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壁生:章太炎的“新经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81 次 更新时间:2019-01-17 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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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壁生 (进入专栏)  

二十世纪前二十年,有清一代累积三百年之经学,旦夕之间,土崩瓦解。究其因缘,与西学东侵,辛亥鼎革密切相关。早在辛亥之前,已有焚经之议。皮锡瑞于光绪十三年(西元1907年)刊行《经学历史》,其中说到,清末“自新学出,而薄视旧学,遂有烧经之说。”[1]后来熊十力著《论六经》也说:“时海内风气日变,少年皆骂孔子、毁六经,余亦如是。皮锡瑞在清末著《经学史》一小册,曾谓当时有烧经之说,盖实录也。”[2]辛亥之后,政治上与经学脱离关系,教育上废除经学一科,于是经学急遽崩溃。至于新文化运动前后,西洋学者归国,现代学科建立,新学便完全替代旧学,学术大势,由“以经为纲”转向“以史为本”,经学终至沦亡。此后,虽一二孓遗,勉强支撑,而不能救学风之万一。然而,这一转化不但与西学的流行、帝制的崩溃有关,而且与晚清民初经学自身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具体而言,即是以章太炎为中心的古文经师改造经学的结果。然而,章太炎向来被视为古文经学大师,终其一生,倡导古文,不遗余力,为什么反而会成为经学消亡的前驱者呢?


一、古文经学与清代“汉学”


光绪二十二年(西元1896年),康有为曾过杭州,以新著《新学伪经考》示学界名宿俞樾。其后,俞樾曾笑谓当时年仅29的弟子章太炎:“尔自言私淑刘子骏,是子专与刘氏为敌,正如冰炭矣。”[3]章氏一生学术政见,多视康有为如大敌,凡对经学的理解,孔教的态度,革命的选择诸方面,章太炎的背后,总有康有为的阴影,而经学理论尤甚。二人学术上的区别,众所周知,是立根于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差别,但是,无论是康有为的今文经学,还是章太炎的古文经学,事实上都早已超出汉、清二代的今古文。


康、章之别,至为明显的,是对西汉刘歆的评价。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大体上针对刘歆而作,其言云:“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4]康氏将古文经学追溯到刘歆,可谓洞若观火。而以古文经书传记皆出刘歆篡乱,可以说是逼到了古文经的命门。而在章太炎,未见康氏,本尊刘歆,既见康氏之书,其后更把刘歆抬高到和孔子相匹的地位。章氏1904年印行的《訄书》重订本中《订孔》一篇有云:“孔子死,名实足以伉者,汉之刘歆。”[5]甚至在《訄书·官统上》中引用刘歆之语,竟云:“先圣刘歆有言”。[6]刘歆对中国经学的影响有三,一是引《左氏》证《春秋》,二是从秘府找到《周官》,以之为周公致太平之书,三是校对秘书,写成《七略》,使汉以前典籍有迹可寻。章太炎在此表彰刘歆,主要以《七略》而言。在《訄书·征七略》中,章氏对刘向刘歆父子有一个具体评价:“刘氏比辑百家,方物斯志,其善制割、綦文理之史也。”[7]章太炎并不只是把《七略》视为“目录学”著作,而是看到“目录”的编排背后,有着对整个历史文明的典籍进行分类排比的思想意图。然而,把刘歆抬到这样的地位,可谓前所未有。到了1914年章氏增删《訄书》以为《检论》,对上引之言,将“孔子死”改成“孔子殁”,自下一注云:“书布天下,功由仲尼,其后独有刘歆而已。…向、歆校雠之事,书既杀青,复可迻写,而书贾亦赁鬻焉。”[8]是言刘歆之与孔子近似,在于将秘府典籍散布民间。章太炎只极力称扬刘歆,有意气,有实事。其意气者,在与康有为立异争胜。——要讨论章氏学问,必先知康有为,康有为将今文经学推至极致,而章氏为了与之争胜,往往有意将古文之说也推至极端。其实事者,在于章氏特别要表彰刘歆在校书中,掘出《左氏》、《周官》,并确立二书地位,从而使刘歆成为古文经学祖师。


两汉从五经博士至十四博士之学,皆为今文,而今文经学的核心,是以经学为“孔子法”。孔子之法,备于五经,而要在《春秋》。五经除《春秋》外,本为历代圣王之法的记载,而经过孔子删削,则其法皆备于孔子,成为孔子法。也就是说,在两汉今文经学之中,经学即孔子之法。


两汉之交,刘歆出而古文经学始彰。刘歆之学,一言以蔽之,就是瓦解孔子法而重建孔子之前的圣王法。而其要,一在《左传》,一在《周官》。


对《左氏》,刘歆引其史实以解《春秋》经文。《汉书·楚元王传》云:“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9]汉世经、传别行,无《春秋》之《左氏》,则如《国语》而已。当时学者训故,则是解释古字古言而已。而刘歆开始以《左氏》之事,解《春秋》经文,两相对照,“转相发明”者,则是以经、传互相解释,在这种互相解释中既发明经文义理,又发明传文义理。以《左氏》之事实,解《春秋》之经文,则经文成为事实的提纲,而《春秋》口传大义,荡然无存,《春秋》成为十二公的历史记载。刘歆之后,《左氏》大兴,贾逵、服虔皆名其学,而皆比附《公》、《穀》。至于杜预,将刘歆的“转向发明”推至极致,发明出一套“依传以为断”的义例。其言云:“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诸凡。”[10]而其凡例,则出自周公,所以杜预又说:“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11]经过刘歆、杜预,《春秋》一经,从孔子的一王大法,变成周公旧典,而孔子只是根据周公的史法进行修补而已。


