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鸦片战争后，清廷与英方明面宣称万年永好，实则深知“和不可恃”，“痛定思痛”，紧锣密鼓进行长江下游防御工程。江防善后与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一同构成此际朝野应对西方挑战的多元反应。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到二十七年，江防历经部署、建设、查阅以及后续完善等阶段。尽管道光帝认为长江已“严密设防”，但表面苦心经营，实际却乏善可陈。动态考察江防运作过程，暴露出皇权专制体制与官僚政治在信息传递与决策中的结构性缺陷及清廷财政竭蹙对江防善后的深刻影响。这从一个侧面揭示出在面对西方冲击时清王朝虽竭力应对却仍裹足不前的重要原因。
标题注释：本文系山西省社科联2022年度晋商文化研究专项课题“疲商与危国：河东盐业与晚清财政纾困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JSKTY202211）。
关键词：鸦片战争/ 江防善后/ 道光帝/ 信息传递/ 皇权专制/
作者简介：张艺维，北京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029）。
原文出处：《历史档案》(京)2025年第4期 第89-98页
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广受学界关注。但鸦片战争后，道光君臣如何采取措施，“痛定思痛”，长期以来却不甚为人注意。实际上，在此时期，清王朝曾进行海防、江防善后，开启了应对西方挑战的第一次尝试。只是这段运用中国传统资源及经验应对外来挑战的历史，被遮蔽于洋务运动以降，通过“西化”以求自强图存的研究视野之下。早在2002年，张海鹏就指出，清廷善后防务是一个“被忽视的问题”。①但20多年过去，这种现状仍未改变。虽有学者对该问题进行初步考察，然多关注清廷对防务问题的“论说”，聚焦于清廷关于海防策略的讨论及海防建设等内容，对长江防务的探讨还不够深入。②有鉴于此，本文拟以鸦片战争后，清廷着力甚多的长江下游(南京至上海段)防务为中心，梳理其从决策、部署到落实、完成的演进始末，解读道光帝、地方大员及钦差大臣等在江防信息传递与政治决策过程中扮演的不同角色与各异心态，剖析影响江防走向的多重原因，以期从一个侧面加深对鸦片战争史及晚近中国寻求强国御侮内在理路的认识。
一、“层层设伏”：江防善后的部署
《南京条约》签订后，清廷曾向英方表示“从此万年永好，两国无争矣”。③事实上，这句照会中的话语仅是为缓和与英国关系的外交辞令，并非清王朝对战后处境的真实认知。相反，清廷上下对战后局势充满忧患意识。浙江提督李廷钰奏陈英人骄横，若借机构衅，“和卒不可恃”。④道光帝亦深知“抚夷为权宜之策”⑤，谆诫疆臣，“痛定思痛，不可苟安”。⑥在战争惨败与战后危局的刺激下，清廷陆续在直隶、山东、浙江、广东、福建等地进行海防善后，在长江下游进行江防善后(以下简称“江防”)，勤练兵丁，预筹饷储，就组织百姓团练展开讨论，⑦诸多举措与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一同构成了此际朝野应对外来冲击的首次尝试与不同反应。
在一系列善后防务中，道光帝将江防摆在举足轻重的位置。究其原因，首先，长江为五省航道，又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关乎盐榷河漕命脉，地位重要；其次，鸦片战争中，清军未能在长江有效抵御英军，致使其长驱直入，道光帝不得不经过痛苦权衡后同意与英国议和，故要吸取战争教训；此外，一直以来，清朝军事防御建立在陆基防御体系之上，鸦片战争后，清廷虽一度认识到海防的重要性，但海防建设并非朝夕之功，在海防未备的情况下，“不得不先议江防”。⑧此时的道光帝已年过六旬，两年的战事让他心力交瘁，但在战争结束之际，他并未享受片刻轻松。道光二十二年(1842)九月二十二日，道光帝谕令两江总督耆英开启江防，尽快构筑起拱卫长江的坚实屏障。⑨其时江苏洪水泛滥，河道修筑亦是地方急务，耆英本计划赴清江浦督工。但道光帝更在意江防、海防进程，谕令耆英此时应“专心致志，督办江防、海防”。⑩不仅如此，考虑到普通驿递时间较长，为避免延误，道光帝特命该上谕四百里加急发送，以守成自居的他甚至指示耆英“无庸泥守旧制”。(11)以上种种举动皆可感知道光帝振刷精神，对江防高度重视的态度。
道光帝对江防的关注促使耆英很快行动起来。他从长江入海口开始，沿鸦片战争中英军入侵路线进行考察，并在考察期间先后奏报《查明上海宝山及吴淞口战后大略情形折》《查明长江大略情形并设法筹防折》，(12)以回应道光帝关切。值得注意的是，为维持与英国表面上的友好关系，耆英在组织江防巡查时宣称系“追捕盗贼缉拿私盐”(13)，并得到道光帝默许。
在道光帝的重视与敦促下，道光二十三年二月，江防部署基本完成。道光君臣基于对鸦片战争失败教训的反思，确立了“层层设伏”的江防原则。(14)鸦片战争中，包括道光帝，两任两江总督裕谦、牛鉴等都认为由海入江的吴淞海口是扼要之地，守住吴淞，即可守住长江，但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鸦片战争中，仅仅两个时辰，英军就攻破了吴淞炮台。海口以西长江沿线因无有效防守，英军飞驰入江，直抵南京。惨痛教训让道光帝意识到，长江防御只重视海口远远不够，必须做好纵深防御。(15)根据层层设伏原则，自长江入海口以西，以吴淞、福山、狼山、鹅鼻嘴、圌山关等为设伏要点。其中，鹅鼻嘴、圌山关为重中之重，因道光君臣认为，英国虽有坚船利炮，但清军岸炮亦有威力，长江江面在此二处宽仅数里，可发挥岸炮优势进行防御。(16)
