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空袭威胁下的西南联大日常生活*

吕文浩

　　 内容提要：本文是对西南联大社会生活史的一项专题研究，集中探讨1938-1943年，尤其是1940-1941年日军空袭给西南联大师生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日军空袭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直接轰炸和平时更为经常的跑警报上。本文一方面叙述和评估直接轰炸带来的物质损毁、人员伤亡和生活不便，另一方面展开论述跑警报带来的特殊的社会生活内容以及人们的心态。作者高度评价联大师生面对空袭威胁坚持学术教育的精神品质，同时也指出不要神化联大师生。

　　 关键词： 西南联大  空袭  直接轰炸  跑警报

引言

　　 有关西南联大的研究成果已经颇为不少。这些研究大多着意于联大史上所经历的重大事件，教育思想，以及各院系的课程设置、师资力量、治学风格等方面。对于联大师生所创造的战时教育奇迹人们往往称羡不已。但是，在这期间，联大师生经历了多少物质困苦和精神不安，他们的感受如何，诸如此类的史实在严肃的学术作品里往往语焉不详，被一笔带过。人们要了解联大师生的物质生活与精神风貌，不得不求诸大量回忆录性质的文章。这些文章由于各人的立场不同，文章的主题不同，加之年深日久，记忆误差，可堪略窥概貌，未足视为信史。亟需对联大的社会生活史做出严肃的、系统的、学术性的整理。本文即是这种尝试之一。

　　 日军空袭从1938年9月28日开始，持续至1943年底。其中以1940-1941年为最烈，其后随着“飞虎队”的投入战斗，空袭的威胁渐趋稀疏，以至于消歇。在1940-1941年间，空袭确为影响西南联大社会生活的重要因素。以往的西南联大史研究尚未将此题加以专题性的研究，有关的论著和回忆文章对此大多谈得比较笼统，缺乏细致、准确的论述。[1]本文力图重建空袭频繁时期西南联大围绕空袭而展开的社会生活详细的画面，评估空袭在对联大造成种种物质损失、人员伤亡的同时，对联大师生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联大师生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来克服困难，维持联大的弦歌不辍和较高的教育品质的。除了关注西南联大这个社会组织的品质以外，本文还试图呈现日军空袭威胁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应这一生存政治的复杂内容，从而打破把联大各色人等视为一个整体，全都在面临生命威胁时从容不迫的迷思（myth）。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本文尝试着拓宽史学研究的问题领域，引起人们对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人的生存状态予以关注。

　　 在切入正题之前，先对日军空袭与西南联大的防空状况略作交代。空袭是抗战时期后方城市经常会遇到的事情。昆明的空防力量十分薄弱，名义上组编了高射炮团，实则仅有高射机枪两营。因武器口径小，有效射程短，武器数量不多而防护面积大，火力分散，除了能在一定程度上威胁敌机在低空飞行以外，难以对高空投弹的敌机形成有效打击。在1941年12月18日飞虎队来昆明担任云南境内的对空作战任务之前，制空权完全掌握在日军手中。

　　 昆明和联大在防空设施上比不上重庆，没有天然的优良防空洞，建造的防空洞也极为有限。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在多年后的回忆中提到西仓坡清华办事处有一个小型防空洞，同时又说“西南联大也没有什么防空设施”。[2] 在昆明，一有警报，别无他法，大家就都往郊外跑，叫做“跑警报”。“跑”和“警报”联在一起，构成一个语词，成为战时的流行语。朱自清写道：“警报比轰炸多，警报的力量其实还比轰炸大。与其说怕轰炸，不如说怕警报更确切些。轰炸的时间短，人都躲起来，一点儿自由没有，只干等着。警报的时间长，敌机来不来没准儿，人们都跑着，由自己打主意，倒是提心吊胆的”。[3]倘若要了解空袭在联大社会生活里的影响，跑警报要比直接遭受轰炸更为重要。因为跑警报持续时间更久，波及面更广，引起的人际关系变化更大。以下依次论述轰炸和跑警报对联大社会生活造成的影响。

一、日军轰炸对西南联大的影响

　　 敌机直接轰炸到联大校舍者共有两次。一次是1940年10月13日，另一次是1941年8月14日。

　　 1940年10月13日下午2时左右，敌机27架飞入市区，投弹百余枚。这次轰炸主要对象为联大和离联大较近的云大，俯冲投弹，联大损失部分为师范学院男生宿舍全毁，该院办公处及教员宿舍亦多震坏。该院的校舍系租自省立昆华中学之一部分，其中昆中北院中数十弹，损毁甚巨；昆中南院房屋，仅稍震坏。此外，联大全体教职工、眷属和学生均未受到伤亡，翌日即上课。在这次轰炸中，清华在西仓坡设的办事处前后也遭到两枚落弹，幸而房屋建筑尚且坚固，仅仅玻璃窗、屋顶遭到相当损坏。办事处后院荒园内筑有一个简易的防空洞，用来存储重要卷宗，落在屋后的炸弹紧逼洞口，将防空洞全部震塌。经发掘后，发现物件损失不大，卷宗完好。最为不幸的是，躲避到防空洞里的两名工友，被埋在洞里，以身殉校。

