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系教授刘俏在中关村论坛的演讲实录。
投资节点行业、节点领域
我们通过对比“1997到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市值排名”发现，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中国产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迁。以“中国1997—2020年上市公司市值前三位”的排名为例：
1997年：四川长虹、深发展银行、申能股份；
2007年：中国石油、工商银行、中国石化；
2017年：腾讯控股、阿里巴巴、工商银行；
2020年：腾讯控股、阿里巴巴、台积电；
2035年： ？？？
哪些企业会是中国未来的产业领袖？也许不同人有不同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未来一段时间技术驱动产业崛起，现有产业结构会发生新的调整，在模式上和技术层面上的变革将呈现巨大的可能性。
从现在到2035年，不仅仅是中国产业结构的巨变，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也将发生调整。
过去40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呈现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高速增长；第二阶段，在基本完成工业化进程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已经由改革开放前三个十年的4%以上降到目前的2%左右。我国正经历从高速增长（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驱动）向高质量发展（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发展模式转型。在接下来的十余年中，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要从2%左右回升至2.5%～3%的区间，我们才可能在2035年实现人均GDP达到经济现代化的标准。
中国投资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根据1978—2017年数据测算，投资率每增长10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1.18个百分点。
那么，投资应该投向哪里，更利于我们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我们的答案是：节点行业、节点领域。透过中国生产网络的变迁，我们去观察中国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会发现，发生在节点行业的技术变革和冲击通过生产网络传递，将产生“倍数效应”。对中国而言，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面临的宏大问题在于“如何增加对节点行业的投资”。
什么又是未来的节点行业？它们将是构成未来2035年，甚至2049年中国经济的主要产业。这次论坛所提供的主题——科技创新，本身就是答案之一。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正在对中国的节点行业、节点产业做出预判，通过技术变革来实现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
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新的来源决定了未来产业的方向，它们应当包括：“再工业化”（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产业互联网；“新基建”—— “再工业化所需的基础设施”；大国工业；更彻底的改革、开放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以及“碳中和”所带来的产业变革等。
持之以恒地加大基础研究投入
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需要激活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新的动力源，加大对节点产业、节点领域的投资，从而实现经济发展动能的转化。值得关注的是，我们要实现“碳中和”，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过程需大量科技创新，而作为科技创新“总开关”的基础研究投入尤为关键。
长期以来，我国研发强度虽然不断提升，但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却显得不足，直接导致以复杂的、底层支撑性技术和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创新相对匮乏，这也体现在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与发达经济体地位的差异。国际贸易领域通常用“价值链上游程度”来衡量一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统计，2018年中国的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指标为0.01，略低于40个主要开放经济体的平均位置（0.04），而美国的位置指标为0.29，也就是说美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绝对上游，对核心技术和原材料等有较强的掌控，能够形成对处于价值链下游国家和经济体的制约。
这种“制约”，在逆全球化思潮之下，给我们最直接的冲击和影响就是技术“卡脖子”。
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久久为功、持之以恒地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推进中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迈进。只有在基础研究实现突破，我们才能真正化解发达国家对我国一些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的封锁，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
事实上，过去近20年时间里，中国对研发的投入在不断提升。一般来讲，研发（R&D）主要包含“基础研究”（R）和“应用开发”（D）。2022年我国研发首次超过3万亿元的总量投入，占GDP的2.55%，达到了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但其中真正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占比仅为6.32%，也就是1896亿元，还不到2000亿。
欧美发达国家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占比基本稳定在12%以上，同期美国为17.2%，法国则高达25%。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推算，美国研发投入约占GDP的3%，基础研究研发占比以17%~18%区间计算，那么美国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大约是我们的5倍。
我国研发经费投入的结构问题亟待改变。值得关注的是，“十四五”规划中已将基础研究的占比提升至8%，未来如果能达到15%甚至更高，我们将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上创造一种新的历史可能性。
基础研究难度大、周期长、风险高，如何解决资金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调动市场力量的同时，也要发挥好中央财政的作用，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
当前宏观政策正处于发力窗口期，可将发行“特别国债”作为政策选项，所获资金直接用于基础研究的投入，大幅提升基础研究在研发中占比，这将在中长期内极大地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长期以来，我们在衡量一个国家的总体债务水平时，通常使用债务总额占GDP比重这个指标代表宏观杠杆率。然而，GDP难以衡量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国家信用以及国家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产的能力。用一个国家的GDP作为分母去衡量宏观杠杆率，容易高估债务风险，低估实施积极经济政策的空间。因此，我们认为应该用国家整体价值而非GDP作为分母来衡量杠杆率。从“国家整体价值”的角度来看，我国仍具备发行大规模特别国债的条件和财政空间。用好“特别国债”，进一步发挥财政在基础研究上的引导作用，将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打下坚实的科技根基。
我们可以探讨发行三十年期、五十年期的长期国债，将其配置到基础研究领域。目前基础研究的经费一年约为两千亿人民币，是否能扩大到一万亿甚至更多？这样持之以恒地投入十年、二十年，我们相信，假以时日，回报将会在未来的岁月里呈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