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说人是寻求“意义”的动物，又说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的动物。“意义”对于人之重要性有如此，学者也不能例外，许多科学家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为自己的研究工作找到一种意义。爱因斯坦说他的学术工作是为了寻找真理，这是一种“意义”；而居里夫人则认为她的工作是为了造福社会，所以她发现镭之后并不申请专利，这也是一种“意义”。前后两种“意义”固有所别，然其为“意义”则一。

　　 许多史学工作者也不可避免地要面临“意义”的问题。“意义”千殊万别，但寻求“意义”之动机，恐怕是不能全免除的。一旦牵涉到“意义”，历史著作便不可能不与史家个人的关怀及时代完全隔绝。

　　 余英时先生1973年在香港新亚书院作“史学、史家与时代”的演讲，他提出了个带有长远意义的论题，作了一场脍炙人口的演讲。在余先生的演讲中，史家、史学与时代的关系，基本上在前期是以兰克学派及受其影响之各国史家为例，他们认为至少在理想上，有可以完全客观还原历史真相的可能（what really had happened），而且在谈及史家或时代时，基本上采取防御的态度（“捍御之使不能入”），或多或少认为两者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拉锯战，像宋明理学在讨论天理与人欲的关系一样，彼进一尺则此退一尺，此进一尺则彼退一尺。余先生指出，即使如此，他们的史学往往也不自觉地反映了时代的关怀。

　　 余先生说，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 1805-1872）说他读一本历史著作，往往只要读上前二十页，就能明白作者个人的观点。包括兰克本人也不是完全客观的人，阅读他的书就会发现，兰克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即反映了他的保守心态。兰克为日耳曼人，因此特别关心日耳曼国族的历史发展。可见即使是希望尽量保持客观以还原历史的史家，仍然无法完全做到。至于在英国，像Edward H. Carr（1892-1982）认为，历史是过去与现在不间断的对话；在美国，像Charles A. Beard（1874-1948）等人对史学客观性的挑战，都是显例。余先生在演讲中并举了一些中国史的例子，他指出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及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等名著如何受史家现实关怀的强烈影响。

一

　　 现在离余先生1973年的演讲已有三十多年，三十年前史学界的主流理论与三十年后有所不同。三十年前，史学客观性是主流，三十年后，后现代主义当令出现许多极端的看法，譬如福柯曾经说过，“我所写的历史都是当前的历史，我的历史著作就像爆竹，等他发挥现代的作用，就消失了”。或是说“所有的对历史文献的解读都是误读”，很难找到历史中真正的意涵。没有作者，作者已经死亡，作者看起来好像存在，其实不存在。在此史学思潮之下，史家、时代与著作的关系与过去不同；现在似乎只剩下时代，没有史学、没有作者。

　　 不过，经过后现代主义洗礼之后，“史学”、“史家”与“时代”这个三元的问题似乎得到一些新的视角。后现代主义分析时代与作品，把史学家书写的过程，史家和时代的作用，所有我们隐而不察的种种，毫不留情地揭露出来，追问到底。所以在分析“史学”、“史家”与“时代”这三角关系时，后现代主义对“叙事”（narrative）、“情节化”（emplotment）的分析，便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更敏锐的角度去理解史家的写作过程中，为了权力策略或是为了呼应时代与现实，所进行的种种工作。

　　 不过我并不想在这里多谈后现代情境下的历史问题，我想把问题倒转过来。过去讨论史学、史家与时代时，史家与时代代表的是主观的、随时流转的不确定因素，在建构客观的历史著作时，它们是非常有害的。这种情形确实经常发生，尤其看多了过去半世纪“以论代史”的历史研究之后，对于“史随事变”、“史随术变”，更兴起无限的戒心。不过此处要说的是，我们应该用历史来帮助我们理解与应付时代与世变之外，从另一面所看到的现象。如果我们细心阅读一些20世纪前半叶脍炙人口的历史著作，往往会反过来发现时代与史家的经历提供了一双独特的眼睛，帮助人们看到过去视而不见的历史现象，或是开显了过去不识其曲折意义的历史面相。

　　 所以我在这里要突出强调的是，“史家”、“时代”与“史学”之间，不总是你死我活的拉锯战。我想举例说明，对时代处境的关怀以及史家的生活经验，如何帮助他们把握另一层次的历史事实；过去与现代的对话不见得一定破坏史学的客观性，主观的生活经验不全然破坏客观性的重建；它们有时候帮助史家将手电筒照到一些原先忽略或视而不见的角落或复杂层面。借用伽达玛的话说，这是“视域的溶合”（fusion of horizons）。在这些情况下，史家主观的思想与意志，与客观的历史建构趋于一致，不必为了传达自己想对时代发出的讯息而扭曲手中的历史，主观与客观得到调合。

　　 我必须强调，我充分了解过度的现在心态（present-minded）对历史客观性的破坏，我也充分了解过度强调伽达玛“视域的溶合”或是李科特的理论，都可能带来极端的历史相对主义。此处我所讲的是一种在尽可能想重建客观史实的前提下、具有分寸感的实践。用中国话来说，这种历史实践或许可以称为“二义”：它同时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

