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政治学:生物适应性、理性行动和象征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75 次 更新时间:2019-01-01 22:39

进入专题: 演化政治学理论   理性选择理论   意向主义   功能主义  

Dustin·Tingley   郎玫  

作者简介:Dustin Tingley,男,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译 者:郎玫,女,汉族,管理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政府治理创新、制度及演化的一般方法。

内容提要:政治科学作为一门学科,似乎并不愿意吸收研究人类行为的演化理论及其方法。本文的问题是:演化概念和标准的政治学理论是否兼容?这些概念是否有助于解决经典理论应用的一些难题?相关研究发现,演化概念快速且同时适应了理性选择理论、象征主义、诠释主义和文化适应等理论。而且,当人类互动可以通过自然选择和演化心理学来理解的时候,在标准政治学中长久以来一直很难解释的现象变得越来越清晰。这些现象包括情感、地位、个人吸引力、信息处理的差异性和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制定等对经济和政治产生的影响;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在多重均衡博弈中使用“焦点”。最后,本文对以复杂的演化术语分析政治学的学者的持续争论及其新近研究进行了概述。

关 键 词:演化政治学理论  理性选择理论  意向主义  功能主义


一、引言

尽管人类进化通过自然选择来完成的观点已被广泛接受,但是关于人类行为理论的演化学却远未得到广泛认同,尤其是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中。对于演化理论在这些领域受阻的原因,尽管学术界给出了一些解释(包括方法论上的),但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依然是自然主义谬误①的解释,即演化理论将自然的“是”变成了道德上的“应该”,如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优生运动,便在这一方面恶名昭彰。

如果将演化心理学的相关知识视为内生要素,那么这些被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以及政治经济学家使用的理论会不会更具解释力呢?

在一些学科,甚至是在生物政治学中,这个问题的前提都是极具创新性的。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既不是在问是基因因素抑或基因表达因素在行为方面是重要的,或者一些几乎很少被考虑到的变量,如低水平的神经毒素暴露,是否比我们想象中要发挥更为频繁的影响力(Masters,2001);也不是想要暗示演化理论已经完全被忽视,事实上它并没有(Alford and Hibbing,2004)。比起尝试提出或者替换一个理论,本文更倾向于对一个理论——经济学和政治学(日益)依赖的理性选择理论进行深入的剖析和改进。表面上看,理性选择理论似乎与演化理论水火不容(Somit and Peterson,1999,2003)。然而,实际上理性本身是在不断演化的,感性同样也是。

本文首先对一些涉及解释类型(即功能主义和意向主义)的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回顾和分析。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对自然选择理论体现出来的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进行了分析,将它与理性选择学派常用的意向主义(intentionalism)②进行比较。通过吸收演化论者的功能主义解释,可以缓解我们在意向主义解释方面所遇到的一些困难。本文认为从理性选择视角理解社会过程的表征维度和政治维度有助于演化理论对形塑行为的社会环境的角色进行概念界定。其次本文对一些应该引起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特别注意的经验现象进行了分析。最后本文指出了研究方法的不足,并对未来的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议。虽然本文主要以政治学为研究方向,但出于对理性选择理论的兴趣,本文同时也关注到了经济学的相关文献。事实上,经济学家在发展演化背景下的理性选择理论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本文创新性的贡献也建立在这些学者的前期工作之上。


二、解释的类型


对于特定现象,无论是人们的投票决策还是孔雀为什么会进化出美丽的尾巴的众多解释,不仅在解释的对象方面,而且在解释的方式方面都是不同的。一个选错了的解释类型可能会假定出并不存在的因果关系,排除了一些关键变量,抑或应用一些无效的检验。

乔恩·埃尔斯特(Elster,1983)对功能性解释的特征做出了如下概括:一种制度或行为模式X可以通过其对群体Z的功能Y来进行解释,如果或者当且仅当:

(1)Y是X的一个结果。

(2)Y对Z是有益的。

(3)Y不是产生X的行为主体有意为之的一种结果。

(4)Y或者至少X与Y的因果关系是Z中的行为主体没有意识到的。

(5)Y通过经由Z的因果反馈环维护X。

丹尼尔·利特尔(Little,1991)将功能性解释描述为“通过其产生的结果来对某事物进行解释”(如我们通常通过表现出来的结果来对某事物存在的原因进行解释)。自然选择的生物学理论被广泛认为使用了功能主义的解释。一个有机体的生理特征或心理特征可以通过其对再生或繁殖的贡献来进行解释,反过来,有机体在未来的再生或繁殖可以生产出更多在生理或心理上具备有益特征的有机体。在既定的环境下,如果行为模式(X)的功能(Y)是有效(或者无效)的,那么反馈回路(自然选择)就有利于增加(或减少)行为模式X的发展和普及。

生物学使用的自然选择解释并不是目标导向的。演化得以完成的机理在于局部范围的最大化,在这个过程中,对适应性的评估只局限于当前的环境。现阶段的适应性所导致的未来结果是未知的,而且在随后的时间里并不存在允许“更好”的适应被选择的等待阶段,相反,如果当前的适应已经被选择的话,随后的时间是不可利用的。进化是一个短视的过程,不能被认为是具有长远目标的(Mayr,1988)。

埃尔斯特和丹尼尔都认为,在社会科学中成功的功能性解释是很少见的,原因在于很多功能性解释很难展现出具有严密因果关系的因果反馈回路。也就是说,学者们很少能够具体解释一种能够普遍增加或者减少一些社会行为或制度安排的机制(如自然选择)。相反,他们会做出的其中一种假设是:如果一些社会行为带来了一定的好处,那么这些好处就能满足规范系统或制度系统中人们的需求。这并不是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仅仅因为这些好处是可以被识别的,但是好处并不能解释社会行为或制度安排的存在原因。丹尼尔指出,规范系统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种群来说是有好处的,但这并不足以解释能够产生诸多益处的规范系统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学界存在的另外一种隐含假设,也许我们可以将其称为过分乐观的功能主义(panglossian functionalism),它预设社会安排会出现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该社会背景能够很好地满足相关群体的需求。这种解释显然是先验的,我们没有理由去假设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最理想的。

