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高茂森，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中共青海省委党校讲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培养计划人才，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研究。北京 100091

内容提要：在当今世界政治图景之中，民粹主义甚嚣尘上，西方民主政治进入了民粹化民主的“新时代”。随着美国总统大选、英国脱欧等众多历史事件的到来，学术界开始寻求西方民粹化民主的缘由。实践总是受指导性理论的影响，西方民主的实践也不例外。历史地考察，西方民粹化民主的出现具有深刻的理论根源。首先，现代西方民主理论没有考虑遏制情感政治以及资产阶级消费主义文化的弊端，相反却在物质主义崇拜中蔓延与扩张。其次，在意识形态持续扩张的大背景下，自古希腊而起的广场型、演说型民主政治弊端并没有引起西方学术界的足够重视，造成了广场式演说主义观念的滥觞与蜕变。再次，竞争式选举标签化、神圣化导致了教条主义信仰与迷思。

关 键 词：民主  民粹化民主  民主理论

英国脱欧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选被看作西方政治民粹化的历史性事件，这些事件标志着西方民主走向民粹化，西方民主政治进入了民粹化民主的“新时代”。一时之间，学者们(刘瑜、段德敏、柴尚金、Bennjamin Moffitt，2016；赵可金、马峰、俞可平、林红、林德山、丛日云、佟德志、程同顺，2017)对西方民粹主义再次兴起的现象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纷纷探讨西方自由民主存在的危机及其缘由。然而，学术界的探讨并没有摆脱传统的探讨模式，即讨论民主与民粹之间的张力，沿着西方自由民主理论知识精英的路径从不同的角度揭示西方自由民主在实践过程中的危机现象。不过也有学者指出，西方知识精英们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鸵鸟式思维。[1]西方政治精英无视社会底层群众的正当性诉求、将群众污名化的观点不仅仅是为了掩饰政治的现实真相，更是为了掩饰西方自由民主理论与实践历程本身的欠缺。在宏大的历史视野中，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之所以会从精英民主、大众民主发展到当今的民粹化民主不仅仅是现代性发展带来的民主回潮与民粹主义的简单历史复发，也不仅仅是民主实践中民众出现了非理性，西方政治历史传统及西方自由民主理论建构本身存在的价值缺陷和理论逻辑瑕疵或许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西方民粹化民主的出现具有深刻的理论根源。

一、现代自由民主理论建构历程与民粹化民主释义

在具体分析归纳西方政治历史传统与西方自由民主理论建构本身存在的价值缺陷和理论逻辑瑕疵之前，有必要对现代西方流行的自由民主理论建构历史以及民粹主义的内涵做一简要回顾。