对《周官》,刘歆确定其性质为周公致太平之书。关于《周官》流传情况的最早记载,只能见之于孔颖达《周礼注疏》的序言《序周礼废兴》中所引马融《周官传》,马融说,孝成帝时,刘向、刘歆校理秘书,得见《周官》,“时时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唯歆独识,其年尚幼,务在广览博观,又多锐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俱在斯。”[12]《周官》不但由刘歆发现,而且由刘歆确定为“周公致太平之迹”,也就是说,是周公之法,并且是历史上曾经实行过的圣王之法。《汉书·艺文志》录“《周官经》六篇”,云“王莽时刘歆置博士”,[13]是刘歆在王莽时代,以《周官》为古文新“经”,并置博士。刘歆之后,《周官》之学至郑玄而大盛。郑玄对其定位是:“斯道也,文武所以纲纪周国,君临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龙凤之瑞。”[14]郑玄经学,突出的特点是以《周官》几近完备的礼制为标准,遍注《尚书》、《礼记》、《论语》诸经传,综合今古,把整个经学体系解释成不同的圣王之法沿革、损益的历史过程。


自刘歆导夫先,而杜预踵其后,《春秋》由《公羊》而《左氏》,孔子法被瓦解而周公法得以建立。自刘歆肇其端,而郑玄总其成,《周官》遂成为古文经学的制度基础。此二者,共同构成了古文经学主要部分。而刘歆之视经学与孔子,有云:“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乃得其所;修《易》,序《书》,制作《春秋》,以纪帝王之道。”[15]“纪帝王之道”一语,至为重要,表明在刘歆看来,孔子述而不作,六经皆是古圣先王之道的记载而已。而刘歆移太常博士书,也云今文经师“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16]“末师”之口说,正是今文微言大义之学,而“往古”之传记,则是古文新出书籍。而其不同在于,今文学皆传自孔子,为孔子法,而古文学杂出崖壁,为历代圣王政典之遗。因此,始于刘歆,成于郑玄、杜预的古文经学,根本特征是一反今文博士以六经为孔子的素王之法,而将整个经学系统,视为历代圣王之法的集合。因此,今文经师喜言“独尊儒术”,古文经师则言“周公之法”。说到“历代圣王之法的集合”,本来具有“史”的意味,但是经过汉晋古文大师的努力,历代圣王之法集中在整体性的“六艺”或“经部”内部,因此,虽然“立法者”是多元化的,但是作为“法”本身却是整体性、无异义的。自魏晋至于隋唐,古文经学大行于天下,通经致用之道,要在辨经注以议典礼,五经不是作为律令存在,而是作为圣王时代的政教经验,指导现实的典礼改革。


至于清代的所谓“汉学”,事实上是清代学者对汉世经注的研究,而且主要是古文经学。章太炎《訄书·清儒》说:“大氐清世经儒,自今文而外,大体与汉儒绝异。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17]而后《检论·清儒》之说亦同。清代经学之“短于风议”,是言其通经而不求致用,这也是清代政治所造成的结果。清世虽然尊经,但经学的变化,已经完全无预于政治的美恶。最典型的,莫过于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将流行千载,又是当代大典的《尚书》证明为伪书,而竟对朝廷政教毫无影响,足见当时名为尊经,而毫无其实,政治与经学的疏离,已经几乎到了毫不相干的地步。清代经学的“长于求是”,是言其治经目的,为得到知识上的经义之真。章太炎以为清儒经学的最高成就,在戴震、高邮二王至俞樾、孙诒让诸人,其学术特色,在以小学通经,其言曰:“世多以段、王、俞、孙为经儒,卒最精者乃在小学,往往近名家者流。”[18]清代经学之“求是”,即在于求客观的经学知识。皮锡瑞《经学历史》将清代定为“经学复盛时代”,但是皮氏所言的“复盛”,已经不是经学本身的昌盛,而是经学研究的兴盛。以清代之去圣久远,师法废绝,故研究经学,不得不先辑佚书,勤校勘,通小学,于是发展出文献辑佚、校勘,音韵训诂之学。这些学术,后来固然成为专门的学科门类,其初不过是通经的津梁而已。清代的这种学术特色,决定了清代学术,除了今文经师与章学诚数人之外,并没有系统化理论探讨的冲动。因此,他们的解经注经,是在预设了“经”的至尊地位的基础上,进行经学研究,而不去理论化地讨论“经学是什么”的问题。他们的预设,是汉晋经学的预设,尤其是汉晋古文经师的预设。因此,清代学者通过辑佚、校勘诸方法明经、传、注,作为新疏,可以说是在一个新的时代环境中,重新更完备地解释古代圣王之法。清世“汉学”,只是“经学研究”,不是经学本身,也无预于政教,但其普遍预设,则是像汉晋经师那样,将五经视为“圣人之法”的存在,只要明经,便明圣人之法,虽不能用于当时,但可以俟诸后世。


