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钰民:时代和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之母、理论之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88 次 更新时间:2019-11-17 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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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保持长盛不衰的生命力必须具备的两个基本要素,一是与时代发展相同步,二是随实践进步而创新。时代变化的重要特征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制度并存既竞争又合作共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回答中国发展的现实问题,也要回答世界发展的基本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一是要解决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的理论,二是要从具体制度层次上解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运行的优势都能够得到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宏观领域是混合所有制经济性质,在微观领域也要体现这一制度特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表现为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公有资本的控股或支配地位。


关键词: 中国特色; 政治经济学; 时代特征; 国情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新的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广阔的时代空间和实践养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时俱进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同时存在。


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时代和实践的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实践相结合,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生命力保持长盛不衰,对现实具有充分解释力的根本原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1]理论发展不能解释现实,就不会有说服力,也不会被人们接受,更谈不上指导实践。理论发展的两个基本要素,一是与时代发展相同步,二是随实践进步而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始终遵循理论发展的这一规律。


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占据经济学理论的主流地位,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作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但是,在实践中人们很快发现,这一理论没有把时代发展和实践进步的许多新元素融入其中,理论自身存在的诸多缺陷日益暴露出来。在假设前提、简单的经济人假设、目标函数最大化、具有充分的信息,以及变量设定的高度抽象、分析工具的过度数学化和模型方法的单一性等方面还停留在几十年前的理论框架。用精确的数学分析方法取代复杂的经济现象分析,并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对这样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西方许多经济学家也提出了直接挑战,认为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必须增添时代发展和实践进步的新内容,才能对现实具有解释力。除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本身存在的这些问题,另一个致命的缺陷是西方理论不符合中国实际,不能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看似合理的理论也处处显得水土不服,虽然其揭示的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实事求是分析其理论内容,吸收其合理的成分。但是,我们不能再迷信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更不能把西方主流经济学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


以经典作家语录构建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指导理论。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一百多年前批判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基础上创立的,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虽然其内容也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但基本框架、分析体系、基本观点并没有实现创新性的变化。实践证明这一理论存在着两大问题:其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语录,并不是对现实社会主义经济运动实践进行分析得出的,而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为未来社会的经济运行特征提出的理论预见。准确说,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语录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一种理论设想,但现实社会主义的实际,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二,时代和世界的发展也已经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特别是以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更是受到不少社会主义国家的质疑和挑战,各国从自己的实际出发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增添了丰富的内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也经历了从照搬斯大林模式到抛弃这一理论,探索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实践证明,经典作家语录反映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必须在实践中与时俱进发展。关键是以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为出发点,着力理论创新,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使命。经典作家的语录并不能有说服力地解释中国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新复杂现象,理论明显滞后于实践。局限于经典作家的语录和框架也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要求。


西方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尽管在不同时期都有人信奉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指导,但实践的发展很快验证了这只是不切实际的愿望。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我们深刻认识到,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老路”的思想基础是封闭僵化的理论,“邪路”的思想基础是西方自由化理论。“老路”和“邪路”都不符合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不能以“老路”来反对“邪路”,也不能以“邪路”来替代“老路”。“老路”和“邪路”必须同时反对,才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中国化、时代化的元素融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平台。用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在“5.17讲话”中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什么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说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就不能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同时,根据需要找一大堆语录,什么事都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说过了,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实践发展和创新,这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2]总书记这里讲的两种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用什么态度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学风问题,也是研究方法的问题。马克思主义随时代和实践变化不断发展,时代和实践变化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依据。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和不同国家的实践相结合,才是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离开了时代特征和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发展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只有和不同时代、国家的实践相结合才能获得不竭的动力。


二、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者。只有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的人,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3]时代是产生新思想的母体,要使思想符合时代的变化,必须认识时代的特征。今天的时代是和平和发展的时代,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是世界各国都关注的头等大事,各国都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都需要有和平的环境。这是时代主流,尽管世界并不太平,冲突和局部战争时有发生,但时代特征和世界大格局并没有因此改变,各国的合作、协调、共赢的大趋势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当今时代凸显以下的特征:


第一,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大趋势。全球化是当代世界最显著的特征,所谓全球化就是各国经济发展相互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淡化,呈现出全球发展趋势,生产、技术、贸易、市场、流通、消费等都已经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一国生产的商品除了满足本国的需要,也把世界作为主要市场,一国的消费也需要在国际市场得到满足。这是一层意义的全球化,另一层意义上,在投资领域,金融的全球化使跨国投资已经成为常态,一国的资金、技术、人员的跨国生产而形成的生产全球化,真正实现了经济全球化。看不到时代这一特点,结果只能落后于时代。全球化带来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原来两个超级大国的格局不存在了,中国经济和金砖国家的迅速崛起、美国的相对衰落、欧洲的重组、亚洲国家的兴起,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二,政治多极化是世界发展新格局。经济格局的变化必然引发政治格局的相应变化,以美日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欧洲为核心的欧盟国家,以金砖国家和东盟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处于暂时落后的国家,形成了世界政治发展的基本格局,世界上的事情不再只是由个别国家说了算,各国敢于在有损自身利益的事情上说“不”。合作、协商、交流成为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规则。这种政治多极化也表现在许多国际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上,如生态气候问题、难民等问题上,政治多极化表现在需要各国合作、协商来共同解决。世界的大问题都需要由世界来共同解决。


第三,文化多元化是世界呈现的新特点。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一定是多元化的,文化是一国历史、传统、民族、风俗、习惯,加上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发展长期积淀形成的软实力。一国文化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是短时间能够改变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特点的体现,反映的是国家、民族的精神风貌和非物质遗产。文化的特征决定了最困难的是改变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传统,在全球化、多极化过程中,文化并没有全球化,而是呈现出多元化特点。凡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就是对文化多元化的真实写照。所以,越是全球化,就越要尊重各国、各民族的文化,越要包容文化的多样化,这也是世界多样性的原因所在。


第四、科技智能化是时代发展新竞争。科学技术发展进入到智能化时代,即具有了人一定的思维功能,电脑在越来越多的场合可以代替人脑,人和人的竞争在一定范围里表现为人和电脑的竞争,电脑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能够替代甚至超过人来完成人的工作。这样的发展趋势引发的经济、政治、社会、科技、军事领域产生的变化难以估量,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冲击十分巨大。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人与人的交互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极大缩小了人们之间的时间和空间距离,智能技术的发展冲击着人脑的功能,科幻电影中的描绘变得并不遥远。尽管这还不是现实,但科技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已经现实地呈现在我们视野中。


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所出现的新特点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时代变化最重要的特征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大制度既并存竞争又合作共同发展,中国的发展改变了世界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和经济、政治格局。但是,我们并不能高枕无忧,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党面临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之多前所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必须更好实现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发展的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回答中国发展的现实问题,也要回答世界发展的基本问题。紧跟时代步伐,以适应时代的新思想分析、研究时代和世界的大问题,在对时代发展大势精准把握的基础上,更好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局把好脉,以新的姿态更好融入开放的世界。


开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发展强大的动力源,2016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强调“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开展跨国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本质上是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4]在访问中亚和东南亚时,提出建设“一带一路”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实施新一轮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指出,这一带一路就是要再为我们这只大鹏插上两只翅膀,建设好了,大鹏就可以飞得更高更远。”[5]“一带一路”建设,已有三年。从无到有、由点及面、进度和成果超出预期。今天的开放和上世纪年代末的开放具有了不同的特征和内容,彰显了对外开放与时俱进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一个国家强盛才能充满信心开放,而开放促进一个国家强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充分证明,对外开放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随着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们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树立全球视野,更加自觉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全面谋划全方位对外开放大战略,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走向世界。”[6]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标志的开放战略在中国开放道路上实现了三个历史性转变。