作为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道光帝在江防部署中处于主导地位，正是由于他的重视，江防得以迅速启动，但他也导致了江防的困局。在得知英人退出长江口仅仅两天后，道光帝便启动江防，虽可见其积极应对战后危局的决心，却也暴露出他急于求成，低估了江防的复杂性与艰巨性。首先，道光帝从主观上认为长江天险足以抵御英军，长江失守是由于只守海口，所以，对牛鉴关于长江失守的总结，道光帝可以接受清军因只重视防守吴淞，而未重视鹅鼻嘴一带防御，致使英船闯入这样的解释，却不能接受狼山、福山等地虽有重兵拦阻，仍无力抵御英军猛炮坚船的事实，言辞峻厉地斥责牛鉴“尚䩄然出诸口耶”。(17)其次，道光帝的判断也对负责江防部署的耆英产生影响，他曾在谕旨中明确表示，“吴淞海口及福山、狼山并江阴之鹅鼻嘴、圌山关一带，层层门户，有险可凭，果能严密备防，天堑岂能飞越”，(18)流露出对长江天险的信心和层层设伏的江防部署设想。因此，尽管耆英在实地考察之后也得出长江应层层设伏的结论，但实际上是对道光帝既有江防认知的呼应。耆英的认同又进一步强化了道光帝的认知。近乎同质化的信息循环过程使得道光君臣在江防善后中过于迷信长江天险和层层设伏的作用，削弱了他们改进武器装备的动机。
二、“善后非长计”：江防建设的实施
道光二十三年初，在部署江防的同时，江苏方面开始在鹅鼻嘴、圌山关等处进行建设。至道光二十五年九月，江防工程竣工验收，此为江防建设的实施阶段。江防工程共建设炮城14座，制造战船135只。由于江督耆英需赴广东处理交涉事务，道光帝命长年在西北任职的壁昌署理两江总督。道光二十三年末，耆英短暂回任，旋又因处理外交事务再次离任，壁昌实授江督，成为江防建设阶段的主要负责人。
与江防部署时一样，在江防建设中，道光君臣亦有吸取鸦片战争教训的意识。关于炮台，道光帝注意到有“造筑未能如法”的问题；(19)关于炮台选址，壁昌指出旧有炮台建在山上，难以防御；(20)关于战船，道光帝反思失利缘由系“多半废弛，不能适用”。(21)基于这些认识，清廷在江防建设上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改进：确保炮台造筑质量，炮位由壁昌“面看试打”(22)；将原先建在山上的沿江炮台改建到山下，增强炮台对长江的有效辐射能力；多次试验、调整后确定战船船型。这些举措在道光帝看来“尚为周妥”(23)，但实际成效却乏善可陈。一是建设规模有限，绵延千里的长江下游沿线仅建设炮城14座，战船数量则不足额定数目；二是铸炮技术缺乏改进，大炮性能没有实质提升；三是炮台选址偏低，样式落后，防御能力有限；(24)四是战船与鸦片战争时相比没有明显改进，主要由设炮14尊的大船、设炮10尊的大舢板船以及设炮8尊的小舢板船构成，船只体积小、炮位少。(25)
江防工程的实际样态之所以如此，首先与财政竭蹙有关。清王朝每年税收约白银4000万两，鸦片战争前夜，财政状况已经明显恶化，仅勉强收支相抵。鸦片战争造成的财政损失约3100万两，加之户部亏空案、河工等支出，中央面临空前的财政危机，(26)清廷深知江防的必要性，只能将经费压力转嫁给地方。江防工程，无论是建筑炮堤、衙署、兵房，还是造船、筑炮，修筑城垣，添制军械，均由地方自筹经费完成。(27)但作为鸦片战争主战场之一的江苏，财政状况亦相当窘迫，鸦片战争中承担军费312万两，其中一半不得不依靠捐输、摊廉勉强筹集。(28)善后江防开支对地方而言亦是一项沉重负担。一方面，经费短缺给炮城修筑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从修筑方案看，因费用浩繁，清廷最终舍弃仅从仪征到江阴一段即需添设炮台25座、大炮358位的方案，(29)改为规模小、经费投入少的建炮堤14处、安炮473门的方案。(30)从建筑材质看，砖石质地坚实，本是铸造炮城的理想原料，但由于经费“无从筹拨”，(31)只能改为更为廉价的土堤。(32)从筑造过程看，因不少官绅虽认捐江防善后经费，却迟迟未能呈缴，(33)江防工程无法全面铺开，工期因此拖延至道光二十五年九月方基本完成。(34)财政竭蹙亦影响了清王朝的战船建造。清廷在反思战船质量低劣原因时，认为系因造价过低导致，因此，善后江防战船单价提高至原先的约4到5倍。因经费支绌，只能将江苏额设外海内河329只战哨船减为制造135只。(35)尽管清王朝为保证战船质量，提升造价，甚至在经费短缺的情况下，不惜减少战船数量，但由于“官吏侵渔，工匠草率、偷减”，战船质量并未有实质性改善，“不及十年，皆为竹头、木屑”。(36)
其次，江防的实际样态亦与主持江防工程的壁昌有关。壁昌久在西北任职，并不熟悉东南情形，更没有亲历鸦片战争一线。他进行江防的思想资源主要依赖此前在西北的军事经验，对中英之间武器装备的差距没有切身感受。壁昌对长江的地理优势抱有不切实际的信心，认为长江是“天堑”，(37)缺乏对江防艰巨性的清醒认识。同时，壁昌也对清军武器装备落后缺乏警觉。在战船问题上，他并不认为清军战船过小、过弱，不敌英国舰船，而是认为由于清军“闻声先溃”，才使得英国有机可乘，所以坚持水师战船体积小并不是缺陷，并称用小舟攻大船，“古人水战行之屡有明效”。(38)在大炮问题上，壁昌没有见识过英国火炮的威力，所以自认为新铸炮位“尚堪应用”；(39)在炮台选址时，没有注意到英国战船“经常利用臼炮曲射放炮”的特点，(40)仅考虑迎面平击，(41)导致选址并不合适。江苏巡抚李星沅在鸦片战争期间担任江苏布政使，基于亲历战争的体会，他对壁昌在江防上的做法不以为然，认为壁昌“太无学识，善后非长计，炮台安炮亦笨”。(42)
