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振宇:著名学者扬之水讲学人往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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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振宇  


编者按:扬之水,原名赵丽雅,曾用名赵永晖,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1986年至1996年担任《读书》编辑。1996年起进入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在《读书》杂志期间,她和钱锺书、杨绛、金克木、徐梵澄、张中行、王世襄、赵萝蕤等众多名家结为“忘年交”。扬之水在2012年出版的日记《<读书>十年》记述了与众多学人交往的细节,值得品读。学人君从中择取部分精要,钩沉索隐,以展现多面相的学人往事。


1.勤奋的扬之水


沈公戏言道:“懒王焱,乱吴彬,蔫宝兰,俏丽华,勤永晖。”对其他几位的概括未免有时准确,然而对于我,我以为是十分恰当的,虽然我并不认为这是褒扬。一个“勤”字,注定我终生只能是一个勤勤恳恳、埋头苦干的平庸之人。这是我近年、特别是近一年才终于认识到的。(1987年12月15日)

(张中行语)有幸与你相识,感到奇太多了,司机七年,使我大惊;所书毛笔小楷可入能品,又一奇;古典造诣颇可观,似能写骈文,又一奇;为人多能,且想到即干,在女子中为少见。

(扬之水自述)近所知太少,根柢太浅,需要补的课太多了。……深恨自己才疏学浅,三十有二方悟学,正不知此生可有悟道之日否。(1987年10月31日)


学人君按:近年来《读书》杂志影响虽有式微,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却是知识分子的“胜地”。彼时《读书》杂志编辑虽敏而好学,但学历多不高,当然这有特殊的时代背景(比如文革中断正常教育、高考恢复不长等)。沈昌文先生戏言中的王焱(初中未毕业,男)、吴彬(初中未毕业,女)、贾宝兰(南开大学经济系毕业,工农兵大学生,女)、杨丽华(南京大学哲学硕士,女)、赵永晖(即扬之水,初中未毕业,女),其中吴彬、贾宝兰、杨丽华、赵永晖以及董秀玉被合称为《读书》杂志的“五朵金花”。由于编辑团队整体学历不高,有人戏称《读书》是初中生编给研究生看的杂志。

扬之水原名赵丽雅,曾用名赵永晖,她从开卡车、卖西瓜的返城青年,初中学历,成为《读书》杂志编辑,后来又进入社科院专职做学术研究,“勤”字当头应是重要诀窍。扬之水在返城后,一边在王府井果品店当卡车司机,拉水果、卖西瓜,一边到处找书看。实在找不到时,就捧着一本厚厚的《资本论》天天读。她干活不惜力,太拼命,以至于被人怀疑“脑子有毛病”。

除了自身的勤奋,扬之水与众多知名学者的交往,也对其学术精进有着极大帮助。扬之水非常善于与学者交朋友,不卑不亢,极为勤快,对老辈学者关心无微不至。各位老先生对扬之水也极为欣赏,甚至专门为其撰文“颂扬”,比如张中行曾撰《赵丽雅》、陈乐民曾撰《扬之水传考》等。在老辈学者的帮助下,她“师从众师”,最终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文物名器。不过对扬之水并非没有“负面”评价,比如“老上级”沈昌文先生认为扬之水“政治素养”不高,因为他让扬之水背诵党纲,她居然交了白卷。

扬之水的家庭成长环境其实并不如意。1953年1月,父亲徐向明和母亲赵木兰成婚。1954年秋,赵丽雅生于福州(从母姓)。因父亲喜欢苏联小说《古丽雅的道路》,故取名为赵丽雅(小名“小丽”)。因性格不合,父母于1961年离婚,此时赵丽雅已生活在北京外公家。离婚后,父亲与赵丽雅十余年未见。直至1975年,经人牵线,赵丽雅得知父亲在福建华安县工作,奔赴千里去福建寻亲。赵丽雅在工作中和李志仁相识、相恋,但由于李志仁的父亲李运昌(曾任司法部副部长等职)尚未平反,结婚时面临诸多压力。恢复高考后,赵丽雅曾达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录取分数,但因已结婚并怀孕,学校已不符合条件不予录取。成家后,赵丽雅之子年幼多病。在如此环境下,赵丽雅能取得如此成绩,实乃不易!