现代西方民主理论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建构过程，熊彼特对民主概念进行改造、达尔将民主自由化、李普塞特赋予自由主义民主合法性。[2]自然，熊彼特可以算是这场民主理论与观念革命的始作俑者。熊彼特以美国现实政治为参照，采用经验主义的分析方法，[3]批判古典民主理论不符合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结构、习惯，批判功利主义不能给类似消费者的政治选民带来现实感、责任感、有效感，并认为由于群体心理的影响，人民的意志本身是虚幻的泡影。进而，熊彼特提出了新的民主理论，即政治问题决定权与选举代表二要素颠倒次序的民主理论。在“人民的任务是产生政府，或产生用以建立全国执行委员会或政府的一种中介体”的命题之下，规定“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做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4]278在这里，熊彼特认为命题的正确性在于民主方法改进了民主过程，民主方法包括民主方法能够提供判断民主与非民主简单有效的标准、民主方法不会抹杀领导权、民主方法不忽视可能的集体意志、民主方法限定了竞争的范围并切实可行、民主方法给予了个人客观的自由、民主方法提倡建立政府的首要职能并削弱了选民控制领导人的作用、民主方法是重要的见解等七个方面。[4]278-281可以看出，熊彼特关注人民意志或共同福利的现实与领导权选举之间的张力，试图将民主看作一种方法，以便调节这种张力。因此，以达尔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多元主义民主理论家看到了熊彼特民主理论的片面性。正如赫尔德所说，熊彼特的民主理论很少关注美国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重要现象，例如“社区联合会、宗教团体、工会和商业组织这类广泛存在于人民生活中，并几以复杂的方式把人民的生活与形形色色的制度联系起来的‘中介’团体。”[5]人民意志与领导选举权之间的张力问题同样受到达尔的重视，不同于熊彼特的不可调和论，达尔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发达的社会组织观察到利益集团通过相互竞争达到各方满意具有现实可能性。进而，达尔通过批判麦迪逊式民主与平民主义民主，在继承熊彼特竞争性选举等主要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多元主义民主。达尔主张权力的多中心主义，权力的多中心是由社会中的意见、利益、冲突、权力多元决定的。社会权力的多中心原则要求权力相互独立、相互分割、相互制衡。达尔在继承社会权力制约权力的传统政治思想之同时将民主自由化，提出了包括选举权、自由权内涵等七大标准来评判政治制度的民主性。[6]如果说以熊彼特、达尔为代表的民主理论家仅仅是把选举与政治制度关联起来的话，李普塞特则将选举与政治价值、制度信仰进行了关联。李普塞特深知“合法性危机是变革的危机”，[7]55将韦伯的合法性概念中的合乎法律性置换为合乎选举程序性。进一步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承认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阶级斗争，只不过选举成为了民主式阶级斗争的表现。[7]204于是，西方自由民主理论完成了理论建构，不仅仅证明了自身社会是民主社会，还具有了强烈的理论攻击性，向非西方世界输出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模式。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自由民主理论赢得了民主话语权。但是，对话语权的占有并不等于对真理的占有，西方自由民主理论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西方民主制度也可能成为人类的终结性制度。在西方民粹化民主盛行的当下，这早已成为了西方学界的常识。那么什么是民粹化民主呢？民粹化民主是伴随近年国际金融危机而出现的新现象，它具有传统民粹主义的旧特征，同时也具有新的结构性、制度性特征。首先，传统民粹主义旧特征是指其继承了民粹概念起源意义上的内涵。从起源上，民粹主义分为美国民粹主义和俄国革命民粹主义。美国民粹主义是指19世纪末为保护农民、小工业者利益的激进性乡村运动，主要以美国人民党为代表；俄国民粹主义则是指19世纪中期俄国知识分子倡导的一种革命思潮，这种革命思潮主张发展社会主义无需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通过小农经济即可达到社会主义，认为革命的动力在于俄国村社农民。现代西方民粹化民主继承了这种传统民粹主义反体制、诉求激进化、情绪化、非理性化、短视化的社会底层立场。其次，“民粹化民主”是民粹加“民主”的民主新模式。这里的“民主”当然是西方政治理论家及其精英分子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自由主义民主”，包括西方自由民主理论的主要内容以及实践经验认同。对于历史上民粹主义要求改变政权性质的激进，这一次西方民粹主义的兴起则温和得多。新民粹主义借助于现有政治制度(比如选举制度)支持那些违反“政治正确的领导人”，新民粹主义并不推翻现有的立法、司法、行政等政权组织，而是积极利用这些现有的制度体系尽最大可能地赢得合法性。不过这种合法性的认同却使得决策结果出乎意外，无论是政治领袖的选举还是重大政治决策的结果都很难称作理性行为的结果，不能得到本国知识精英及国民的普遍认可，使得精英与普罗大众之间形成分裂。因此，西方民粹化民主现象与西方自由民主理论之间这种貌合神离的关系恰恰说明了西方民主理论、民主信仰、民主实践存在的问题。