第三，江防建设暴露出清王朝决策过程的弊端。一方面，在皇权专制之下，道光帝个人的想法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江防建设的走向。道光帝没有亲眼目睹中英之间军事上的强烈对比，难以接受清军不敌英军的事实，他对江防建设的决策主要基于自身固有认知。李星沅所论壁昌的“善后非长计”，同样适用于道光帝。当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介绍西洋先进的制火药法、铸炮弹法时，道光帝反而从质量的角度，认为英军炸炮多有不能炸击者，(43)没有产生学习西方的意识。在战船样式上，最后修造的江防船只与鸦片战争前并无明显差别，亦与道光帝依据自身固有认知，选择性相信有关。当闽浙总督邓廷桢早已指出清军战船“其病不尽在偷工减料”，“船炮之力实不相敌也”，(44)监生方熊飞则言，清军战船本足以御敌，只因造价过低，“监造者不肯赔累，板薄钉稀”，(45)才导致失败时，道光帝选择了相信后者，将方熊飞对战船废弛的分析下达臣僚。(46)当钦差兵部尚书祁寯藻陈言水师最大之船，“面宽仅二丈余，安炮不过十门”，“用之于缉捕则有余，用之于攻夷则不足”，(47)而直隶总督讷尔经额认为水上决胜的“机谋”是“以小制大”时，(48)道光帝选择了相信后者，(49)却未考量英国舰船“浪涌如山，束薪灌脂之小舟，岂能拢近”？(50)道光帝很难被亲历战争的邓廷桢、祁寯藻的奏疏触动，却很容易与同样未曾亲历战争的方熊飞、讷尔经额产生共鸣，正反映了个人经历、认知背景对于信息选择的潜在影响。由于道光帝在信息筛选中的选择性相信，导致他夸大了战船质量低劣对水战失利的影响，轻信了以小制大的纸上谈兵之论，江防船只与鸦片战争时期相比没有实质性改进也就在意料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道光帝的“选择性相信”造成其决策不尽科学合理，外在的刺激和异质信息的输入本有助于他改变认知，改进决策，然而皇权专制体制下，道光帝的态度影响了异质信息的传递强度。如耆英曾详细介绍英国船只的构造，流露出向西方学习的倾向，但道光帝对此仅是朱批“可恶之至”，(51)并未表示出学习西方战船的强烈意愿。面对道光帝的如此态度，耆英便不再坚持。又如，在江防、海防善后开启之际，浙江巡抚刘韵珂指出，鸦片战争前，众人皆认为招宝、金鸡炮台已固若金汤，不料开战后竟鲜裨益。他坦陈，即使如今前往阅看，仍觉得炮台“尽当冲要”，英人本应“无隙可乘”。刘韵珂小心翼翼地上疏提醒道光帝，现有炮台即便做到极致，在英军面前或也不堪一击，如何御敌仍是一个未解的难题。面对这一此前未曾注意的信息，道光帝本应加以警觉，但他却只是措辞严厉地训斥，“尚未醒悟耶”！(52)至于尚未醒悟的是什么，他并未明言，恐怕自己亦无清晰认知。道光帝在处理与其想法不同的异质信息时缺乏开放包容的态度，不免使官员噤若寒蝉，造成了异质信息的流失，潜在影响了其决策的正确性。
另一方面，地方官员传递信息时依据自身目的的选择性上报，进一步使江防决策结果出现偏差。这集中表现在财政压力下，地方官员对于节省经费的偏向。在炮台材质选择上，由于经费短缺，无法全用砖石垒砌，壁昌便以“柔能克刚”为由，向道光帝极力推崇“筑堤以土”“铺底以石”的方案，表示“于节省经费之中，仍可期经久”。(53)在战船营造上，最终制造的江防战船数量不足原先定额一半，亦是地方官员在经费压力下说服道光帝的结果。清廷在战后决定提高造船单价即按照市价造船，耆英回任江督时意识到经费支绌，若照市价制造额定数量的战船，地方财政难以负担，遂决定减少战船数量。可以想见，清军水上力量本就薄弱，战船减少势必成为江防中的漏洞。耆英也预料到道光帝会有此顾虑，为了说服道光帝，他利用道光帝的陆基防御观念，提出“陆不能守，战船尽废”，暗示应优先保证陆上防御，不能在战船上过分投入。又对比称，若照原先低价造补船只，只是有名无实，不如用市价造补，“少而坚固”。(54)耆英的一番说辞纾解了道光帝对于战船减少的担忧，使得道光帝同意了其减造战船的方案。
在江防建设阶段，炮台、战船按照道光帝意旨进行建造，后人所见的江防漏洞是道光帝不会注意到的认知盲区，官员在信息传递中的迎合进一步固化了道光帝的认知，让其产生江防稳固的错觉。
三、“藉以交卷”：钦差查阅江防及其余续
至道光二十五年九月，除道光帝命再加强吴淞口设防外，江防工程已基本完成，并经过壁昌查验。长达三年之久的江防善后似乎可以划上句号，但道光帝深感江防事关重大，并不满足于仅来自江防主持者壁昌的查验结果，遂于道光二十六年正月，派军机大臣赛尚阿、刑部侍郎周祖培查勘江防善后事宜。(55)道光帝希望钦差能认真查阅，确保江防“足资抵御”。(56)二人也按照道光帝的期待，就查阅中发现的问题主要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将五龙山砖块包裹炮墩改用土筑，以统一江防炮台形制；二是炮台兵丁每季度操演，以保持战斗力；三是炮墩添加土档、土墩等增强防御(57)；四是加强闵行镇、泖湖设防。(58)
