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做学术殿堂里的“问题中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80 次 更新时间:2018-08-15 02:16

进入专题: 知识分子  

许纪霖 (进入专栏)  

采访者 | 谢海涛

今年年届六十的历史学家许纪霖教授是个复杂的人。

他研究知识分子,喜欢研究内心世界复杂的知识分子,他认为,只有内心丰富的人,才配得上理解他们。

在接受采访时他说:“我是一个无法精准定位的知识分子,也不愿意被一种简单的框架定位。如果说一定要定位,毋宁借助丹尼尔·贝尔的话,我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经济上是社会主义者,文化上是保守主义者。”

确实,在思想的光谱上,许纪霖站于原教旨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间,对两种思想流派都有同情性理解,也都有批判:前者过于迷恋市场,相信个人主义的社会能拯救中国;后者又极端反对市场和代议制民主,希望借助国家的力量实现平等,这两种极端都会导致社会无穷动荡;必须在自由与平等、国家与社会、市场与统治之间找到某种平衡,实行中道,这个社会才会有张力、和谐。

他关心政治,又并非政治人物。他带有“五四”和启蒙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底色,介于文化与政治之间,但骨子里是文化人。他更愿意在政治背后看到文化,在文化背后去看政治。

在文化上,许纪霖又在古典和现代之间。他自认不是古典主义者,骨子里是“五四”的精神支持者,是现代的爱好者,但他所爱的现代是有古典韵味的现代——它从古典延长而来,在今天又赋予新内涵。他的复杂,也体现在治学领域的丰富上:知识分子、思想史、中西文化比较、现代化,当代中国文化评论等,他涉猎极广,建树颇多。

英国大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曾引用古希腊一个狐狸与刺猬的寓言,分析历史上的两种思想家:“狐狸有多知,刺猬有一知”,前者兴趣广泛,思想在诸多领域焕发光彩;后者兴趣集中,能够创造理论体系。许纪霖在狐狸与刺猬之间。

从气质上看,他自认为是狐狸型,但思维以理性见长,有一种刺猬与狐狸之间的紧张。他说,在学术高度分工的时代,要在本专业领域拥有刺猬的建树,在非专业领域充当一个狐狸;刺猬为体,狐狸为用,以专业的刺猬之道,在公共空间发挥狐狸的功用。

“以出世的态度入世,以入世的态度出世”,在许纪霖看来,学术从某种意义上是出世,但他从来无法为学术而学术,他关心学术背后的文化意义,特别是对当下社会的意义。

许纪霖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文革中他阅读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在人道主义精神的熏染中开始启蒙前史,打开了面向世界的心灵。1977年恢复高考,他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开始接受现代性知识教育,之后又长期在母校任教。

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中,许纪霖观察到中国知识分子总体上缺乏独立人格,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障碍之一、中国文化的缺陷之一,他从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起步,开始了知识分子研究。他借鉴新社会文化史,将知识分子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开拓知识分子社会史的新论域。

他的更大雄心,是在有生之年,写一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像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那样。在一个似乎到处都在狂飙突进的年代,他不给自己限定时间。“心态很从容,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不着急,用林毓生先生的话说,就是一种’比慢’的精神吧。”

风雨如晦时节,不忘家国天下。许纪霖在新书《家国天下》后记中写道:“风声雨声读书声,大风浪中可耕田?我只想说:家国天下,我心依旧。”


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与大学前心灵启蒙


财新记者:许老师,您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知识分子家庭和您以后做知识分子研究,有哪些因缘关系?

