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登苗:从“王直墓”风波谈学术成果社会转化的重要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6 次 更新时间:2019-10-03 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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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登苗  


2005年1月22日,《新民晚报》关于日本人在安徽歙县为王直修墓立碑的消息一经曝光,立即引起了举国声讨:说有损国家尊严、让国人蒙羞的有之,要求拆墓毁碑的有之,责问地方政府的有之,谓这是一种挑衅的有之……似乎此举真的成了“千古奇事”——日本“友人”和安徽地方当局太离谱了。结果,墓被两位大学教师砸了。

其实,国人不必为此大动肝火。王直的千秋功罪历史自有评说。

要了解王直其人,必须从近半个世纪来中国历史学界最有争议的学案之一一—“嘉靖倭寇”的讨论说起。

明代嘉靖时期,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发生了由部分日本人参与的大规模的抢劫杀掠。动乱虽被朝廷平息,但十几年的战争,使这一精华之地惨遭重创,国力为之削弱。史称“嘉靖倭寇”。

关于嘉靖倭寇的性质等问题,从四百多年前的当事人开始就出现了争议。但正统的观点一直是:嘉靖倭寇是日本海盗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抗倭完全是正义的。可从上世纪,尤其是1980年以来,以林仁川、陈抗生、戴裔煊等为代表的大陆历史学家,对传统的观点作了重新检讨,他们的理念大致可概括为:第一,朝廷严厉的海禁使东南沿海人民生路受阻,由商、民转为寇、盗,故所谓的“嘉靖倭寇”实质上是由中国海商领导,广大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下层人员参加的一场反对海禁思想的斗争,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标志,斗争逼使朝廷做出了有限的开放。第二,“倭寇”的首领及基本成员大部分是中国人,为数不多的真倭也受中国商人支配,故嘉靖“倭寇”不是外族入侵。第三,16世纪中叶,对外通商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和时代发展的方向,故海禁和剿杀海商等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由此造成的东南精华地区的社会破坏,其主要责任应有统治者来承担。第四,嘉靖抗“倭”使中国失去了与西方平等对话和社会转型的机会,延缓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进程。故王直之流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以上观点,学术界简称“新论”。

但以陈学文、郝毓楠、范中义、张显清等领衔的学者,仍坚持倭寇即日本海盗,嘉靖抗倭是抵御外侮的、正义的战争等观点。据笔者对收集的近百篇相关论文分析,无论是文章数量还是作者构成比例,迄今为止,争论的双方似乎都势均力敌,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总的趋势是接受新论的学者在增加,影响在扩大。

从国际看,嘉靖倭寇研究的力量主要是中日两国三方,即中国大陆、台湾和日本。台湾与日本学界的观点与大陆的新论相似。故从国际明史界而言,新论早已占压倒优势。如果我们不忽略这一国际学术界的主流,那么,王直的功过是非就不辨自明。

王直(《明史》称“汪直”) ,号五峰,安徽歙县人。据唐力行先生考证,王直本姓汪,因从事海上走私贸易,不得已,隐名改姓。王直是嘉靖时期的中国海商首领。嘉靖三十一年(1552) 二月,王直入定海关,图以协助官方剿杀另一走私头目功,"叩关献捷,求通互市" ,弗许。至此,商人乃对弛禁绝望,又遇番人逼还所赊货值。在内外交困、走投无路下,王直登高一呼,广大"失其生理" 者,群起响应,开始了“一场反对封建海禁政策的武装起义”。说到嘉靖倭寇,几乎没有不涉及王直的。当代学者专论王直的论文也不少,代表作有唐力行的《徽商人物:王直》(《徽州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唐文认为:王直他们的“活动代表了新生产力发展的意志,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之于战争造成的破坏,文章的解释是,“王直兵锋所及,也有一些无辜的百姓遭了殃。我们并没有因为同样的事实而否定张献忠为农民起义领袖,为什么对王直却要过于苛求呢?”唐先生另又撰文,称王直他们“反抗斗争的意义超越于农民战争”。陈抗生先生在《嘉靖“倭患”探实》(《江汉论坛》1980年第3期)一文中提出,王直“他们是明代视野最广阔的,思想最解放的一部分中国人”。晁中辰先生则在他的《王直评议》(《安徽史学》1989年第1期)中,直呼“王直是反海禁的人民领袖”。

尽管持相反立场的还大有人在,但以上论点,在目前学术界已站住脚。既然如此,国内自己为王直修墓也不见得荒唐。而所谓的“勾结倭寇”、“恶贯滔天”、“民族败类”等,远非对王直的盖棺之论。