以五经为圣人之法,这是经之所以为经最基本的保障。在“法”的意义上,古经才获得其价值,而且这种价值对后世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而章太炎在章学诚“六经皆史”的基础上,以系统化的眼光来看待古代学术,看待经学,从而将五经视为“史”。


二、经学:由“法”而“史”


章太炎之新经学,一言而蔽之,曰由“法”而“史”。章氏一生,对经学的态度有前后之别,但都以由“法”而“史”为其基本底色。


章氏与清世古文经儒之所同者,在于以小学通经,而其异者,则在于章氏有了一种“系统的眼光”。清世古文诸儒多通一经或数经,但是对“经学”本身,即对五经的性质,则不加探讨。因为当时经部至尊,只需明经义之所然,不必明其所以然。章太炎一生尊奉古文,其《与柳翼谋书》云:“鄙人少年本治朴学,亦唯专信古文经典。…中年以后,古文经典笃信如故。”[19]而其自述学术次第,亦云:“余治经专尚古文,非独不主齐、鲁,虽景伯、康成亦不能阿好也。”[20]古文经典,既是章氏生平治学的长项,也是章氏学术、政治立场的选择。如果光看章氏早年的《春秋左传读》、《驳箴膏肓评》,晚岁的《古文尚书拾遗定本》、《春秋左氏疑义答问》诸注经解经之作,那么,他与其师俞樾、孙诒让辈,大体无别。但是,章氏处于晚清民初之世,新说与旧学相接,政局飘摇,思想动荡,学者如果仅仅从事古经新解,已经无法回应当时的民族国家建构、政治社会危机。尤其是康有为对今文经说的新改造,风行天下,推动政治改革,同样深深刺激了章太炎。如果不改造古文经学,则不能应对新的变局,也不能回应今文新说。因此,从《訄书》到《检论》,从《国故论衡》到《国学略说》,章太炎展开了他的新经学论说。


章太炎对清世古文经学研究的突破,在于他以系统的眼光,重新探求古文经学的性质,也就是探求古文经书中,“六经”到底是什么?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书籍分类之法,一开始经史二部并不分立。图书分类之法,始于刘歆《七略》,而班固《汉书·艺文志》因之。《七略》、《艺文志》皆无史部。章太炎将图书分类之法,作为探求经学性质的起点。在《国故论衡·原经》中,他说:“经与史自为部,始荀勗《中经簿》,以甲乙丙丁差次,非旧法。《七略》《太史公书》在‘《春秋》家’,其后东观、仁寿诸阁校书者,若班固、傅毅之伦未有变革,讫汉世依以第录。见《隋志》。虽今文诸大师,未有经史异部之录也。”[21]章太炎以《艺文志》中《史记》附于《春秋》,且无史部之名,证明汉代本无经史之分,此为图书分类之客观事实。从这一事实可以推出,在一开始的时候,经即是史,史即是经。《汉书·艺文志》所呈现的,是六经为王官之学,而儒家列诸子之部。经、儒分立,而经、史合一。因此,章太炎在《訄书·清儒》中论六经的性质,有云:“六艺,史也。上古以史为天官,其记录有近于神话,学说则驳。”[22]这一观点,本非章氏之见。清儒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有云:“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23]此数语,为章学诚思想之核心。但必须注意的是,章学诚的要旨,不是追述六经的起源,而是阐述“官师合一”的理论。因此,《文史通义·原道中》云:“《易》之为书,所以开物成务,掌于《春官》太卜,则固有官守而列于掌故矣。《书》在外史,《诗》领大师,《礼》自宗伯,乐有司成,《春秋》各有国史。”[24]由此言之,“六经皆史”之所谓“史”,非今人之言“历史”,而指史官之所职。官师合一,史官所职,即一代典宪,所以说“六经皆先王之政典”,而认识到这一点,便必须“贵时王之制度”,“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25]章学诚的“经”,定位于过去了的“先王政典”,即过去的圣王之法。在这一意义上,仍然没有背离古文家的精神。


