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鲁迅与1933年北平文物迁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50 次 更新时间:2019-10-18 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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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  

内容提要:1933年1月,日军攻陷山海关,北平处于危急之中。国民政府决定将北平故宫等地部分特别珍贵文物迁往南京、上海。鲁迅在《逃的辩护》《学生与玉佛》《崇实》《战略关系》等文章中嘲笑、讽刺了北平文物迁移行为。今天,有人把鲁迅作为当时反对北平文物迁移的代表,也有人认为鲁迅其实并没有反对北平文物迁移。这两种观点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在当时,有轰轰烈烈的反对北平文物迁移的运动,反对北平文物迁移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更有人不惜流血牺牲以阻止北平文物迁移,相比之下,鲁迅在几篇杂文中的几句嘲讽,实在算不了什么。但鲁迅的确是属于反对北平文物迁移的阵营。鲁迅反对原因有二:一是“为反对而反对”,二是认为如果整个国家都沦亡了,文物保护得再好也没有意义。不过,鲁迅在此事上对国民政府的指控,也都是重复他人的观点,并无自己的发明。

关键词: 鲁迅 文化城 文物南迁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东北的关东军突然袭击驻沈阳的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并迅速占领了整个沈阳城。是为“九·一八事变”。日军并未在占领沈阳后止步,而是立即向东北全境扩张,仅仅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便占领了整个东北。日本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后,便开始向热河进犯,并于1933年1月初攻占了榆关(山海关)。

日军向热河进犯,便意味着北平已处于危急中。1932年8月间,南京国民政府便开始考虑将北平的珍贵文物迁往他处。北平文物迁移,阻力异常巨大,因而迟迟不能形成决议。1933年年初,榆关陷落,使得北平文物迁移迫在眉睫。1933年1月21日,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古书古物120箱由津浦路运南京。(1)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文物比较少,比起故宫不值一提,但这是北平文物迁移之始。1933年2月,故宫等地的文物也开始大规模地迁移。2月6日,第一批文物故宫等地文物运出北平,至5月15日,共有五批文物从北平迁出。五批文物中,从故宫迁出者有13427箱又64包,此外,北平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和国子监的文物珍品有6065箱又8包8件,合计19492箱又72包8件。(2)这些文物当时都运到了上海和南京珍藏,所以史称“文物南迁”。

关于北平文物迁移,鲁迅在多篇文章中予以论及。榆关失守后,北平的一些大学生逃回了家,社会上一些人便斥之为“贪生怕死”“无耻而懦弱”,也有人认为学生“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不应逃难”。于是鲁迅于1933年1月24日写了《逃的辩护》,为学生的“逃难”辩护。文章最后,联系到了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古书古物南迁:“但我们想一想罢:不是连语言历史研究所里的没有性命的古董都在搬家了么?不是学生都不能每人有一架自备的飞机么?能用本国的刺刀和枪柄‘碰’得瘟头瘟脑,躲进研究室里去的,倒能并不瘟头瘟脑,不被外国的飞机大炮,炸出研究室外去么?”(3)鲁迅的意思是,既然北平的古董都在逃离,学生更有理由逃走了。《逃的辩护》后来收入《伪自由书》。

1933年1月28日《申报》号外载北平专电曰:“故宫古物即起运,北宁平汉两路已奉令备车,团城白玉佛亦将南运。”1月29日号外又载教育部致电北平各大学,略曰:“据各报载榆关告急之际,北平各大学中颇有逃考及提前放假等情,均经调查确实。查大学生为国民中坚份子,讵容妄自惊扰,败坏校规,学校当局迄无呈报,迹近宽纵,亦属非是。仰该校等迅将学生逃考及提前放假情形,详报核办,并将下学期上课日期,并报为要。”1月30日,鲁迅写了短文《学生与玉佛》,在将这两则消息抄录后,以一首打油诗结尾:

寂寞空城在,仓皇古董迁;

头儿夸大口,面子靠中坚。

惊扰讵云妄?奔逃只可怜:

所嗟非玉佛,不值一文钱。(4)

这仍然是为北平学生的逃考和提前回家辩护。最后两句尤堪玩味。鲁迅意在强调:教育当局之所以不允许学生逃考和提前放假回家,是因为学生并非值钱的玉佛。这另一层意思,就是当局之所以急于把玉佛一类古物迁移,是因为这些古物乃值钱之物,随时可变成钱。《学生和玉佛》后来收入《南腔北调集》。

1933年1月31日,鲁迅写了《崇实》,发表于2月6日的《申报·自由谈》,而这天正是故宫等地文物正式搬迁开始之日,也算是巧合。《崇实》仍然是把“北平的迁移古物和不准大学生逃难”放在一起论说,主旨仍是在为大学生的“逃难”辩护。文章一开头便说:“事实常没有字面这么好看。”先举例说《申报》上的《自由谈》,其实是“不自由的”。接着说:“又例如这回北平的迁移古物和不准大学生逃难,发令的有道理,批评的也有道理,不过这都是字面,并不是精髓。”鲁迅指出,在两件事情上,“发令者”和“批评者”,都没有说到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呢?鲁迅接着写道:

倘说,因为古物古得很,有一无二,所以是宝贝,应该赶快搬走的罢。这诚然也说得通的。但我们也没有两个北平,而且那地方也比一切现存的古物还要古。禹是一条虫,那时的话我们且不谈罢,至于商周时代,这地方却确是已经有了的。为什么倒撇下不管,单搬古物呢?说一句老实话,那就是并非因为古物的“古”,倒是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后,还可以随身带着,随时卖出铜钱来。

所谓“古物古得很,有一无二,所以是宝贝,应该赶快搬走,”便是“发令者”的说辞。鲁迅认为,这只是在“字面”上“有道理”。而真实的原因,则是因为古物很值钱,随身带着,能够随时卖钱。而大学生呢?