此外,功能主义的解释导致了社会制度的静态概念,因为它很难揭示出冲突的利益是如何融入这种解释的(Harsanyi,1969;Stone,2003)。由于无法完全厘清维持某些实践的作用机理(反馈回路),因此某一制度或某一社会行为所带来的其他好处,进而其他替代性的解释都是不能被剔除的。这样的(解释)策略不能给出确定的结论(Johnson,2003)。在自然科学中,单一物种的某一特征的普及受制于自然选择机制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社会科学中,作用机制却并不清楚。

意向主义解释通过引入行动(策略)、欲望(偏好)和信念这三个要素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意向主体之所以会选择一种行为,是因为他相信这种行为是实现他目标的一种手段。尽管意向主义的解释有多种形式,但是最具影响力的是理性选择理论。在理性选择理论的策略(非参数)决策制定模型中,行为主体对行为的选择建立在他们对其他人未来行动的看法之上。因此,社会集体行动的结果也许可以通过个体理性决策来进行解释和预测(Elster,1986;Boudon,1998)。

对“谁想要特定的好处”和“行为主体如何产生和保持好处”的探讨,似乎表明他们在有意选择好处的标准。这违背了埃尔斯特的第三原则(行为主体没有刻意设计规范体系的功能)和第四原则(特定功能并未被行为主体所意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也许可以认为,意向主义解释和严格界定的功能主义解释是处在因果解释连续统一体不同位置的两种解释,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在埃尔斯特功能性解释的第三原则和第四原则上放松的程度。事实上,埃尔斯特对功能主义解释和意向主义解释的严格分离已经遭到了质疑(Jackson,2002)。

那么,我们能否将人类心理特征或生理特征的功能性解释应用于包含目的性行为或目标导向行为的意向性解释呢?埃尔斯特反复地质问社会生物学是否能够解释人类行为(社会生物学是一个在现代演化理论著作中通常避免使用的术语)(Elster,1989a,1989b,1989c,2000a)。然而,他似乎把演化解释与其他类型的解释隔离开来了。解释的融合——演化分析对理性选择理论的补充,可以使我们的分析框架更加具有稳定性。这样的融合之所以长期受阻,原因在于演化论者一直没有研究目标导向的行为过程,而社会学家却一直在这么做。

虽然陈述假设、提出合理的机制和使用形式逻辑进行分析是一个科学家的理想特质,但是理性选择理论依然遇到了许多困难,受到局限性的束缚。其中一种批评观点认为,理性决策制定的“狭义”(thin)理论,通过(数学)形式化的表达,抽象地识别了信念、欲望和行为,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因为它没有将文化、规范和价值观等这些社会科学所研究的经验世界的核心要素融入其理论框架。为了对这一批评进行回应,一些理性选择的理论学者吸收了一些如民族志这样的诠释主义方法论,同时努力避免“诠释学循环”的消极影响,传统诠释学的许多学者,如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特兹(Geertz,1973)反对理性选择学派追求的推广性(普适性)。相对来说,这些“广义”(thicker)的理性选择方法和诠释主义方法之间的联系是非常明确的,尽管这种联系在两者的学术群体中都不是非常突出。为了理解个体的意义和行为,有必要对其进行诠释;为了理解社会实践,有必要理解参与者的重要性和价值观。对个体行为的诠释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可以是目标导向的行为,也可以是象征性的参与行为。这些解释允许通过联系实际的决策制定者和文化背景对偏好、策略和信念进行具体分析,尽管这些方法已经遭到了传统学派的大量批评。通过将演化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观点融入理性选择理论之中,理性选择解释的这种“广义”形式和更为抽象的“狭义”解释,便能够得到改进。

除了探究行动者的偏好、策略和信念的具体内容之外,我们还需要知道特定的行为主体是如何产生这些偏好、策略和信念的。纯粹意义上的理性选择理论学者忽略了第二个问题,把对该问题所有可能的答案看成是外生因素而不予考虑。而演化理论则将这些答案看成是内生因素,甚至去分析其他可观察的理性选择的传统议题。

“广义”的理性选择理论从根本上依赖于:①相关的地域条件,包括文化资源,如符号、身份和价值观;②对这些条件的形成和变化进行动态管理的过程;③对包含在其中的任何信息进行分析和处理。坚持偏好、策略和信念等因素的外生性,可能导致对行为解释的诸多问题。人类认知科学(包括行为心理学)的观点均涵盖以上三个方面,尤其是第三方面。例如,神经学上的特征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行为主体认知周围世界的方式?情绪如何影响决策?我们对情感过程的理解如何影响我们对政治问题和经济现象的分析?尽管对于政治学家来说,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传统理论很难对它们做出完全清楚的解释。由于缺乏对人类认知特征和情感特征的实证与理论研究工作,因此有关人类社会行为的理论很容易变得——并且一直是——理想化,有些学者转向乐观主义的态度,有些则转向悲观主义。

在接下来的小节中,本文对标准的理性选择理论进行剖析,并讨论意向主义解释的构成要素欲望、信念和行为如何不必要依赖于演化心理学者所称的SSSM(standard social science model,即标准社会科学模型),即使标准社会科学模型在解释框架中存在诸多问题③。本文展示了意向主义解释能够充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的演化解释。相反,对文化的理性选择解释——一个强调文化外显政治特征的解释——也有助于解决演化心理学家所面临的解释问题。


三、演化论者对理性选择理论的批评


阿尔伯特·索米特(Albert Somit)和斯蒂芬·彼得逊(Steven Peterson)认为,相对于生物政治学,理性选择理论之所以能够在政治科学中大行其道,部分原因在于理性选择理论使用了大家普遍熟悉的假设,即社会力量在解释人类需求和追求自身愿望的方式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所有这些都是基于标准社会科学模型的。尽管在其他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内已经引发了争议,但是理性选择理论依然坚持这样的观点,即大部分人类行为都可以通过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来进行学习(或解释)。本文认为,理性选择理论不需要完全依赖于标准的社会科学模型。为了说明这一点,本文对理性选择解释的构成要素——偏好、策略和信念进行具体分析。另外还对均衡概念进行分析,即个体如何解决博弈的理论问题。