二、消费主义文化蔓延危害民主真谛

人类从历史走出，又以一定形式走近历史，甚至走进历史，历史怪圈似乎就是人类要面临的魔咒。西方民粹化民主一定程度上说也是在走近自己的历史。罗伯特·达尔在论述政治平等时，认为利他主义、同情、移情、怜悯、嫉妒、愤怒、义愤、仇恨等情感是促进人类政治平等的动力。达尔用僧帽猴(capuchin monkey)实验与人类政治行为相关联，在认同僧帽猴实验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人类会像猴子一样受到情感的指引，即收获的分配和对结果的可能替代的选择给予人们判断公平感于人类来说是重要的驱动力。[8]26罗伯特·达尔从现代科学实验出发阐述了情感与人类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情感政治学原理。对于现代民主政治中的不平等，达尔认为伴随市场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政治文化是造成政治不平等障碍的重要原因。不过达尔根据美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坚信贪婪的消费者将变成积极公民，公民文化将取代消费主义文化。[8]68言下之意，即使资产阶级欲望与激情产生的非理性政治是存在的也是暂时的；在历史进程中，不必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不均衡发展模式担忧，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的深度发展，资产阶级会自觉寻求新的满足感和成就形式。在达尔看来，社会本应该是一个资产阶级自觉引导社会前进的过程。似乎资产阶级在这场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处于了领导者地位，具有绝对的领导权。达尔这种内在的假设资产阶级具有合法领导权、合法使用资本权力以及视资本主义社会政治不平等为正当合理的论证与熊彼特的论证逻辑如出一辙。熊彼特对勒庞所揭示的政治人性表示认同，他说“在激动情况下思想和感觉中道德约束与文明方式的突然消失，原始冲动、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的突然爆发”。[4]267然而，熊彼特从政治消费者的现实感、责任感、有效感逻辑出发的认识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权力的默认，更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不平等现实的默认，他的理论内在地假定了资产阶级消费资格的优先权。可见，资产阶级的逻辑是消费市场中资本占有者具有优先消费的资格，政治市场中资本占有者同样优先享有各种政治权利。

事实上，达尔、熊彼特所运用的情感政治学并不是现代政治科学诞生以后才被运用来分析政治现象的，柏拉图在古希腊雅典时期就已经用其来分析政体变化。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由欲望、激情和理智构成，当欲望与激情结合可能导致政治失序，产生坏政治；当欲望与理智结合能够促进政治的和谐，产生好政治。[9]159-176理想的政治当然是好政治，即要让激情与理智相结合，形成像苏格拉底论述那样的有节制的国家。然而，现实政治生活中，政体变迁，民主政治可能会演变为欲望与激情相结合的极权政治。这也是亚里士多德继承得以提出正宗政体与变态政体的基础。从这里可以看出，似乎现代民主政治民粹化的规律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规律。不过，现代民主政治毕竟是经历了2500多年以后的民主政治，如果将民粹化民主仅仅视为“古典民主内涵民粹基因决定的结果”[10]不免有宿命论之嫌疑，嫌疑背后可能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成就的极大忽视。只不过，西方民主政治理论家为了建构一种维护资本主义文化及其制度的自由民主理论可能忘记了柏拉图的警示，正所谓“极端的奴役来自于极端的自由”[9]342。从这个层次分析，西方自由民主理论不仅不是对古典理论的超越，反而是古典民主理论的回归，不是回归到古典民主理论上的好政治，而是回归到古典民主理论的坏政治。如果从情感政治学的古典原理出发，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不仅没有继承近代民主政治理论的好基因，反而舍弃了近代民主政治理论的实质性探索，否定了近代政治民主理论中的政治价值精髓。另外，西方自由民主政治理论对资本占有者资本权力的内在认同与古希腊时期将人分为自由民、外邦人、公民、奴隶的等级制度也有类似。尽管历史已经让奴隶一词不在，但政治权力的占有和政治权利的享有却明显地呈现出序列、等级观念，资本占有者当然的资格获得，其本质上是一种专制的等级观念。

理论的不道德与非正义并不等于现实中公民就能够察觉。对真相的隐藏反而迎合了精英主义者，因为精英主义者能够运用政治斗争伎俩激发激情伴随欲望的民众游戏，进而获得政治领导权，使得领导权成为精英的专属。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领导权显然成为了资本精英的专属，自然金钱政治必然是资本主义的最明显、最本质的特征。有产者与无产者、利益集团成员与非利益集团成员，尽管在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政治平等都有所扩大，但激情加欲望的情感政治理论、资本权不受充分限制的理论与政治实践却在事实上导致了社会普遍存在资本暴力现象。作为世俗的公共事务，人民的权力具有神圣性，世俗政治本身也应当具有严肃性。然而，西方自由民主理论却把具有严肃性的公共政治、人民事务当作一种游戏对待，复杂理论背后不是激情与理性的结合，相反却内嵌着坏欲望与激情的结合。在十分复杂而精致的西方政治理论背后却是一种极不“讲政治”的理论。消费主义带来情感政治中的坏政治得以实存，这正是当今欧美民粹化民主得以盛行的重要原因。政治精英企图闭合开放的政治系统以反民主[11]具有深层的理论历史逻辑。西方民粹化民主盛行的原因，不仅仅在于政治精英具有闭合开放系统的动机，而且在于西方自由民主理论建构中存在内在的缺陷，存在给予反民主精英闭合开放系统的理论支撑。当民主理论指导了民主实践，争夺领导权的政客即可获得激发反民主的连锁反应。