大学生虽然是“中坚分子”,然而没有市价,假使欧美的市场上值到五百美金一名口,也一定会装了箱子,用专车和古物一同运出北平,在租界上外国银行的保险柜子里藏起来的。

但大学生却多而新,惜哉!

鲁迅认为,不允许大学生自行逃散,只是因为学生不值钱,纵使死于日军攻击之下也不足惜。《崇实》也以一首打油诗作结:

阔人已乘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

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

专车队队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

日薄榆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5)

诗中的“文化城”,也是一个“今典”,下面再说。《崇实》后来收入《伪自由书》。

1933年2月6日,南京的《救国日报》发表社论《为迁移故宫古物告政府》。鲁迅于2月9日作《战略关系》,一开头便引用了《救国日报》社论中的一番话:

首都《救国日报》上有句名言:

“浸使为战略关系,须暂时放弃北平,以便引敌深入……应严厉责成张学良,以武力制止反对运动,虽流血亦所不辞。”(见《上海日报》二月九日转载。)

虽流血亦所不辞!勇敢哉战略大家也!

在“以便引敌深入”和“严厉责成张学良”之间,鲁迅用了一个省略号。省略掉的内容,应是指古物迁移一事。原话的意思是,古物迁移必须执行,如有反对古物迁移运动,必要时以武力制止,虽流血也要将古物迁出。接着,鲁迅借题发挥,嘲讽了中国政府在日军面前的种种“战略”,最后说:

其实,现在一切准备停当,行都陪都色色俱全,文化古物,和大学生,也已经各自乔迁,无论是黄面孔,白面孔,新大陆,旧大陆的敌人,无论这些敌人要深入到什么地方,都请深入吧。至于怕有什么反对运动,那我们的战略家:“虽流血亦所不辞”!放心,放心。(6)

《救国日报》的社论,是说如有针对文物迁移的反对运动,则必要时以武力制止,虽流血亦所不辞,鲁迅则将《救国日报》社论中“反对运动”的对象放大为“放弃北平”。当然,鲁迅文章最后,提到了古物的“乔迁”。《战略关系》后来收入《伪自由书》。



鲁迅对于1933北平文物迁移到底持何种态度,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有人把鲁迅作为反对文物迁移的代表性人物,有人则强调鲁迅其实并没有反对文物迁移。其实,把鲁迅作为反对文物迁移的代表性人物,并不符合历史实际,而拼命强调鲁迅其实并没有反对文物迁移,也是强词夺理。

2010年9月,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郑欣淼,发表了《故宫文物南迁及其意义》一文,其中说,故宫文物南迁消息见诸报端后,舆论大哗,产生了反对和支持两种意见,争议达半年之久,而反对文物南迁的理由主要有三种,而第一种则以鲁迅为代表。在介绍反对文物南迁的意见时,郑欣淼首先说到了鲁迅:“其一,认为大敌当前政府应首先要保护土地和人民,现在政府却如此重视故宫古物,因为故宫古物是古董,值钱,才要搬迁,鲁迅的议论很有代表性”。(7)接着,郑欣淼引用了鲁迅《崇实》《学生和玉佛》等文章中的部分原文。

也有人认为鲁迅其实并没有反对文物迁移,相反,倒是支持国民政府此举的,这大概可以符杰祥为代表。符杰祥2012年发表了《鲁迅“反对”文物南迁考辨》一文,得出的结论是:“综上所述,鲁迅批评古物南迁这件事,只是借此和学生逃难的事作比较,来抨击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和高压政策。至于古物本身应该不应该南迁,他并无明确表示反对的意思。如果说真正的反对派,那是另有其人,绝非鲁迅自己。”“概言之,鲁迅对古物南迁有所批评,而无意反对。”符杰祥的论据之一,是鲁迅并没有“正面”反对过文物南迁。朱正在《为反对而反对:从鲁迅<战略关系>谈起》一文中说过这样一番话:“至于对于古物南迁这件事,鲁迅没有正面表示过反对的意思,说他不赞成古物南迁,或者认为古物不必南迁。不过,他也没有正面表示过赞成的意思,说古物应该南迁以避免战祸可能造成的损失。我想,也不必因为鲁迅没有作何种正面表态就说他对这事没有态度。只看他拿这事作为不许学生逃难的陪衬来发议论,读者不可能不感觉到对这事多少是有点反感的。”(8)说鲁迅对文物南迁有点“反感”,就等于说鲁迅对文物南迁有点“反对”吧?“反感”与“反对”,离得很近吧?符杰祥引用了朱正的这番话,却是作为鲁迅并不“反对”文物南迁的论据而引用。符杰祥说:“‘有点反感’,是一种态度,不等于说就是反对,更不等于说就是对古物南迁这件事本身表示反对。”(9)说“反感”不等于“反对”,就如同说“批评”不等于“反对”一样,不太好理解。一个人批评一件事却并不反对一件事,这有可能吗?有可能的。那就是总体上赞成这件事,但对某些具体做法不以为然。说“鲁迅对古物南迁有所批评,而无意反对”,那只有一种情况下是成立的:鲁迅赞成古物迁移,但不同意迁移过程中的某些做法,比如,不同意古物迁南京而主张迁上海。但鲁迅显然对古物迁移的具体措施毫无兴趣。“鲁迅对古物南迁有所批评”,而批评的就是古物迁移这件事本身,而非枝枝节节的琐事,难道不是这样吗?