尽管道光帝对钦差勖勉有加，然而钦差的建议仅为小修小补，并不足以让江防“足资抵御”。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就能力而言，周祖培系文官出身，缺少军事经验。赛尚阿虽在鸦片战争期间赴天津查办海防，但并未直接与英军交战，所筑造的天津海口炮台亦未经战争考验，他对英军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的了解有限，也没有真正认识到清廷设防的不足。他依据天津海口经验提出的安设土墩、土档等，虽对炮台防御能力有所提升，但无法根本改变江防炮台落后的事实。另一方面，查阅江防后提出建议，是朝廷对钦差外出后奏报的程式化要求。但江防工程在道光帝的指示下完成，也已经过两江总督查验，并得到道光帝“办理尚为周妥”的肯定。(59)在这样的背景下，钦差在提出江防建议时，自然有迎合圣意、维系官场人情的考量。在《统观江南全局密陈设防管见折》中，他们认为鸦片战争中英船之所以闯入长江，“非长江之险不足恃也，无备故耳”。长江既有天险，又经过“皇上严饬督臣筹办江防事宜告成”，英人“似不敢再行窥犯矣”。(60)这样的观点实则迎合了道光帝对长江失守缘由的认识，以及其对江防“办理尚为周妥”的肯定。故而，钦差虽在奏疏中对江防提出建议，但江苏巡抚李星沅就指出这仅是他们为完成任务“藉以交卷”的表现(61)，可谓一针见血。
钦差因认知局限与复杂权衡，所奏报的江防信息实则并不完备，但道光帝对此并未觉察。从道光帝的视角看，江防在他的指示下，由耆英部署、壁昌主持建设，如今，朝廷派出大员查验，所得出的结论也是江防总体稳固。这些信息让郁结已久的道光帝心情舒畅许多，认为鹅鼻嘴等处“均已严密设防，自可有备无患”。(62)同时，时间的流逝并没有冲淡和不可恃的紧迫感，道光帝十分重视钦差提供的改进信息，希望能一鼓作气，使江防全局万无一失。四点主要建议中的前三点很快落实。第四点针对闵行镇炮少力单的问题，道光帝指示两江总督壁昌、江苏巡抚李星沅按照钦差建议增强设防，工程不久竣工。泖湖设防成为江防改进工程的重点，陆续进行了一年有余的完善。
道光帝对泖湖设防的重视基于钦差提供的信息。他们奏报称，省城苏州以松江为门户，由于上海开埠，松江设防压力增大，因此需要加强松江附近泖湖设防。更值得警惕的是，鸦片战争期间，英人曾用火轮船前往泖湖探水，“旋因路径不熟而退”，可见“泖湖之路该夷留心久矣”。(63)道光帝据此认为泖湖是长江设防的软肋，加强泖湖防御“最为紧要”。(64)道光帝依据钦差提供的信息进行决策，然而这一信息却存在重大问题。据道光二十一年时任江苏布政使李星沅日记记载，英船“甫入泖湖，旋即驶去”。对英船退出泖湖的原因，其时并无准确看法，或认为是“似畏阁浅”。(65)实际上，英军之所以放弃由泖湖进攻，并非因路径不熟，而是因为泖湖湖群水道浅狭，英军吃水最浅的汽船也无法通过。(66)但钦差上奏时并未提及英船搁浅的可能性。究竟是钦差在了解泖湖情形时，自己选择了“不熟悉泖湖而退出”这种解释，还是他们只获取到了此单一信息，囿于史料，还不得而知。但从中可以看出，从原始信息到钦差加工的信息，再到道光帝获取的信息，信息在向上传递的过程中出现了至关重要的流失和扭曲。道光帝作为最高统治者，虽掌握着对信息使用的最终决策权，但信息传递过程中的流失与错误，无疑给其决策造成了负面影响。
实际上，本可纠偏的正确信息亦曾出现，但却遭到阻滞，未能向上传达。在接到道光帝加强泖湖设防的上谕后，江苏巡抚李星沅委派身历鸦片战争的龚润森具体负责此事。龚润森禀告李星沅，他判断泖湖不会成为英军再次进攻的要地，因为“泖湖水宽而浅，即粮船所行止三尺余水，夷船吃深丈余，恐未必冒险乘小舟至苏河也”。然而，李星沅却未听取龚润森的看法，反劝其做好泖湖设防，“有备无患”。(67)李星沅之所以抱如此态度，一方面是因为他对于泖湖情形模棱两可。如前所述，李星沅对英船退出泖湖的情况有一定了解，他模糊地意识到英船退出可能是由于搁浅，又担心英人熟悉路径后“内犯不可制矣”，(68)但却没有考虑探究英船吃水深度。所以五年后，李星沅对于泖湖设防的必要性仍是持谨慎和主观臆断的心态。事实上，关于英国船只吃水深度，清廷并非一无所知，耆英就曾上奏介绍英国火轮船吃水丈余，(69)与龚润森对英船吃水深度的描述一致。这表明清廷可以获知关于英船吃水深度的正确信息，但对信息的处理、整合、传播不足，未使得该信息成为朝廷上下共享的军事知识，造成了泖湖设防的徒劳无功。另一方面，值得深思的是，“有备无患”的说辞也揭示李星沅明知泖湖设防不一定必要，但却不愿验证龚润森的观点是否正确。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官僚需要考虑的不仅是信息内容本身，更需要考虑信息传递行为所带来的影响。由于顾虑可能承担的负面后果，李星沅选择劝龚润森做好泖湖防御便在情理之中。他曾评论钦差关于加强长江设防的建议是“藉以交卷”，而此时负责泖湖设防的他何尝不是抱着“藉以交卷”的心态？相比于筹防是否得法，他更关心的是是否符合圣意。在得知有关泖湖设防的夹片被留中，交军机大臣密议后，他在日记中不无得意地写道，泖湖设防“似尚合圣意”。(70)“似尚合圣意”反映了李星沅在上传信息时的真正关切所在。
作为江防的最后环节，道光帝对泖湖设防颇费思量。他叮嘱壁昌、李星沅等办理设防时要“不动声色”，“断不可稍涉张皇”，尽力避免让英国发现正在进行的防御工程，同时不厌其烦地训诫地方官员，“痛定思痛，断不可存目前苟安之见”，(71)“事关扼要，防守必应筹画精详”。(72)可见其对泖湖设防的重视和对英国再次入侵的警惕。然而除了一再向地方官员施压、警示，道光帝很难提出可以应对近代战争的有效指示。道光帝却认为，通过这些方式可以达到确保泖湖设防效力的目的。道光二十七年十月，泖湖设防完成，道光帝表示满意。可实际上，一年多的泖湖设防无外乎移驻员弁、埋伏伏兵，并准备碎石、木簰等来拦阻可能闯入的英船。(73)其根本问题在于缘木求鱼，泖湖并不会成为英军进攻的路径。