三、演说主义观念滥觞危害民主实质

广场式演说主义观念不仅是现代西方民粹化民主的显著特征，更是西方表演文化的历史传统与继承。历史记忆长存在每一个西方民主国家公民的血液里，自然跟随而来的不仅仅是表演性政治的好，古希腊民主体制的弊端也同样跟随而至，如影伴行。当近代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向政治领域的蔓延、扩张与古代表演性文化的滥觞相结合，资本主义民主即变得异常虚假，底层民众在长时段中自然会察觉到实质不民主的本质特征，资本主义民主也就会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失去控制，西方民主演变为民粹化民主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在古希腊，无论是广场式聚会，还是政治演说，其本意皆在于政治沟通、政治表达等政治参与性功能能够得以实现，让政治决策得以理性。不过，在古希腊时期，广场式民主、演说式民主就显示了其天然弊端。据学者考察，亚里士多德认识到雅典民主政治实践中政治家常常利用人民群众的情感，故其主张“法律应该限制那些运用情感手段的演说，不能将听众引向愤怒、嫉妒、怜悯等情感”。[12]如果政治演说正常地承载政治表达、政治交流的功能，那是无可厚非的。但假如政治演说与情感中的非理性激情相结合，形成情感政治文化的滥觞，那就显然超出了阐明事实、理性说服公众的正常需要。德摩斯梯尼在公元前4世纪就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其指出雅典政治体系建立在演说基础上，但如果演说本身是虚假的，政体将面临危机。[13]好政治的基础是对政治真问题的寻找。然而，现代西方民主理论家不仅不寻找诸如政治不平等的真实根源，反而在试图隐藏造成各种政治问题的真相。因此，不能不说当代西方民粹化民主是西方政治精英“有意为之”的结果。政治演说功能正常发挥的前提在资本精英的隐藏之下消失，政治演说与政治民主本身也不可避免地蜕变。

民粹化民主作为资产阶级消费文化向政治领域扩张的结果，给现代政治本身带来了坏政治的后果。政治市场犹如商品市场一样运行，民主政治的标志性过程成为商品买卖一样的表演过程，最终政治游戏化。政治如戏、全靠演技，缺少真诚、真实和对人民最起码的尊重。那么，缺少最基本政德的西方民主政治又怎么会是实质民主，怎能获得长久而持续的合法性呢？如此一来，现代西方民主实践，从靠近实质民主的政治实践走向实质民主的极端反面也就不足为奇了。以美国为例，学者研究得出结论，“代表财团利益的执政集团，随意淹没人们自由意志，抹杀人们的自我存在，导致人们心灵空虚”。[14]在接受“普世价值”的地方，尽管被承认是民主的，但却陷入民粹主义的泥淖，乃至原有的公正秩序也被破坏。消费主义文化与演说主义观念的嫁接与滥觞，最终集中表现在扭曲的政治营销上。政治本身成为消费政治、营销政治，政治被等同于商品。营销政治逻辑之下，政治候选人本身也被看成是政治消费者(选民)选择的商品。受现代消费潮流的影响，包装政治候选人理所当然。如此一来，政治领域与商品市场一样，“平凡与日常的消费品，与奢侈、奇异、美、浪漫日益联系在一起，而它们原来的用途或功能则越来越难以解码出来”。[15]为了配合资产阶级消费主义文化实质，政治候选人的演说常常利用现代传媒手段刺激民众的消费需求，最终说得好听、说得动听就能当选，以致于毫无政治历练的人也能当选。