尽管符杰祥文章自相矛盾处甚多,但主旨是清楚的,那就是:鲁迅并没有反对古物迁移,鲁迅甚至是赞成古物迁移的。

其实,强调鲁迅并没有“正面”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某种行为表示赞成或反对,意味着对鲁迅晚年政治态度的理解不够。这一点,也下面再说。

鲁迅当然是十分懂得北平古物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的。鲁迅是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和博物馆事业的开创者之一。鲁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时,任职于社会教育司。北洋政府没有文化部之设,而教育部的社会教育司,所司者正是后来文化部的部分职能。鲁迅是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图书馆、博物馆正在他的分管范围。孙瑛在《鲁迅在教育部》一书中,介绍了鲁迅开创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和博物馆事业的情形。孙瑛说:京师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创建于清末宣统元年(1909年),1912年4月,民国政府教育部接管了京师图书馆,任命江瀚为馆长。而“在教育部内,有关筹建图书馆的工作乃是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的主要任务,因此鲁迅对这个馆的建设和发展,曾经做过许多努力,化费过不少心血。”(10)京师图书馆于1912年8月27日正式对外开放。1913年江瀚调任四川盐运使,京师图书馆馆长空缺,暂由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监管。但夏曾佑只是挂个名而已,实际管理工作是由鲁迅和沈商耆(沈彭年)负责。鲁迅日记中有不少关于京师图书馆事务的记载。孙瑛说:“鲁迅不仅是京师图书馆的积极筹建者,而且也是它最热心的支持者和阅览者。他不断把自己的编著以及自己搜集到的珍贵书刊赠送该馆供人阅览,同时他也常到这里借阅书籍从事研究。特别是一九二0年以后,由于鲁迅在经济上‘时方困瘁,无力买书’,这个图书馆对于他完成象《中国小说史略》等不朽著作是起了不小作用的。”(11)鲁迅还是历史博物馆(即今国家博物馆前身)的重要筹建者。1912年7月,教育部“拟就国子监旧署筹设历史博物馆”。筹建工作也由社会教育司第一科承担,当时指定由胡玉缙、齐寿山二人具体负责。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设在国子监里面的“彝伦堂”内。身为科长,鲁迅经常到这里看看工作的进展情况。最初,馆内藏品很有少,只限于原来存放在国子监的一些文物。鲁迅等人认为,现有藏品是很不够的,必须多方搜集历史文物。这年冬天,社会教育司派人到沈阳“奉天行宫”调查研究,虽然是以美术调查的名义进行,但也是为建立历史博物馆作准备。孙瑛指出,从1912年到1925年,鲁迅一直为建立历史博物馆而努力,并多次把自己买到的文物赠送给历史博物馆。(12)

1913年为筹备于来年在莱比锡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德国派了一个名叫米和伯的人在北京设立了一个筹办处。米和伯与时任教育总长的汪大燮商定,通过教育部一方面向历史博物馆借取展品,另一方面进行社会征集。(13)向历史博物馆借取的展品,于11月20日送到了教育部,等候第二天米和伯来取。这天的鲁迅日记有如此记载:“昙,午后晴。历史博物馆送藏品十三种至部,借德人米和伯持至利俾瑟雕刻展览会者也,以其珍重,当守护,回寓取毡二枚,宿于部中。夜许季上来谈,九时去,不眠至晓。”(14)惟恐藏品失窃,鲁迅于是夜宿存放处。11月20日的北京之夜,已是颇为寒冷了,应是两条毡子不足以御寒,所以不眠至晓。

鲁迅1912年5月到北京,此后的多年间,逛琉璃厂和小市的古董摊,是家常便饭,不去的日子是很少的。每次去,总要买几样东西,空手而归的时候也是很少的。说鲁迅是中国文物的专家级的鉴赏者,应该没问题;说鲁迅其实也是中国文物的收藏家,也大体说得过去。所以,鲁迅如果是1933年北平文物迁移的反对者,那决非因为对北平文物的价值估计不足。

其实,朱正所谓的“为批判而批判”已经一定程度上触及了问题的实质。鲁迅对南京国民政府、对国民党政权,是深恶痛绝的。晚年的鲁迅,是以“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心态注视着国民党的党国的所作所为,并且总是予以冷嘲热讽的。在鲁迅眼里,国民党政权毫无合法性,应该灭亡,而且灭亡得越快越好,所以,这个政权的一切作为,都是荒唐的、都是不值得肯定的。2003年,我写过一篇《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鲁迅的不骂蒋介石与胡适的敢骂蒋介石》,对鲁迅晚年的此种政治心态有所揭示。拙文指出:对国民党政权的分外痛恨和敌视,使得鲁迅不可能与之有任何政治性的合作;鲁迅是怀着“试看最后到底是谁灭亡”的心态与国民党战斗的。拙文强调:“对于现实政治问题,鲁迅总是从反面出击,往往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抓住要害,一针见血。而且总是以嘲讽为基调的。鲁迅止于对现状的冷嘲热讽,却并不对应该如何发表正面的看法。”(15)北平文物迁移是否有必要,这是一个问题;此项国家行为是否必须反对,这是另一个问题。因为此举是国民党的党国的决策,鲁迅便毫不犹豫地予以嘲讽、予以责难。以鲁迅对文物迁移没有正面表示过反对的意思为论据,证明鲁迅并不反对文物迁移,是不能服人的。上海时期的鲁迅,根本就不屑于“正面”地对国民党政权表达意见。毫无疑问,鲁迅是主张抗日的。但鲁迅何曾正面表达过中国政府应该奋起抗日的意思?对国民政府在日本步步进逼下的软弱、妥协、退让,鲁迅多有挖苦、讽刺,我们也正是从鲁迅的这些挖苦、讽刺中,间接地知道鲁迅是主张抗日的。

