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飞舟:暑期调研有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97 次 更新时间:2018-11-24 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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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飞舟 (进入专栏)  

今天来的主要是18级的新生同学。我们社会学系为一年级新生开设的《社会学专题讲座》课主要是由不给一、二年级开课的老师来上的,这样同学们可以全面熟悉一下系里的老师们,熟悉一下每个老师的研究和他们的风格。因为按照我们的教学计划,到大二下学期选导师。上了这个课,你就可以有的放矢地选老师了。以后你们慢慢会感到,在你人生的这个阶段,老师最重要。按社会学的观点,每一个人,将来路怎么走,主要不是你自己决定的,而是很多社会因素决定的,其中家长和老师最重要。大家一定要认真听《专题讲座》课程,如果你听不懂或者觉得没意思,很可能不是老师的问题,而是你自己有问题。学习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反省自己。老师和老师的风格很不一样,有的老师讲课很照顾学生的水平,甚至连拉带拽的硬要你跟上,有的老师则是“中道而立,能者从之”,不太管你能否跟得上。两种老师你都要去适应。

今年暑假我刚完成一个扶贫调研的课题,今天要讲讲调研的感受。田野研究方法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讨论的阶段我们再谈。我先讲讲扶贫的背景,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中国的扶贫工作,在2015年前后有很大转变。2015年前,扶贫是一个常规工作,每个省、每个县都有扶贫办,做一些常规的扶贫工作。2015年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体现出了扶贫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是有很多具体内涵的。我们政府现在把扶贫工作叫做“脱贫攻坚战”,把它看作一场“战役”,战役的意思就是不能讲条件、不能怕吃苦,轻伤不下火线,人人都得上,这不是一个纯粹的口号,是和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的国情联系在一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大家也有所了解,国家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大力推动,有各种监督检查,很多官员落马。2014年底开始,实行农村贫困户的建档立卡制度,力图推动精准扶贫。国家扶贫办在全国各地选择了一些实行“定点观测”的贫困村,大概每个省有5、6个村,不断会派人去,考察、追踪这些村发生的变化,去做典型调查。

我和我的学生们今年夏天去了这其中九个省的45个村,九个省在华北是河北、山东、河南,在中南是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在西南是云南、贵州,大部分都是我们所说的“中西部”地区,尤以中部地区为多。这些地方发生的贫困很有典型性。我们在每个省大概跑了五个村左右,每个村都写了调查报告。去了以后有了一些感受、发现、想法,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广土众民,就是说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候、不同的人民,呈现出非常不同的样貌。这是我们去发现、研究中国社会时最需要注意的,不能一下就出结论。中国很大,不同的地区有很不同的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我喜欢分成四大区,安徽、江西中部往西,到四川云南,叫做“吃辣区”;安徽江西中部往东,从江苏南部沿海一直到广东,叫做“吃甜区”,华北、东北诸省叫做“吃面区”,大西北包括内蒙、新疆、甘肃、青海、西藏叫做“吃羊区”。这个分法,看上去逻辑混乱,其实我觉得挺有道理的。例如陕西省处于吃辣区、吃面区和吃羊区的交界地带,所以关中一带的人就既吃羊、又吃面、又吃辣,羊肉泡馍臊子面之类的东西就是典型。

在这么大的国家,我国中央政府的政策,既要求各地领会政策的精神和意图,又不能“一刀切”,层层下达时,要“因地制宜”。至于怎么因地制宜,就是一个大问题了。国家大了、层次多了,很多事情就很不好办、不容易办好。你们以后做的调查越多,这个体会就越深。我们夏天做的这个田野调查,因为时间短、任务重,所以其实是走马观花式的调查。田野调查可以分两类,一类是蹲点式的,很多人类学的调查都是这样;一类是走马观花式的,这类调查社会学居多。像费孝通先生晚年做的,基本都是后者。两种调查分别有其特点,适用于不同问题。方法本身没有优劣之分,主要看人怎么运用。这背后大家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