2.1钱锺书、杨绛夫妇拒稿


上午拜访钱锺书夫妇(仍为约稿事)。

我将来意说明,果然不出所料,被拒绝了。钱先生说,我就知道来者不善,我们已经被搜刮穷尽,一点儿存货也没有了,实在不能应命。任我百般苦请,也是无用。杨绛老师倒是客气得要命,不过仍是那句话,拿不出东西了。她说,我已经枯竭了,想做的,尽量做一做,应酬文章,是断不能写了。(1987年2月8日)


学人君按:晚年钱锺书虽名声愈隆,但身体渐差、精力不济,更无奈复信、访客、稿约繁多。他曾向老友吴忠匡抱怨道:“老来岁月,更无闲气力作人情。而书问过从者不乏,甚以为苦。故戏改梅村语云:‘不好诣人憎客过,太忙作答畏书来。’比年多不作复,客来常以病谢。案头积函不拟复者已二三十余,‘学得无愁天子法,战书虽急不开封’。”

虽然扬之水约稿不顺,但她凭自己的天资、勤奋和真诚,很快获得钱锺书、杨绛两位先生的信任,二老经常向扬之水赠书、通信,多有鼓励和关怀。以下附二老的一封信:

接到你自制的丽雅花束,看到丽雅的文笔和丽雅的字,都十分惊喜。我不禁要绰着书调说:吾知其必有成也,丽雅勉乎哉!

书可作良师益友,可是不能喧宾夺主,盼你勿忘了自己是主人。你引了锺书的话,他本人却不知出处,你读书用功竟打倒了钱锺书!一笑。

听你的同事说,你限于资历,职称和你的才力不称,我们都很关心,不知有无办法打破陈规?

(编者按:以上为杨绛手书,下为钱先生亲笔附言)

书是食物,也是药物;多吃东西有害,多服药更是害。你的文言相当内行,不可多得;但希望我这句话不要引得你去死钻文言,变成“女学究”。


2.2金克木点评钱锺书


说起钱锺书,金夫人说,这是她最佩服的人。金先生(金克木)却说,他太做作,是个俗人。(1987年7月23日)

钱先生似已将天下之书读尽,将诸般学问堪破,将世态人情觑破,将天地鬼神识破,讽刺之笔,有形无形皆无所逃遁。神圣不复有,纯洁、高尚等等不复存,一切假面皆被撕去。……

不过,金先生又说,钱是俗人(道此语已非一次),是做出来的名士,且对他掉书袋颇不以为然。(1987年10月29日)


学人君按:钱锺书的学术研究(渊博之余,是否有现实价值)、政治风向(既以独立示人,但又与官方接近)和处事风格(口无遮拦,笔下尤为尖酸刻薄),颇多争议。知人论世向来难有公论,对于复杂面相如钱锺书者,即使金克木夫妻二人的评价也未免意见相左。


3.1小学文凭的金克木


想起方才先生(金克木)曾抱怨他的三哥,说他把地卖了八百块钱,只给了他一百,馀皆抽了大烟,而原说定(大概是其父临终时吧),大哥负抚养之责,二哥为其娶妻,三哥则供其读书。“当初若是供我上了大学,今天也就不这样了!”“如今这样不是也很好吗,不是照样当教授吗?”却叹气而已,看来没能取得文凭是先生的终生遗憾。(1990年8月21日)


学人君按:金克木先生一生只拿过小学文凭。少年时,在安徽寿县第一小学毕业后,读了一年中学,便因家庭困难而辍学。1930年成为“北漂”,在各大高校、图书馆旁听求学、博览群书、苦心钻研,最终成为只有小学文凭的大学教授。