所以,说鲁迅在“为反对而反对”态度的驱使下,反对了1933年的北平文物迁移,应该是能够成立的。

当然,“为反对而反对”也不是对鲁迅态度的唯一解释。鲁迅虽然深知北平文物的价值,但更懂得国土和人民的价值。故宫文物再有价值,在全体人民和全部国土面前,也毫无分量。而如果全部国土都沦陷了,如果全体人民都成了亡国奴,故宫的那些古物就算全部保存完好,又有什么意义?文物南迁,只是迁到暂时比较安全的地方而已。在鲁迅看来,当整个国家都可能沦亡的时候,这种迁移行为是十分可笑的。而这,也是鲁迅对北平文物南迁反感的原因之一。



在众多反对北平文物迁移的人物中,鲁迅“为反对而反对”的态度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但与其他反对者不同的,也仅仅是部分动机,至于鲁迅表达的具体观点、举出的反对文物迁移的理由,实在没有什么独特之处。可以说,鲁迅所说的,基本上是别人都已说过的话。而且别人比鲁迅说得充分得多、细致得多。鲁迅在今天成为反对当年文物迁移的代表,只是因为本人影响太大、著作流行太广。

今天的有些人,极力要证明鲁迅当时并没有反对文物迁移,甚至是支持国民政府此举的。这其实大可不必。在当时,反对文物迁移,是很普遍的现象,可以说,反对文物迁移者,远多于主张文物迁移者。中山大学2010届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蒋凯的《1932—1933年故宫文物南迁研究》,是专门研究从1932年动议到1933年实施的北平文物南迁的学位论文。蒋凯通过研究,发现当时“主张将文物他迁的人只是少数”,“而反对迁移文物是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文物运出北平,首先会动摇人心,引起社会不安;其次,文物‘一散不可复合’,不宜轻易他迁。”一开始,故宫博物院的一些当家人,也都是抵制文物迁移的。时任故宫院院长的易培基,是鲁迅的老上司、老熟人,也可以说是老朋友。易培基最初也是反对故宫文物他迁的。前面说过,1912年4月民国政府接管了京师图书馆,任命江瀚为馆长。而1932年,江瀚则是代理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江瀚则是始终坚决反对故宫文物迁移的。实际上,当时北平的整个文化教育界,基本上是反对文物迁移的。这种心理,其实也不难理解。北平文教人士反对文物迁移,当然不是说就主张北平文物任由日本人损毁、劫掠。他们想出的对策的是明定北平为“文化城”,为“非军事区”,他们认为,这样一来,日本人就没有理由进犯北平了。蒋凯论文中说,1932年9月21日,北平市文教界的名流江瀚、刘复、徐炳昶、马衡、朱启钤等三十余人举行会议,正式决定向国民政府建议明定北平为“文化城”,撤除北平军备。会议委托刘复拟具意见书,并公推江瀚为领袖,领衔向政府请愿。10月6日,意见书对社会公布,各大报纸均有登载。意见书首先强调北平原是政治区域、军事区域和文化区域的集合体,但由于首都南迁,北平政治上的重要性业已丧失。至于军事上的重要性,是由政治上的重要性决定的。既然北平政治上的重要性已经不存在,那军事上的重要性自然也就没有了。而且北平三面是开阔地,无法设置军事要塞,军事防卫其实是徒劳的。既然政治和军事上的重要性都已不复存在,北平所剩者,只有文化上的重要性了。意见书极力强调了北平在文化上的重要和古物迁移的不妥。首先,北平的古物,搜罗甚难而散失极易,而兵乱和迁移,则是古物散失的重要原因;其次,纵使那些可移动古物能够迁移,而那些具有重大文化意义的建筑物却是移不走的。还有,因为北平具有种种文化设备,所以研究各种学问的专门学者大多荟萃于此,造成了一种代表国家文明、在国际上为国家争得荣誉的文化气候,这种气候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一旦把北平的种种文化设备移走,学者们自然也就星散,要在别处再造成这种文化气候,是极其困难的。意见书还特别强调了故宫和故宫所藏文物的重要性。指出这些东西,在浅层次上足以表扬国光,而在深层次上,则是国家命脉所系,是国民精神寄托之所在。意见书之所以把故宫和故宫的文物并提,意在强调即便故宫所藏文物能够搬走,故宫本身也是搬不走的,而以建筑物的方式存在的故宫,本身是最大的文物。政府明定北平为“文化城”,撤除军备,日本人就不来了吗?江瀚、刘复等名流认为,这样日本人就不来了,因为“世界上还未必有这样一个胆大而野蛮的民族敢在众目昭彰之下,向没有抵抗的文化设备加以破坏”。

蒋凯论文指出,江瀚等人的“文化城”构想,在社会上遭到普遍的唾骂,认为此乃“以开门揖盗为能事”,是积极推行“不抵抗主义”,是“一种怯懦无耻的奴才们的主张”,是“亡国奴的思想,最少是依赖成性的弱者的梦想”等等。虽然遭到社会人士的普遍责难,但此种构想并没有被放弃。1932年11月12日,北平古物保管委员会召集北平各文化机关的代表,在怀仁堂西四所开会,讨论“妥善保存北平文物的办法”。出席者有张继、李书华、马衡等二十余人。会上决定再提“文化城”的建议,国民党元老张继亦支持此议。张继对记者表示:虽然北平能否明定为“文化城”尚不能确定,但“国民政府曾决定改北平为文化区,并有组织指导文化委员会之明令,北平改为文化城,与政府意旨相同”,而他本人也将急赴洛阳,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面呈此议。(16)