我这次的调查主要是调查一个村庄是一步步怎么脱贫的。我主要是从四个方面入手的。这四个方面包括(1)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2)产业,(3)内生动力,(4)扶贫工作和扶贫机制,大部分村庄脱贫都是靠这四个方面中的一个或多个。今天时间有限,我主要谈一下产业问题。

各地的情况很不同,当然这几个区从表面上看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们这次调查主要涉及华北的吃面区和中南部的吃辣区。华北平原上,除了庄稼没有别的,自然资源比较贫乏。路修得很好,很容易修,因为大部分都是平原。到了吃辣区,情况就完全不同。修一条高速,基本上没有一里路是修在平地上的,不是穿山就是架桥,都是高桥深洞,是非常困难的。吃辣区的贫困,有一些共同特点。很多村子不是因为没有东西,而是因为交通不好。交通不好和穷联系在一起,是说有很多东西,却没办法变成钱,有人管这个叫做“富饶的贫困”。我在湘赣交界浏阳的一个贫困村,那里每家都有一座山,上面长满了竹林,但是没有路,扛一根竹子下山就得大半天的时间,一根竹子卖15块钱。现在路修好了,农民在家里坐着,雇人砍竹子运竹子下山,每根竹子就能赚10块钱。这就叫“搞活”。其实到了河北就不一样,路早都修好了,但是没有这类资源。大家研究中国社会,千万不能武断地说,要是这样或者那样就一定会好。路、水、电、网是很重要的,在某些地区尤其重要。这种基础设施,和人员、信息交流也息息相关,没有交流,不但会有资源的封闭,还会导致观念的封闭。我们去怒江流域的村庄,有个村子一个打工者都没有,连普通话都不会说,因为不通信号,也看不到电视。路水电网这些基础设施的问题,也涉及到返乡的问题。这个就不细讲了。

我特别关注的问题其实是产业扶贫的问题:一个地区要脱贫,必须有产业。没有产业,扶贫很难成功。扶贫扶贫,你把他扶起来,他要能自己往前走。不能你一离开他就倒了。产业问题很复杂,大有门道。我们说的产业是什么产业呢?乡村产业,这个和大家说的金融业、工业、制造业完全不同。农村的复杂性和城市的复杂性完全不同。城市的复杂性是极强的异质性,大家学点社会学都知道,叫做有机团结。农村由于更加亲近自然,所以它的复杂性表现为多样性,表现为各种东西的非标准化。我们说农村的产业,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服务业、旅游业,这五大产业,每一类产业都很不一样。我把旅游业单独归为一类是因为它很特别,跟开饭馆、开酒店不一样。这五大产业,每一类又都很多样化,比如种植业,种小麦还是烟草,玉米还是草莓,每一种的做法都是不一样的。我并不是在农村长大的,很多农村和农业的知识都是在农村调查中学到的。我前几年去恩施调研的时候,有个村子种烟草,农民告诉我烟叶分五十多个等级,农民最关心的,是烟草的质量,这个和卖多少钱有关系。种烟草和种小麦水稻不一样,很麻烦,跟养宠物差不多。如果你看到烟草地旁边种了玉米,就说明这两家关系一定不好。因为烟草最怕玉米,玉米一扬花,花粉落到烟上,烟叶质量就下降。一个农民讨厌他的邻居,他的办法就是在他烟草地旁边种玉米。这种社会关系,你不去做调查,不去了解一些“地方性知识”,你是不可能知道的。