再从日本方面分析。王直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首航日本。三年后率中国船队互市东赢,并招引日本商人来宁波双屿港贸易,大大促进了中、日及与西方的民间贸易。同时,王直他们又把中国选进的造船技术带到了日本,使日本的造船技术产生飞跃。造船业的科技含量较高,又是当时最综合性的行业,这无疑推动了日本文明的进程。又据考证,是王直把葡萄牙商人海盗引到日本,并把西方及中国商人撑握的火药、火器知识传到了日本。走笔至此,为了避免国人再给王直罪加一等,笔者不得不率尔操觚,把自己一个虽留心十年,但还不成熟的观点无奈抛出。战争前、初期,倭寇在火器上占优势,而当时离嘉靖二十一年(1542)发生的“种子岛事件”(火器传入日本)才几年,日本刚吸收了此技术;可越到后期,倭寇使用的火器越来越少,而此时,枪支在日本已普遍使用,并在织田信长(1534-1582)统一过程中,成为决定性的武器。此一研究不仅表明,战争前、初期,倭寇使用的火器主要是中国的走私商人向西方买的,或者是自己制造的,更重要的是,这从军事的角度证明,嘉靖大倭寇的确与日本政府无关。否则,如果真的是中日交战,日方为何不把热兵器武装“倭寇”呢?总之,从日本的角度看,王直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出于“报恩”,作为当时王直活动地之一的长崎县福江市的友人,来中国为王直修墓是比较自然的。

这就是修王直墓的历史渊源和当代背景。

明乎此,则什么人为王直修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王直本身的历史地位;不管立碑者的动机如何,但客观上有利于中日友好。

十分遗憾的是,学术界对嘉靖倭寇的性质争论了半个世纪,且新论已成为国际主流的今天,社会、民间及教科书还停滞在传统,尤其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日非常时期的认识上,由此并联想到“徐福东渡”的走运,值得学界思考的问题不少。同样的“东渡”,不知是江浙人善于抓住机遇,还是安徽人不会炒作,今天,尽管作为个案的徐福东渡,在上档次的学术期刊上似乎还没有出现多少有说服力的论文,但以传说为基石的徐福东渡在江浙已几乎家喻户晓。可有大量历史证据,当代研究成果累累的王直其真实面目,还鲜为人知。当沿海诸省为徐福起航地你争我夺时,举国声讨的矛头直指王直故里之当局。当东部地区迎来了一批又一批友邦人士,瞻仰东渡“遗址”时,媒体疾呼,对去“中部”——王直之家乡的日本友人“不欢迎”,修墓之举要“调查清楚”……最终,落得王直墓一再被砸的可笑、可悲之结局。两个“东渡”研究,为何产生截然相反的社会认知呢?是徐福东渡更重要吗?不见得。徐福东渡,似乎是日本单方面受惠,而王直之辈的经贸涉及东、西方,影响全世界。是王直研究缺乏现实意义吗?非也。嘉靖时期王直他们亦商亦盗的行径,与西欧早期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萌芽、成长规律相同。尤其要指出的是,诚如陈抗生所言,王直统帅的武装商船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商队,他们如果成功,则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史有可能重写。研究嘉靖倭寇,有助于我们吸取历史的教训,更加坚定不移地走开放之路。故在历史研究中,鲜有现实意义超越嘉靖倭寇的课题。

这就为社会科学者提出了问题,学术成果要否向社会转化?怎样转化?

从“王直墓”风波看,嘉靖倭寇研究的信息,还局限于象牙塔内;成果的社会转化几乎为零。假如学术界对王直的功过是非的讨论向新闻界做些深透,那么,我想,像《新民晚报》这样的大报,可能不会以目前的形式披露,至少在采访持传统观点的学者的同时,也应让读者听听另一种声音。如果文化界朋友对王直早已成为国际研究的热点略有所知,那么,诸如“王直应该作为一个研究的对象”这样可笑的建议,还用的着前卫的《中国青年报》提醒吗?两位大学教师还会有愤怒的“义举”吗?如果大众媒体对嘉靖倭寇研究争鸣双方的观点稍稍有所了解,那么,即使平面媒体报道了王直墓,互联网上怎会一个“拆”或“砸”字了得?国人自己对王直的认识尚如此,怎能要求其在日本民间有较高的知名度呢?

笔者一向主张为学术而学术,但反对学者为论文而写论文。数十年内,国家投入大量的资金供学者研究嘉靖倭寇,但“投资者”对研究的进程与现状似乎一无所知;研究者对社会公众的认知几无帮助,难道社会科学研究真的可不计成本和回报吗?

当国人把“王直墓事件”看作“炎黄子孙的奇耻大辱!是可忍,孰不可忍”时,我倒要问的是,龙的传人——中国(大陆)的倭寇研究的历史学家何时走出书斋?何时面向社会、大众?

希望正如樊树志教授所言,“这是重新评价王直其人的一个契机”,21世纪的中国,应少一些这样“无知的”、“狭隘民族主义的”表现。

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最后,笔者预言,国人自己为王直树碑也仅仅是时间问题,而且这也许比为戚继光立传,可能更尊重历史、更有现实启发意义。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论文集)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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