当然,国民政府没有采纳明定北平为“文化城”的建议,仍将北平文物精华迁走了。鲁迅杂文《崇实》最后的打油诗所谓“阔人已乘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即指此而言。

蒋凯在论文中说,1933年1月5日,故宫博物院接到行政院长宋子文密电,要求将文物装箱,准备迁移。1月7日,正式确定了北平文物迁移的政策。1月10日,各报披露了政府的此项决策,北平城内反对文物迁移者,便群情激愤。完全可以说,北平城内出现了一场反对文物迁移的运动,而且声势不小。以周肇祥、陶润波为首的北平自治筹委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阻止文物迁移的办法。在反对文物迁移的运动中,除了一些本已存在的团体很活跃,还新成立了类似“北平民众保存故宫古物协会”这样的团体。“北平民众保存古物协会”是专为反对文物迁移而成立的,1月22日,该协会将其组织章程在报端披露,声明其宗旨乃“联络各界同志,提倡东方文化,维持北平繁荣,协助政府保存故宫全部古物。”有了这种专门发动群众、反对文物迁移的组织,群众性的反文物迁移运动就规模更大、烈度更高了。1月28日。北平市各自治区公所、市商会、市农会、工联会、律师公会、公益联合会,河北农工协会等多个民众团体联合致电南京林森、蒋介石、宋子文、于右任等党国政要,请求立即取消北平文物迁移的决策,其中甚至有如此话语:“市民与古物共存亡,务请立予停止装运,免激事端。”这就有点挟大众而武力威胁的味道了。事实上,以武力阻止文物迁移,也的确是一些人考虑的方法之一。蒋凯论文指出:“反南迁运动除了组织化、规模化之外,暴力化也是其日益激烈的一大表现”。

1933年1月14日下午四时,首批搬运文物的专车抵达北平东站,“共计挂铁闷车十辆”。鲁迅杂文《崇实》最后打油诗所谓“专车队队前门站”,即指此而言。政府派出的专车抵达北平,意味着文物迁移要动真格了,于是“事态渐有失控之象”。各民众团体的宣言和上书中,不乏以武力威胁者,例如北平市工联会就声称“拟通令各工会纠察队,实行武力阻止运输”。故宫工作人员,上至博物院院长,下至普通员工,大都是反对文物迁移的。但当政府迁移令下,他们只得执行。于是,他们便时时受到愤怒的市民的威胁。不断有人打来电话,警告说:“当心你的命!”更有甚者,有人声称当文物起运时,要在铁轨上放炸弹。易培基在致宋子文的一封电报中曾有这样的表述:“于学忠转来各团体反对古物南迁函电,举座大哗。似此情形,倘地方政府不积极负保护之责,物品一经出宫门,即恐发生意外。至个人危险,早置之度外。手枪、炸弹、恐吓信件,日必数起。”(17)

文物起运,是偷偷进行的。1933年2月6日凌晨,搬运专车驶离北平。而之所以于凌晨出发,就是避免“激起事端”。南京的《救国日报》1933年2月6日发表社论《为迁移故宫古物告政府》中说,为保证北平古物顺利迁移,应责成张学良“以武力制止反对运动,虽流血亦所不辞。”此语令鲁迅十分反感,于是写了杂文《战略关系》予以嘲讽。但“虽流血亦所不辞”,却并非虚言。在当时的北平,确实随时有流血的可能。

在当时,父子之间,阵营有别者亦可见到。时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副馆长的马衡,本来也是反对故宫文物迁移的。当政府迁移令下,自然便投入装箱一类工作中。当马衡忙于为故宫文物迁移而准备时,儿子马彦祥却在报纸上连续发表文章,反对故宫文物迁移。马彦祥之子马思猛在《马衡父子与故宫文物南迁》一文中谈及了此事:“正当时任古物馆副馆长的马衡为文物南迁操劳时,他的次公子马彦祥却以笔名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反对故宫文物南迁。”(18)胡适也是不赞成轻易将北平文物迁移的。1933年1月31日天津《大公报》以《古物南迁,胡适之意见》为题,报道了胡适的意见。胡适不赞成北平文物南迁的理由是:第一、在国际人士监视之下,未必有人敢破坏文化古物;第二,故宫古物数量极大,迁移颇非易事,譬如迁移五千箱,在途中要是损失五箱,或万一再遇临城劫车案时,责任由谁负?第三、上海、南京都并没有合适地方安置北平迁来之古物,所以,若非万不得已,决不应轻于迁移。(19)

在反对北平文物迁移运动中,表现最突出者,要推周肇祥。周肇祥曾任古物陈列所所长、代理湖南省省长,本身是著名书画家,京津画派领袖,也是具有相当社会影响的人物。周肇祥多次进入故宫博物院,试图通过影响易培基达到阻止文物迁移的目的,言辞异常激烈。“北平民众保存故宫古物协会”以周肇祥为首,公开表示要以武力阻止文物迁移。周氏策划了一系列反对文物迁移的活动。文物迁移专车抵达北平后,周氏即在太和门“聚众演讲、静坐示威”,使文物起运遭遇巨大阻力。无奈之下,宋子文于2月4日晚下令拘捕周肇祥,至2月17日将周释放。(20)

明白了在当时的北平有轰轰烈烈的反对文物迁移运动,明白了有人甚至为阻止文物迁移而不惜流血牺牲,就明白鲁迅在几篇杂文中对文物迁移的几句冷嘲热讽,实在算不了什么。把鲁迅作为反对文物迁移的代表,实在有乖实情。



