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得益于思想解放所释放出的动人心魄的力量，我们亲历了人类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1978—2017年，中国按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的经济总量增长了近35倍，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从微不足道的1.8%上升到2017年的14.8%，超过7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一个在过去150年一直在苦苦探索如何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再度开启“工业化”的伟大征程，最终在改革开放这40年修成正果，建成了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产业集群。与此同时，我们见证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中等收入阶层的崛起，他们的消费需求正引领着全球经济重心的倾斜和产业格局的变迁……

波澜壮阔的40年， 时光流逝中一定有些恒常不变的东西。中国的改革设计者和各个领域的践行者们不囿于陈规俗见的约束，创造了大量独具中国特色的实践经验。如何仔细梳理中国发展经验，总结中国发展道路并探索中国模式是否具有更多的普适性，这些问题不仅在政策界，而且在学术界，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怎样解释中国经济奇迹已成为发展经济学里一个最令人目眩神迷的问题。

关于中国经济奇迹一个广为接受的解释是，改革开放40年，通过政府顶层设计和对外开放，同时激发自下而上的活力，我们积极参加全球产业链的分工布局；与此同时，中国庞大的人口和全球化市场令制造业能快速崛起并扩张，涵盖诸多领域的制造业集群不断涌现，这一切使得大规模生产和产业的崛起在中国成为可能；中国的高速增长还得益于政府积极制定长远发展战略并贯彻实施发展战略的出色能力——政府制定并实施不会受到利益集团掣肘的长远发展计划，并利用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确保规划目标的实现。

过去40年，我们看到了政府和自由市场的有效结合。政府通过国家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具体规划的执行，主导以基础设施为代表的公共产品和具有显著外部好处的活动（如教育、医疗和科研投资等），同时鼓励市场在资源配置上扮演重要直至主导作用。以此形成的混合经济带来了持续40年的高速发展。用描述经济增长的索罗模型（Solow’s Model）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国家战略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扮演的重要作用。经济学家罗伯特·索罗在资本和劳动力之外，加入了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这一变量去解释经济增长。三者的不同组合，不仅告诉人们经济增长的来源，也揭示了不同增长模式因三者的不同侧重所呈现出的差异性。

在中国快速推进工业化进程早期资金严重缺乏时，国家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聚焦于将稀缺的资金聚集起来，投入国家重点扶持行业，助力产业发展；地方政府创造性地把土地和城市的未来收益“证券化”，以房地产投资和城镇化推进来促进经济增长……这一切都有助于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的形成。国家发展战略对教育、医疗等领域的规划和引领性的投资，伴随着改革开放40年中国出现的人口红利，为经济发展提供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劳动力。国家发展战略对大规模提高教育水平和对重大科研项目的投资，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渐成气候，对中国经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起到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达到4%左右，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动能。

国家发展战略对经济的影响也反映在对企业的影响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往往根据国家规划的发展目标调整其商业战略以抓住规划带来的投资机遇。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在商品市场与公平竞争所需要素都不具备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国家发展战略对于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和经济的高速增长更是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及它们对经济的复杂作用却缺乏一个更为系统、理性的认识。这一方面反映为人们对政府所起的作用缺乏足够的认知；另一方面，在市场失灵或是经济遇到大的挑战时又习惯性地产生对市场极大的质疑，从而过度强调政府对经济生活干预之手的重要性。人们通常难以认识到国家发展战略所发挥的强大作用，部分原因在于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人们知之甚少。

令人兴奋的是徐宪平教授对本书的著述将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这一领域。而市场围绕价格这个核心信号，调动各种分散的活动和个别决策，产生的影响更显而易见，也容易理解。但是，一旦市场失灵，政府就会发挥出关键作用。但是，政府的作用并不在于强势主导经济发展，挤占市场应该发挥的作用。事实上，中国发展模式提供了具有强大说服力的证据告诉我们，对于一个经济亟待腾飞的国家而言，政府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建立市场体系，创造市场能够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包括受尊重的私有财产、有效的金融、能够顺利流动的劳动力等。这一切，再加上科学和知识的进步以及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的不断增长，为经济和社会繁荣提供了现实可行的机会。因此，国家发展战略能否与市场有效结合，决定了一个经济体是繁荣昌盛还是积贫积弱。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表明，若想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富裕，一个高效、强力且反应迅速的政府非常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发展路径提供了一个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有效结合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的范例。