从道光二十二年九月道光帝谕令启动江防善后，到道光二十七年十月泖湖设防完成，清廷用五年时间完成江防工程。此后亦未敢放松，由两江总督等定期查阅上报。对道光帝而言，他自觉已经做了可以想到的一切努力以使江防有备无患。但江防真的坚实可靠吗？道光三十年，因英人意欲租赁福州神光寺一事引发中英交涉冲突。当交涉可能破裂，战争一触即发时，地方官员对于长江防御却没有信心。处于交涉前线的闽浙总督刘韵珂、福建巡抚徐继畬力图避免对英强硬，江防的不可恃是他们担忧的理由，二人直言，尽管善后炮台工程已大修，但“谓长江有炮台可恃，夷船不能阑入，臣等窃不以为然”。(74)肩负江防责任的两江总督陆建瀛更是忧心忡忡。鹅鼻嘴水面狭窄，被道光帝、耆英、壁昌等视作长江天险、江防要地，但在陆建瀛看来，鹅鼻嘴在春夏之际，江面宽达十里，而炮力仅只三里。(75)江防炮台甚至连鹅鼻嘴都难以守卫。若鹅鼻嘴失守，紧随其后的便是南京危在旦夕，鸦片战争悲剧将会重演。危机面前，道光末年苦心经营的江防并不能给清廷以应对外侮的信心。道光帝进行了江防善后，却没有想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并未以长江为目标，而是径直北上天津。江防未能在抵御英法联军侵略中起到实际作用。
四、余论
鸦片战争创巨痛深，清廷并非无所作为，苦心经营的江防善后便是道光朝对于战争危机的一种回应。然而，这段历史却长期以来不被注意。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无论是盛极一时的“冲击—回应”模式还是后来“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范式转移，其基本参照系均基于西方近代的发展理路，在这样的研究视野下，学者更为关注的是晚近中国符合西方认知的近代转型，将应对西方挑战与西化画上了等号。而像江防善后这样从中国传统政治、传统思维、历史经验中寻求回应的努力往往被排除在研究框架外，未能全面呈现近代中国寻求强国御侮之道的内在发展路径。如果说鸦片战争后，清廷未能觉察危机是一种历史的遗憾，那么当从尘封的历史中重现道光君臣积极备战、进行江防的图景时，更会发现一种历史的悲剧。它提醒今人思考，为什么清王朝意识到了来自西方的威胁，也曾想方设法竭力应对，却依然未能走出困境？
信息收集与国家治理是中国古代王朝面对的重要问题。历代统治者一直致力于减少信息壅蔽，疏通信息渠道，以便更为合理地利用信息进行决策。清代皇权专制登峰造极，也考验着皇帝的信息收集、处理能力，特别是如何对待与自身认知不吻合的异质信息。从认知特点来讲，人们更倾向于认同与自身既有认知一致的信息，不易接受异质信息，导致自己桎梏于信息茧房之中，陷入某种认知“死角”。这是常人处理信息时难以避免的思维惯性，本无可厚非。但皇权专制体制下，信息茧房效应被明显放大。一方面，道光帝有意无意地寻找、关注和他想法类似的观点，以印证、巩固他的想法，另一方面，臣子的荣辱系于皇帝一身，官僚集团在信息传递时又以揣摩圣意为旨归。在江防善后中，官员会积极上达与道光帝想法一致的信息，导致符合道光帝认知的信息形成集聚效应，进一步固化其既有认知，比如认为长江有天险可守，鸦片战争中长江失守主要是因未能做好准备等。而与道光帝认知不一致的异质信息，臣子在上达前便会进行自我审查，或是选择保持缄默，或是采用委婉方式进言，或是在遇到皇帝的批评哪怕冷淡反应后遇挫即退，自觉地画地为牢，导致异质信息的传递强度被弱化。专制主义下信息传递与决策的制度设计以维护皇权为旨归，同质信息的扩散与异质信息的阻滞导致决策容易产生路径依赖。这是清王朝在面对近代冲击时，虽看到危机却仍裹足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经费竭蹙也成为江防运作过程中绕不开的问题。当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清王朝遇到近代外敌挑战时，却没有近代经济、工业体系做支撑进行国防建设。在上下交困、经费支绌的情况下，无论是道光帝还是耆英、壁昌等人，都希望用最小成本完成炮台、战船建设。
总之，由于道光帝自身认知的局限，再加上地方官员出于职责考量的盘算，在信息传递中进一步掩饰了江防潜在的困境，削弱了变革的可能性。深处危机的清王朝遂在混沌与茫然中步入近代。
注释：
①张海鹏：《2000年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动态概述》，《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1期。
②季云飞：《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防务善后”述论》，《军事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王宏斌：《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贾小叶：《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关于善后防务的认识、讨论与决策——兼论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化未能起步的原因》，《人文杂志》2007年第4期；杨松：《晚清江苏海防炮台建设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③(日)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之研究(资料篇)》，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9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217页。