鲁迅的《逃的辩护》《学生与玉佛》《崇实》等文章,都把禁止学生逃散和文物迁出北平放在一起说,批评国民政府重古物而轻人命。《崇实》里更指出北平这块土地,比北平所有的一切古物更古,国民政府竟只顾抢运古物而欲置土地于不顾。合起来就是,国民党政权重古物而轻土地与人民,所以令人痛恨。但这意思,也是反对古物迁移过程中,常被人道及的,并非鲁迅的创见。

蒋凯论文强调,周肇祥在率领众人阻止文物迁移时,就屡屡批评当局不顾北平“百数十万民众”的生命财产而“孶孶以求区区古物之安全”,是本末倒置。在1月31日的一次聚会中,周氏慷慨激昂地斥责文物迁移是“政府弃我北平,而绝其生机也”。质问当局:“对于土地人民,不加顾虑,而惟古物是视,是诚何心?”又说:“国难经年,不思奋斗,即图迁避,既堕士气,复摇人心,于治安前途,影响甚大”。这就很像是鲁迅表达的意思了。

1月15日,北平市工联会召集会议,会上也指出:“政府当局不顾人民安全、国家沦亡,专注意古物迁移,不免引起民众怀疑”。18日,北平市工联会又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要求收回北平文物他迁的成命,未及时得到答复,遂于22日发表“告全体北平市民宣言”,号召全体市民一致反对北平文物他迁。“宣言”首先质问政府:“对于平津和华北的人民可曾顾及到,对于防空的工程可曾布置过,对于长期抵抗的计划可曾发表过,对于在冰天雪地里的劳苦功高的义勇军可曾有过接济,榆关失守中央的援军可曾开到?”在质疑政府抗日的诚意后,强调北平古物不可搬移:

古物固然是可爱的宝贝,然而比起整个国家,比起数百千万方里的土地,比起过半数的全国人民,那个是轻,那个是重?即便我们退上一万步想,迁移,迁移到什么地方是安全的?南京是安全的么?然而去年日本的大炮仅仅响了两声便整个地迁到了洛阳;那么上海是安全么?可是去年我们那荣华灿烂的闸北却成了粉碎。

这也与鲁迅口吻很相近。

1月28日,北平市各自治区公所、市商会、市农会、工联会、律师公会,公益联合会、河北农工协会等多个民众团体联合致电林森、蒋介石、宋子文、于右任等政要,其中说:“市民与古物共存亡,务请立予停止装运,免激事端。调到车辆,移运米煤,以充军实而恤民生”;又说:“当此华北紧急,政府应殚精竭力为土地人民谋安全,示中外以守死不去,不应只顾文物,乘机先徙。”这些团体强调政府应把土地人民置于首位,而不应敌军未到而抢运文物,甚至要求把已经开赴北平的专车,改派运米运煤,为国防和民生服务。

据蒋凯论文,1月21日,上海的《中华周报》上发表一篇题为《古物迁移问题》的短评。文章指出政府面对古物的两难:“南移又怕中途抢劫损失情事,留京又怕万一发生意外”,进而指出,一旦日军南侵、平津陷落,则“亡国灭种就在眼前,区区古物就完好如初,有何意义?”因此,处置故宫文物最可取的办法就是置其于不顾,积极抗日、保家卫国重于其他一切。文章写道:

日本欺负我们到这样地步,稍有人性者处此,应该要像电影里,仇人相遇,即刻拿起桌上的花瓶掷去,不管他是否家传宝物,人到了要不顾一切的时候,死生尚且置诸度外,还有何物可以留恋。

应该说,这些话,特别像是出自鲁迅之口。前面说过,鲁迅对北平文物迁移,是“为反对而反对”。但用“为反对而反对”恐怕也不能完全解释鲁迅的动机。古物迁移,只是迁移到暂时比较安全之地。而如果国土全部沦亡,就算古物保存完好,对于中国人民又有什么意义?鲁迅内心深处,应该是有这样的想法的。也正是在这种想法的左右下,他才对文物迁移嗤之以鼻。

蒋凯论文指出:“这种思想在当时可以说是主流,此类时评短文在各大报刊中比比皆是。”南京的三日刊《社会新闻》曾刊载过一篇题为《保存古物》的时评,署名如水,表达的观点与上海《中华周报》上的《古物迁移问题》相似,而言辞更为激烈。作者开门见山地表达了反对文物迁移的态度:“今日中国之所以急且要者,不在此古物之保存与否也,而在此国土之存与亡否也,国土能存,则古物不待保管而自保矣!”如果国土仍在,古物自然得以保全,如果国土沦丧,那今日之迁移古物的行为只能成为笑柄。作者告诫政府,在国难日益深重的情况下,“勿斤斤注重于古物,而漫漫忽视乎国土,须知国家之所以为国家,在国土不在古物也。文章认为文物迁移的行为是“亡国之象”。更指出,文物南迁,未必就能保其安全,因为“我古物之可至也,日人之飞机大炮亦能至也。”保全古物的唯一方法,是奋起抗战,将入侵者赶出国门。