(一)偏好

“广义”理性选择理论已经对“行为主体如何通过一些社会化过程形式产生偏好”进行了一般性解释。社会经济环境、宗教信仰、族群认同或者个体希望激发的任何“社会建构”的力量,都被用来解释在特定情境下特定行为主体的偏好,或者更具体地来说,一个行为主体对成本收益的权衡。在“狭义”理性选择模型中,这些文化要素被界定为完全外生的偏好,而“广义”理性选择理论学者力图使这些整齐地保留在标准社会科学模型中的文化因素内生化。

事实上,理性选择理论假设任何人类意识进入世界的时候都是一块白板,随着社会化过程的发展,逐渐形成基于个体文化的偏好。在如何摆脱标准社会科学模型的束缚方面,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这个问题不仅仅存在于理性选择理论学者之间。一般认为,当代学者对于文化概念的最大分野也许是自然形成与后天培养的区别。不幸的是,在应该如何理解这个复杂的二分法方面,学界并未达成共识。实际情况也许是:“文化”——根据其现在的用法——仅仅指代社会化的信念或行为,因此是非自然的(Gerring and Barresi,2003)。演化心理学家约翰·图比和勒达·考斯麦茨(Tooby and Cosmides,1992)用大量的篇幅分析了根源于克利福德、涂尔干和韦伯(Weber)等理论研究者著作中的标准社会科学模型,是如何遗憾地使社会科学偏离了“我们演化过程中的文化遗产如何影响行为”这种思维模式的。尽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把涂尔干的研究解读为不支持演化理论的观点总是存在争议(Schmaus,2003)

勒达和图比指出,演化心理学应该能够提供一张人类共同偏好的清单,以及一张偏好获得程序或偏好重组程序的清单(Cosmides and Tooby,1994);经过长时间的作用,人类共同偏好将可以通过自然选择的功能性过程选择出来。因此,“偏好是在社会化过程中获得的”的普遍观点是不完全正确的(Brown,1991)。在对信念和策略的讨论后,本文将尝试将偏好的演化理论和文化理论相互融合起来。

(二)信念

理性选择模型就行为主体持有的对其他主体的想法,以及他们对由自身行为导致的结果过程的认知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信念使理性选择模型可以处理不确定性。虽然我们可以在很多场合下,如在一个包含多个行为主体类型(如合作性的行为主体和掠夺性的行为主体)的贝叶斯博弈模型包含已知的分配时,听到关于“信念是什么”的讨论,但是我们却很少听到任何关于“信念如何产生”的讨论。这种现象之所以会出现的部分原因在于我们使用的技术工具。从根本上来说,被用来将不完全信息博弈转变成不完美信息博弈的“自然做出的行动”(move by nature),将所有参与主体、行为以及偏好都看成是在数学的“封闭宇宙”里的确定因素(Binmore,1990)。这一“封闭宇宙”的假设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目前还不能找到一种方法能够在不破坏理性选择模型的演绎能力的情况下,摒除这一假设。除了能够激发某种类型的归纳过程外,如果不能解释这些信念是如何产生和改变的,那么理性选择解释便不能说明策略环境的不同特征是如何增强或者丧失重要性的,或者进一步来说,是如何出现或消失的。

因此本文重点强调两个问题。

首先,有关信息处理的假设是建立在通用的数学模型之上,而非直接观察之上的。先验信念如何变化以及以什么样的节奏改变?人类会将信息打包成一致性的信息束,从而为贝叶斯的学习过程提供支持吗?不同类型的信息对信念有不同的影响吗?这些很难用基于(数学)方程的理论来进行解释。

其次,即使信息是通过类型来进行分析的,社会化过程也一定会影响到使用的类型学。以罗伯特·贝茨和其合作者(Bates et al.,1998)的种群划分方式为例。一个行动者相信其他行动者有一系列特定的偏好,即他符合特定的行为者类型,这是因为在“X”的文化群体分类中,其识别是通过一系列的社会定义的符号、特征或策略选择来实现的。在博弈(如不完美条件下的扩展式博弈)中产生的信息的重要性,取决于文化成员对选择的社会意义的解释。社会过程孕育共享的意义和规范。而基于标准社会科学模型的解释则认为,对其他参与主体的想法、信息处理的方式以及战略环境的特征都是既定的。

但是,为什么“种群划分”在构建身份和产生信念方面经常能够发挥如此强大的作用?为什么与简单的抽象想法相对的符号是其他主体信念的载体?人们如何改变信念,并且这个改变过程如何区别于标准的贝叶斯更新?或者它是如何受到标准贝叶斯更新的干扰的?人们通常通过与理性选择理论和标准社会科学模型的一致或相悖的方式来使用信息和形成信念。演化解释(不仅仅是社会解释)可以给我们一些需要的改进。

(三)策略

理性选择理论假设行为主体有意识地从一系列的行动计划(策略)中进行选择,进而在给定其他参与主体所选策略的前提下最优化自身的利益。除了上面提到的阻止新策略形成的“封闭宇宙”问题外,这个最优化假设也是声名狼藉的。人们既不一直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不会表现得他们好像在这样做。

首先,人们通常的行为方式是独立于任何有意识的反应性决策制定过程的。吃饭、睡觉、性爱、地位寻求和情绪表露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理性选择,尽管我们在这些方面确实存在理性选择。这些行为的确一直在现实世界的政治和经济互动中发挥着作用,而且对这些行为的忽视削弱了当代理性选择模型的解释力,该模型强调决策制定的主观意识(讽刺的是,它没有强调决策制定的尽责性)。

