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志钦 赖雪仪:西欧国家政党政治的多重两难困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4 次 更新时间:2019-05-27 22:39

进入专题: 政党政治   政治功能   西欧政党  

史志钦   赖雪仪  

内容提要:近年来,西欧政党政治乱象丛生的根本问题就是欧洲传统政党政治陷入多个两难困境。无论是传统左翼社会党,还是右翼保守党,政党经历长时期生存危机后,在找寻出路的诸多尝试中越来越举步维艰。首先,许多政党为了延续生命,追求吸引新支持者以最大化选票的同时却丧失了原来的身份及传统支持者;其次,由于大众媒体与自媒体的发展,原本依靠议题设置来争取民众支持的政党转而求助于舞台式的表演风格来讨好选民,政党丧失议题设置功能,不只是放弃了竞选过程的手段,更是放弃了其作为代议政制中一个重要角色的责任;再次,西欧政府在经济上面对国内外的压力及责任,而对经济发展的支配能力又被全球化、欧盟一体化所削弱,在如何回应选民的短期利益诉求与维持国家的长期利益与良好对外关系的责任之间存在着两难。除此之外,政党实现政治的社会化以及为国家挑选及培训领导人的功能也明显在政党追求扩大选票过程中被削弱了。

关 键 词:政党政治  政治功能  西欧政党  政党身份认同


民主制度、政党政治都起源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但近年来欧洲,尤其是西欧政治中问题丛生——主流政党执政地位被取代,政治碎片化现象突出,民粹主义政党崛起,反建制、反精英的社会运动涌现,极端政治势力崛起……政治及社会的两极分化不断加剧。例如,2014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反欧盟政党赢得了前所未有的高票及议席;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成功;2017年荷兰大选、法国总统选战中极端右翼参选人选情一度领先,等等。本文要探究的是这些乱象背后的根本问题:欧洲传统政党政治陷入多个两难困境的成因及其发展前景。

作为现代政治中最活跃的行为体,政党不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更在现代代议制民主中扮演着不可取代的基础性角色。在过去数百年的政党政治发展中,尤其在西方民主制度政治中,政党更承担了教育和领导民众参与政治的社会功能。但是,在二战后的几十年中,各国政党为扩大票源以赢得权力,开始淡化原有的意识形态、倾向及身份。加之受内外因素的影响,选民的要求日益分散,社会出现碎片化。政党以追求选票为根本,受制于选举本身和民意走向,在不断改变中陷入迷失。另一方面,选民也从忠诚于一党,到对支持的政党失望,再到迷失在雷同的竞选口号中。

近年来,西欧多国政党政治的情况正是这种迷失的典型,传统政党和政党制度受到挑战,甚至发展为对西方民主制度和发展模式的批判。这种情况的根源是政党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如何革新以吸引新选票而又不失去忠实支持者?如何在选举中给予选民一些短视性渴求的承诺,但胜出后又不能成为不负责任的政府?如何在欧盟体制内特有的多层次治理中满足本国选民的更多需求?西欧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传统政党政治的典型,本文主要集中研究近年来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主的政党所面临的挑战与转型。中东欧国家(主要指2004年欧盟东扩之后加入的中东欧新成员国)则不包括在讨论之列。


一、欧洲政党政治研究的最新发展及关注点


学界普遍的认同是,政党作为现代政治的一个行为体最早出现于17世纪工业革命发生后的英国。而比较有系统的政党研究,则是在19世纪初出现的。到20世纪初,政党成为政治学及公共管理学研究的核心对象之一,而此类学术研究的首个高峰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并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这期间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欧美国家代议民主制中的政党,政治理论的研究更将政党放在民主理论的中心位置。这一时期的不少研究成果,时至今日仍然被视为政党研究中的经典。

法国政治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对政党体系进行的科学化研究被广泛讨论及引用。他提出以党员的成分及概念进行政党分类,提出精英党或干部党是由议会中的权贵松散地组成的利益共同联盟,这种政党是因为一些重大政治原则分歧而由政府内部的政治派别组合形成的,与普通大众的关系疏离,也不重视党员概念。相反,发展到现代选举制度确立后,群众党成为主流。为了赢得选举,群众党有目的地扩大党员数量,目标会员是身份或政治理念上类同的民众,以形成明确的党内认同。①群众党有明确的党章、党纲以及完善的党内组织结构,善于动员选民、组织竞选。群众党是在不同类型的政党之中,与社会民众的关系最为密切的。