事实上，古典演说主义观念、表演性文化的政治之坏之所以能够变脸出现，甚至过犹不及，其有诸多现代性条件。这些现代性条件中突出的是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现代传播技术改变了政治沟通与交流的方式，使得民主政治运作的条件发生历史性变化。虽然民主政治运作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但资产阶级政治精英却在政治认识上对这种历史条件的深刻变化视而不见。用哲学家伽达默尔的话说，即资产阶级尚停留在19世纪那种“把对技术进步的信仰同对有保证的自由、至善至美的文明的满怀信心的期待统一起来”。[16]资产阶级之所以无视历史条件的变化，并不是资产阶级不能把握时代脉搏，而是将民主仅仅视为选举权、自由权的标准能够将其真实意图很好地隐藏。自熊彼特自由民主理论在帮助资本主义夺取民主话语权以来，整个西方社会以及西方人民就被西方海量的政治理论书籍和政治宣传攻势所包围，并且是被包围在不真实的政治生态环境之中。身处在被资产阶级各种价值预置的世界而不自知其根本原因，其在于资产阶级政治精英巧妙地继承了历史与传统，继承了古典民主中的演说主义观念。但现代历史条件下，古代广场式演说主义观念却很难保持一国之内各阶级、阶层有效政治沟通的原有初衷，结果却只剩下对民众的情感利用。这也正应了文化学者的话，“人们都钟爱那些属于自己的暴力形式”。[17]

从以上论述可知，尽管西方社会建立了各种民主标准与指标，但西方社会却无时无刻都处于无声的暴力之中。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民众的觉醒，无声的暴力变成有声暴力是历史的必然，即民粹化民主成为历史的必然。

四、选举教条化危害民主价值

事物总是具有本体与形式之分。人民群众总是希冀政治的内容与形式一致，但政治领域中名实不符现象却十分常见。选举形式本身不能真正体现人民主权的性质，假若仅从政治正确意义上将某一种民主形式当作实现统治阶级成员平等权利的民主形式，那势必是荒谬的。奴隶社会的民主选举仅仅体现奴隶主阶级的民主，封建社会的选举也只能体现封建统治阶级的民主，资本主义社会也就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选举的阶级性决定了资本主义选举作为资产阶级金钱政治工具的本质。然而政治常识却告诉我们，尽管西方政治精英在意识到票决民主、代议民主的危机后探索了多元民主与协商民主，但是他们却不肯放弃将自由民主作为评判国家是否民主的终极性标准，实际上是不肯放弃“政党竞争式选举制度”作为民主形式与教条信仰。西方社会受长期的民主教条主义、极端的民主形式主义的深刻影响，最终使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运作民粹化也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不可否认，现代选举制是民主政治制度的产物，同时也是对古代的禅让制、世袭制、举荐制等历史制度的否定，是现代民主政治文明的体现。现代民主需要选举，因为有了选举公民才具有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选举制度化、程序化、法律化有利于政治权威的产生与强化，有利于封建专制、独裁政治得以受到人民群众的排斥。但是，如果将选举民主狭义为政党竞争性选举，甚或将政党竞争性选举作为民主与非民主政体的判断标准，那势必有将政党竞争式选举标签化、仪式化、宗教化之嫌。在民主理论历史上，熊彼特等民主理论家将民主看作是一种世俗的手段和方法，在批判共同福利和人民意志不存在的同时，却又将一种手段和方式视为宗教信条。那么，不得不说精英民主、选举民主、否决型民主在从中世纪神学走出的同时，却又走进了另一个神学政治的殿堂。西方政治理论家把马克思主义主张共产主义社会视为一种宗教性理论，攻击共产主义是一种宗教的同时却又不知不觉地构建了新的宗教信条，回到了宗教主义。宗教化、仪式化、教条主义与形式主义密切结合，形成了对良善政治的实质性伤害。仪式与神话伴随，将选举作为一种宗教仪式本身也违反了世俗政治的逻辑。