其次,行为主体的信息处理能力是有限的,他们并不总是能够将最好的决策规则与其他规则区分开来。众所周知,效用最大化模型预测观测结果的能力是令人失望的,并且已经有大量的工作投到了发展能够识别这些预测失败的模型。尽管意向主义解释的基石应该是一个可以说明行为选择机理的理论,但是它并没有告诉社会学家行为主体是如何选择其中一种行为而不是另一种行为的。人们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体的假设,只呈一个无须多言的赘述。行为博弈论正试图将实证观点融入当前的决策规则(效用函数)中;政策制定者开始更多地参考那些更多考虑策略选择的文献。这些发展均表明,学界对演化解释的认同正在不断增加,同时学界也支持不要将公共政策制定建立在理性选择理论或者标准社会科学模型的其他要素的狭隘使用上。


四、向理论融合发展


人类生来就带着通过自然选择机制保存下来的、具有独特个性的偏好和神经运行过程,也就是说,适应了“优胜劣汰的环境”。当前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使用的现代演化论诸多论述,可以简化为一个观点,即人类的大量行为,包括情绪、表达、语言、挑衅、仇外,以及对地位的追求等,都有其演化的源泉。对这些行为过去的适应性功能进行具体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它们。尽管语言能力、互利互惠、战斗-逃逸行为等这些与政治研究相关的要素,在不同文化下的表征方法不同,但是在实质上却是相似的。只要是一个智力水平健全的人,都具备语言的能力;尽管大量的肢体动作在不同的文化中可以传达不同的信息,但是所有人对脸部表情的不同变化都可以做出相似的反应;尽管许多不同的风俗都会解决如公地悲剧或者搭便车的问题,但是所有人都具备信息处理的能力和情感控制的能力,这些可以或多或少成功地解决公共资源过度使用的问题。

这两者长期影响并阻碍着先行研究者想要构建的那种存在于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一致性的可能。当代演化理论的相关文献对这些力量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然而,为了表明理性选择理论和演化理论在社会科学解释方面都是有效的,就必须要求两者之间的融合是可以在文化、演化和意向方面展现出来的,或者更好地来说,它们之间的一致性是可以在这些方面实现的。因此,本文必须对文化的演化论概念进行解释。本文认为演化理论在解释特定文化现象的不足,如为什么人们可以通晓一门语言,或者更一般地来说,通晓一门方言,可以通过识别带有目的性的政治个体使用文化资源来获取分配优势的方式来得到解决。我们可以用对文化发展和变革的当前原因和高度政治化的原因进行探索的理论来弥补聚焦于根本原因的演化理论的不足。

许多学者已经对文化和演化的交互作用进行了探索。遗憾的是,这些学者并没有解释这些文化的特定表现形式,如语言的类型(如英语和法语)、交换风俗和财产管理制度,以及社会组织的等级特征是如何从使文化成为可能的神经心理学的分析框架中产生的。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对特定的社会特征的解释是不明确的。本文认为演化心理学和一般意义上的演化理论,忽略了文化的政治要素,因此不能对文化提供更为有力的解释。基于本文之前的研究,我们将提供一个初步的解决方案。

两个关键观察是非常必要的。第一个观察是,埃尔斯特所说的“开放”的行为模式和“封闭”的行为模式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开放的行为模式与社会环境交互产生出一些显性的特征。例如,尽管人类都具备语言的能力,但是对一种语言的通晓需要依靠行为个体暴露在语言的环境中才能完成。封闭的行为模式在表达上更为严谨。所有人在尝到甜味后的反应都是一样的;许多面部表情的意义也是相通的;我们都倾向于喜欢对称的结构特征。封闭行为模式的表现形式在不同文化下应该大体上是相似的,而开放的行为模式的表现形式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但不是根本目的的差异)。开放的行为模式之所以被冠以“就是这样”(just so)理论的批评,是因为在既定的文化差异环境下,服务于演化历史的“功能”在今天不能在它们的表征方面获得快速评估。

第二个观察是,文化包括表征符号可被识别的规范、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它们分别会产生不同的分配结果。这是上面所讨论的“广义”理性选择理论的主要贡献。文化的不同组织方式为特定的行为主体提供特定的优势和劣势。由于它们的分配结果,这些要素可以被积极地操纵或者竞争性地操纵。詹姆斯·约翰逊(Johnson J,1997)观察到,符号以一种不公正和竞争的方式来限制不确定性,因为它们给出的选择和身份识别是建立在牺牲其他主体的基础之上的,政治主体有强烈的动机争夺它们,从而获得策略优势。在约翰逊看来,文化源自于创造力,政治主体常用创造力来界定和重新界定他们周围的世界。他们的做法是通过努力将意义赋予构成文化“现实”的符号、身份和仪式。对文化外在表现形式和有意义的符号和仪式的强调,直接吸收了人类学家克利福德的观点。

克利福德提出,我们应该通过文化的表征符号、身份认同和文化实践来对人类进行研究。由于这样的定位,他和其追随者被认为是不完美的标准社会科学模型的代表人物,尽管他确实对这一定位有一个成熟的合理化论证过程。在他看来,人类大脑在后更新世后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变化,“文化”在这一时期开始发展,一个没有文化的人类虽然不可能变成本质上拥有才华但未充分发挥的猿猴,但是却很可能会变成一个完全缺乏思想和无用的怪物;就像卷心菜一样,人类大脑在人类文化的框架内部开始出现,没有文化,人类大脑无法得到发展。另外,演化心理学认为,人类精神设施的重要发展出现在更新世时期,而且这些适应性的改变不仅提供了文化力量发挥作用的机制,同时使行为结果不仅仅受到局部区域文化因素的影响。克利福德在对文化的研究中强调“意义和符号的有序系统”是非常正确的。这些文化资源的选择和应用,以及需要使用文化资源的精神工具,与我们共存的时间要远远长于克利福德和约翰逊的所谓后更新世时期所允许的时间。

