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杨小凯诞辰70周年前夕(逝世14周年),我们对曾和杨小凯共事的郁鸿胜先生进行了访谈。郁鸿胜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和杨小凯在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朝夕相处,共同工作学习,并合作翻译了可能是杨小凯一生中唯一的一本译著,《经济控制论导论》。以此文缅怀一代学人的峥嵘岁月。
五 、合译《经济控制论导论》
学人:您和杨小凯合译过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的《经济控制论导论》,请您介绍一下翻译出版的经过。
郁:《经济控制论导论》这本书,杨小凯在自己的回忆文章里面没有怎么提,其他人提的也很少。
杨小凯、郁鸿胜合译的《经济控制论导论》(黎振宇藏)
学人:乌家培先生在一次纪念杨小凯的座谈上提过,其他人没有参与过,可能对这件事不了解。
郁:乌家培当时担任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的理事,和杨小凯也很熟悉。大概是1979年11月份,乌家培来国家科委开会。会议结束后,他向我们提到,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要访华,社科院想出一本书,作为克莱因访华的一个礼物。后来,杨小凯就和乌家培商量翻译奥斯卡·兰格的《经济控制论导论》。接下这个工作后,首先不是翻译,而是需要联系出版社。否则,翻译、出版的时间可能来不及,另外也想听听出版社对翻译的要求。
首先想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有一天,杨小凯想带我去找出版社的负责人。这个人是马洪(按: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妻子陈柏林,陈柏林当时担任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总编辑。但那次,我临时有事没有去。听小凯讲,出版社问到,这本书的翻译作者都有谁、什么级别、什么职称?当时小凯和我都没有职称。出版社说,我们有要求,没职称不能出。后来,和出版社又商量翻译的事情,出版社建议增加一名校对。一般译著出版不需要专门的校对,但我们这本书,出版社要求有一名校对,也就是王宏昌先生。王宏昌此前参加过技术经济研究会的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写得非常好。他原来也在北京工作,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去了青海。
学人:王宏昌先生好像在1957年反右期间有一些言论,被错误打成右派,后来发配到青海工作,直到70年代末期才回北京,吃了不少苦。
郁:王宏昌是老知识分子,有学历、职称,所以安排他来做校对。
学人:那你们是怎么分工?
郁:小凯对我说,关键内容要一气呵成,不然会导致上下不一致、不连贯,他来负责翻译。我主要承担类似前言、后记的翻译以及一些辅助工作。我翻译的比较慢,小凯连续开夜车。我记得在元旦假期后,也就一周多的时间,主体部分的翻译已经完成,他还让我帮他去查一些他感觉可能不准确的地方。我主要是打下手,后来他非常客气,把我也算作合译者。
学人:王宏昌先生对这本书提出的校对意见多么?
郁:基本上没有提什么意见。另外,周期也比较紧张,想在克莱因访华前出版,所以出版社也非常支持。这本书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经济学进入中国的第一本译著,在1981年出版,以前引进的西方经济学著作比较少。
学人:以前有些书,所谓资产阶级经济学,可能以灰皮书的形式出版,不对外公开发行,仅限于一定级别以上的干部阅读。这本书出版后有稿费么?
郁:没有稿费。这本书从交稿到印刷出版隔得时间不长,因为之前把相关工作都打通了。书一旦交稿,就可以很快排版印刷。这本书属于比较基础的数理经济书籍,在小凯的著作目录里也没有收录。可能这是小凯唯一翻译的一本书,后来都是自己写书。
学人:后来确实没有什么译著,包括80年代出版的《数理经济学》、《经济控制论初步》等,有些著作类似现在的教材、讲义。杨小凯的数学功底好,他对数理经济学、“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有不少研究。在学术方面,杨小凯当时有什么想法和主要关注点,重点做了哪些研究工作?
郁:后来,我回到上海,在上海理工大学攻读了硕士研究生,专业是系统工程专业,也就是你提到的“三论”。
学人:“三论”在80年代特别火,杨小凯写给于光远先生的信里,就讨论到金观涛的论文,他是“三论”的代表人物。
杨小凯写给于光远的信件局部(黎振宇藏)
郁:当时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对“三论”非常重视,钱学森建立了系统工程。上海理工大学大概是国内最早设立系统工程专业的学校。小凯的思想,为什么和常人不一样,我后来也认真想过,小凯没有在科班学过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这是优点也是缺点。优点是不受框框的限制,缺点就是观点会被领导或者专家看作“异类”,因为不在一个话语体系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