越傻、到最后连爹妈都认不出来了的情形。这就是说，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社会，走向成熟都是必然过程，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的“变数”就隐藏在这个似隐似显的过程之中。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举一个就近的例子。
最近几年，年轻人当中出现了“小粉红”群体，在网络上形成一股不小的力量，甚至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有人为这个群体的幼稚浅薄感到痛心疾首，我认为大可不必——我们年轻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国家意志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力裹挟下，不是曾经比他们幼稚得多浅薄得多也疯狂得多么？我们不是曾经遵循毛主席的伟大教导，认为“读书越多越反动”吗？我们不是曾经满怀豪情要去解放水深火热之中的台湾人民和世界人民吗？伟大领袖毛主席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我们不是觉得比见到爹妈都亲，激动得哭晕过去吗？后来又怎么样了呢？我们并没有一直傻下去，并没有一直癫狂，我们清醒了，冷静了，我们开始从精神层面思考人生了，我们对眼前这个世界有自己的看法了，所以才有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想解放，才有了革命性的改革开放，才有了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或者说中国人民，较之改革开放以前不知道成熟了多少倍——打个比方：如果现在还有人坚持“两个凡是”，难道还会有人认为丫的神经是正常的吗？所谓社会进步，就体现在人的觉醒与成熟的过程之中啊！
如此说来，当前的“小粉红”群体并不特别值得嘲笑，娃娃还小，总有一天，他们也会像我们那样为曾经的幼稚和肤浅感到难为情，他们一定会告别狂热，告别无处寄放甚至放错了地方的激情，冷静下来想一些事情——人一旦进入思考，也就没有什么力量阻止他们成为标准意义上的“人”了，这意味着他们将确立起真实的自我，获得从自我的角度而非强力的角度看世界的能力，他们晦暗的激情将被具有普适性的人类理性照亮，在广袤的精神原野上，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意识必将像小草一样顶破地面，抽枝发芽，成长为构成社会景观和历史景观的参天大树。如果用一句话描述这种情形，那就是：总有一天，权利会向权力索要权利；总有一天，权力会向权利妥协，社会发展成为人们所期望的样子。这是历史江河所固有的坚硬如铁的逻辑过程，没有任何人可以阻碍它，更不要说改变它，折断它。
这还只是“小粉红”群体，其他诸如越来越活跃的企业家群体呢？越来越庞大的中产阶级呢？如果这些人构成一种社会力量，甚至于构成所谓的“压力集团”，权力该怎样应对呢？是该妥协顺应还是该抵制镇压呢？到时候我们有没有相应的国家智慧来面对这突然出现的变局？我们是否从现在开始就为释放社会压强预留出了解压阀？我们是否从现在开始就把对人性的尊重放到了社会发展的首位？我们是否为马克思所谓的“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出了必要的国家前提？如何应对好这种由“情势”导引出的社会变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中国面前的考卷的。
中国在等待回答，世界也在等待回答。
8.结束语
应当结束此文了，然而我又觉得意犹未尽，似乎有什么话还没有说出来，那就再补充几句吧。
国际政治无所谓善恶，否则的话，我们怎么理解世界历史上绵延不绝的战争狼烟和数以亿计的生命损失呢？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作为善的国际道义与作为恶的地缘政治争斗，从来都是交织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将目光主要集注于后者，我们更有理由断言，国际政治绝不是朋友间花前月下的举杯对酌，国际政治从来都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杀机四伏，鬼影重重。
在人的日常关系中，所有矛盾与龃龉的产生都与不同人的道德状态、行为方式有关，同样道理，在国家关系中，所有矛盾与龃龉都与不同国家的国家属性、国家行为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带领整个德国举全国之力在欧洲争夺“生存空间”，试图将那些掠夺到手的国家或地域“德意志化”，是世界其他各国迅速集结起来、形成稳固强大的反法西斯联盟的最主要原因。可是如果我们把话说回来，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协约国诸国（尤其是法国）在《凡尔赛和约》中加入极其苛刻的让战败国德国割地赔款并限制其军备的条款，把德国这个国家乃至于整个德意志民族逼入绝境，希特勒犯得上与欧洲乃至于全世界为敌踏入死境吗？可见，历史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恰恰是人们往往看不到或者被忽略的因果关系，甚是可以说，没有这种历史因果，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无独有偶，历经“明治维新”而率先在亚洲实现工业化的日本野心膨胀，与遥远的法西斯德国结为邪恶同盟，试图将整个亚洲置于日本的铁蹄之下，亦是其与中国、苏联、美国等反法西斯力量产生直接对立与战争冲突的最主要原因。同样，建立和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秩序的美国，在它没有丧失国际道义之前，是整个世界令人尊敬的守护者，而当它抛弃国际道义，迷恋霸权，在国际关系中倚强凌弱，实行单边主义，将美国利益置于世界各国利益之上（所谓“美国第一”、“让美国再次伟大”等等），其与世界的龃龉、对立乃至于冲突就一定会变得不可避免并愈演愈烈，这对美国的未来绝不是什么好事情。
我还想重复上面已经说到的意思，国家属性、国家行为无论对内对外，都不是孤立的，它必将与它所处的世界产生关联，即使看似无关紧要的国内政策也会造成国际关系的脉动。这句话还可以这样说：在全球化时代，不存在不与国际关系发生联系的国家属性与国家行为，即使是所谓的“内政”，也一定会经由国际社会价值体系的评估，并进一步导致国际社会做出反应。具体地说，美国特朗普上台就给中国造成了难以摆脱的麻烦，可以说这件事既偶然又必然，既有幸又不幸，谁知道结果如何呢？！这一切都说明，无论国际关系还是国家内部，永远都处在强与弱的相互作用之中，两者时常发生预想不到的转换。强有时候很弱，所谓“色厉内荏”、“外强中干”者也；弱有时候又很强，所谓“上善若水”、“柔能克刚”者也。
孔子那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慨确实是好极了，在历史江河无间断的奔流潮涌之中，万物都在流变之中，或者说彼此都在发生着“位移”，我们今天看到的，也许明天就消失了，而我们未曾察觉的东西，却在我们视力所不及的地方萌动着生长着。
这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啊！
2019-1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