乡村产业要搞成功,需要各种复杂的条件,而不同的地方也很不同,不好轻易说“规律”二字。做调查总结发现,就像爬台阶一样,要慢慢一级一级往上升,每上升一步,都需要有特别强的根据。不能有一点发现,就说“我发现了什么规律”,这是很愚蠢的。比如我们这次去河北阜平县的顾家台村、骆驼湾村,是习主席去过的村,在太行山麓,是华北平原上五台山的关口。这两个村以前很穷,后来搞了几种产业,什么核桃大枣,都不成功。从前年这个地方的县政府开始在全县范围内搞香菇,是靠所谓“政府主导、企业带动、村民参与”的模式。政府融资平台出一部分资金,企业负责投资高级大棚,每个棚造价几十万,大棚里种香菇,农民承包大棚种香菇。结果这个产业搞得很成功。根据我们的研究,并不能简单地说这是因为政府力度大、企业参与性高等等因素,其实关键的因素是隐藏的,我们认为是解决了比较关键的“产业扎根”的问题。但是这种模式也不能说百试百灵,放到其他地方就不一定成功。我后面会讲到“扎根”的问题。

我重点讲讲吃辣区的产业,它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环境很有特点。吃辣区在地理上有一条主轴线,就是武陵山脉。最高的山纵贯鄂西、湘西、渝东,一直到贵州云南,向两侧延伸都是丘陵。在吃辣区,每个村的自然形态都是差不多的,我总结了四个字,叫做“田、土、山、林”。村子一般坐落在山脚或半山腰,沟谷里有河,两侧是稻田;山腰缓坡是旱地,农民叫做“土”,然后再往上就是山,山上有竹林、经济林或次生林。很多村子都有“七山二土一分田”、“八山一土一分田”的说法。这个地方的经济模式,也是很雷同,以前是一种典型的自然经济模式。田里种稻子,土里种玉米、红薯、洋芋,家里养两头猪,玉米红薯用来喂猪,过年杀一头卖一头,杀的一头做成腊肉吃一年,卖的一头作为未来一年的现金来源。这个模式我管它叫“人吃水稻、猪吃玉米、人吃猪”的种、养模式。传统的这种模式,是一种非货币经济,基本不需要现金。这是典型的传统农家经济的形式。它需要现金,但是需要的不是很多,靠卖一头猪应付现金来往。红白喜事,事实上相当于“农家银行”,你办喜事我把钱给你了,不是就给你了,下次我办喜事,你再把钱给我。红白喜事的一个功能就是凑钱办事。所以,传统农家经济的主要形式就是种和养。最近二十多年来,传统经济形式被打破,新的形式出现——就是外出打工。一个农村的家庭,有其固定的生命周期。孩子小的时候,干活的人少,吃饭的人多。孩子长大了,干活的人多,吃饭的人少。孩子长大了要分家,劳动力又少了。在打工时代,在二十几岁,农民不是在家种地,而是外出打工。这对农业生活和农民生活都有极大的影响。如果家里没人出去打工,因为各种原因出不去,这个家庭就不能走出老旧的经济循环,其抗风险能力就很差。只要有人生病、小孩学费稍微高一点,就容易陷入贫困。你们会发现,打工这件事情,对农民有多大的意义。现在农民工接近三个亿,农民工问题,是社会学用力特别大在研究的。总结一下吃辣区的自然经济形态,可以概括为以上八个字,自然就是田、土、山林,经济就是种、养、打工,统统都是以家庭为基本的单位。

吃辣区的产业可以分为“常规产业”和“特种产业”两大类。之所以叫做“常规”,是因为在这些地区,因为其自然环境,就只能发展这个。不能因为觉得它“好”,就大力发展某某产业。农村的产业,很多时候自然环境决定的。比如你去吃辣区的很多村庄,都会发现一些相同的产业,比如种烟种茶、养羊养蜂。比如养羊养蜂,你去大部分村里都会看到,但是规模都不大。如果你觉得养的好就应该大力发展,这个就不行。羊需要放养,蜜蜂需要到处飞着采花,但是它们有个供养半径的问题。一个村子不论谁养,超过三十箱蜂,就没有地方采蜜了。你去调研,就会知道,什么东西能稍微搞一搞,什么东西能大力搞,什么东西不能搞。还有更复杂的问题:谁来搞,怎么搞,钱从哪来。这是农业发展和工业发展很不一样的地方。