3.2健谈的金克木


老先生(金克木)真是健谈,在电话里好像关不住闸,他说,他曾经有一次同友人一气聊了二十个小时,不吃不睡。怪道有人对他说:你一离开这儿,让人觉得北京好像少了半个城。(1987年10月5日)


学人君按:友人评价金先生,基本少不了“健谈、博学”两词。学者张汝伦回忆金先生,“一开口便滔滔不绝,能一口气说一两个小时,不喜欢别人打断。听他的谈话,那是难得的享受。上下古今,海阔天空。奇思不断,妙语迭出。每次都必须思想高度集中,才能跟上他的思路……许多平常的事情,如他外孙女对人的称呼,或《围棋》杂志刊登的一盘棋局,经过他的独特的观察与思考,就有了一般人意想不到的意义。”

金先生在《告别辞》一文中写道,“但愿有时记起我的人在回忆的春天里发出会心的微笑”,或许微笑的人是“半为妙语半为博”罢。


3.3金克木青年时代的恋人


前些时金克木先生打电话来说,他那位青年时代的恋人自日内瓦给他来信,道自觉生日无多,欲将旧日往来书信寄还与他,金恐经过海关时遇到麻烦,问我有无便人。次日与老沈(昌文)说了,老沈说可通过董秀玉从香港回来时带回。于是复金以信,今接来信云:“谢谢你的信,多承关心。但我与她俱是风烛残年,她后事托我,我后事托谁?故已复信,不要将我的旧信旧稿寄来。 ”(1990年1月24日)


学人君按:金克木先生曾有语,“婚姻若是爱情的最高峰,从此便走向下坡路。婚姻能埋葬爱,偏偏常有掘墓人。”


3.4张中行点评金克木


(张中行)又说起金先生(金克木):“我觉得一个人肚子里有十分,说出八分就行了,像周二先生,读他的东西,就像是一个饱学之人,偶尔向外露了那么一点,可金先生正好相反,是肚子里有十分,却要说出十二分。”(1990年9月27日)


学人君按: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张中行被称为“未名四老”。金克木对后来张中行的文章广为流传,有助力之功。有些年张中行先生住在朗润园女儿家,与金克木先生常有往还。叶稚珊在《十年寂寞金克木》一文曾提到 ,有次在路上碰到金先生去看病,张先生认真地关心问候,不知说了些什么,金先生竟一直记得并感激。张先生本不在北大授教,但和金先生有着知遇相惜之谊,当年是金先生将张中行的文章推荐给三联《读书》杂志的编辑赵丽雅(即扬之水)的,赵丽雅很喜欢,后来就有了张中行的红火和张旋风的出现。当然,一事归一事,张中行先生对金先生的文章也未必全部认同。


4.1张中行与杨沫


陆(陆灏)言及前日与张中行先生续谈,后往思梦园午饭,问其与杨沫的一段姻缘,先生乃细说原委,道与杨曾一起生活五年,养有一女,但杨是信者,而张是怀疑论者,二人志趣迥异,终于分手。后仍常有往来,只是一次在杨家吃饭,席间张说道:“我就不信一人说了算可以长久!”杨听罢色怫,从此再不往来。(1990年9月6日)


学人君按:张中行在1931年与杨沫相识,两人1932年在北京沙滩大丰公寓开始同居生活。1936年分手。后来杨沫成为作家,写出著名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据说书中的反面角色余永泽是以张中行为生活原型。张中行先生对此一直坦然视之,“《青春之歌》是小说,依我国编目传统,入子部,而不能入史部。小说是可以编造大小情节的。”“既是小说,就不必当真,就是余永泽干脆叫张中行也无妨。”“我一生自认为缺点很多,受些咒骂应该。但小说不是历史。如果我写小说,不会这样做。”正如日记所言,“信者”与“怀疑论者”的分歧,是难以填补的,这也许是二人老死不相往来的最终成因罢。