④《浙江提督李廷钰奏陈应办善后事宜并改造各项战船等情片》，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八日(朱批日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8页。
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48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9页。
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51册，第244页。
⑦崔岷：《倚重与警惕：1843年的团练“防夷”之议与清廷决策》，《史学月刊》2018年第11期。
⑧(清)文庆等：《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5册卷64，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544页。
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47册，第287页。
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47册，第304页。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47册，第287页。
(12)《两江总督耆英奏报查明上海宝山及吴淞口战后大略情形折》，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两江总督耆英等奏报查明长江大略情形并设法筹防折》，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626-628、721-723页。
(13)《两江总督耆英奏为酌度英情及计划长江防务折》，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683页。
(14)《署理两江总督壁昌奏报长江南北两岸营分官兵筹计后路接应章程折》，道光二十四年六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481页。
(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47册，第367页。
(16)《两江总督耆英等奏报查明长江大略情形并设法筹防折》，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721-722页。
(17)《两江总督牛鉴奏为防堵无能疏忽长江自请从重治罪折》，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186页。
(1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47册，第367页。
(1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47册，第529页。
(20)《署两江总督壁昌奏为勘明鹅鼻嘴圌山关及北固山形势择要防守折》，道光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52页。
(21)《着靖逆将军奕山等制造战船并饬李致和马永炽来京听用事上谕》，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98页。
(22)《署两江总督壁昌奏为勘明鹅鼻嘴圌山关及北固山形势择要防守折》，道光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52页。
(2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50册，第457页。
(24)刘鸿亮、刘怡萍：《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江海“炮台”技术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2017年第3期。
(25)《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奏报查勘顺江洲等炮堤炮位及新造战船情形折》，道光二十六年四月初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657页。
(26)任智勇：《1850年前后清政府的财政困局与应对》，《历史研究》2019年第2期。
(2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奏请奖励劝捐出力人员事，道光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档号：03-2753-031。