发展产业,要有规模和有效益地发展,就是发展“特种种养业”,很多是具备规模效益的产业。但是究竟能不能成、农民能不能受益,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费先生说,农村的工业是从“农业里长出来的”,和一个地区的自然条件和传统经济有着很强的联系。如果搞一些“飞来”的产业,就要解决好适应性的问题。比如我们去湖南一个村子推广种杭白菊。其实从自然条件上说,杭白菊是很适应这个地区的,我们去了他们就是拿这个给我们喝,特别好喝。但是农民不爱种,主要是嫌麻烦。三四月种,十月才收,还离不开人。菊花收获的时候也难收,其实要等到它全开的时候摘就晚了。有的时候要天不亮就去摘。那么这是不是说明农民很懒?大家做田野调查,和考古一样,是一层一层的。你要一层一层挖,不能从表面看问题,不能说“就是农民太懒了”。菊花太粘人,农民其实很忙,不种菊花是有其道理的。贫困的农民,家里有更麻烦的事情。他之所以没出去打工,可能就是因为家里有卧床的老人。既然不能出去打工,他在就种不了菊花,这是一个道理,他只能种水稻,因为水稻不用天天去弄。我说的“适应性”,指的是产业要在这个地方活下来,不是说水土适合、适应这里的水土就行,还是要适应这里的“乡土”。“适应性”就是要有“乡土性”,这是个非常有社会学味道的大问题。很多人不懂社会学,就是会算数、会算账,其实越算越吃亏。现在有很多资本家,从村里包了很多地——反正村里地便宜——看到什么赚钱就大规模种什么,其实最终很难转到钱。不能只算经济账。

有人讲发展经济学中的“雁行”理论,认为沿海的工业可以往内地搬。这是非常教条的。其实搬到内地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很多都赚不到钱。因为内地的劳动力成本,比东部还高。像样的劳动力都走了。什么叫“像样”、“不像样”?我们在河北阜平县一个贫困村做调查,那里有个箱包车间,组织留在村里的妇女缝箱包,一天60块钱。这对贫困村来说是很好的收入机会了。但是这个厂子两年了都挣不到钱,搞到现在才勉强持平,不赔不赚。它遇到的问题是,这些妇女劳动力“不像样”,干着活,突然说要回家做饭看孩子,说走就走。做箱包都是流水线,一环断了就很麻烦。农民都是说走就走。问题是很复杂的。她在厂子里不是个好“工人”、“劳动力”,但是她在村里是个好“媳妇”、好“妈妈”。因为厂子已经在这个村投了资了,所以只能继续干,也不能说搬走就搬走。这才是农村产业的实际情况。松散式管理、或者所谓的人性化管理,是中国乡村企业的常见管理模式,因为它的管理对象,不是资本主义社会里标准意义上的labor。我们对劳动力的定义,是个体化、理性化、自我利益最大化的,但是农民不是这样。你罚了一个妇女,她觉得非常丢人,哭了一场,走人了。不光自己走,还带着她的姐妹都走了。不能说他们素质低、人品差——要面子的人,人品都不会差到哪去。只是咱们用的标准,和农民的标准不太一样。