另,杨沫之子作家老鬼(代表作有《血色黄昏》《血与铁》等),年幼多叛逆,曾带领红卫兵同伴抄没母亲的财产,而母亲也曾致信内蒙古建设兵团领导要求严惩犯了“现行反革命罪行”的儿子。在杨沫晚年,母子才有所和解。近年来,老鬼对被革命洪流吞没的家庭多有反思,著有《母亲杨沫》。


4.2沾了“旧社会”光的张中行


往人教社访张中行先生。他激愤于时下道德沦丧,说:“只有我们受过‘旧教育’的人尚无为非作歹之心,还肯老老实实做点学问,这是沾了‘旧社会’的光。”(1988年12月14日)


学人君按:“旧”未必都劣,“新”未必俱佳,历史并非线性的前进发展史。前些年被广泛关注的“钱学森之问”——“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什么是杰出人才成长的土壤?至少,一方面需要创新包容的环境,而非思想统一、随人说短长;另一方面,需要广阔视野,可以站在世界看中国,这需要和外界广泛、频繁的信息交流。对照这两点来看,“旧社会”未必没有今天尚不及的地方。


5.寂寞的赵萝蕤


又往赵萝蕤老师家送《读书》第一期样书。她非常热情,一再挽留我多坐一会儿,因告诉我,近来心境很有些异样,不久前一位友人对她说:你无儿无女,晚年堪伤,日下身子骨尚硬朗,一切可自己料理,一旦生出什么病症,行止不便,当作何处?听罢此言,很受震动。

赵老师现与其弟同居一院,弟弟一家也是“牛衣对泣” ,膝下并无子嗣,如此,只是三老了,年龄一般上下,谁也顾不了谁。

从初次见面我就对这位老太太抱有好感,其实早先她而虑及此事,今既听她提起,便冲口而出:“我可以照顾您,您把我当女儿待吧! ”赵老师当即高兴地应道:“那我就认你做干女儿! ”(1988年2月7日)


学人君按:白乐天有诗云:“身与心俱病,容将力共衰。老来多健忘,唯不忘相思。”人到老年,“朋辈故人多成新鬼”,往往较为孤独,而愿意和人交流,特别是充满朝气的年轻人。

赵萝蕤是著名翻译家,翻译过艾略特《荒原》、惠特曼《草叶集》、朗弗罗《哈依瓦撒之歌》等。其父赵紫宸为著名神学家,其夫陈梦家为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在文革中,陈梦家饱受羞辱,多次自杀最终才成功;而赵萝蕤也患上精神分裂症。陈梦家去世后,赵萝蕤与父母及弟弟景心、弟媳黄哲一起住在美术馆后街22号赵家老宅中。

1996年,中华书局与赵萝蕤商谈出版陈梦家的《西周铜器断代》时,她先是歇斯底里地狂笑道:“我又能拿稿费了!”稍后又痛哭不止。1998年,赵萝蕤去世,享年八十六岁。2000年,美术馆后街22号这所明代四合院被强拆。前后经过可详见何伟《寻找陈梦家》一文。


6.湖南出版“三种人”


湖南因出版“三种人”而挨了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丑陋的中国人》、“周作人” ),大约最为当今所不容的便是劳伦斯的这一部了罢。

据说已全部封存,而今小书摊上却有了,但是高价出售:高出原价两倍(十二元)。问津者仍很踊跃,我请金成基代购一册,他买后却不肯给我,说是借我一阅,所有权归己。(1987年3月8日)


学人君按:出版湘军在上世纪80年代异军突起,出版了不少轰动一时的书籍,但“三种人”的出版却使出版湘军惨遭灭顶之灾,元气大伤,长久难以恢复。除了扬之水先生提到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丑陋的中国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周作人” (岳麓出版社1985年,先后整理出版《知堂书话》、《自己的园地》等多本作品,甚至在北京的报纸上登了一条“重印周作人著作”的广告。广告词的开头几句是这样的:“人归人,文归文”。)外,还有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女人》,又合称为“四种人”。

扬之水先生日记中着重提到的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出版前后跌宕起伏,具体经过,时任湖南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朱正先生对此有详细回忆,可见雷颐先生《出版湘军兴衰史》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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