1966年,奥托·基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又提出,由于工业及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化,政党演变成全方位型政党(catch-all party)。②基希海默认为,在西欧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经历的社会及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阶级或意识形态对社会的划分不再适用,加上大众媒体的兴起让政治资讯普遍化,群众党路线不合时宜,全方位型政党成为新的改革目标。以最大化选票数量为目的,全方位型政党提出能代表各类选民利益的政纲,以致党内各种派别、各种观点应有尽有,大大削弱了一党之内的特有身份及理念认同。基希海默的结论是悲观的,他认为现实中政党向全方位型政党转型后,在议会和社会中的反对立场即消亡,而政治亦被泯化为国家管理。

理查德·卡茨(Richard Katz)和皮特·迈尔(Peter Mair)则认为政党的进化将仍然继续,而卡特尔政党(cartel party)是他们发现的最新进化形态。③政党越来越像经济市场中的卡特尔集团,它们合作降低对选民的选举承诺,以确保自己的选举成功。卡茨与迈尔认为在政党的卡特尔化(cartelization)中,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政党利用国家资源来限制政治竞争,以维持其作为政治机构的生命。财政上,卡特尔政党主要依赖政府的补贴,而不再需要扩大招收党员来收取党费。结果就是,政党成为“政府的代理人”④。

以上四种政党类型:精英党、群众党、全方位型政党、卡特尔政党,是现有政党研究中较为普遍接受的政党类型。这样的政党分类研究又是现有政党研究中的集中角度之一,以组织结构或最终目的来分类政党,然后分析不同类政党的功能及行为。另外的关注点包括党政关系、不同政党体系的特性、政党的选举行为、选民的选举行为以及政党活动对社会的影响等。

然而,如迈尔指出的,20世纪80年代是政党研究的一个低迷期,当时政治学的焦点被其他议题,比如新兴社会运动和合作主义所取代。⑤进入90年代,政党研究再度兴起,同时出现了第一波针对政党衰退的研究,认为政党已进入不可抗拒的衰退过程,甚至有学者提出“政党没落”论,主张政党必然会被取代。⑥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政党仍然是各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不过,近年来,反建制、反主流政党兴起等情况在多地日益严重,成为以政党为中心的代议民主制度研究的新一波热点。政党作为民众有效代表的功能被广泛质疑。

针对西欧的情况,近年的研究焦点明显被民粹主义以及激进政党兴起这两个主题占据。⑦这些研究大都将近年来欧美主要西方国家选举时政党面临的问题,例如传统大党、老党社会凝聚力及支持率下降,极端政党强势崛起,归咎于民粹主义尤其是右翼政党打着民族主义旗号来吸引民众的注意及认同。⑧

民粹主义实际上是各类政党,包括传统大党、执政党、极端政党,用以扩大支持度的手段,并非西方国家政党政治体制近年问题丛生的原因。而现实政党政治面对的问题核心是,政党为适应内外环境改变而转型时陷入的身份迷失,以至在组织和引领大众时亦不知所措。这种迷失绝非近几年的新现象,而是代议民主制度发展中的系统因素。如上述的政党类型研究一直默认的,政党是有机的,会随党内外环境的改变而进化,以维持作为政治行为体的权力及生命。

依据丰富的现有研究,其中包括理论及实证研究,自精英党到群众党,再到全方位型政党及之后的卡特尔政党的政党转型(或进化),都假设政党了解怎样转型及自己在经历什么过程,从一个类型依序地进化到下一个类型。但以西欧国家近年的政情来看,如2016年底宪法改革在公投中被否决的意大利、2017年大选刚结束的荷兰以及正在进行总统选举的法国,政党的群众党、全方位型政党、卡特尔政党身份并不明确。事实上,政党并非依照学术研究而经营的,而且大部分学术研究都是在政党发生变化后的分析。本文所指的群众党、全方位型政党、卡特尔政党等分类,应该被看做规范性的政党蓝本(prototype)。而现实中,政党在面对挑战时的转型并非在一个完全清楚的状态,政党在这一过程中有可能会迷失方向、身份及理念。这正是当下多个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中出现的情况。


二、西欧国家政党危机产生的原因


既有文献中有大量关于政党危机的分析,包括上文提及的“政党衰退论”和“政党没落论”。综合而言,常见的政党衰退原因多被分为内外两个维度。

内部原因主要是:第一,随着经济及社会的发展,以宗教或阶级划分的政党党内认同感下降,政党的凝聚力及动员力降低,忠实支持者的数量减少。第二,民众教育水平显著提升,强化了个人主义,而崇尚精英、依附组织的需求大为降低。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普通党员数量大减,不但挑战政党的代表性与票源,也直接影响政党的财政来源。第三,西欧多个国家因为殖民历史及劳动人口不足,在过去几十年吸收了大量不同民族与文化的移民,且奉行多元主义。不同民族、文化间的冲突日益严重,逐渐刺激了极端民族主义及极端政党的崛起。第四,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极左翼政党再次回归要求对资本主义进行彻底的系统性改革,激进左派推崇扩大民主,鼓吹更多直接民主及民众直接参与社会运动。