蒋凯论文中说,广州的《南华评论》于1933年2月4日发表了题为《故宫文物南迁》的文章,署名肇岐。文章指出,在国难如此深重的情形下,全国上下应该一致考虑的是如何保存国土和如何保护人民,根本不应该以古物为念。如果“国土沦亡,人民奴隶”,那“古物对于自己还有什么用处?”如果北平沦陷,“就拿全故宫的文物去殉华北几百万方里的土地,和几千万人民又有什么不值得?”文章还用了一个比喻。人家着了火,没有不先把孩子抱出去再抢救物件的。而国民政府置北平人民于不顾,只顾迁移古物,正如家里着了火却先抢出物件而一任孩子葬身火海,所以是荒谬的。(21)这样的比喻,也应该是很对鲁迅胃口的。鲁迅的《逃的辩护》《学生与玉佛》《崇实》等文章表达的也正是这种观点。在鲁迅看来,政府禁止学生逃散却急着迁移文物,正如家里着了火而首先抢救物件却又禁止孩子逃出。



鲁迅认为国民政府之所以急于把北平文物南迁,是因为这些文物能够换很多钱,而之所以禁止学生逃散,则因为学生不值钱。《学生和玉佛》最后的打油诗所谓“所嗟非玉佛,不值一文钱”,是说学生不能如玉佛一般值钱,所以不准逃离北平。《崇实》则把话说得更刻毒了,说大学生因为“没有市价”,所以不被重视,如果在欧美的市场上“值到五百美金一名口”,也一定会同文物一样,装箱运出,藏于租界上的外国银行保险柜中。

说国民政府急于运出北平文物,是因为这些文物值钱,并且随时准备拿这些文物换钱,当然是不符合实际的。但这种指控却又并非没有来由。实际上,一直有人主张将故宫文物拍卖,而反对北平文物迁移者,也每每指责国民政府是冲着文物的经济价值才急于将其迁移的。在这种指控上,鲁迅仍然没有发明什么东西,仍然是在重复他人的说法,只不过把话说得更直接、更尖刻而已。

前面说过,当马衡积极准备故宫文物迁移时,其子马彦祥在报纸上接连发表文章,反对文物迁移,而“值钱”也被视作政府急于迁移古物的原因。马彦祥在天津《益世报》自己主编的副刊“语林”上发表《旧事重提说古物》,其中说:“因为古物之值钱,结果弄得举国上下,人心惶惶,束手无策,这种现象,想起来实在有点好笑。我们国难一来的时候,不是大家都众口一词地说‘宁为玉碎,勿为瓦全’么?现在为了一点古物,便这样手忙脚乱,还说什么牺牲一切,决心抵抗?要抵抗么?先从具有牺牲古物的决心做起。”(22)

把故宫古物与钱挂钩,其来有自。早在1928年,就有拍卖故宫文物之议。刘北汜在《故宫沧桑》中说,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派易培基接管故宫博物院。而国府委员经亨颐却提议废除故宫博物院,拍卖或移置院内一切物品,理由是故宫本身为“逆产”。6月29日,国民政府召开会议,讨论经亨颐提案,并予通过。经易培基、李宗侗等人力争,经亨颐提案终被否决,1929年2月,国民政府正式任命易培基为故宫博物院院长。(23)

蒋凯论文指出,到了1932年8月,出卖故宫文物的风声又起。香港的《工商日报》于8月24日刊文,说蒋介石指使李石曾、易培基将故宫博物院及古物陈列所古物售与美国,估价两万万二千万元。这当然是谣言,但在社会上却流传甚广。易培基赶紧于8月25日出面辟谣:“近来外间对于故宫古物装箱标卖谣传甚炽,其原因:(一)素来关心故宫之社会人士,惴惴焉惟恐有上项事实发生,此其一。(二)热河朝阳叠来告急,故宫蕴藏古物,一般人民恐有意外发生,而主张运于妥善地点,藉以永久保存,此其二。由此两点主观意见之下,又恰遇本院购办木箱,遂酿造不经之流言。”拍卖虽然是谣言,但迁移却已提上议事日程。一开始,有将故宫文献迁西安之说。而“文献迁西安”的说法“与本就传说的拍卖流言相结合”,产生了“故宫文物迁移拍卖”的新版本。在这个传言的影响下,9月1日,陈寅恪、顾颉刚、吴其昌、洪业四教授联名致信国府诸政要,说道:

北平故宫文物,近月忽有迁移抵押一说,初疑谰言,渐似定谳。黑幕虽未揭开,传说亦已载道。谓先将一应文物,装入木箱,准备朝令夕移,一俟时局稍见紧张,即由政府下令迁运。将破烂档案,移至西安,以塞国人之口,然后将精华由海道派兵舰运至上海香港,一部由平汉路运至汉口转沪,而事前已与中外资本团体接洽妥当,先将宋元明清各朝瓷器若干,抵押三千万元,然后渐次递及其他,赚保存之名,行拍卖之实。

陈寅恪等人把听说的政府“阴谋”和盘托出,目的也在于更好的阻止“阴谋”的实现。陈寅恪等高度评价了故宫文物的学术、艺术等方面的价值后,指出即便出卖故宫文物是为了换取抗日经费,也是不可取的,因为“亦何异货祖宗之坟墓,以与邻人讼?非不当讼,如此讼,虽胜其如有余辱何!”他们反对国家出卖故宫文物,哪怕以筹措抗日经费的名义也不行。他们也不赞成文物移出北平。他们向政府提出三点要求:(一)明令故宫古物不得迁移,以息国人惊疑,以绝国贼阴谋。(二)努力从速筹划在“迁移政策”以外之种种妥善保全办法。(三)允许全国合法团体,随时有调查古物之权。

蒋凯谈到,也是在9月1日这一天,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常务理事王造时、章益、谢循初等人,也联名发出电报,敦请北平教育界就近调查“故宫文物迁移拍卖”之传言真相,曰:

各方传闻故宫古物有出卖消息,此事关系我国文化极大,我辈服务教育事业,更不应袖手忽视,令一般宵小之徒,利令智昏,将数千年文化之精粹,委诸外人,希即就地彻查,严行监督,并电示真相为荷。

反对故宫文物拍卖的声音很强劲,但也有力陈拍卖之必要者。蒋凯论文也介绍了这方面的声音。1932年10月,天津《大公报》刊载了万言长文《对于北平古物应否拍卖之讨论》,文章指出拍卖文物的传言确系不实之谣言,但又极力强调拍卖之可行、之必要:

夫事有轻重之不同,物有贵贱之各异,经有行权之术,理有缓急之分,如此轻而彼重!固当舍此以就彼,如此贱而彼贵!尤当去其贱者,以存其贵,此固因一时之得失,暂时从权之道也。然试思中国今日之所最重者,有孰逾于国家?所最贵者,有孰逾于领土?苟以国家领土而与古物较,我知虽三尺童子,亦必知古物固莫及国家领土万分之一也。时至于今,国家遭逢外患之凭凌,整个国家与广大领土,且莫能保守为我之所有,又何有于区区古物?此理彰彰甚明,无待赘言。

故宫古物虽然可贵,但显然不能与国家、领土相比较。出卖古物以救国,是天经地义之事。作者还对拍卖所得做了细致分配:以百分之十五购置战斗机及一切军械;以百分之五建筑坚固要塞堡垒;以百分之二十五购建驱逐舰、潜水艇等小型军舰;以百分之三十建筑川汉陇海粤汉川滇等铁路;以百分之二十五建筑钢铁机器纺织等工厂。

在当时,日军飞机特别令中国军队头疼,中国军队在空中处于绝对劣势,所以有“航空救国”运动。蒋凯指出,抵押故宫文物以购置飞机,也成为一种主张。1933年第38期的《政治评论》上,曾发表《抵押古物购买飞机》的文章,其中写道:“吾人熟思审虑,认为抵押古物以购买飞机,既可获古物之安全,复可增大国家之自卫力,一举两得,计无善于此者。”又说:“如能以此一万五千箱古物,向本国及外国银行抵押一千万元,则咄嗟之间,至少可购进飞机一百架,其充实于国防实力者,至为巨大,而古物之保管问题,亦得解决。”(24)

抵押、出卖故宫古物,在当时并非戏言,而是一种一本正经的意见,而且声音很响亮。蒋凯在论文中说:“1932年8至9月间,关于故宫文物拍卖的传闻甚嚣尘上,全国舆论物议沸腾,大多数评论均持消极态度,特别是文化教育界,反对更行激烈。关于此拍卖之事,究竟是个别媒体的捕风捉影;抑或是确有其事,只因反对激烈而流产?现在无从考证。”(25)蒋凯的意思是,国民政府也可能确曾有过拍卖故宫文物的打算,只因社会上反对的声音太强烈才作罢。我以为,这种“可能”是没有的。

但不管怎样,当局意欲出卖故宫古物的传言当时“甚嚣尘上”,也的确有人正面地、明确地主张出卖或抵押故宫文物,既如此,鲁迅在《学生和玉佛》《崇实》等文章中指责政府抢运故宫文物无非是因为文物值钱和随时可换钱,就并非一己的凭空想像,就仍然是一种有根据的指责。

所以,鲁迅的《逃的辩护》《学生和玉佛》《崇实》《战略关系》这几篇文章对文物迁移的嘲讽,在当时轰轰烈烈的反对文物迁移运动中,实在不值一提。在回顾、研究和赞颂当时的文物迁移行动时,把鲁迅作为反对文物迁移的代表,实在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另一方面,因为在今天看来文物迁移是正确的,就硬说鲁迅其实并没有反对文物迁移,相反,倒是赞成政府此举的,这也同样是与实情不合的。要知道,反对文物迁移,在当时是主流意见。在当时反对文物迁移,丝毫无损于鲁迅形象。鲁迅对文物迁移的批评、在关于此事上对政府的指控,丝毫没有自己的创见,只不过说了几句别人也说过的话,当然,说得更尖刻些、更毒辣些。如果说鲁迅的这几篇文章有什么独特之处,那就是把当局禁止北平学生逃散与抢运古物放在一起谈,让两件事形成对照。目前为止,的确没有发现其他人也把这两件事相提并论过。

2018年8月26日

注释:

(1)见《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六卷(1931—1933),韩信夫 姜克夫主编,中华书局2011年7月版,第4308页。

(2)(7)郑欣淼:《故宫文物南迁及其意义》,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3)鲁迅:《逃的辩护》,见《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

(4)鲁迅:《学生和玉佛》,见《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77页。

(5)鲁迅:《崇实》,见《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3页。

(6)鲁迅:《战略关系》,见《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27—28页。

(8)朱正:《为反对而反对:从鲁迅<战略关系>谈起》,见《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6期。

(9)符杰祥:《鲁迅‘反对’文物南迁考辨》,见《鲁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2期。

(10)(11)(12)(13)孙瑛:《鲁迅在教育部》,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版,第37页,第43页,第43—44页,第45页。

(14)见《鲁迅全集》第十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2页。

(15)王彬彬:《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收入《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一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53页。

(16)(17)(19)(20)(21)(24)(25)蒋凯:《1933—1933年故宫文物南迁研究》,浙江大学历史系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6月,第19—21页,第24—30页,第33—34页,第24—30页,第19——32页,第10—17页,第15页。

(18)(22)马思猛:《马衡父子与故宫文物南迁》,见《中国文化报》2010年5月5日。

(23)刘北汜:《故宫沧桑》,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77—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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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 第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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