许纪霖:先讲一个故事吧。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叶文心教授,是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魏克曼的学生,她在做博士论文时,魏克曼老师让她做上海的“黑社会”。叶文心是严复的后代,她说,我们家族出过商人,出过读书人,就没有出过“黑社会”。

她就很为难,她做不了“黑社会”研究。她的博士论文做了民国大学史的研究,她后来做的很多研究,不是上海的商人,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白社会”,不是“黑社会”。

做研究,不是说有一种技能、有一种方法,你想做谁就做谁。我的体会是,你如果真正做研究,特别是做人物研究,你要进入他的内心世界。历史学研究最有魅力的是,以理解的方法去做它,这就需要你和研究对象能够心心相通。你所做的研究,一定和研究对象的生活轨迹、阅历有某种关系,这个关系不是外在的关系,而是一种内在的、心灵之间的关系。

我研究知识分子,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宿命。我的确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家族里面最有名的人物,就是杜亚泉了。他是我祖母的伯父,从今天来看,关系是蛮远的,但在当时都是大家族,家族里面出了一个有出息的人物,就要对整个家族负有责任。我们家原来在浙江绍兴,到我爷爷这一辈移民上海,就和杜亚泉有关。

杜亚泉在清末民初到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译所理化部主任,后来又做《东方杂志》主编,就把我们家族的人都带出来了。杜亚泉之外,我的祖父、曾外祖父,都在商务编译所做编辑,特别是曾外祖父杜就田,杜亚泉的堂弟,后来还做了商务印书馆《妇女杂志》的主编。

我父亲抗战时考入西南联大,后来在清华毕业,虽然父亲去世很早,但是家里总是有这样一种读书的氛围。

我讲这一段是想说,的确我家是有这样书香门第的基因,这使得我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

1982年大学毕业留校,系里让我研究中国民主党派史,我反而对民主党派中的大知识分子感兴趣,当时很多大知识分子都是民主党派人士,如梁漱溟、罗隆基等,我就觉得这些人物的命运特别吸引我,我就开始研究知识分子,特别是从人物着手。

财新记者:您是知识分子家庭,在“文革”中因此受冲击比较大吧?“文革”中,您的学习生活是怎样的?

许纪霖:我们家受冲击不是因为知识分子问题,而是因为我奶奶是小资本家,文革一来,我们就被抄家。当时我家住在山阴路上的大陆新村,是父亲在世时的房子,我现在还记得,山阴路在上海是蛮特殊的地方,住在山阴路,特别是大陆新村的,有很多高级知识分子,比如说良友图书公司的赵家璧。

我记得读中学时,还是按照居住地来分班的,我们班同学都住得比较近,成绩又好,即使在文革时依然保持了非常浓郁的读书氛围。我觉得我最早的现代性的启蒙,是在中学里传看禁书,就是“文革”前17年出的欧洲经典作品,特别是19世纪俄罗斯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可夫、普希金等人的作品,我的近视眼就是那时看出来的。比如说《安娜·卡列尼娜》传到我手里,只能看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要还,只能通宵看书。

我觉得我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就是那个时候奠定的。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有着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特别是我们看的从赫尔岑到托尔斯泰的作品,充满着一种人道主义关怀,同时又具有一种民粹主义倾向,对民众的苦难有一种深切的同情,同时对专制、社会的黑暗有强烈的义愤。

我是1977年高考,作为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进入大学,大学赋予我的是一个思想,一个头脑,但我的心灵是在中学时奠定的,那个时候刚好是身体的发育期,人格刚刚开始的成长期。读了那些作品,虽然当时似懂非懂,但很多萌芽就此播下种子,这就像传统中国私塾,学生上来就要背四书五经,根本不求甚解,但就是背的这些东西,影响了人的一辈子。

我自觉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经济上是社会主义者,文化上是保守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这是和19世纪俄罗斯思想传统能够接上轨的。我很难接受一个冷冰冰的,很冷酷的自由世界,也很难接受一个非常狂热,似乎很平等但是漠视个人价值、个人尊严的世界。

这不仅是我个人的经历和体会。后来我和王元化先生走得比较近,先生一直讲心灵的契合。王先生去世以后,我为他写文章,说王先生是十九世纪之子,没有把他定位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里,王先生早年受到的教育,和他一生挚爱的,都是19世纪文学,从这点来说,我们构成了一个心灵的契合,这不是偶然的。

财新记者:1975年您中学毕业后就去插队,当时的生活情况又是怎样的,有时间阅读、学习、思考吗?