　　 陈寅恪曾说，“诗若不是有两个意思，便不是好诗”，我的解读是：好的诗有“二义”，一是诗本身之义，一是作者所寄寓于其间的时代之关怀。历史研究也常不可避免的有“二义”，一是所研究之史事，一是作者的生命经验与时代之关怀。此“二义”是两者同时存在或互相依存。

　　 史家的“二义”性表现在各式各样的史学实践中，第一要谈到“时代之眼”（period’s eye）的选题。在纷纭无限的“过去”中，为什么要选取某一个主题进行研究，将之写成“历史”？“选取”本身是一件意义非常繁复的行动（德国社会学家卢曼〔Niklas Luhmann, 1927-1998〕对“选取”有相当深入的分析）。

　　 “选取”的另一面的历史被刻意遗忘，虽然不必然与时代有关，但是无可否认的，常常有着时代的影子。在“选”与“不选”的时候，主观的判断与客观的历史便形成某种同一性。在某些特定时刻，古今历史的仿佛性变得异常明显，论述历史与论述当代往往被等同起来。譬如姚从吾在日本侵略华北期间曾进行关于耶律楚材的研究，阐发“耶律楚材在蒙古侵入内地时对汉文化的种种匡救事业”；可是他给傅斯年的信中说，因为怕给人鼓励日本侵略者的联想，所以当时不准备发表。

　　 在争论抗日或不抗日时，蒋廷黻写了《琦善与鸦片战争》，认为在鸦片战争时，琦善等被攻击为主和议的人未必是错，而主战派未必可取。尽管蒋廷黻的文章写得相当忠实，但他一旦选择了这个题目，则主观的价值判断与客观历史便形成了同一性。此文一出，马上引起极大争论，人们很快把琦善与蒋介石化为一人，而蒋廷黻的主观与他研究时的客观也形成了同一性。过去琦善一直被视为是误国的奸臣，他与鸦片战争的问题，人们大多不屑于进行严肃的史学研究；经过蒋廷黻这一研究，不管人们赞成与否，至少使得琦善这一部分的历史变得清楚起来。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时代的关怀、史家个人的价值判断，可能帮助人们照见过去不为人重视的历史阴暗角落，既是时代的、也是史家的，同时也是史学的，三者套迭在一起。这种“套迭”式、而不是拉锯式的关系，也是一种“二义”的现象。

　　 说到这里，我要跳出正题，讲一点其他的事。

　　 当成大要我前来做这个演讲时，我前思后想，找不到一个比较合适的讲题，因此苦恼了相当一段时间。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收到香港一位外国古董商的电子邮件，说有一批陈寅恪的遗稿待售，他们多方打听之后，认为史语所可能会感到兴趣，并且附上一份目录。我粗阅一下，发现大部分是陈寅恪先生已发表文章的草稿或助手代誊的抄件、学习语文的笔记，还有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开会通知单，史料价值不如想象得高，加上对方索价极高，所以我们最后谢绝了。

　　 但是正因为这个偶然的事件，我请史语所的傅斯年图书馆找出一些陈寅恪当年发表在《史语所集刊》的原稿。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读崔莺莺传》，这篇短文后来收入《元白诗笺证稿》，是我相当熟悉的著作。不过这次初读原稿，最抢眼的仍然是他讲到在道德习俗强烈变动的时代，不守礼法却具有才能之人，如何巧妙应用新旧两种道德标准为自己循环取利的现象。他讲元稹与崔莺莺的关系时说：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巧拙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这一段话极常被引用，大家对这段话也一定非常熟悉。大家恐怕也都知道，在两种以上道德或习俗标准之间循环取利的现象，事实上即发生在陈寅恪所熟悉的晚清民国这一阶段，尤其是“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也一定是他当时日常生活所见这类例子太多，所以对这个现象了解得特别深刻，形成他解析元稹行为模式的基础。以前讨论元稹时似乎从未见到从这个角度进行的阐发，而这正是陈寅恪善用“时代之眼”的收获，即一方面是史学研究本身之义，另一方面是史家寄寓于其间的时代感怀。

　　 陈寅恪与王国维对两种以上的标准之间循环取利的现象都一样敏感，而且也一样鄙视。我忘了谁曾回忆说，王国维之所以始终带瓜皮帽、作清遗民，未必是因为他如何地爱戴清廷，主要是因为他看不起一批在辛亥革命前后行为不一致、变得太快、藉以弋获个人利益的人。恐怕也因为这种敏感性，使得他在《殷周制度论》中论及两个政权的更迭之时的隐微之处，有不少神来之笔。

　　 陈寅恪每好用“知人论世”为学，这是“二义”的另一种表示。譬如在沦陷时的香港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因为现实的境遇，而更懂得宋代首都沦陷的实况。我猜这正像是在显微镜下看切片，把焦距调到一个合适的情况，眼前的一切突然清楚起来。又如他在《论再生缘》中说“年来读史，于知人论世之旨转有所得”；反过来说，也可能是“年来历世，于史籍中人世隐微之处，转有所得”。这两者是往复循环、互相影响、不可分割。

我的浅见以为，“知人论世之旨”不是泛语，而是一个重点，它使得陈寅恪的不少历史著作带有一种三棱镜的特质，“时代”、“史学”、“史家”的现实关怀三者套迭在一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