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亦即2003年春际，我的身份由一位独立的体制外学者转变成了国家学术体制中的一名普通教师。对于我进入体制的这一举动，当初有许多朋友在关注与理解的同时，也曾或多或少地表示过这样一种担忧，即我在进入体制以后能否在体制性安排的同化作用与评价标准的规训作用下，依然保有我一贯坚守的那种自主性的研究方式以及拒绝与主流合谋的决然的批判态度？在我看来，此一个殊性的担忧，背后实则隐含着一个指向每一个当代中国学人良知底线的更为一般性的问题：在存有各种问题且不能一朝尽改的学术体制中，做一个特立独行的具有批判力的知识分子是否可能？换言之，在“消费学术”、“商业学术”、“会展学术”和“官本学术”颇为流行走俏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结构中，做一个严格遵循“学术逻辑”或具有学术自主性的知识分子是否可能？
《反思与批判：体制中的体制外》这本文集所辑录的是我这三年来在体制中发表的若干评论文章、演讲文稿和序跋文字。因此，人们完全有理由把这本文集视作是我用三年来的所思所想向自己和中国学术界对上述担忧做出的一个初步且部分的回应，更是我对上述一刻都不敢忘却的问题给出的一个暂时却明确的回答。显而易见，我所交出的这份答卷是一份公开的答卷，因而该答卷是否合格也就只有交由世人去评判了。然而，对我个人而言，《反思与批判：体制中的体制外》这本文集乃是对我在进入体制以前所选择的那条学术“小路”的继续。这条“小路”的选择，不仅是对一种个人性的、自主性的思想方式的承诺，而且也是对中国学术研究环境中日趋盛行的学术场域与外部其他场域“共谋”的倾向的回应，更是对那条以各种主流形式构成的“大路”的决然批判。在我看来，这条“大路”在中国学术界的根本特征，不仅在于它所承载的各种思想取向是主流的（这里的“主流”未必意指“正统”），更在于它所承载的各种思想立场都是以一种“集体性”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而不论其思想立场是反传统的或反现代的、左派的或右派的、西化的或中国传统的。的确，我所选择的这条“小路”并没有在体制中终止，而是相反，它不仅顽强地存在着并向前延伸着，而且更是在那条“大路”裹挟式的参照之下，经由一次又一次地被界定，而越发地凸显出来。换言之，我对中国学术体制的了解越详尽，透过各种方式参与体制运作的程度越深，也就越是切身地体悟到我在品格上与它的远，这种远甚至超过了我身在学术体制之外时与它的距离。
于是，《反思与批判：体制中的体制外》这本文集所辑录的文字，大体上是以反思和批判既有体制为其基本品格的。这些反思和批判的文字主要集中在这样两个方向：一是对中国既有的教育体制进行反思和批判，二是对中国既有的学术体制进行反思和批判。长期以来，我在学术研究中最为注重的乃是人的生命问题，而人的生命在我看来至少是两重的：一为物理生命，一为精神生命。如果我们真的认为人的生命具有神圣的性灵与崇高的价值，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放弃对人之生命中的任何一重生命进行关注，亦没有任何理由放弃对型构人之生命的社会秩序的正当性进行追问。当然，本文集所侧重关注的并不是人之生命中的物理维度，而是它的精神维度，因为一如我们所知，在民族国家的日常生活中，与人之精神生命具有最紧密勾连的便是它所建构且同时被建构的中国教育体制和中国学术体制。换言之，对中国教育体制和中国学术体制的反思和批判，不仅是关乎每一个学生在其最宝贵的青春求学时光中能否达到求“知”——当然是指“达才成德”之做人的知——这一根本目的的问题，而且同时也是关系到中国学人的未来学术生命、中国学术的未来方向、甚至是中国之未来可能命运的大问题。因此，不论是作为一名教师，还是作为一位学者，我都认为自己有责任不断对这种经由规划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方式而影响人之精神生命的知识生产机器进行分析和反思，有责任时刻对这种对于每一个进行认真思考的人来讲都无法彻底摆脱的结构性背景予以盯视和批判。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我所采取的审视方式，一如本文集所收录的评论文章、序跋文字和演讲文稿所呈现的那样，并不在于关注某个具体的学术事件或者该事件中某个具体的人物，而在于揭示那些隐匿于具体学术事件背后的起支配作用的制度性安排或者与之相关的一般性思维倾向。比如说，博士招生事件背后的中国研究生招生制度的问题、“院士”事件背后的中国高校“人才强校”战略的问题、学术研究不引证论文这一问题背后的中国学术刊物以学术为本的问题、教授是否上课问题背后的大学教师之本分的问题。
更进一步讲，《反思与批判：体制中的体制外》这本文集所辑录的文字，实际上是经由中国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的反思和批判，而指向一个更为深层的结构性背景——也就是我们置身于其间的这个作为整体的时代。我认为，在特定的意义上讲，我们置身于其间的这个时代大体上是一个我所谓的“知识规划时代”。这种“知识规划时代”所具有的最为根本的特征，乃是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活动的“集体性”和“宰制性”，换言之，乃在于它是以政治性的权力和由它确定的“学术”制度安排为基础的，而这意味着这种政治性的权力和“学术”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不仅确定了我们的知识生产方式，而且还型构了我们知识产品的具体内容。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其生产出来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知识分子或者根据某种特定的“知识规划”或者以经济、社会及政治等场域的逻辑为原则而由某种特定的“集体性”知识生产机器生产的。更为紧要的是，这种发展的趋向，还很可能会把我们引领至一个“反智”的时代。我们必须决然地拒绝这样一种趋向，否则我们将失去由理性支撑的合法性。因为在我看来，首先，在“知识规划”乃至“反智”的时代，以理性为支撑的道理将为人头数的多寡所取代，换言之，我们不再需要进行独立且自主的思考和反思，“集体”的实力、“大众”的数量和“主流”的势力将成为我们对事物看法的判准，成为我们有关何为正义的认识的判准，甚至还会成为真理本身。显而易见，这种趋向所透露出来的赤裸的权力斗争或简单的多数票决，在根本上意味着对智性之权威或合法性的否弃。其次，在“知识规划”乃至“反智”的时代，不论是对左的思想还是对右的思想的运用，不论是对保守主义还是对后现代主义的效仿，都将一如既往地遮蔽或否定从中国当下立场出发对思想根据进行思想和追究的必要性和可欲性；在这里，思想已然不再含括对思想根据的思想，对社会秩序的功用选择完全取代了对社会秩序之性质或道德合法性的追问。于是，这种趋向所透露出来的集体性的计算和功利，在根本上讲，不仅意味着对个人德性生活的否弃，而且也意味着对德性之权威或合法性的否弃。
的确，在这样一种“知识规划”乃至“反智”的时代里，一种以个人性和自主性为依凭的对真理的追求和对“理想图景”的思考，是相当滑稽和可笑的。但是，我想强调指出的是，这种以个人性和自主性为依凭的对真理的追求和对“理想图景”的思考本身并不是滑稽和可笑的，只是当它面对一个不思想的社会的时候，它才会显得极为滑稽和可笑。因此，我相信，我所选择的这条“体制中的体制外”的小路，一定会在对真理的追求和对“理想图景”的思考——亦即对那条以各种主流形式构成的“大路”的反思和批判——的过程中不断地向前展开。
北京北郊未名斋
二零零五年岁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