外部原因主要源于全球化及通讯科技的发展。首先,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对外贸、外资的依赖日益增长,而无论哪个政党上台执政,都越来越无力控制经济。其次,自由主义及新自由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主导思想,即使是传统左派政党都不得不支持政府退出干预市场。通讯科技的发达加上大众媒体的兴盛,使资讯大众化,民众不再轻易相信政党的话。大众媒体更参与到竞选过程中,使政党不得不讨好媒体,以防变成媒体大肆抹黑或联合抵制的对象。除此之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社会运动、非政府组织、反建制政治力量兴起,它们的出现取代了部分政党代表社会不同利益的功能。

作为正式的政治组织之一,政党一旦成立,就会成为独立的组织生命体,而维持生存成为政党至关重要的利益。发展至今的政党政治之所以越来越乱象丛生,是因为政党经历长时期生存危机后,在找寻出路的诸多尝试中越来越举步维艰。无论是传统左翼社会党,还是右翼保守党,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政党今天面对的核心生存危机都比较类同,大致可分为需求方和供应方两个方面。

先分析需求方。第一,二战结束以后欧美社会及经济高速发展,工人阶级人口下降,新兴的中产阶级队伍壮大,传统的阶级政党失去了所代表的群体,其存在的意义受到挑战。第二,随着现代化的加速以及教育的普及,欧美社会的世俗化及个人主义上升,以宗教划分的政党的代表群体也在缩减。结果是,忠实信众及党员数量不断下跌,政党传统的财政来源被切断,加上新时代由媒体主导的竞选活动花费较大,财源不济的政党生存更加困难。第三,个人主义、大众媒体、社会运动的兴起容许民众直接表达诉求与参与政策制定的讨论,政党作为代议中介的功能被削减,其存在的意义遭受质疑。

再来看供应方。第一,媒体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壮大,取代了政党利益整合、利益表达的传统功能。第二,在西欧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使政府有能力提供如普及教育、工作福利保障等之前由个别政党向党员所提供的福利,政党对党员的意义又被削减。第三,随着普选制度的普及与深化,加上大众媒体深入参与到政府及选举监督中,当代西方各国的政府、政党越来越受制于舆论。为迎合民意,政党领导层不再提出前瞻性的政策,变相放弃了其引领社会作出正确政治决策的功能。第四,在欧盟国家尤其是欧元区国家,更甚的情况是国家的部分主权已转移到区域统合层次,政党即使取得执政权,可以实行的政策也已大打折扣,尤其是对市场的控制。

一旦最根本的生存遭到挑战,政党就会手忙脚乱地应付而不慎陷入迷失。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的政党,也难有能力解决国家治理问题。掌握政党发展方向的政党领导人在多项问题叠加以及各方讯息繁杂的情况下,努力地尝试改革。但现实的情况表明,政党的改革需要面对多重两难困境的选择。


三、西欧国家政党面对的多项两难困境


西欧民主制度发展至今,政党的功能也在不断进化,学术界对其定义亦随之改变。克劳斯·冯·贝姆(Klaus von Beyme)提出政党的四个主要功能是:确定目标、社会利益整合及表达、动员及引导公众参与政治、精英征募和政府组建。⑨理查德·冈瑟(Richard Gunther)与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列出的政党功能更多,包括提名候选人、动员人民参与选举、设置议题、代表各种社会群体、利益整合、组成和维持政府、让公民参与到政治中等。⑩这些功能与界定纵然有简单和复杂之分,但不容忽视的是,近年来西欧政党在履行这些功能及维持生存之间都面临着两难困境,其中最突出的问题表现在代表各种社会群体、议题设置及确保政府负责等几个方面。

(一)代表各种社会群体的功能与追求选票的两难困境

如前所述,西欧很多国家的传统主流政党都遭遇支持率大跌、党员流失的情况,加之选民的波动性增大,严重威胁这些政党的存亡。伴随着一些国家在选举制度中设立3%-5%的最低门槛,政党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以目前如火如荼的法国总统选战为例,自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法国总统及国会大选皆为左、右派主流大党的对垒,即左翼的法国社会党与右翼的由戴高乐创立并多次改组后的法国共和党。但如今,在选战中领先并确定可以进入第二轮选举的候选人均非这两个主流大党的代表,而是出自新中间政党的埃马努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以及极端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

