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五四运动与中国革命史叙事之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5 次 更新时间:2022-09-29 09:2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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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  

   内容提要: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加速了1920年代之后社会的变革烈度。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解释体系中,五四运动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界标,属于中共革命叙事的逻辑起点。20世纪中国革命运动和社会变迁的过程,时常折射着“五四前奏”、“五四精神”、“五四余波”乃至“后五四时代”变动带来的延续性作用,五四运动逐步被强化为一个与革命意涵同构同生的符号与象征。五四运动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思想、文化、社会和政治话语共济相成的动态综合体。事实上,理解中国革命的形成与演变,离不开对于五四的阐释与建构。

   关 键 词:五四运动  思想文化  革命叙事  意识形态

  

  

   思想文化革命和社会力量的兴起所涉及的深层次内涵是权力组合方式的转变,从晚清至五四运动前后,国权下移和民权张扬这种现实对比促进了现代国家建构理念的再次跃升。科举制度瓦解之后,士人身份评价机制走向多元化,同时各类社会团体所蕴涵的能量不断加大,在民族主义和救亡启蒙思想的多元张力中,孕育出革命文化的种子,涌现出各类社会改造运动,重组着帝制向民国转型之后的政治秩序。五四运动的爆发,是中国革命史历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中共革命史叙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即就是五四运动。因此,在政治言说与学术话语之间,五四运动具有显著的交叉特质。

  

   五四运动常与新文化运动并称,事实上这两个事件不仅在起源上颇具一致性,其影响也在20世纪的历史发展中走向合流。在中共革命史范畴内,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酝酿,其分界线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学术界基于各种讨论立场和客观事实,对于五四运动的性质多有争论,但有一个相对的共识:五四运动是一场思想文化革命。这一论断在周策纵、佛郎克、施瓦支等人的研究中不断被强化和扩充。五四运动其烈度、深度和广度不同以往,对民国知识阶层的思想和文化观念产生了显著的形塑与影响。新式知识精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五四运动的名称也直接来自于参与五四的罗家伦等人。中国革命的走向和民众的选择,在“后五四时代”逐步实现。事实上,中国革命史叙事的形成与演变,与五四运动之间亦呈现着显著的源流关系。

  

   一、五四运动与概念演进

  

   五四运动史是中共革命史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孜孜追求的研究课题,并一度以“专史”的面孔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与“党史”、“革命史”的建构隐为一体,浓厚的阶级话语和意识形态占据了阐释层面的主导性。立足于社会转型的叙事框架内,五四运动被视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全面启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从而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这样的论说,在1949年之后历史学者的各类论著和不同层级的教科书中多有呈现,是五四运动的主流叙事。

  

   革命叙事源于对事件的表述、重构与再造。李大钊曾如此评述五四运动:“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①。作为一个事件的五四运动,已经超越了原本的界限而形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意义集合体。以新中国的历史学发展为坐标,革命史范式长时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唯一范式,主导着史学研究的方向。进而,五四运动的义理化诠释也是在革命史的框架不断完成与扩充的。1954年,孙伏园在《回忆五四当年》指出: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一年比一年更趋明显;五四运动的具体印象,却一年比一年更趋淡忘了。改革开放初期,胡绳出版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在马克思主义和革命史观的指导下,对于包括五四在内的重大历史事件阐释作出了系统的论证。1980年代之后,学术研究的深化和各类新范式的涌现,如现代化范式、社会史范式、文化史范式、区域史范式、国家一社会范式等,包括对五四运动性质的争论和反抗行为本身的再界定,亦派生和扩展出诸如五四精神、五四学、大五四、小五四、后五四时代、五四青年、五四党人、五四时期、地方五四史等概念/说法,在微观界定层面还存在着范围上的“狭义与广义”之分。改革开放之风带来了学术的春天,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单调局面,深刻影响了研究的取向。新范式导向下的新解释,并非是对革命史范式的消解,而更多是对一元化阐释的有机延展。学术路径的多元性充分说明了五四运动研究的多向可能,五四运动阐释在话语体系的演进中呈现出强烈的时代特色和政治特质。颇为有趣的是,五四运动的学术诠释与内涵界定,无论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文化运动”、“思想革命”、“社会改造运动”、“反启蒙运动”、“反传统运动”,还是单纯政治史视野下的“爱国政治运动”、“群众反抗运动”,都可以在各自的范畴内说得通,呈现出政党五四、学术五四和五四本身的多维景观,这种现象更多折射出五四运动本身的复杂性和五四之后社会各界记忆的不一致。

  

   以渊源而论,清末民初思想界和社会形态近乎革命性的剧烈变化,进一步促进了文化与政治的转型,成为五四爆发的前奏。爱国救亡、民主科学、文化启蒙三个关键词成为“五四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德先生”、“赛先生”和“莫小姐”等简约表述也构成了五四精神的基本话语。从社会抗议的直接出发点来说,乃是社会各界不满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和日本对华的侵略,即“里应外合的日祸、卖国的秘密外交”,举起反帝与爱国大旗,主要是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面孔呈现的。而五四运动的影响,却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政治层面,而是形成了一个涉及思想文化、社会组织和知识变奏的多面体。在反传统思维和启蒙主义的导向下,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和旧礼教,客观上促进了社会革命的演进历程。政党因各自理论源泉的不同,对于五四运动也有不同的阐释,在野的共产党倾向于从社会运动的角度来定义五四运动,而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更愿意从思想(文化)运动的角度来定义五四运动,一度宣传为“从西方文艺复兴到东方文艺复兴”②,这是明显的思想文化史路径。与此对应的是,1939年陕甘宁边区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将5月4日设定为中国青年节。1941年5月3日,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青年哟,人类的春天》一文,颇含革命年代的浪漫主义基调:我们把“五四”定为青年节的意义,也就是这种意识觉醒的明白表示了。我们希望:“五四”运动时所表现的那种磅礴的青年精神要永远保持下去,而今后无数代的青年都要保持着五四运动的朝气向前跃进。继承五四,推进五四,超过五四。使青年永远文化化,使文化永远青年化。倾向中共一方知识分子的五四叙述,进一步加强了“五四价值”的意识形态特质。