综上所述,开放的行为模式和封闭的行为模式的区别、文化的策略特征和高度政治化特征、“意义共享”的表征形式为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有用的构想和规划。目的性决策制定能够改变开放行为模式的特定表征,如语言的使用、特定的符号和身份可以选择性地建构地位和权力。例如,虽然自然选择也许可以导致排外行为的认知能力的出现,但是它的表征完全取决于不同种群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如何在政治上受到约束以及通过象征性的手段加以处理的。目的性行为很少能够阻止开放的行为模式的使用,更不能够阻止封闭的行为模式的表达。

从概念上讲,这与许多学者提出的“意向性秩序”(orders of intentionality)是非常相似的(Dennett,1982;Robson,2001;Morikawa et al.,2002)。零阶状态包括心理反射和无意识反应;一阶状态开始出现拥有自身信念和欲望的理性个体;二阶状态开始出现其他行为主体的信念和欲望。演化理论在理解低层次的状态方面是更有作用的,近因理论(proximate theories)处理高层次的状态是更为出色的。演化心理学在分析高层次状态方面是更有帮助的,因为它有助于分析允许人类拥有“思维理论”的心理结构。这一方法跨越不同政治背景下的行为神经机制、多样性风俗和行为表现。


五、对可替代理论的评估


虽然本文只是对已提出的理论进行了简单的阐述,但是它可以解决几个问题。首先,演化论者并没有形成关于文化如何变迁的系统性理论。最近有关符号元表征(symbolic meta-representation)的演化适应性研究实证了本文的观点,符号元表征使文化的再现成为可能,但是它是将文化置于政治和策略的环境中进行分析的。尽管学者似乎都认同“文化是非常重要的”(Sperber,2000),但是在文化的实际作用机制或者文化的变迁方式方面却鲜有讨论。不过,“基因-文化协同演化”和“觅母学”(memetics)是两个显著的例外,尽管这两个领域都没有将由形塑和重塑文化环境的分配问题驱使的目的性个体的概念融入其中。虽然斯蒂芬(Pinker,2002)似乎依赖于历史学家托马斯·索维尔(Sowell,2002)的研究,但是他也没有提出一个有关文化如何变迁的理论。

相对于标准演化模型来说,标准社会科学模型的确声称其自身具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即它考虑到了人类做事方式上存在的大量差异。因此,为了对这一观点进行回应,演化模型必须在“我们是如何获知这些大量差异和临时性改变的,以及如何意识到反映我们演化进程的一些显著行为”方面提供一些分析和解释。通过借鉴政治学家詹姆斯·约翰逊和其他学者的观点,本文对文化如何显著影响人类行为以及人类行为如何显著影响文化方面提供了一个粗略的分析。尽管演化理论阵营中的很多学者都在批评标准社会科学模型方面做出了大量的贡献,但是他们在扎根于符号的、基于个人的意向性解释方面却毫无贡献。在目的性个体是如何通过身份、符号(或象征)和仪式等文化资源定义或者重新定义他们周围的世界方面,他们都缄口不言。的确非常奇怪的是,平克(Pinker)对理性选择理论只进行了简单的讨论,即使是他的著作《白板》(The Blank Slate)也完全将视角转向了社会科学。虽然一些持有演化思想的社会学家一直对策略互动的相关概念(如利他主义和条件性合作行为)颇感兴趣,但是很少有人表明,从数学意义上而言“这样的策略在演化上是稳定的”(Robson,2001),进而论证在博弈过程中使用的神经机制或认知能力,以及这些策略如何在表征符号构成的“真实世界”中展示自己。这些努力不仅有助于缓和概念上的困难(这些概念上的困难已经阻碍了现代演化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发展),也有助于展示功能性解释和意向性解释是如何被整合使用的。

在接下来的小节中,首先,本文提供了几个表明演化理论在解释政治行为方面的有用性的例子。这些例子充分地展示了意向主义的解释,暗示了一种理性决策的全新思考方式,分析了情绪在经济决策和政治决策制定中的作用,因地位追求而导致的政治和经济后果,以及外貌特征在选择博弈策略、政治候选人和经济交换合作者方面的作用。每个主题都与偏好有关,并且都很好地接受了演化主义的解释。

其次,通过聚焦于有关人类信息处理的实际(而非假设)特征的文献,本文转向了对信念的分析,对策略进行了探讨,回顾了有关均衡解概念的近期研究工作(这些均衡解与我们所知道的人类认知能力具有现实的匹配性)。所有这些都导致我们需要去讨论在博弈论中多重均衡问题的焦点解。这种方法能够充分地吸收演化理论的相关知识,进而避免对既定结果进行事后的合理化分析。本节提到的每一个例子都与政治学领域或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有关。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相关性和联系是非常简单的:政治具有对经济商品进行分配的功能。作为研究工作的一种新应用,这些例子也应该引起演化理论学者和诠释主义社会学者的兴趣。


六、情绪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中的角色


心理学家,或是所有人,一直都认为情绪影响人类行为。尽管这一真理曾引起19世纪经济学家的极大兴趣,但是在随后的新古典经济时代逐渐衰落了,不过最近它又开始重新出现。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认为,不受理性物质利益束缚的情感可以促成行为主体之间的合作。例如,在囚徒困境的博弈中,就可以通过情感来促成双方的合作,当然如果他们只受到利益的驱使,他们之间是不会产生合作的。人类的情感能力极大地促进了合作策略的产生,从而允许“合作者”和“背叛者”的共存。

从演化视角而言,对于情绪是如何发展演变的,弗兰克并没有简单地给出一个“就是如此”的解释。他不仅对通过可观察的情绪来选择行为主体的演化过程进行了详细描述,而且对与情绪相关的行为进行了分类,还对这些行为在信息传递方面的作用进行了分析。例如,他花了大量的时间来探讨生理特征改变的方式,如眼睛的移动、声音的变化、面部表情的改变,以及肢体语言的变换,这些都有助于在行为主体将采取合作行为还是背叛行为方面传达有价值的信息。通过对情绪的作用进行分析,弗兰克帮助解释了大量的经济情形,尤其重点关注了通常处于经济交换中心的承诺问题。由于有意识地控制与情感相关的行为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弗兰克提供了一个有关无意识行为是如何在传统上由理性、有意识的决策制定者构成的交换环境中发挥作用的浅显例子。