制度理论体现制度价值。西方社会将政党竞争性选举制度视为民主与否的标准不仅仅在于这种制度体现了西方政治社会的历史、传统、文化，还因为其体现了资产阶级竞争性的政治价值观。一方面，如前所述，自古典民主实践伊始，西方民主就紧密地与情感政治、广场式演说政治相结合；另一方面，近现代资产阶级发现对传统的继承能够体现自由竞争的价值。熊彼特毫不避讳地说：“竞争的要素是民主政治的本质。”[4]288无独有偶，达尔认为，作为社会控制方法的选举是“个人、政党(或两者兼之)之间不断的政治竞争”。[18]西方政论家在否定选民理性选择的同时，坚信选民是被塑造出来的，政治精英代表利益集团进行充分的竞争，最终获得政治领导权也就是理所当然的。因此，现代西方民主在否定人民意志的神话时却塑造了另一个神话，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本应体现选民最根本政治利益的选举变为选民“单纯想象的选举”，[19]西方民主选举具有虚假性。西方民主理论在塑造民主标准神话的背后隐藏着这样一种政治逻辑，即将公共权力的交易看成正常的行为，本质上是对市场竞争原则的迷信，内在地假设政治领域通过利益集团之间的充分竞争能够达到像市场领域一样的竞争性平衡状态。

社会总是具有分层性，人类可以分为不同群体，并且群体之间的竞争具有合理性。但是，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是因为“人能群，动物不能群”。那么，不能不说充分性竞争的理论在把人类推向单向度的极端面。实际上，尽管政党竞争性选举、否决型政体在疏导民众情绪方面具有优势，但西方民主理论及实践却很难长久地隐藏资本权力对人民群众的专制。在西方现有的竞争性选举制度之下，谁最有资格获得广场演说的权利以及成为政治角逐的主角，显然是掌握资本权力的资产阶级及其候选人。资产阶级及其候选人利用资格获得权的宰制性地位对一般民众进行非武力的暴力统治。形式掩盖实质，西方社会实质上是在以民主之名行专制之实。正如学者指出，自由民主政体下“自由的不是个人而是资本”。[20]最终，今天的西方现代社会没有现代社会应有的政治条件，社会的政治不平等不能控制在令人接受的范围内，在历史的长时段条件下不能得到“社会持积极公民的实质性多数的自愿支持”[21]将是必然。民主蜕化为民粹化民主，平民与精英公共领域之间的价值断裂、平民的理性与非理性相互交织，民主危机再次显现。这些民粹化民主社会的现象，纵然有社会已存的狭隘民族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大众传媒等原因，但西方政治精英信奉的民主政治价值及其建构起来的民主理论或许才是关键性因素。正是因为有了政治价值及其理论的指导，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实践才会教条化，才会漠视社会变化。互联网等大众传媒技术只不过是民主民粹化的加速器罢了。当资本权力对民众的暴力统治模式被底层民众察觉，底层民众不仅支持民粹主义政治领袖对政治精英的当权派语言暴力，更有甚者会掀起社会动荡，最终从非武力的暴力转向使用武力的暴力运动也就具有了现实可能性。

当代西方民粹化民主的出现具有深刻的理论根源。在学术理论发展的历史上，其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之因，“独立的科学附属于某种特定的理想”。[22]这直接导致了西方民主与现代社会、全球化深入发展之间的张力，德国《明镜周刊》漫画所暗示的人类文明退化①怪罪于特朗普一个人显然有失公平。人类社会在核威胁、男女平等、种族平等、气候变化等问题上数十年来所做的努力被破坏不仅仅是特朗普一个人的错，西方民主理论家及知识精英无论如何也难辞其咎。假如没有历史的干柴，后真相时代的火花也很难点燃，民粹化民主也很难成为熊熊燃烧的烈火，西方民主也不致于越来越走向民主的极端反面。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23]其形式不能脱离这一规定性内涵而进行运作，如果脱离了必将给政治秩序带来灾难性后果。政治秩序不仅仅在于民主的形式，而且在于民主形式是否真正为人民服务。长期历史过程中，国家之间不是相互比较谁更有手段维持基本的政治稳定，使得秩序井然，而是比较谁更能够在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真正代表人民的心声。只有民主形式真正在民主本质内涵的指引下运作，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①据新京报传媒研究微信公众号报道，2018年1月，即特朗普上任一周年之际，Edel Rodriguez为德国《明镜周刊》创作了封面图片，图片对人类文明进化进行了图画戏仿。在图中，特朗普处在一连串不断退化的人像的最后一位。其传递的主要信息是：千百万年来不断进步的人类文明，现今仅仅因为一个人而倒退了，那就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它暗示人类社会在核威胁、男女平等、种族平等、气候变化诸多问题上几十年来所做的努力都被特朗普破坏了。具体见：http://chuansong.me/account/xjbcmyj?start=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