章太炎言“六艺,史也”,其“史”之义,本与章学诚同。但是,在《訄书·清儒》中,章氏接下来以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数理之学言《易》,又云《诗》若《薄伽梵歌》,《书》若《富兰那》神话,《乐》犹《傞马》、《黑邪柔》。[26]则都是从原始文明的角度,也就是所谓“神话”的角度来解释此数经,易言之,章氏之“史”,不止是“史官”之史,而且是“历史”之史。正因如此,章氏在自注中加了一句话:“人言六经皆史,未知古史皆经也。”[27]古代史官所记述的那些历史性的陈迹,都是“经”。就此而论,则经与史完全混合为一。如果说在章学诚那里“六经皆先王政典”,经即先王史官所职,那么,在章太炎这里,他进一步将“六经皆史”之“史”,由官书而视为历史。正因如此,章氏言经学之功能,有云:“魕鬼,象纬,五行,占卦之术,以宗教蔽六艺,怪妄!孰与断之人道,夷六艺于古史,徒料简事类,不曰吐言为律,则上世社会汙隆之迹,犹大略可知。以此综贯,则可以明进化,以此裂分,则可以审因革。”[28]此语《检论》因之未改。断以人道,夷经为史,是章太炎的基本主张,在这一主张中,六经的意义,在于使“上世社会汙隆之迹”,大略可知。这里经学之意义,已完全转化为史学之功能。尤其是接下来之言“明进化”与“审因革”,以传统古文家之见,六经为不同的圣王之法构成,郑玄之后,弥合了这些古圣王之法的矛盾,做为圣王法集合的六经,可以通经致用,而对章太炎而言,六经以综贯,可以明不同历史时期的进化过程,六经以裂分,可以探研不同圣王之法的因革过程,章太炎与其前的郑玄、章学诚不同,不在于他们都将六经看成“史”(官书),而在于他们对“史”(官书)的态度,郑玄将六经视为“法”,旨在使六经之法贯通而为一圆融整体,可以继续求致太平之迹。章学诚将六经视为“史”(官书、政典),旨在阐明“官师合一”,使人重当世时王政典,考求古经新用。而章太炎不但视六经为“史”(官书、政典),更重要的是,以“历史”的眼光、态度来看使六经,因此,六经一变而成为“上世社会”的实录。在这一意义上,章氏之六经,已经不止是“史”(官书、政典),而且是“历史”。对“史”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对“历史”的理解只有一个,那就是遥远的古代。


在《国故论衡》中,章太炎超越“六经皆史”,将六经视为“历史”的特征有更明确的表达。《国故论衡·明解故》云:“《六经》皆史之方,沿之则明其行事,识其时制,通其故言,是以贵古文。”庞俊、郭诚永注曰:“《六经》所载,自羲、农以至于春秋,居今稽古,舍此末由。古文之《逸礼》,不可见矣。然则行事之详,莫具于《左传》,实制之备,莫美于《周官》。故言之存,亦莫尚于斯二典者,而毛氏《诗传》次之,皆古文也。”[29]此注甚确。章太炎与章学诚最大的差别,是在现代国家构建的背景下,章太炎有了一种通史的眼光——六经本为“圣王之法”的集合,一旦有了这种“史”的眼光,一代之王法便一变而成为一代之史实,本来,依传统古文家之见,考历代之圣王法,乃是为了考求最好的政治,即考求理想的政治与生活方式,但是,当圣王之法成为“历史”,治经变成“明其行事,识其时制,通其故言”,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研究”。在《明解故》中,章太炎接下去说:“后世依以稽古,其学依准明文,不依准家法。成周之制,言应《周官经》者是,不应《周官经》者非。覃及穆王以下,六典寖移,或与旧制驳,言应《左氏内、外传》者是,不应《左氏内、外传》者非,不悉依汉世师说也。”[30]无论《周官》、《左传》,皆由经书,化成史籍。


六经成为史籍,那么,“经”的价值何在?在章太炎看来,经学就是历史的记载,而且是最古老的历史记载,其价值,正在于其古老,而正因其古老,可以考见国族的根源。章氏身处“中国”做为民族国家形成,“天下—夷夏”转化为“世界—国家”的关键时刻,他最大的功绩,在于重新认识一个前史所无的“中国”,而这个“中国”,章氏称之为“历史民族”,“历史”成为新的民族国家的立国之本。章氏之重“史”,实质在于重“国性”,这种“国性”在晚清表现在夷夏关系中,在民国表现于中西文明关系中。章氏说:“国之有史久远,则亡灭之难。”[31]盖有史久远,则国性贞固。这里的“史”,其实相当于今之谓文明史。而史之久远,载在六经,六经正因其为久远之史而比一般史籍重要。因此,章太炎在《答铁铮》中:“孔氏之教,本以历史为宗。宗孔氏者,当沙汰其干禄致用之术,惟取前王成迹可以感怀者,流连弗替。春秋而上,则有六经,固孔氏历史之学也。春秋而下,则有《史记》、《汉书》,以至历代书志纪传,亦孔氏历史之学也。”[32]明确地把整个经学系统说成“历史”。又,章氏《与简竹居书》也说:“《尚书》、《春秋》,左右史所记录,学者治之,宜与《史记》《汉书》等视,稽其典礼,明其行事,今后生得以讨类知原,无忘国故,斯其要也。”[33]在“历史”的眼光中,《史记》、《汉书》之价值,无异于六经,故章氏夷经为史之说,不止于以新的“历史”眼光看待六经,而且,竟至于重新确定“经”的范围。