政治学家乔治·马库塞(Marcus,2003)及其同事开创了一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研究学派,主要研究“情绪”,更确切地来说是焦虑是如何影响各种政治行为(从慎议到投票行为)的。在他们看来,焦虑的程度决定着决策者愿意投入的主动思考和理性思考的程度:在低焦虑的状态下,大量高层次的心理过程是不需要的,取而代之的是,大脑更多地依赖于和边缘系统相联系的自动过程。其他政治学家明确地探讨了政治决策制定过程中的情绪。另外,政治符号(或象征)包含和传达着大量的情感情绪,毫不意外的是,在政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情感情绪主导的讨论中,符号是处于中心位置的。演化理论解释了为什么情感情绪具有适应性优势,为什么情感情绪在政治学中很重要,以及为什么政治学解释必须毫无疑问地,甚至是悄悄地开启生物子系统。


七、地位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中的角色


一些学者已经对社会地位的追求在人类演化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进行了解释。(通过各种方式达到的)较高的社会地位意味着更好的繁衍(或再生)机会。至少在西方文化中,这个驱动力已经变成了弗兰克所谓的“奢侈病”:人们寻求改善,并普遍担心他们在社会中的相对物质地位。弗兰克论证了这种“病”是如何通过影响收入结构和激励(税收)体制从而阻止在追求地位的过程中出现的无效零和博弈行为的。理查德·威尔金森(Wilkinson,2001)及其研究公共健康的同事们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那些占据低社会地位却拥有高收入的人是不太健康的。他们的假设很有趣,尽管不太可能被很快地证明。他们指出,对社会地位的过度忧虑导致儿茶酚胺的过度分泌,从而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除了潜在的政策影响之外,政治学家可能想要更多地关注地位追求的行为基础。外交是如何影响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所谓的“炫耀性消费”的?选民的决定是如何受到内含社会地位和政策偏好的政治候选人属性的影响的?一些人在被陌生医生检查时出现的血压升高现象,即所谓的“白大褂综合征”,是否同样会发生在慎议或选举政治中?政治家维护职位的欲望——一种在政治的理性选择理论中普遍假设的欲望,更多的是出于本能还是理性呢?在有关社会资本的文献中,横向关系和纵向关系在产生和维持地位驱动力的倾向方面是否有所不同?

严格符合标准社会科学模型的理性选择模型是不完美的,我们可以通过两种相对清晰的路径来对这个观点进行分析:首先,个体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各种形式地位的追求是一种文化起着调节作用的生物适应(现象)。随着风格、品牌、令人艳羡的社会地位等符号的改变,对地位的表达也会发生改变。然而,尽管人们在追求地位的方式方面是有意识或策略性的,但是地位追求并不是理性计算的结果。其次,政治候选人的偏好超越了政治家感知的社会地位的狭隘限制。


八、外表吸引力


大量经济学文献表明,具有吸引力的外表在市场上具有显著的优势。雇佣推荐、起薪、业绩评定、收益和劳动力参与等都会显著地受到个体外表吸引力的影响。大量新闻来源都对这些发现进行了报道,包括最近出现在《经济学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尽管整容手术价格的下降导致了整容手术量的急剧增长,然而不难想象的是,如果整容手术失败或效果不理想,尤其是在面部,那么将会导致心理和社会问题。更难想象的是,博弈论的实验表明,吸引力会影响人们在囚徒困境和最后通牒博弈中的博弈方式。政治学的新近研究表明,外表吸引力和“颜值控”(facial dominance)(Schubert and Curran,2003)在选民的决定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此方面的规范性论证是非常多的。

与普遍的看法相反,人们对外表吸引力的认知与文化的相关性并不强。研究人员指出,事实上,人类颜值的吸引力与对称性的程度高度相关。脸部特征的对称性被认为是身体健康和遗传适度的象征。《演化和人类行为》杂志存在着大量有关这方面的讨论。研究表明,不断演化的偏好强烈地影响着人们的政治决策和经济决策。例如,视觉线索有助于补充人们对候选人胜任力的感知。由标准社会科学模型所表明的有关吸引力的文化描述是不正确的,或者至少是严重夸大了。因此,理性选择模型以及相关实证研究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完美的,如果它们仅仅从社会描述的维度来分析偏好的话,它们所涉及的理论选择模型和实证研究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完美的。

彼得·斯通(Stone,2003)对“人们倾向于将选票投给高颜值和高地位的人”的现象给予了一个不同的解释:选民的期望之所以集中在这些特征上,是因为他们产生了一个焦点,通过这个焦点,不同候选人之间的差异可以在不经过任何沟通的情况下显现出来。这个假设——地位和吸引力在社会环境中早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暗含着一种复杂的理性过程,与之前提出的超理性选择机制是不同的。不过,这两个假设都强调了可以说明相关性现象的不同方面。


九、信息处理


丹尼尔·卡尼曼因其与已故学者阿莫斯·特沃斯基合作完成的研究,获得了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Kahneman and Tversky,1996)。他的研究阐明了信息框架(information framing)效应影响经济决策的方式。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试探与偏差”(heuristics and biases)项目继续挑战着理性选择的传统,即人们倾向于使用概率法则来进行推断。他们对于大量反常现象的解释促成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行为经济学的建立(Thaler,1988,1992;Camerer,2003)。乔纳森·本德(Bendor,2003)在一段没有对本文提及的演化方法讨论中分析了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尼曼、特沃斯基和其他学者的研究是如何对政治科学中的理性选择方法产生影响的。

这些研究者建议,受标准社会科学模型主导的一般意义上的高智商数学家应该让位于使用心理机制以“快速和节约”方式处理信息的个体。这种观点很容易被归类为演化意义上的解释,经济学领域的其他先驱者当然也认可了这一观点。例如,提出有限理性的西蒙认为:“生物系统的精神世界应该可以通过生物演化发生的相关环境来获得理解。”演化心理学发展的心理模块理论暗含的特定领域的推理能力,是显著不同于理性选择模型假设的贝叶斯技巧的。