一是从适应性开放到引领性开放的转变,体现的是中国开放发展的可持续性,其根本动力来自于开放的创新发展,适应性开放表现在体制、制度、政策等方面已经基本上和世界接轨,尽管我们在各方面还需要不断完善、还需要继续把事情做好。引领性的开放实质在于开放战略的创新,创新才是开放不断迈向新阶段、新层次的动力源。


二是从没有话语权的开放转变为构建制度性话语权的开放,体现的是开放发展质量的持续性提高。“一带一路”是我国实施的国家战略建设,是以我国为主导的开放建设,对我国提升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提高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都将产生重要作用。“亚投行”建设和运行,是我国着力提高全球经济治理能力的重大举措,是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也是由发展中国家倡议成立并吸收发达国家加入的高标准国际金融机构的成功范例。我国在国际事务中不能只是一个旁观者,提高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已经成为紧迫的现实问题。我们要在引领开放中参与各项制度建设,更多的是引领性的开放。


三是从政策性开放转变为战略性开放,体现了开放已成为我国发展战略的新布局。以“五通”各国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特征的开放战略为我国开放建设规划了基本努力方向,开启了我国参与国际多边事务全方位合作的广阔领域,推动了各方面关系全面发展。有力推进了外交战略的发展。外交战略和开放建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全面提升我国和世界各国的各种关系。标志着我国开放进入到一个新的水平。


三、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情依据


“实践是理论之源。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我们认识真理、进行理论创新就永无止境。今天,时代变化和我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只有几十年实践,还处在初级阶段,事业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越多,也就越需要我们在实践上大胆探索,在理论上不断突破。”[7]


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源泉,改革开放以来,在实践积累的基础上,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实现了理论上的两大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理论依据。


第一,提出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理论上解决了长期争论未决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否是市场经济的问题。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判断从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后,基本上已经有结论了,但在理论界讨论并没有因此结束,问题在于计划经济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可以继续讨论,但对中央精神要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没有社会制度的区别,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决定》在这一问题上的结论和邓小平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并有了进一步发展,以此为基础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不再以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作为核心问题,明确把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作为核心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解决了改革中的基本重大原则问题。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就是基于《决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和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的明确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以这一理论为出发点。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次集体学习会上指出“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8]立足中国实践是中国特色的根本体现,市场经济发展是时代特征的体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落脚点是如何发挥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两方面的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发展面临两大任务一是在宏观层次上论证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是否改变社会主义经济性质是否排斥市场经济规律和运行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整体框架内涵的主要内容。二是从具体制度层次上论证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的特征和机制是什么这样的特征和机制怎样保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运行的优势都能够得到充分发挥,而不是相反。具体制度的结合要解决怎样才能更好发挥两方面的优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二十多年实践基础上,在理论上又一次创新,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好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的研究,不能停留在抽象结合的层次上,要解决具体制度的结合,实质内容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目标是发挥好两方面的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为主体的政治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经济结合,这是当代世界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经济体制。


第二,提出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决定》明确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根本的是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全面深化改革在所有制问题上必须遵循这一原则,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决定》的这一论述不仅明确了基本经济制度在宏观领域是混合所有制经济性质,而且在微观领域也要体现这一制度特征,微观领域中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表现为公有资本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控股或支配地位。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企业资本由各种性质的资本共同构成,这时,公有制为主体,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量关系,更主要的是公有资本占控股或支配地位,这对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和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宏观层面上,而且要深化对微观层面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形式的研究。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内容,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实践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上层建筑的改革、理念的更新、党的领导加强都要更好地服务于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建设,为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有效保障。


参考文献:

[1] 《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5日。

[2]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4页。

[3]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页。

[4][6]《人民日报》2016 年8月18日。

[5]《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2016 年版) ,北京: 学习出版社,2016年,第266页。

[7]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页。

[8]《人民日报》2015 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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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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