许纪霖:1975年,我下乡了三年,1977年再通过高考回到上海。我当时在南汇县的东海农场,现在的临港新城,上海自贸区的总部就在那里。

说到阅读,这个问题很好,我们不能把启蒙说到“文革”以后才开始。当时中国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是在林彪“爆炸”,特别是尼克松访华以后,中国虽然没有打开大门,但已经悄悄地开了一道窗缝,开始改变了1949年以后的政治上一边倒局面。

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在农场三年,有幸管理单位的小图书馆,当时中国内部已经出版发行了一些东欧图书,以及苏联“解冻”以后的文学作品。上海当时出了一本杂志《摘译》,内部发行。上海福州路和山东路口有一家科技书店,二楼有一个专门卖内部书籍的地方,我可以凭着单位介绍信,盖个红印章去买书。

在文革后期,读了不少这种作品,这让我打开了一个世界,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事情,虽然事情都是发生在苏联,虽然还都是批判式参考。

那些书翻译得非常好,都是“五七”干校里的资深老学者翻译的,有苏联的小说《你到底要什么》,南斯拉夫的《新阶级》等。启蒙在这时已经开始了。这段历史,现在似乎已经被忘却了,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启蒙前史。

那时我还太小,20岁不到,还没有能力去思考中国现实。1975年批判邓小平翻案风时,我们也是稀里糊涂参与的,心智还不健全,虽然心灵上非常亲和“文革”前的人道主义传统,但是在知识能力上,远远缺乏自觉的反思能力。我们不像老“红卫兵”这代人,他们在林彪事件以后已经有了反思能力。

比如金观涛作为文革中的老大学生,那时已经构思出了《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像“老三届”里的北岛,对现实已经不仅有反感,而且有批判。

那时只有基本的是非观念。我记得1975年批判邓小平时,发下来反面批判资料,我也读了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的讲话,到现在还记得胡耀邦在讲话里说,“我们要高举骨头,前进!”当时就觉得,啊,这个看上去更亲切,有一种同感,要比批邓材料更亲切,但我在那时还没有达到自觉反思的程度。

上大学之前,启蒙的种子已经播下,让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是心灵意义上的,还不是知识意义上的,但是我想说,心灵比知识更重要,不要以为知识是万能的。心灵才是最重要的,当你的心灵开放时,什么知识都能吸纳进来,但是很多人的心灵处于某种封闭或半封闭状态,哪怕你给他书,给他知识,他也接纳不了。


恢复高考开启了专家治国的新时代


财新记者:您在回忆文章中称,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你是在一艘船上听到的,当时是怎样一种情景?

许纪霖:那时,我母亲作为上海支援内地的职工在重庆工作,所以我每年都要去探亲。

1977年探亲,我是和中学时最好的同学一起去的,在从重庆回上海的船上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突然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10月。当时船已经开到了武汉了,早过了三峡,视野里前景非常开阔。

啊,当时我突然感觉得救了!那时我们在农场,唯一的希望就是回上海,起码要5年以后,现在突然有了一个新的机会。我喜欢读书,考试不在话下,就突然有一种得救的感觉。所以,我们在这点上真的非常感谢邓小平。

在我看来,1977年,在历史上和1905年一样重要。1905年是废除科举,引起20世纪中国一连串变化,但是1977年同样重要。恢复高考,这不只是技术性的安排,它意味着什么?毛时代对人才的要求是只讲政治,表面上说“又红又专”,实际上“专”不重要,政治可靠才重要,所以才出来一个“白卷英雄”张铁生。

恢复高考之前,工农兵上大学,首先是要求政治可靠,是接班人,你有没有能力、有没有知识不重要。但是恢复高考,邓小平作出了最重大的决定,他树立了一个典型陈景润,表明有才能、有知识的人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这是一个重大转变。过去都是强调外行领导内行,恢复高考以后,开始推行专家治国,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应当说,恢复高考到现在40年,我们的大学体制生产出大批专业人才,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财新记者:1977年,您考入华东师大,作为“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您接受了怎样的教育?

