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再看鸦片战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50 次 更新时间:2019-07-22 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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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铮 (进入专栏)  

中国学者研讨鸦片战争史,在上世纪末出现摆脱新经学的朕兆。一个表征,便是原先以论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起点而成名的学者,转而表示反对腰斩清史,变成再修清朝全史的中国的稻叶君山。于是,毫不奇怪,当法国人佩雷菲特(A.Peyrefitte)的《停滞的帝国》、美国人何伟亚(J.Hevia)的《怀柔远人》等书中译本出现,便都曾激起近代史主流偶发的涟漪。

佩雷菲特与何伟亚,研究重心都为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马戛尔尼使华体现的中英冲突。虽然作者的观念和方法相异,佩氏重视文献体现的历史过程,而后现代主义者何氏更注重清英的观念冲突,但二书都以为这场冲突,实为清道光十九年(1839)鸦片战争的导因。从马戛尔尼使华到林则徐禁毒,那近半世纪里,清朝已历乾隆、嘉庆、道光祖孙三帝,满洲权贵垄断军政的传统已难以为继,而欧洲备受法国革命特别是拿破仑战争的风暴扫荡,更面目全非,即使打败拿破仑而保住制海权的英国,也因美国崛起而实力今非昔比。

所以鸦片战争的结局,清朝并非败在没有正义,没有实力(特别是经济力量对比),也由林则徐在广东组织的抵抗证明并非败在英国的“船坚炮利”。由当年的中外文献,无不证明清朝不是败于敌强,而是败于己弱,就是说败于乾隆到嘉、道的百年积弱。保证“尊君”的政治体制,唯重“亲上”的法律准则,严惩“异端”的文化政策,鼓励贪污的“养廉”机制,特别是坚持“以满驭汉”的权力结构,“八旗驻防”的军事传统,诸如此类旨在稳定压倒一切的传统措施,面对曾创全球殖民化最高纪录的英国炮舰,有那一种不立现陈腐?

直到鸦片战争前夜,满清统治下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仍居世界第一。但1820 年仍占世界GDP份额32.9%的老大中国,竟败在同年仅占世界GDP份额5.2%英国手下。可见国富未必等于力强,尤其未必等于民心归向。当年林则徐在广东禁毒,感到最大的障碍不是洋商,而是“汉奸”,包括见利忘义而接济洋舶的众多船民。这意味着底层平民愚昧吗?不然,因为在平民眼里,忍受满汉官军敲骨吸髓的剥削,较诸接济洋舶食物淡水而得生存资源,未必利少害多。今人论鸦片战史,于满洲巨奸琦善等犹多恕辞,而对粤海船民与洋舶交易,却谴责不遗余力,至少是轻重倒置。

我不能苟同佩雷菲特的假设,以为他惋惜清廷没有抓住英使送上门来的通使贸易机会,致使到鸦片战败才被迫打开国门。我便不能同情何伟业的推论,因为他将乾隆朝君臣拒绝马戛尔尼使团的建立通商要求,简单地归因于“中英礼仪冲突”,乃属毫无历史实据的主观臆测。历史的诠释可以不拘一格,但历史的实相绝非来自演绛。

因此,我以为鸦片战争史应该再研究,但再研究的前提,只能是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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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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