在刚完成下议院选举的荷兰,虽然分裂的议会政治是常态,政府已经历了多届的多党联合执政,但此次大选中传统大党工党(PvdA)遭遇惨败,由上届的38席降至9席。相反,原来处于边缘的反移民、反欧盟政党自由党(PVV)则赢得150席中的20席,成为第二大党。在即将举行大选的德国同样如此,总理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下跌至34%左右,是自2012年6月以来的最低。

在西班牙,过去30多年里一直由两大主流大党西班牙人民党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交替执政。2015年12月与2016年6月,西班牙连续举行了两次选举,但无一政党能够获得议会多数,直到2016年10月底才勉强组建一届脆弱政府,出现了长达10个多月的无政府局面。传统大党人民党由2011年大选中的186席跌到2015年的123席(议会共350席),虽然它在2016年6月的选举中得票状况有所好转,但赢得的137席仍不足以建立多数政府。另一传统大党工人社会党与2011年大选相比丢失20个议席,剩下85个议席,相比其2008年成为执政党时获得的169席更为难堪。

作为处于竞争性民主制之下的政党,失去选票就是流失血液,任其发展恶化终将走向灭亡。为了扩大票源,不少政党改名、改组,甚至重建或与其他政党联合。一方面,传统政党出现了清晰的中间化趋势。左翼政党,如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工党都趋于中间化,放弃自己的传统信仰,转而支持新自由主义,如多国社会党及工党所倡导的“第三条道路”改革。金融危机爆发后,新自由主义的弊端暴露无遗,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茫然,加上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欧元区国家的传统左派是遭受打击的重灾区。另一方面,右翼政党也在向中间靠拢。如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法国共和党等,对原有传统的保守立场进行调整,在医疗福利、环境保护等议题上采纳了原属左翼的一些主张。在一些主权债务压力较大的国家,右翼政党被迫加重税收。

有学者指出,西欧政党的意识形态及纲领一向明确,按政治光谱从左到右分类,各政党的身份突出,但这些特点却越来越模糊,很多政党意识形态“暧昧不明”。(11)这些政党向中间靠拢的目的就是获得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支持。

不仅传统的左、右翼政党中间化,有些极端政党亦然。最明显的例子是自2011年开始去妖魔化、去激进化的法国国民阵线。党魁勒庞在2017年2月正式公布其全套的竞选政纲时,声称该党已超越左、右界限,以“法国至上”为口号并代表所有法国人。在希腊,以反紧缩措施赢得2015年两次大选而入主政府的激进左翼联盟,上台后亦采取退休金制度及个人收入税征收制度改革等紧缩措施。除了积极争取执政权,极端政党在受邀请参组联合政府时也要冒着失去自己独特主张及意识形态的风险。

政党中间化及各种分化组合后,西欧国家已很少有纯粹的左右翼政党格局,不管是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大国,或荷兰、奥地利等中小国家,情况大体如此。例如,意大利在各传统大党的分化重组后,形成了以力量党为中右翼、以左民党—民主党为中左翼的新的政党格局。

与此同时,传统左右派政党又在竭力效仿激进极端政党的某些主张。由于金融及经济危机、恐怖主义、难民潮失控等原因,极端政党在多国迅速兴起,如奥地利自由党、比利时新佛莱芒联盟、丹麦人民党、芬兰“真芬兰人党”、法国国民阵线、德国另类选择党、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及金色黎明、意大利北方联盟和“五星运动”、荷兰自由党、西班牙“我们能”党等。这些原本被主流政党所忽视的边缘政治力量,几年间不但吸引到大量支持者,而且不少还在重要选举中抢走了原属中左及中右政党的选票。也就是说,面对激进左翼与极端右翼政党的夹击,主流政党为赢得选举、巩固或夺回执政地位,开始内化和吸收反建制政治力量的主张及政策。

再以法国为例,由于极右翼政党对移民政策的严苛态度使其轻易赢得部分选票,传统政党不分左右都开始在移民问题上右倾化。中右翼共和党的弗朗索瓦·菲永(Fillon)公开表示伊斯兰教是法国的一项问题,主张法国要维护其民族单一,而不是要成为多元文化的国家,誓言捍卫法国的历史和基督教根基。菲永主张对法国境内的穆斯林进行控制,禁止其用阿拉伯语讲道,并支持禁止在公共场合穿着结合伊斯兰罩袍和泳衣的布基尼(Burkini)。在欧盟的另一个核心大国德国,执政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总理默克尔为争取2017年连任,一改之前在移民问题上接纳、包容、开放的态度,在党代会上表示德国应禁止罩袍,德国法律优于伊斯兰法。