必须指出，国家发展战略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在中国迅速推动工业化的进程中，国家发展战略的侧重点是放在如何更好地动员诸如资金、能源和劳动力这样的生产要素， 从而实现大规模投资和完整产业体系的形成上。在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后，国家发展战略的侧重点应该转向如何更好地实现高质量发展上来。我们必须认识到，促成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很多因素是一次性的。在享受了多年的人口红利之后，我们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在加剧，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不复存在；长期的高投资带来大面积的产能过剩和企业高杠杆，未来继续维持高投资率变得越来越困难；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绩效竞赛极大地激发了地方政府投资的热情，但增长主义倾向也带来大量的低效投资和庞大的地方政府债务；适度“金融压抑”政策有助于迅速实现工业化，但也带来金融中介服务低效，覆盖面窄，结构不合理等痼疾，正制约着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房地产曾极大地促进了投资拉动的中国经济，并为地方政府财力的扩大创造了条件，但“土地财政”和高房价也在很大程度上绑架了中国经济，制约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实现;扭曲的公司治理模式模糊了企业经营的真实目标，企业缺乏创新商业模式和价值创造的动机与能力……

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一系列结构性问题的出现和发酵，严重挑战了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的包容性成长。中国政府提出经济需要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这一过程中，我们急需改变在过去40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认知和思维定势，充分理解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把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的侧重点放在寻找和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解决实现高质量发展所需克服的关键问题上。

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政府与市场的有效结合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需要根据战略发展目标不断进行动态规划。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需要活跃的自由市场，同时也需要高效的政府和国家发展战略。步入新时代的中国经济的关键词在于知识、技术、创新、研发、企业家精神、包容性成长、绿色和共享等，而促成这些元素出现的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变得更为重要。

感谢徐宪平教授，会同他由志向、兴趣而聚集的团队，结合参与国家发展战略和宏观政策制定的丰富经验和深刻思考完成《国家发展战略与宏观政策》一书的著述。13篇55章的皇皇巨著，涉猎广深，全景描述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和中国进入发展新时代的国家发展战略与宏观经济政策，更提供了大量思考，帮助我们理解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仔细阅读全书，结合过去几年与宪平教授无数次的交流和讨论，我有三点体会。

其一，全书对国家发展战略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做了非常详尽的论述。通过对不同发展阶段战略目标的确定、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实施效果的讨论，读者不仅能够理解国家发展战略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特色，而且对国家发展战略以什么样的方式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一个完整的认识。本书对了解中国国情和理解中国发展模式有重要价值，讲述的是真正的中国故事。

其二，虽然强调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性，但是透过全书的宏大架构和详尽分析，读者能感受到宪平对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之间辩证关系的深度思考。强调国家发展战略和宏观政策对经济、社会、生活不同层面的影响以及对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性，全书传递出一个强烈的信号，我们必须抛弃对政府和市场所做的简单的二元对立，我们需要更建设性地思考如何提高政府的效率，并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来实现它。

其三，虽然篇幅宏大，但读者能够清晰地看到作者论述背后严谨的逻辑推理和实证证据。这不是狭隘的经验分享，也不是教条式的灌输，而是建立在科学理性分析基础上，对那些穿透时间、具有普适性的规律的认知。中国经济进入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后，国家发展战略在内涵和对经济社会影响的方式上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本书建立在科学理性基础上的分析，让我们能够对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发展战略可能出现的演化形成判断。

虽然讨论的主题是国家发展战略和宏观政策，但本书在理论层面上聚焦的是如何理解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有效结合。这个切入角度，不仅帮助我们理解中国改革开放40年何以能够获得巨大成功，也启发我们去思考在改革再启程之际，我们如何以更高效的政府而非更多的政府介入，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徐宪平教授集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者、学者和思考者于一身，是完成这一著述最适合的人选。我向读者诚挚地推荐这本了解中国故事的集大成之作。

文章摘自《国家发展战略与宏观政策》（推荐序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