章氏对《十三经》,以新的标准进行裁减与增加。以六经为官书,故裁减《论语》、《孝经》、《孟子》。《訄书·清儒》云:“流俗言《十三经》,《孟子》故儒家,宜出。”[34]盖《七略》中《孟子》本属儒家,不在六艺之科,故章氏汰之。然《孝经》、《论语》,在《七略》、《汉书·艺文志》中,皆列于“六艺”,章氏竟认为,这是因为当时“尊圣泰甚,徇其时俗”之故,因为六艺本来都是官书,与口说不同,故“宜隶《论语》儒家,出《孝经》使傅《礼记》通论。”[35]至订《訄书》为《检论》,章氏又加上:“段玉裁少之,谓宜增《大戴礼记》、《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及《说文解字》、《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皆保氏书数之遗,集是八家,为二十一经。其言闳达,为雅儒所不能论。”[36]在这一删减,一增加之间,可以看到章氏之论“经学”,实皆以史为断。而章氏之“新经学”对经学本身的理解,由古文经学之“法”而成史学家之“史”,治经也从考求圣王之政治理想变成考证历史之因沿迁变,所以说,章太炎是中国学术转型的一个转捩点,在章氏这里,进去的是古文经学,出来的,则成了史学。


三、章氏三“原”:以历史瓦解价值


章太炎将经学转化为历史的实录,从而将经学转化为史学的构成部分。这种双重转化,加上章氏文字音韵学之精,使他以历史的眼光探求经学中几个重要概念的“本原”,而且,在这种“本原”化的历史追溯中,瓦解了这些概念的价值,兹以经,儒,素王三个概念为例,看经学概念在极端“历史化”之后的变异。


对“经”的理解,两汉今古文经师皆无异义。今文如《白虎通》云:“经,常也。”[37]古文如郑玄云:“经者不易之称。”皆以经为常道。自汉魏至于明清,言经学之“经”字义,皆在此一理解中。章太炎既具历史之眼光,故求经字之“本义”。1910年《教育今语杂志》载章氏在日本演讲稿《经的大意》,首发高论云:“甚么叫做经?本来只是写书的名目,后来孔子作《孝经》,墨子有《经上》、《经下》两篇,韩非子的书中间也有经,就不一定是官书了。但墨子、韩子的书,向来称为诸子。孔子的《孝经》,也不过是传记。真实可以称经的,原只是古人的官书。《庄子·天下篇》说六经的名号,是《易》、《诗》、《书》、《礼》、《乐》、《春秋》。《礼记·经解篇》也同。难道古人只有六经么?并不然。现在存的,还有《周髀算经》,是周公和商高所说。更有《逸周书》,也是周朝的史官所记录。《易经》的同类,还有《连山》、《归藏》。《礼经》的同类,还有《司马法》。汉朝都还完全。这些都是官书,都可以唤作经。不过孔子所删定的,只有六经。也不是说删定以后,其余的书一概作废,不过这六件是通常讲诵的,其余当作参考书罢了。”[38]在《国故论衡·原经》中,章太炎追溯先秦之称“经”数义:“《吴语》称‘挟经秉枹’,兵书为经;《论衡·谢短》曰‘《五经》题篇,皆以事义别之,至礼与律独经也’,法律为经。《管子》书有‘经言’、‘区言’,教令为经。”[39]下又列“世经”、“图经”、“畿服经”等等之称“经”,证“经”之名非官书。是从本义讲,经不但非官书,也非儒书,古代之书皆可称“经”。至1935年,章太炎在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讲《经学略说》,其时章氏以知辛亥鼎革,道德沦丧,古文经说,因史而亡,然讲经学,犹云:“经之训常,乃后起之义。《韩非·内外储》首冠经名,其意殆如后之目录,并无常义。今人书册用纸,贯之以线。古代无纸,以青丝绳贯竹简为之。用绳贯穿,故谓之‘经’。经者,今所谓线装书矣。”[40]


此处胪列三说,贯串章氏一生,而皆以历史眼光“原经”,而“原”至于最古时代,“经”只是古书之统称。究章氏之原意,是为了反对明确的以六经为常道的今文经学,所以,超过汉代今文家说,而至于孔子以前的王官六艺,而且将孔子之前的六经视为历史的记载,这样一来,便自然而然的瓦解了“经”的神圣性。可以说,章太炎为了瓦解今文经学,而将经学视为史籍,经学一旦成为史籍,无形中,却连古文经学视经为“法”的意义,也被完全瓦解。章太炎的这一做法,直接开启了经学溃亡,连经学研究也一并崩溃的“新学”。章门弟子朱希祖据章氏之“经”字定义,于1919年直接提出:“经学之名,亦须捐除。”其说云:“经学之名,何以必须捐除呢?因为经之本义,是为丝编,本无出奇的意义。但后人称经,是有天经地义,不可移易的意义,是不许人违背的一种名词。……我们治古书,却不当作教主的经典看待。况且《易》、《诗》、《书》、《礼》,本非孔子一家之物,《春秋》以前的书,本非孔子一人所可以垄断的。”[41]章氏另一弟子曹聚仁在《从疑古到信古》中也列举了章氏《国故论衡·原经》言古代兵书、法律、教令、历史、地制、诸子皆可以称“经”,而云:“总之依章师的主张,一切书籍都是经,这对于提倡读经尊孔的腐儒们,是最有力的讽刺。”[42]最后曹氏的结论,是奉劝青年们:“爱惜精神,莫读古书!”[43]其中,朱希祖纯为史学研究者,且主政北大历史系,辛亥之后,经学科废,举世趋新,本待有识之士,重振绝学。而章太炎对经学的瓦解,使其弟子一辈,自然而然的接上西来现代学术的思路。