众所周知,鲜明的理念及政策取向是政党的灵魂,而许多政党为了延续生命被迫淡化原有的身份及意识形态。这恰好触及政党作为利益表达和利益整合的核心功能。(12)当政党自己都搞不清楚要代表“谁”这个基本问题时,就会造成在选战时谁都想代表,最终却谁都代表不了。政党失去整合及表达社会中不同群体利益的功能,负面的结果是这些政党组成的政府也不再反映真实的人民需要,感召力和凝聚力自然下降。这也是从群众党转型到全方位型政党的过程中的两难困境,追求吸引新支持者以最大化选票的同时,会丧失身份及传统支持者;(13)而传统的意识形态似乎也因不合时宜导致支持率下跌。

虽然大部分的西欧政党在过去二三十年间明显趋于中间化,但转型成为卡特尔政党并不是解决困难的出路。传统政党趋同导致选民无所适从,他们只好投向具有单一议题或极端意识形态的新政党及社会运动。自2004年以来的三次欧洲议会选举中,多个西欧成员国的执政党遭到惨败,支持率一路上涨的并非主要的在野党,而是那些主打反欧盟、反体制旗号的新兴政党。

当欧洲政党的差别日趋缩小时,社会的分裂却在日益扩大。随着全球化及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加上欧盟国家一直崇尚的多元化、个人主义的发展,这些国家的民众在利益诉求上日益多元化、碎片化,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包容性也渐渐下降。当遇上经济不景气、安全威胁等难关时,社会矛盾和裂缝就更加突出,欧洲多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草根与精英之间、原住民和移民之间以及左倾激进化与右倾极端化之间的撕裂。在这种情况下,主流政党已经很难凝聚社会共识、整合政策诉求,在回应碎片化的社会需求时甚至陷入自我分裂的境地。

(二)议题设置功能与追求选战胜利的两难困境

政党的功能不仅体现在利益代表与整合,而且应该适时地引领民众发现最迫切的社会、经济等问题,乃至高瞻远瞩地设置未来议程。在竞争性选举中,政党将各种具有争议的选举议题呈现在选民面前,并提出论点及支持论据来帮助民众进行判断,进而拟定社会的集体目标,以最终形成民主科学的公共决策。

议题所有权理论(Issue-ownership Theory)视政党为议题设定者,认为政党会选择性地强调对自己有利的问题,以增加选民对这些问题的关注。(14)就传统而言,话语的主导权很重要,政党都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选择讨论议题,战略性地强调一些自己有优势的政策问题,同时淡化对其他政党有利的议题。但由于大众媒体与自媒体的发展,严肃的议题设置和政策讨论正让位于竞选过程中的舞台表演与政治拍卖。政党及其领袖为吸引眼球,情愿放弃长期深入的议题论点,而迎合选民的喜好来设定发言内容。多数政党着力揣摩选民的喜好及需求,抛弃了自己组织议题及教育人民参与政治的功能。

研究这种现象的一些学者提出了“顺势”或“乘势”理论(Riding the Wave Theory)。他们认为,政党的议题选择是根据选民的好恶而制定的。(15)克瓦林纳等人把这种政治市场化现象描述为,公民正在从政治的直接参与者变成政治的旁观者。(16)竞选活动通过媒体进行,公民是观众,政客就是表演中的演员,而不是在解决国家问题,政治不但被市场化更被娱乐化。

与此同时,由于大众媒体与自媒体对民众参与政治讨论及竞选方法产生了多方面影响,政党的传统议程设置能力受到媒体的严重制约,因为媒体自身已成为许多问题的设置者。由此造成的两难困境是,原本依靠议题设置来争取民众并确保选战胜利的政党却放弃了这一功能,转而求助于舞台式的表演风格来讨好选民。政党议题设置功能的丧失,不只是放弃了竞选过程的手段,更是放弃了其作为代议政制中一个重要角色的责任。