(28)茅海建：《鸦片战争清朝军费考》，《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6期。
(29)《两江总督耆英奏陈造炮设守并团练等事折》，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57页。
(3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奏报江苏官绅捐输炮堤及铸炮经费请给予奖叙事，道光二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档号：04-01-35-0677-094。
(31)《两江总督耆英奏报江苏善后及捕盗情形片》，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393页。
(3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奏为勘定沿江安设炮墩处所并验收鹅鼻嘴炮墩工程遵旨会筹妥议事，道光二十四年六月初八日，档号：04-01-20-0015-053。
(3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奏报江苏官绅捐输炮堤及铸炮经费请给予奖叙事，道光二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档号：04-01-35-0677-094。
(3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奏为查验江防各工全竣并校阅沿江各镇官兵分别劝惩事，道光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档号：03-3046-037。
(35)《两江总督耆英奏报江苏善后及捕盗情形片》，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十二日，《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奏报查勘顺江洲等炮堤炮位及新造战船情形折》，道光二十六年四月初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393、657页。
(36)(清)夏燮：《粤氛纪事》，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6页。
(3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奏为勘定沿江安设炮墩处所并验收鹅鼻嘴炮墩工程遵旨会筹妥议事，道光二十四年六月初八日，档号：04-01-20-0015-053。
(3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奏为试造阔头舢板船只工竣验明驾驶坚利请饬续造事，道光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档号：04-01-36-0070-046。
(39)《署两江总督壁昌奏为勘明鹅鼻嘴圌山关及北固山形势择要防守折》，道光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52页。
(40)刘鸿亮、刘怡萍：《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江海“炮台”技术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2017年第3期。
(41)《署两江总督壁昌奏为勘明鹅鼻嘴圌山关及北固山形势择要防守折》，道光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51页。
(42)袁英光、童浩整理：《李星沅日记》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38页。
(43)(清)文庆等：《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8，第5册第2701页。
(44)《闽浙总督邓廷桢奏陈英船炮坚利未可海上争胜宜先固口岸片》，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265页。
(45)(清)方熊飞：《请造战船疏》，(清)魏源：《海国图志》第4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995页。
(46)《靖逆将军奕山等奏报现筹造战船情形并将式样绘图贴说进呈折》，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286页。
(47)《钦差兵部尚书祁寯藻等奏请筹议海防并拣选水师将领折》，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196页。
(48)《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奏为筹议天津各海口善后章程折》，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446页。