必须特别注意的是,章太炎释“经”字本义,已非“经学”之经。当时学出廖平,又曾私淑章氏的李源澄,在这一问题上洞若观火,李源澄《经学通论》有云:“经学之经,以常法为正解,不必求经字之本义。然经学虽汉人始有之,而经之得名,则在于战国之世。故常法为经学之本义,而非经之达诂。近世释经义者,皆释经字之义,而非经学之经之义也。”[44]“经”字本义与“经学”之“经”是两回事,要解释“经学”之经,不必求诸“经”字之本义,就像要解释“人性”,不必追溯到猿性,更不必追原到单细胞原始生物之性一样。以章氏之博学深思,谅不至于不知此,惟其好古过甚,厌汉儒过深,又纵横其博闻多知,故夷经为史,无所不用其极。其早年持此说,以攻击康有为,尚可理解,至于晚年,经学陵迟,既早闻其弟子“捐除经名”之论,又深知“天乘”“人乘”之别[45],但仍然以“经”之义如今之谓线装书,则非智者所论矣。


章氏之二“原”为原素王。素王之说,为今文经学立学之根基,而汉世古文家也多接受之。盖承认孔子有立法,则孔子为素王也。孔子之立法,在《春秋》。主《公羊传》者,董仲舒对汉武帝云:“孔子作《春秋》,正先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46]卢钦《公羊序》曰:“孔子自因鲁史记而修《春秋》,制素王之道。”[47]主古文,《左传》者,贾逵《春秋序》:“孔子览史记,就是非之说,立素王之法。”[48]是皆以孔子之作《春秋》,为立素王大法者也。章太炎以孔子为史家,史家者,整理历史,使后人明朝代兴亡者也。而素王则是提出价值,以为后世制法者。是故章氏必瓦解素王之义,而其法,仍是以“历史”记载瓦解价值,《国故论衡·原经》云:“盖素王者,其名见于《庄子》,原注《天下篇》,伊尹陈九主素王之法,守府者为素王;庄子道玄圣素王,无其位而德可比于王者;太史公为《素王眇论》,多道货殖,其《货殖列传》已著素封,无其位,有其富厚崇高,小者比封君,大者拟天子。此三素王之辨也。仲尼称素王者,自后生号之。”[49]章太炎以历史上可见的三种不同的“素王”,证明孔子之称“素王”,非其本来,不过是后儒为尊崇孔子,臆加“素王”之号而已。孔子是素王,则《春秋》为孔子法,孔子非素王,则《春秋》为孔子整理春秋时代之旧史而已。故章太炎以为,认为孔子作《春秋》为后世立法,是“以不尽之事,寄不明之典,言事则害典,言典则害事,令人若射覆探钩,卒不得其详实。故有《公羊》、《穀梁》《驺》《夹》之《传》,为说各异,是则为汉制惑,非制法也。”[50]今文家言孔子“为汉制法”,而章氏以为《春秋》今文有四传,义各不同,是“为汉制惑”。而他认为,《春秋》只是史,故云:“言《春秋》者,载其行事,宪章文武,下尊时王,惩恶而劝善,有之矣;制法何与焉?”[51]依章氏之说,孔子实为史家,其作《春秋》,《左氏》为正传,乃在于整理春秋正史,布于人间,使民间得而习之。


章氏之破素王之说,仍然是以史籍之歧说,颇经典之神圣。说素王之,本以孔子之前,皆有圣德,而有王位,故制作礼乐。而至于孔子,有德无位,故立空王之法以垂世,是称素王。而章氏则列“三素王之辨”,使专属孔子之素王,可属之守府者,可与之货殖者,孰不知伊尹之言,史公之论,非经学之谓素王也。