除了大众舆论,很多西欧主流政党在设置议题时,也明显受到极端势力及民粹主义政客的影响。在持续多年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困扰下,欧洲可谓是雪上加霜,难民危机与恐怖袭击交织发生,令人措手不及。民众对执政者越来越不满,感觉政党被精英集团操纵而罔顾大众利益;鼓吹反建制的民粹主义大行其道。拥护不同极端思想的边缘政党趁机打破政治禁忌,提出反移民、反伊斯兰等口号,适时地把握住制造社会议题的机会。面对失业率上升、恐怖袭击威胁、社会治安恶化的严峻形势,欧洲社会矛盾和冲突日益加剧,民众丧失安全感,传统政党没有及时正面回应,极端政党乘虚而入。如2015年11月巴黎连环恐怖袭击后,在12月举行的法国首轮地方选举中,国民阵线在全国12个大区中的六个大区领先,在不少大区得票率超过40%,创下该党历史最好成绩。

由于政治精英没有及时有效地缓解全球竞争所带来的负面问题,受害最深的底层民众容易被民粹主义政党所吸引,呼应“赶走移民、提高福利、夺回经济自主权”等主张。民粹主义将复杂的社会问题单一化和简单化,主流政党被“牵着鼻子走”,不负责任地制定社会政策。民众觉得自己的核心关注未被政府及主流政党重视,不得不求助于其他形式来表达诉求。过去几年在西班牙出现的“愤怒者运动”、德国的“佩吉达”运动(欧洲爱国者抵制西方伊斯兰化运动)、“占领欧洲央行运动”等,都是这些诉求的最新表现。新兴的社会运动正取代传统政党,制定社会的核心议题;政党的政治代议功能被严重削弱,其存在的意义亦随之而减弱。

(三)政党确保政府负责功能与满足选民诉求的两难困境

西欧各国皆实行代议民主,而政府组成的基础就是政党。选举胜出组建政府,设计并施政是民主国家政党的主要功能。败选的政党作为在野党则担当监督执政党的角色,发挥维持政府良治的功能。政党竞争成为政府的基础部分,承担责任的角色明显。理论上,这一制度很容易让公众分辨出谁应该为政府政策及结果负责。如果对政府的表现满意,选民会以选票奖励执政党;如果不满意,则会在下次选举中对其进行惩罚。不过,现实并没有这么简单。

首先,在全球化及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西欧已成为世界最为开放的地区之一,政府为市场及资本让路,国家在经济领域中的功能及重要性减弱,已不再是承载经济发展的基础。但是,确保就业、保持经济稳定及增长仍是公众对政府的基本要求。例如,贸易保护主义虽然在短时间内能让国内企业受益,但长远看不但破坏了西欧国家推崇的自由市场,而且违反国际约定,如世界贸易组织条例。不仅如此,由此而引发其他国家的报复性贸易保护措施还可能导致全球性的贸易战。因此,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

其次,削弱西欧国家主权的因素是欧盟。对欧盟尤其欧元区成员国来说,国家在融入一体化过程中已将部分主权移交到超国家的欧盟机构,如关税的制定权,单一市场内的货物、服务、资金、人员流动的管控,甚至货币汇率,等等。与此同时,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度已经很高。据欧盟最新数据,欧盟成员国间的共同市场内部货物及服务贸易额都比与欧盟之外的要高,28个成员国中的26个与其他成员国的货物贸易总额都超过它们与非成员国。(17)例如,2015年德国六成出口的目的地为欧盟其他国家。同年,卢森堡对欧盟其他国家的出口更占其全国出口的八成半;而23个成员国与其他成员国的服务贸易总额超过它们与非成员国的服务贸易总额。(18)欧盟成员国政府若单边采取满足自己需求的经济措施,影响的对象不单单是本国。

概言之,西欧政府在经济上面临国内外的压力及责任,而对经济发展的支配能力又被全球化、欧盟一体化所削弱,不单是经济主权受损,政府权威也受损。获得执政权的政党,在回应选民的短期利益诉求与维持国家长期利益和对外关系责任之间存在着两难。这样的两难困境正是西方政党政治理论近年来研究的焦点。(19)一方面,政党必须满足选民的要求以换取下次选举的继续支持;另一方面,它们又必须根据专业知识和负责的精神维护国家的长远利益,不少政党由此而陷入迷茫。刺激经济的一些手段如政府大量投资基建工程,虽然能在短期间提供明显的效果,但长远来说不一定是最好的措施。实施改革如产业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业、提高政府服务质量等固然十分重要,但对一届政府来说成效缓慢,任期内难看到具体成果,又会因改革措施带来即时的痛苦。因此近年来,各政党致力于下一次选举胜利的党派利益逐渐占据上风。