(4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47册，第397页。
(50)(清)黄恩彤：《抚夷论》，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五)，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21年版，第435页。
(51)《钦差大臣耆英奏报英船丈尺构造及兵丁接仗情形片》，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163页。
(52)(清)文庆等：《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5册卷65，第2555页。
(5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奏报江苏官绅捐输炮堤及铸炮经费请给予奖叙事，道光二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档号：04-01-35-0677-094。
(54)《两江总督耆英奏报江苏善后及捕盗情形片》，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393页。
(5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51册，第24页。
(5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51册，第108页。
(57)《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奏报查勘江防各工完竣情形并筹议训练考核章程折》，道光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663-664页。
(58)《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奏为统观江南全局密陈设防管见折》，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初四日(朱批日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679-680页。
(5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50册，第457页。
(60)《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奏为统观江南全局密陈设防管见折》，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初四日(朱批日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679页。
(61)袁英光、童浩整理：《李星沅日记》下册，第665页。
(6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51册，第177页。
(63)《钦差大臣赛尚阿等奏为统观江南全局密陈设防管见折》，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初四日(朱批日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680页。
(6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51册，第177页。
(65)袁英光、童浩整理：《李星沅日记》上册，第410页。
(66)王涛：《天险变通途：鸦片战争时期英军在中国沿海的水文调查》，《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4期。
(67)袁英光、童浩整理：《李星沅日记》下册，第660页。
(68)袁英光、童浩整理：《李星沅日记》上册，第410页。
(69)《钦差大臣耆英奏报英船丈尺构造及兵丁接仗情形片》，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162页。
(70)袁英光、童浩整理：《李星沅日记》下册，第670页。
(7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51册，第178页。
(7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52册，第126-127页。
(7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52册，第375-377页。
(74)《闽浙总督刘韵珂等奏陈妥筹防英之策应以镇静为主以张皇为戒折》，道光三十年八月二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025页。
(75)《两江总督陆建瀛奏陈江苏海口防务情形折》，道光三十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10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