  

   毛泽东认识到,五四运动时期虽然中国共产党尚未正式成立,“但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③,马克思主义在1919之后也出现了传播广泛的局面,产生了“资本主义已成强弩之末,社会主义之实行,不过方法问题与时间问题”④的初步趋向。在中共革命史的解释体系中,民主主义革命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分水岭就在于五四运动,并成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强调无产阶级作为独立政治力量出现的重要意义。在延安时代,毛泽东的《五四运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青年运动的方向》等文章初步确立了五四评价的政治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层面的历次纪念活动与社会各界不同程度的研究行为,加强了五四运动的事实阐释,五四其意义与价值已经远超于一般的事件史,俨然为一个中国近代史上的符号与界标,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趋向。1967年,《人民日报》社论指出:“我国现代史上的文化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发展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相结合,这是客观的规律”⑤,中共高层将五四运动同正在发展的文化大革命贯通起来,革命的意义在历史延续中新旧演替。因此,“自五四运动以来”成为一个固定的叙述模式,借此描绘个人的成长,揭示社会之变迁,似乎都离不开这样的开篇。⑥在政治史层面,五四运动这种“典型化”解释,确实具有某种“单调”色彩。诸多概念的产生、谱系的重构和话语的移易,呈现出五四运动本身的复杂性,也和相对“单调”的五四政治化解释产生了一些龃龉。

  

   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来说,政治话语主导着历史事件的意义诠释。意识形态与五四运动解释之间,从民国时期已然不可割离,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曾对此颇有不满。关于五四的研究,胡适晚年就曾说:“此间人家写的五四运动的文章,我连看都不要看。他们只有党派的立场,决没有客观的判断”⑦。国民党对于革命史的建构、三民主义的实现,在叙事模式上从“政治抗议”和“社会参与”的角度,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也是充满政治色彩的,并把青年学生的一系列行为与三民主义理论刻意挂钩,“五四运动,是中山先生集了大成,竖起主义,学生起来,发动了一个崭新的划时代的文化运动”⑧,进一步导引和塑造五四运动解释走向国民革命的路线,相对漠视了五四爆发的偶然性。1928年葛武棨的《五四运动与中国国民革命之关系》、1929年印维廉的《中国革命史》和1943年国民党福建省军队联合特别党部编写的《五月的革命运动》(“宣训丛书”第一种),基本皆秉持类似论说。中国共产党五四叙事所呈现出的意识形态特征,也是历史上形成的。1926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五月各纪念之宣传工作》的通告,视五四为“红色五月,帝国主义者所提心吊胆的五月快到了”,“我们不放过一点宣传的机会,同时也不简单的妄动”。1937年,张闻天撰写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将五四运动定性为“工商学联合的广大群众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的群众革命”。处于“在野党”之际,中共鼓励学生运动和游行抗争,弘扬五四带来的精神力量,并试图将之扩展化和实践化,特别是1945-1949年国统区民众运动的勃兴,五四代表的政治反抗和运动机制,都是“第二条战线”运作的应有之义。因此,立足于政治立场和五四价值界定层面,意识形态的介入是“革命之所以成功和革命运动如何解释”的必然选择。

  

   五四运动之后,在革命文化的催引下,形成了一个渊源有自的现象群,事件意义不断泛化。新式文化活动和社会运动的五四化,演变为一个日常生活话语。1919年之后,被五四青年学生认可的新式服饰如旗袍、白衫黑裙,也一度被称之为“五四装”。恽代英在《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一文中指出:自从五四运动以来八个字,久已成了青年人作文章时滥俗的格调了。然而这总表明一般青年崇拜五四运动的心理。这些人崇拜五四运动,正如前十余年的人,崇拜三代之治、先王之道一样。可见,五四运动造就了一种带有潮流性的政论话语。从历史学关注的领域来说,五四运动客观上促成了“学潮史”研究对象和学人群体的扩展。仅以五四运动后十年为例:1922年,五四运动的余波尚未完全褪去,顾倬出版了《学潮研究》一书,考察了学潮发生的来龙去脉与社会环境;1925年12月,常道直、余家菊合写了一本书,名为《学校风潮的研究》,由教育杂志社编纂于商务印书馆出版,乃是最早关于“学潮”的著作之一,对1924年校园发生学潮的12种成因、地域分布与社会反响现状做出了初步分析,并自觉运用了社会科学的方法,颇有创见;1927年,世界书局出版了查良鉴《中国学生运动小史》一书,此书对于中国历史上学生运动、参与政治状况及1927年之前的学潮成因做出了梳理,是中国较早关于学生运动的通史型著作。这些关注学生运动现象的论说,很难说与五四期间浩荡的学生抗议没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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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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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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