降低税收和提高福利的承诺在选举中很受选民欢迎,因此很多政党为上台执政,不考虑国家长远的利益负担而竞相提价,减少工作时间、增加退休金是常用的诱饵。同时,在民意的劫持下,各政党看到新崛起的政党因个别议题成功而盲目复制,许下无数竞选承诺。一旦如愿赢得执政地位,则以顾全国家大局为理由不履行竞选承诺,进一步加剧了人民对传统政党的不满。法国现任总统奥朗德2012年上台时承诺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经济增长、改善就业,但整个任期下来,在债务压力之下被迫削减政府开支、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与上一届中右共和党的政策无异。这不但让奥朗德成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民望最低的总统,也令其领导的社会党在2017年的总统大选中选情落后。另一种过度承诺选民的结果可称做“希腊式”,即政党在上台执政前许下各种提升社会福利的承诺,同时因怕得罪资本及企业不敢加重税收,以致政府长年入不敷出依靠发债度日,债务持续堆积,最后政府的偿债能力被质疑而引发主权债务危机。

从深层来看,已经融入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欧盟国家越来越难掌控自己的命运,不仅经济问题如此,边境开放后的安全问题则更加鲜明。竞选中的政党并不愿意向大众坦白,会常常列出自己无法兑现的承诺,当出问题时则会简单地将其归罪于全球化及欧盟。

作为反对党的政党也没有在捞取选票与坚守其政治责任的两难中积极找寻出路。很多在野党热衷于抨击现行政治体制,自己却无法提出有效的政策方案。为了批评而批评的做法,歪曲了反对党的监督功能,而且阻碍了政府有效施政。

(四)政党其他功能与争取生存的两难困境

教育民众、政策沟通、实现政治社会化也是政党的重要功能。政治社会化与政治动员是指政党作为特定人群的集合体,通过利用组织教育、培训和宣传手段,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灌输给党员和大众,以将这些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内化为党员和大众的个人选择,巩固社会根基。选举过程也让民众亲身实践民主政治中的妥协与尊重精神,教育民众对其选择负责。

现在政党的困境是,为了赢得选战不仅淡化原有的阶级身份及意识形态,更把竞选战略改变成迎合大众媒体的热门议题,甚至开出超越自己能力所及的承诺。结果,政党没有可以教育大众的价值观或推广的意识形态。盲目跟随极端派的排外、排斥异己,进而撕裂社会,政党由此无视本身教育及引领民众参与到以保护不同利益为目标的民主制度中的责任。当然,看到政党身份与理念迷失、政客为了胜选而不惜出格言行的丑恶一面,民众对他们的信任度已大大降低,加上现代的资讯发达,民众学习政治的渠道繁多,政党传统式的教育发挥作用有限。在网络时代,民众通过搜索便能得到大量的资讯,要亲自参与到政治的讨论中更是动动手指的事,政党既不再是讯息的来源也不再是解说政治的垄断集团。与这一发展关联的政治后果是,传统政党的党内沟通及活动被忽视,基层党员感到党内生活可有可无,政党也不再是动员他们参与政治的主要力量。

最后,从政治征募角度看,政党为国家挑选及培训领导人的功能与其竞选追求同样陷入困境。不论是总统制还是议会制,西欧国家的执政党或执政联盟都承担着推举政府领导层(包括内阁成员及各部部长)的责任,被推举出来的官员实施所属政党的政纲,代表着把选票投给该党的人民。一个政党能不断培养及推举出可以问鼎国家领导位置的人选就可以稳定自己的权力及地位。政党由传统依赖基层组织动员,转向现代依赖大众媒体为宣传平台,战略也变成让善于在媒体上表演的个人魅力型领导人出战,但此类政客不一定是有能力、有担当的政治家。当选举胜负成为政党唯一的追求,只重视发掘及培养在媒体选战中能言善辩、善于跟媒体打交道的候选人,政党为国家挑选及锻炼施政人才的功能也就被废弃了。


四、结论


总之,近年来欧洲的危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从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到难民危机影响社会安全,最后又溢出成政治危机。在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都有执政党被民众推下台。同时,普通党员数量大减,传统政党支持度持续下降,民粹主义、极端右翼政党、激进左翼政党兴起,使西欧政党政治显得更混乱。这些乱象从根本上反映出,西欧国家的主流政党面对国内外的复杂变化,在生存及履行自身政治功能两者间的矛盾困境。当政党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力求生存时,面临整合及利益表达、议题设置、确保政府负责任等政治功能的减退。如何既维持生存又不牺牲作为代议民主体制基础的功能,令西欧的传统政党陷于两难困境。

实际上,上述困境并非西欧所独有。在全球化的影响下,西欧政党面对的难题同样发生在西方其他多党制国家,只是西欧政党更多需要面对欧洲一体化中欧盟对成员国政府施加的控制。