　　 1941年8月14日的轰炸较1940年10月13日的轰炸严重得多。这次轰炸使图书馆、饭厅、教室和宿舍都有损坏，当时正值暑假，抗战时期来自沦陷区的学生们无家可归，成年四季都呆在联大，为了解决住宿问题，现存的教室多改作宿舍暂用。一位学生描述当时的情况写道：“联大同学当时是‘床床雨漏无干处’，便在此时，在图书馆看书要打伞，在寝室睡觉也要张伞，真别致！”[4]

　　 1940年6月法越当局向日本屈服，日军进占越南，云南局势顿形紧张。联大曾有迁校之议。因学校规模大、人数多，迁移起来十分困难，便先在四川南部的叙永设立分校，1940年入学的一年级新生在那里上课。后来局势缓和，校方决定1940年下半学年叙永分校撤消，全部学生在昆明上课。被炸当天，联大校方给叙永分校发电报，“急，叙永西南联大分校，昆市连日被炸，本日本校新旧校舍被炸房约200间，分校员生来昆无法容纳，请转知暂缓启行”。[5]

　　 当时，梅贻琦常委不在昆明，正在重庆接洽校务。8月23日他才回到昆明。8月27日下午召开联大常委会，他看到新校舍被炸后没有计议修复事宜，有人在会上提议延期开学，“心中大不为然”。[6]决议赶快筹备，设法如期开学。具体的议决事项有三条：“（一）本大学各部分此次被炸毁之校舍，无论租用或原属本校者，倘不需购置大宗材料，或有现成材料，经加工修葺后即可应用者，应即尽速修理。〈通知〉（二）本大学应即由总务处会同校舍委员会主席黄钰生先生尽速于昆明市区内或市区附近觅定房舍备作校舍之用。〈通知〉（三）本大学倘能于最短期中在昆明市区内或附近觅定校舍，足敷应用，本学年本校各院系应仍在昆明市区内或附近上课。〈通知〉”[7]梅贻琦显然在决定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经校方人员的多方努力，仅仅一个月多一点时间，劫后创伤已全部修理完竣，屋宇焕然一新，而学校当局原定的开学日期，得以如期举行。9月29日、30日两日二、三、四年级注册，远在叙永的一年级同学也早已首途，到9月30日前已到了十之八九。10月6日在开学典礼上，梅贻琦常委作了一个简短精警的报告，他说，8月14日本校遭到轰炸，校舍损毁甚巨，同学间各自推测，以为决不能如期开学，最早当在12月初，留昆同学自己懈怠之不足，复致函返籍同学告以此种聪明之推测，阻其准期返校，此种心理实在最要不得。[8]据1946年初《申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称，“某一暑假中，学校被炸，梅先生（指梅贻琦——引者）亲自提着汽油灯，日夜赶修，卒能如期开课，可证明他们办学的精神了”，[9]文章中提到的“某一暑假”，揆诸史实，应指1941年暑假无疑。由此段所叙述的史实，我们不难间接地判断出8月14日轰炸造成的损毁是何等的严重，联大校方为赶修校舍做了多么大的努力。

　　 在此还需要补充叙述一下轰炸对联大师生人身伤亡和物质损毁的情况，以及校方的若干应对措施。

　　 在轰炸中，昆明市民不时有数十、数百人伤亡，在《吴宓日记》和联大社会学系教授陈达的《浪迹十年》（商务印书馆，1946）里屡有记述。综合各种材料，联大师生含眷属由空袭直接间接造成的人身伤亡，估计大约是死10人左右，伤10人左右。《浪迹十年》引述防空司令部的统计数字，自1938年至1941年，昆明由空袭造成的死亡数为1044人，伤者数为1414人。比较一下，联大的伤亡数应该是比较小的。推究其原因，大抵是由于以下两点：一是联大校舍位于城郊，疏散远较市区方便，二是联大的主体是青年学生，体力充沛，较短时间内疏散五六里地至七八里地不感到困难。

　　 常委会第166次会议（1941年1月8日）议决：本校教职员因空袭受伤，所须治疗费用，由学校设法补助，学生因空袭受伤，应由学生空袭救济金中拨付。常委会第167次会议（1941年1月15日）梅贻琦主席报告：本校同人因前数次空袭所受到损失的情形，并已成立本校同人遭受空袭损害救济委员会，聘郑天挺、潘光旦、冯友兰、吴有训、黄钰生诸先生为委员。常委会第177次会议（1941年5月21日）上，议决事项里有总务处函请在以前拟订的职教员空袭损害救济费标准之外，请本校同人遭受空袭损害救济委员会再就直接炸毁和因震受损议定标准。在常委会179次会议（1941年6月4日）上，议决：此后本大学同人因空袭遭受损害时，其因私物被毁向本校请求救济者，应以居处直接中弹或临近中弹而居处倒塌或燃烧，致个人财物遭受损失者为限。[10]

　　 由于资料不完整所限，我们无法准确地判断出联大师生遭受轰炸得到救济的详情，但可以肯定的是，空袭对教职员的居住环境带来了不少麻烦，使他们居住增加了不适感。吴宓日记有不少记述宿舍受震后的情景，兹摘录如下，以见一斑：

　　 “夜中，风。宓所居楼室，窗既洞开，屋顶炸破处风入。壁板坠，壁纸亦吹落。弥觉寒甚”。（1940年10月23日）[11]

“舍中同人皆外出，宓即扫去窗上之积土，悄然安寝。寓舍仅斋顶震破数方，檐角略损，玻窗震碎。及宓归，飞落之瓦石尘土已扫除净尽矣”。（1941年1月29日）[12]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