章太炎三原为原“儒”。《国故论衡·原儒》开头即云:“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私名为儒:《七略》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52]章氏此篇,极尽坟典,而立论大意,则追溯“儒”之歧义。章氏蒐集古之言“儒”者,据《墨子·经上》言:“名:达、类、私”,而分儒为三种。其一“达名为儒”,指的是古人有将“儒”学概括一切“术士”,即一切有术之士者,凡道家方士、法家、杂家,九流之人都可以称“儒”。其二为“类名为儒”,指的是《周礼》诸侯有保氏之官,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人,通此六艺者称“儒”。其三为“私名为儒”,指的是刘歆《七略》所云,王官失守,衍为诸子,司徒之官变成“儒家”。言至于此,则仅分析古书中“儒”本有异说,虽同一字,意旨有别。然章太炎之意不在此,分别三科之后,乃云:“是三科者,皆不见五经家。往者商瞿、伏胜、穀梁赤、公羊高,浮丘伯、高堂生诸老,《七略》格之,名不登于儒籍。”也就是说,古之儒者三种含义,无一含义包括了传五经的经师,易言之,经师不是“儒”,而在《七略》的图书分类中,传五经之周秦大师,皆不在“儒家类”中,而在“六艺略”中。是“经学”与“儒学”,截然分开,古“儒”之三科,皆无经师,《七略》之六艺,皆无儒者。盖刘歆之《七略》,以六艺为王官学,而诸子为百家言,儒家止为诸子之一,非能跻于王官。但是,早在刘歆之前,司马迁著《史记》,其《儒林传》皆传经之士,且自《史记》之后,历代正史,因之未改,则五经之学,岂非“儒家经典”?章氏于此解释道:“自太史公始儒林题齐、鲁诸生,徒以润色孔氏遗业。又尚习礼乐弦歌之音,乡饮大射之礼,事不违艺,故比而次之。”[53]如此说来,司马迁将经师行迹题为“儒林传”,不是因司马迁认为传经即儒者之业,而是因为这些传经者能够发展“做为诸子之一的孔子”的学说——勉强可以列入“私名为儒”,而且,他们也司《周礼》六艺的礼、乐、射——勉强可以列入“类名为儒”,在章太炎看来,司马迁大抵上是搞错了。章氏接着说:“晚有古文家出,实事求是,征于文不征于献,诸在口说,虽游、夏犹黜之。斯盖史官支流,与儒家益绝矣。”[54]因为古文经师研究的是王官学,不是百家言,是《七略》中的“六艺”,不是“诸子”之“儒家类”,所以,古文经师是“史官之支流”,并不“润色孔氏遗业”,与孔子关系不大,也非“事不违艺”,不符《周官》保氏之教,所以,古文经师更不应列入《儒林传》。章太炎以他所概括的儒者三科为标准,评议道:“今独以传经为儒,以私名则异,以达名、类名则偏。……传经者复称儒,即与私名之儒相殽乱。”[55]传经者传的是做为官书(历史)的六经,与做为诸子的“儒”,已然不同,而将其放在一切术士的“儒”与周官保氏“六艺”的儒中,又只执一篇,所以说,经师与儒士,判然有别。


这样,章氏以历史的眼光,总结出“儒”的原意,断定“儒”是子家,“经”在经部,二者不应相混淆。如此一来,呈现出章氏的用意,是将经学与孔子区别开来。孔子不是经学的开创者,而只是经学的传承者,并且经学只是历史的实录,在这种逻辑中孔子的删削述作事业,铸就的是一个“史学家”。章氏通过“原儒”,裂分儒家与经学,夷孔子为诸子,这就是以历史瓦解价值。章氏之后,胡适《说儒》诸论,继章氏之“儒者三科”而作,儒家与经学渐行渐远。我们还可以从章门弟子曹聚仁的《<原儒>》来看章氏之说的影响。曹氏说到:“太炎师是首先提出了‘题号由古今异’的历史新观点,使我们明白古人用这个‘儒’字,有广狭不同的三种观点。他的大贡献在于使我们知道‘儒’字的意义,经过了一个历史的变化,从一个广义的包括一切方术之士的儒,后来缩小到那‘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的侠义的‘儒’。我们已经把孔丘的本来面目暴露出来,让大家明白不独宋明理学的观点,跟孔子不相干,即魏晋清谈家的论点,也和孔氏相去很远;西汉今文学家更是鬼画符,连春秋战国的儒家,也不是真正的孔子之学呢!从历史观点看儒家的演化,是有了新的意义。”[56]


在经学史上,对“经”、“儒”、“素王”诸关键词的理解,决定了对经学大方向的认识。章太炎解释这三个概念,都以“历史”的眼光,纵横其博闻多识的才华意气,追究其本意,胪列其歧义,结果不是使其意旨大明,而是使其价值全失。章氏原经而夷经为史,进而为史料,原儒而夷儒为子学,孔子为诸子,原素王而孔子不立法。章氏之“三原”,都已经超出了传统古文经学的范围,而导夫现代史学之先路。而在现代史学中,已没有独立的“经学”的位置。


四、结语:从“以经为纲”到“以史为本


传统学术以经为纲,在清末民初,经过古今之辨,将中西问题转化为古今问题,“中国”成为“古代”,自此之后,现代学术转型进入“以史为本”时代。在这一转化中,章太炎正是一个转捩点。自传统经学角度看,章氏在消解今文经的同时瓦解了经学本身,从而为“以史为本”的现代学术体系奠定了基础。章氏之前,经学虽受新说冲击,但仍为学术之主体。经过章氏吸收古文经学,将古文经学彻底转化为史学,又大量培养弟子,各成名家,故章氏之后,史学遂为众学之本。可以说,章氏从俞樾、孙诒让、黄以周诸古文大师那里接过诸经的“散珠”,用“史”做为绳索把所有的散珠贯穿到一起,打上死结,展览于人间,经章氏之手,人间不复有做为“圣人之法”的珍珠本身,而只剩下做为“史”的珠串,可以名正言顺的放入历史陈列馆展览,以做为“激励种性”的材料。章氏弟子朱希祖述本师功绩云:“先师之意,以为古代史料,具于六经,六经即史,故治经必以史学治之,此实先师之所以异乎前贤者。且推先师之意,即四部典籍,亦皆可以史视之,与鄙意实相同也,特不欲明斥先贤耳。史料扩及于四部,其规模之弘大为何如哉。”[57]史之规模弘大,而经亡矣,是故章门弟子,几乎再无经师。