西欧国家近年来的政党政治,不但没有产生有能力解决国家眼下问题的领袖,反而加剧了社会的分歧,而且西欧的政党当下显得无力胜任其在民主政治中的核心角色,尤其是选举以及由此产生的政党轮替的现状令民众越发不满。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认为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党政治会就此没落。笔者认为,目前的乱象是政党在改革过程中的一时迷失,选举民主制度仍然需要政党这样的组织。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出现了新媒体、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等新的角色来替补政党的一些功能,支持人民参与直接民主。现实中新型政党的崛起及社会运动进入政治领域并以参与执政为目标参与选举,反映出政党这个特殊角色的重要性。处于适应最新环境改革过程中的政党,正在尝试不同的方法维持组织生命及代议民主制度。已有的政党研究提出的向群众党、全方位型政党、卡特尔政党的转型并不能为当今现实中的政党提供有效出路。

注释:

①See Maurice Duverger,Political Parties: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ies in the Modern State,Methuen,1954.

②See Otto Kirchheimer,"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European Party System",in Joseph LaPalombara and Myron Weiner(eds.),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

③Richard S.Katz and Peter Mair,"Changing Models of Party Organization and Party Democracy:The Emergence of the Cartel Party",in Party Politics,1995,Vol.1,Iss.1,pp.5-28.

④Richard S.Katz and Peter Mair,"Changing Models of Party Organization and Party Democracy:The Emergence of the Cartel Party",in Party Politics,1995,Vol.1,Iss.1,pp.16-18.

⑤See Peter Mair,"The Challenge to Party Government",in West European Politics,2008,Vol.31,Iss.1-2,pp.211-212; Martin P.Wattenberg,The Decline of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1952-1994),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

⑥Per Selle and Lars Svasand,"Membership in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the Problem of Decline of Parties",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1991,Vol.23,Iss.4,pp.459-477; Hans Daalder,"A Crisis of Party",in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1992,Vol.15,Iss.4,pp.269-288; Peter Mair," Partyless Democracy:Solving the Paradox of New Labour",in New Left Review,2000,No.2,pp.21-35.

⑦参见史志钦、刘力达《民族主义、政治危机与选民分野——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的崛起》,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2期;David Art,"Rise of the Radical Right:Implications for European Politics",in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2013,Vol.19,Iss.2,pp.127-137.

⑧参见Florian Hartleb,"Here to Stay:Anti-establishment Parties in Europe",in European View,2015,Vol.14,Iss.1,pp.39-49;梁雪村《民粹主义:一个“欧洲问题”?》,载于《欧洲研究》2015年第6期;赵晨《欧洲极右政党的发展》,载于《当代世界》2013年第2期;张莉《当前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复兴运动的新趋向》,载于《欧洲研究》2011年第3期。

⑨Klaus von Beyme,Political Parties in Western Democracies,Ashgate Publishing,1985,p.13.

⑩Richard Gunther and Larry Diamond,"Types and Functions ot Parties",in Larry Diamond and Richard Gunther(eds.),Political Parties and Democracy,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1,pp.7-8.

(11)罗云力《西欧政党政治的危机与解析》,载于《欧洲研究》2004年第5期。

(12)Henrik Enroth,"Cartelization versus Representation? On a Misconception in Contemporary Party Theory",in Party Politics,2017,Vol.23,No.2,p.124.

(13)Mark Blyth and Richard S.Katz,"From Catch-all Politics to Cartelisa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Cartel Party",in West European Politics,2005,Vol.28,Iss.1,p.38.

(14)John R.Petrocik,"Issue Ownership in Presidential Elections,with a 1980 Case Study",i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996,Vol.40,Iss.3,pp.825-850.

(15)Stephen Ansolabehere and Shanto Iyengar,"Riding the Wave and Claiming Ownership over Issues",i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994,Vol.58,Iss.3,pp.335-357.

(16)Wojciech Cwalina,Andrzej Falkowski and Bruce I.Newman,Political Marketing:Theoretical and Strategic Foundations,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11,p.45.

(17)Eurostat,"Intra-EU Trade in Goods-recent Trends",January 2017,see from http://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Intra-EU_trade_in_goods_-_recent_trends.

(18)Eurostat,"International Trade in Services",June 2016,see from http://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International_trade_in_services.

(19)参见《西欧政治》(West European Politics)2014年推出的一期专题特刊(第37号第2期);Luciano Bardi,Stefano Bartolini and Alexander H.Trechsel,"Responsive and Responsible? The Role of Parties in Twenty-First Century Politics",in West European Politics,2014,Vol.37,Iss.2,pp.235-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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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7年02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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