尽管卡尼曼及其同事的研究引发了学者对社会科学中理性选择理论的大量质疑,但是这些研究都是一些早期的探索。近期的研究表明,对信息处理方式和决策规则的理解,对于行为主体来说,必须通过对信息格式运用性的理解来补全。在演化理论中遇到的信息格式是自然频率④,相较于表达单一事件概率的信息格式来说,是更容易理解的。当信息格式是自然频率时,行为主体似乎非常擅长在贝叶斯范式下的不确定环境中归纳性推理出未来的前景。

本文得到的一些启示如下:第一,意在检验理性选择模型的实验应该为参与者提供自然频率,而不是概率或百分比。同理,有抱负的社会学家在引入贝叶斯推理时也应该以自然频率的方式呈现。第二,内含一些数学不确定性特征的重要政策问题,如解释环境风险或者假阳性和假阴性之间的相关性,应该以自然频率的格式呈现以增强在“公民消费者”(citizen consumers)中的理解。第三,这些学者都指出信息的传播和更新是非常重要的,并且这些信息承载着大量的文化信息。我们不是要参与到某个严格的贝叶斯过程之中,而是必须要对实际的经验和交流能够进行解释和说明,这些经验和交流描绘了在正规的理性选择模型之下被分配了类型角色的行为主体的频率。只有把信念的产生看作是由文化的符号建构和适应性的心理机制调节的过程,我们才能看到人类信念信息的全景。


十、均衡解的概念


获得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翰·纳什⑤证明了在一个由有限的参与者、行为、结果偏好和信念组成的博弈中,如果假定其他人的策略保持不变,那么存在这样一种策略组合,即所有的参与者都会坚持某种策略,而且没有任何人会主动改变自己的策略,这就是纳什均衡。在囚徒困境博弈中,在博弈只重复(已知)有限次数的情况下,纳什均衡预测双方都会选择背叛策略,即招认另一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的均衡精炼(equilibrium refinements)被提出来,一般用来处理存在多重均衡解的情况。尽管如此,潜藏在纳什均衡背后的是一系列非常苛刻的关于参与主体的认知假设。最近,一种(新的)均衡解的概念,不是简单的均衡改进已经被提出来,该概念融合了真实决策者的认知限制。

随机最优反应均衡(quantal response equilibrium,QRE)允许参与人在策略选择中犯一些微小的错误,并且也允许他们在知道其他主体犯错的情况下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反应。错误使QRE能够产生一个在分析实验数据方面非常有用的统计模型。认知层次均衡(cognitive hierarchy equilibrium,CHE)放松了策略选择是基于“你认为我认为你认为……我将选择X”的理念的假设。CHE在分析实验数据方面也被证明是非常有用的。另外,自我确认均衡(self-confirming equilibrium,SCE)模型放松了“普遍先验假设”,该假设认为博弈的所有特征在博弈开始时已经众人皆知,并且参与主体在博弈过程中的信念的差异仅仅是由信息获得的不同程度所导致的。SCE允许不同的行为主体对于尚未发生的事件持有不同的信念,这一特征得到了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大量新近研究的认可。受制于认知局限和先验信念的异质性,人类决策制定的QRE模型、CHE模型和SCE模型都是允许犯错的。这些模型都融合了演化心理学的观点和人类认知的现代理解,尽管演化心理学文献似乎很遗憾地并没有意识到这些。


十一、多重均衡和焦点


在对博弈论模型的偏好、策略和信念进行了详细分析之后,多重均衡的现象经常被研究者发现。在博弈论意义上的简单均衡是:在其他主体不改变策略的前提下,没有任何一个行为主体具有改变策略的积极动机。在纳什均衡被提出之后,学者提出了大量修正(或精炼)纳什均衡的方式,如完美子博弈、完美贝叶斯均衡和颤抖的手均衡。找到一个单一的均衡解是非常令人满意的,因为那样就可以在一个理性的行为主体将要或者应该做什么方面提供预测或者指示。不幸的是,一个具有多重均衡的模型只能说明什么可能会发生在理性博弈中。尽管如此,托马斯·谢林(Schelling,1963)提出,博弈环境的质性特征可以充当焦点的角色,参与主体通过观察和使用这个焦点可以协调他们的策略,从而最终形成单一的均衡。也就是说,参与主体共有的信息和非策略模型本身的信息可以帮助协调策略选择,进而形成单一均衡。

这鼓励(并不是要求)政治学家使用理性选择模型去发现他们模拟的环境的实质性特征。尽管如此,策略环境如何得到类似焦点的品质是未知的。由此造成的结果是,焦点能够很容易地以事后理性化的方式引入进来。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政治学家莉莎·韦登(Wedeen,2002)对焦点的使用和一般意义上的理性选择理论提出了质疑。由于对文化研究和文化在政治理论中的角色研究的兴趣,她建议:“通过追踪共同知识是如何产生的、共同知识是如何受变革影响的,以及共同知识在政治权威关系和主导关系下是如何受到影响的,我们可以对为什么人们会协调自己的行为进行有力的解释,并且避免由于不当识别的资源而导致出现大量的错误因果推论。”韦登的关注点全部集中在如何通过符号学实践的分析对可观察的行为进行解释:“语言和符号的功能是什么——它们是如何嵌入具体的行为,以及如何应用它们进而产生可观察的政治结果的”和“通过聚焦于行为主体如何以及为什么赋予它们意义,从而来审视政治现象”。因此,尽管韦登做了大量的尝试使自己的研究远离吉尔特兹的文化概念,但是她的研究依然完全处在标准社会科学模型的框架之内。