朱希祖述其师之志,或许略近之。但朱希祖一生的“史学”,与章太炎的史学,却大相径庭。从章氏晚年对民国史学的议论,略可见其端。民国之史学发达,在今天看来有如神话,但是,章太炎对当时史学研究之批评极多,1924年章氏发表《救学弊论》,云:“今之文科,未尝无历史,以他务分之,以耳学囿之”,又列史学之五弊。[58]1933年演讲《读史与文化复兴之关系》,又云:“历史一科,黉舍中视为无足重轻,所讲者不过一鳞半爪”“乙部之书,大都束之高阁。”[59]其具体评议,不能一一列举。但由此可以看出,章太炎之“史学”,与民国时贤的“历史”,并不是一回事。从传统经学的角度,章太炎的“新经学”固然瓦解了经学本身,但是,经学本非章氏之最专长,章氏一生最大贡献,乃在于其“新史学”,也就是说,将“历史”做为一种“价值”。今天要研究章太炎,仔仔细细看他的“新经学”,只不过是为了研究他的“新史学”铺平道路。

(节选自《经学的瓦解》一书)

注释:

[1] 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41页。

[2] 熊十力:《论六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页。

[3] 姚奠中、董国炎:《章太炎学术年谱》,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页。

[4]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页。

[5] 章太炎著,徐复注:《訄书详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1页。

[6] 章太炎著,徐复注:《訄书详注》,第523页。

[7] 章太炎著,徐复注:《訄书详注》,第823页。

[8] 章太炎:《检论·订孔上》,《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5页。

[9]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第1967页。

[10]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杜序,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第15页。

[11]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杜序,第11页。

[12] 孔颖达:《序周礼废兴》,《周礼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第7页。

[13] 班固:《汉书·艺文志》,第1705页。

[14] 孔颖达:《序周礼废兴》,《周礼注疏》,第8页。

[15] 班固:《汉书》,第1968页。

[16] 班固:《汉书》,第1970页。

[17] 章太炎著,徐复注:《訄书详注》,第161页。

[18] 章太炎著,徐复注:《訄书详注》,第145页。

[19] 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41页。

[20] 《自述学术次第》,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编:《制言半月刊》第25期,广陵书社2009年影印。

[21] 章太炎著,庞俊、郭诚永注:《国故论衡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98、299页。

[22] 章太炎著,徐复注:《訄书详注》,第133页。其后在《检论·清儒》中,这句话修改为:“六艺,史也,上古史官,司国命,而记注义法未备,其书卓绝不循。”(章太炎:《检论·订孔上》,《章太炎全集》(三),第472页。)

[23] 章学诚著,叶瑛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页。

[24] 章学诚著,叶瑛注:《文史通义校注》,第132页。

[25] 章学诚著,叶瑛注:《文史通义校注》,第231页。

[26] 章太炎著,徐复注:《訄书详注》,第135页。

[27] 章太炎著,徐复注:《訄书详注》,第133页。

[28] 章太炎著,徐复注:《訄书详注》,第161页。

[29] 章太炎著,庞俊、郭诚永注:《国故论衡疏证》,第356、357页。

[30] 章太炎著,庞俊、郭诚永注:《国故论衡疏证》,第358、359页。

[31] 章太炎著,庞俊、郭诚永注:《国故论衡疏证》,第305页。

[32] 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1页。标点为笔者所加)

[33] 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章太炎全集》(四),第166页。

[34] 章太炎著,徐复注:《訄书详注》,第171页。

[35] 章太炎著,徐复注:《訄书详注》,第171页。

[36] 章太炎:《检论·清儒》,《章太炎全集》(三),第479页。章太炎《菿汉雅言劄记》之说也同。1924年章氏作《救学弊论》,又说:“昔段若膺欲移《史记》、《汉书》、《通鉴》为经,今移《周礼》、《左氏》为史,其义一也。”(《太炎文录续编》,《章太炎全集》(五),第102页。)

[37] 班固著,陈立注:《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47页

[38] 《经的大意》,《章太炎演讲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0页。

[39] 章太炎著,庞俊、郭诚永注:《国故论衡疏证》,第276页。

[40] 章太炎:《经学略说》,《章太炎演讲集》,第485页。

[41] 朱希祖:《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论》,《朱希祖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5页。

[42] 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40页。

[43] 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第44页。

[44] 李源澄《经学通论》,《李源澄著作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民国97年版,第4页。

[45] 章太炎:《与欧阳竟无》,《章太炎书信集》,第940页。

[46]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第2509页。

[47]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第16页。

[48]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第16页。

[49] 章太炎著,庞俊、郭诚永注:《国故论衡疏证》,第296、297页。

[50] 章太炎著,庞俊、郭诚永注:《国故论衡疏证》,第298页。

[51] 同上。

[52] 同上,第481-485页。

[53] 同上,第489页。

[54] 同上,第490页。

[55] 同上。

[56] 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第68页。

[57] 朱希祖:《章太炎先生之史学》,《朱希祖文存》,第348页。

[58] 章太炎《救学弊论》,《太炎文录续编》,《章太炎全集》(五),第102页。

[59] 章太炎:《读史与文化复兴之关系》,《章太炎演讲集》,第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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