再讲个故事,湖南永州的一个贫困村。一个本县的商人,付给农民流转费,包了1000多亩土地,大规模地种水蜜桃。水蜜桃,前期投入很大,三年以后才有回报,所谓“桃三杏四”。这个是扶贫的模范做法,不但付给农民流转费,而且还给农民创造了大量在桃园里工作的机会,都会付给农民工钱。农民自己没有资本,种不了桃,现在资本家来,资本和劳动相结合,一举两得,不是很好嘛?但实际情况可不是这么简单。大家要注意,你们以后去田野,才开始看到的东西都只能算是了解情况,不能算是调查。你要和他谈到一定程度,一个障碍被打破了,才能进入他的真实状况中。我和那个商人老板的谈话一开始是他下乡扶贫的自我表彰会,后来才变成了他的诉苦会。以前我做资本下乡研究的时候就观察到这个问题,各地都在“筑巢引凤”,你持资待投的时候,就是凤凰,飞来飞去到处考察,很爽。一旦你找到地方投了资,就不是凤凰了,就变成狗,地方就在“关门打狗”,反正你也走不了了。那位种桃的老板,今年是种桃的第三年,桃树试果,挂果50万斤,应该有点儿收益吧?结果呢,三分之一掉地上了,三分之一被偷了,只收了三分之一,还都是被偷剩下的。这就是适应性的问题,也可以叫做“乡土扎根”的问题。扎根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的社会结构是非常严密的,外来的人、外来的东西,要怎么扎根,是非常复杂的问题。

产业扶贫是扶贫的关键问题,但是真正做的好的、做的长的少,很多都是一哄而上、一哄而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只算经济账,眼睛里没有“人”、没有 “农民”。如果你不用当地的农民,你用外地人、你用机器人,则另当别论。但农业生产就是有一些特别的困难,是很容易偷懒磨洋工,是很难监督的。这个不像在工厂里,弄个车间主任,再安些摄像头,谁偷懒扣谁奖金,你能在你的田里处处安上摄像头吗?所以说,扶贫最关键的问题,既不是设施、也不是资金,是人的问题。发展好产业,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能人返乡——这些事,靠外人做不好,靠自己的不行的人也做不好。农村的人才和产业发展互为因果,这是非常重要的道理,应该大讲特讲。

另外,扶贫工作和扶贫机制也很重要。此次调研,最深的感受,是一些此前没有的体验。我之前不懂所谓“脱贫攻坚战”是什么意思。看上去形式化的东西特别多,给你们这些外人看的,都是一套套完备的表格、材料、文件。因为不停地有人来视察,有人来督导。扶贫形式化的问题,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了很多吐槽。其实硬把干部派下去驻村,就是很形式化的事情。但是吐槽这些形式化问题,要有限度,因为事情本身比你想象得复杂。你下了现场,和扶贫干部聊多了,他们就会和你聊特别多的事。硬把干部派下来,其实他们自己也未必愿意,心里未必安稳。这是一个问题。我认识了一个干部,他的孩子明年就要高考了,他却只能在这个村里坐着,心里已经长了草了。但是他仍然做了很多好事,还不是他自己说的,是他的扶贫对象说的。他的扶贫对象的孩子生病了,医生都是他帮忙托关系找的——农村社会,农民最缺的就是关系。我是说,他做的这些东西,很多扶贫干部做的一些实际的好事,不能被埋没掉。很多人用形式主义这样一句话就否定了他们辛辛苦苦的工作。形式化的东西也有两面性,即使你不想去,但是你被强迫去了,然后你看到了贫困户的情况,心有不忍,就做了事情,这就是“真心”帮扶。真心帮扶,最重要的不是帮扶,而是真心。你只要是真心,对方就能感受得到。社会学,最重要的,就是要关注心与心的感通。对别人的真心,你不用很聪明就能感受得到,有的时候你反而因为太聪明——太精明了而感受不到、不相信,那你说你到底是真聪明还是真傻。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社会学很关心的问题,就是村庄的伦理问题。以前,是大家都穷,或者是谁打工谁富裕,农民觉得是很公平的。但是现在,因为你被定为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而我不是,就因为我家收入比你多了一点点,结果你有各种好处,而我什么都享受不到,农民就会觉得不公平。这个对村庄的伦理会有负面的影响。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讲这么多。总之,大家以后要多找机会去田野调研,这个对学习社会学来说是个秘方良药,大有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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