本文提出了另一种理解焦点的方法。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共享的演化理论遗产可以提供必需的共同知识。这种可能性源于这样的演化论断:如果人类拥有共同的演化历史,并且历史适应对行为产生了作用,那么对焦点论断必要的共同知识可以通过共同的演化背景来进行暗示。这种想法与下列观点的理解是一致的,即焦点是“建立在类似于语言语法知识的理论基础之上的”(Schiemann,2000)。如果将原因归于心理本身的演化特征,那么不用收益进行描述的博弈环境要素以及策略集对所有参与主体来说可能依然是已知的。例如,特定的颜色、空间关系和其他模拟积极(或危险)环境的外在特征,都可能具备焦点的特质。在混合动机的协调博弈中,可观察的情感表征,尤其是脸部表情,透露着一个或另一个策略将会被选择的可能性。这些管理信号转译的“规则”在人类世界基本上是共通的,我们也许可以称其为“显性演化规则”。

并不是说,我们会自动地选择那些“更为突出”的策略,因为这些策略在人类历史演化的早期时代曾经成功地协调了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而只是表明显著的结果可能是什么。本文的观点与约翰·希曼(Schiemann,2000)是类似的:策略选择,作为焦点均衡的一部分,是一个理性的、有意识的行为,因为策略集的突出性(或显著性)并不是一组策略集被选择的充分条件,焦点均衡的实现依然依赖于工具性行为。同样地,我们也可以使用我们的认知能力有意识地忽略掉那些由显性演化规则而导致的焦点。这种方法既不会预先决定人类行为,也不会制造自然主义谬误。约翰逊的方法(其中行为主体可以有意识地选择一组由具备创造性和目的性的政治个体用象征符号构建的焦点)也是适用的;由于其激发的是最基础的本能,所以符号以及符号被认知的方式是非常强大的。

关于焦点的讨论没有解释演化是如何影响我们的。从定义来看,焦点不是基于收益,而是基于策略和行为主体的象征性符号。这种符号也许受到心理机制以及人类长时间发展出来的神经组织的影响。与本文的观点一样,关于焦点的演化理论清晰地表明了,行为的意向性解释是如何从关于基本功能过程的理解中获益的。

前面已经描述了几个经验性的研究项目,通过明确地将演化主义的解释、诠释主义的解释和理性选择的解释相互融合,这些研究项目可以得到更好的解释,还分析了情感和地位追求是如何在解决信任问题、政治参与问题和建立个体间权力关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通过对行为经济学研究的文献分析,本文论述了神经组织的演化和人类的心理特征是如何影响信息处理和策略选择的。本文认为,经济交换合作者和政治家的外貌特征以一种只有演化理论可以解释的方式影响着他们获得经济成功或政治成功的可能性。最后,本文提出了一个较新的方案,这个方案能够解决困扰着许多博弈理论模型的多重均衡问题。以上这些和其他例子的进一步分析应该有助于社会学家使用现代演化理论提供丰富资源。


十二、结论和展望


本文分析了理性选择解释和演化解释对不同的解释类型,如意向主义解释和功能主义解释依赖的方式。这种差异加大了演化论者在发展政治学研究传统方面面临的困难,将不同方法的要素整合使其成为一门综合性理论,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演化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当前面临的困难。这一新的理论有助于深化当前存在的各类解释,详细分析它们的工作机制,并且与其他社会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中概念发展的步伐保持一致。本文促进了概念的发展,这将有利于产生合适的实证检验的假设。

尽管理性选择理论在政治科学和经济学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但是也受到了来自学界的各种批评。这一理论与文化理论及演化理论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另外,经验性的例子表明吸收理性选择观点的学者应该对很少被引用和阅读的演化理论文献是很感兴趣的。像其他理论一样,这一理论应该根据其内部的一致性、解释有趣的经验现象的能力以及与其他领域发展的一致性等方面进行检验。

本文提到的许多观点都值得进一步的推敲。焦虑和其他情绪如何以及为什么通过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不同的个体?前额皮质是如何处理符号信息的?焦点何时成为集体心理适应的结果,以及它们何时成为当代社会机构的结果?显著的困难,如在早期演化阶段人类发展数据的缺乏如何限制理论的发展和假设的检验?在“人性”解释方面的差异性在政治职位方面的解释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在什么情况下,演化理论有助于清晰地阐明这些差异,什么情况下演化理论会使这些差异的解释变得更为混乱?演化理论是否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正式政治机构的结构,或者它是否有助于解释在那种结构下的行为?规范的正义理论及有关基因工程和基因歧视的正义是如何影响我们对演化的理解的?以上问题和其他相类似的问题应该有利于激发政治学家对他们研究的现象做出详尽的解释。

一些政治学家,可能是很多或者是大多数,都将反对他们正在解释的现象在本质上没有特定的历史,在生物学上最多不过是奇怪的、脱离主流的解释。本文提出的理论,以及其他研究,都警示我们要分享这一观点。但是,政治科学的演化解释出现了一些声名狼藉的错误分析路径,而且许多路径已经陷入死角。我们必须把它们绘制出来,然后继续前进。

①自然主义伦理学主张从自然规律和人的生理、心理特征中引申出道德要求,在人的自然本性中寻找决定人的行为的目的、动机和原则,并依据自然科学的材料和方法加以论证,从而建立起道德理论。(译者注)

②意向性(intentionality)是意识的基本特性或结构,意识总是关系于一对象。(译者注)

③传统的社会科学对这一问题的基本观点可概括为:文化与社会环境决定人的心理内容和组织,心理是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反映。这种观点是社会科学的基本逻辑和支柱,影响了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十多年来,演化心理学家把传统社会科学称为标准社会科学。(译者注)

④贝叶斯学派重视先验,频率学派重视似然,贝叶斯看重的是人的知识,也就是人的推测可以添加到估计中去,而频率流派只谈数据。也就是说,贝叶斯模型中参数是变量,而频率学派参数是常数,只是我们不知道其取值而已。(译者注)

⑤研究成果见于题为“非合作博弈”(1950年)的博士论文。该博士论文导致了《n人博弈中的均衡点》(1950年)和《非合作博弈》(1951年)两篇论文的发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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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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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 2017年第1辑 (总第16辑),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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