许纪霖:我进入华东师大的时候,读的是政治教育系,教我们的老师,大部分是心有余悸,知识也比较陈旧,能够学到新的东西不多,我和同学们不满足于课堂教学,把大量时间花在图书馆里。那时候吸引我们的,一个是图书馆,一个是书店,书店里若有新书,我们就赶紧跑过去抢书,叫秒杀嘛。

还有新的杂志,那时候,思想解放运动已经开始了,通过杂志的方式,新的观念进来了,比如说,我们最早从《贵阳师范学院学报》读到金观涛、刘青峰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当年还有个印象很深刻的杂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办的《未定稿》,是个内部杂志,这些都起到极大的思想解放作用。那时,我读的东西很杂,还读各种小说,到今天我知识比较博杂,和大学所形成的习惯是有关系的。


写一部完整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


财新记者:看您的回忆文章,您大学毕业后,研究中国民主党派史,别人从民主党派史中看到的是政治,您看到的是民主党派内的大知识分子,波澜壮阔的人生经历、复杂斑驳的心路历程。1987年在新启蒙运动中,您开始发表文章探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文章中您借鉴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是专门去学了心理学吗?

许纪霖:没有,当时心理学很热,有一套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华东师大有心理学系,但我没去听心理学的课,我买了很多心理学的书,自己看。

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着手,用了他们一些概念,因为我要研究人物,特别是要做心态史研究,要借助一些理论工具。我毕竟是政治教育系出来的,蛮重理论的,所以我的早期著作,理论色彩很浓,用了心理学的很多分析方法。

但是,后来,我对心理学不满意了,觉得它太浅,它把人看做动物,看作一个实验对象,但是人的心灵远远不是心理能学解释的,实际上涉及到更深的宗教层面,那样才能真正到达人的心灵深处。

财新记者:当时您怎么想到研究知识分子人格,之前有没有人专门做过类似研究?

许纪霖:没有人专门研究过,人格问题是我在八十年代讨论的核心问题,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历史探索》,还有在《读书》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从中国的<忏悔录>看知识分子的心态人格》,都是从心态人格角度做研究的,从这点来说我是受到李泽厚的影响。

李泽厚在当时启蒙了一代人,他是用一套文化心理结构,来研究中国的思想,特别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那套研究方式很热。当时,我还看了台湾学者孙隆基写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好像还真的相信,人有一套心理结构,所以我当时就从人格、心态这个角度,来做知识分子研究。

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当时执教华东师大历史系,看了我在《读书》上发表的文章,非常喜欢,通过他的学生带话给我,我那时还是个小年轻,突然陈先生要见我,惶惶然也。当时,是他的学生带我去的,我现在都不记得他对我说了什么话,我又说了什么话,他满口湖南话,我只听懂了一半。他对我肯定有加,我当时很惭愧,都没有去旁听过他的课,只读过他的文章。所以说,我错过了很好的亲炙的机会。

财新记者:您的回忆文章里说,“陈先生对历史的感觉特别好,非常有‘史感’,有深邃的史识――这些史识,既不是靠理论,也是不是靠史料,而是老先生在历史之中浸润几十年,用心灵和生命慢慢体会出来的。”

许纪霖:陈先生在世的时候,给我的影响多是精神上的,他真正给我的影响,还是他过世以后我读他的《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慢慢有了感觉。在八十年代,我们做研究很迷恋方法,但是陈先生你很难看到他有什么方法,到了九十年代以后我才慢慢意识到,他是一种“无法之法”,最高的方法是“无法之法”,而不是八十年代我们所追求的有型的方法。

财新记者:九十年代初,您和社会学者孙立平、经济学者何清涟、历史学者杨念群、高华等中青年学者开始了现代化的研究,这是出于怎样的问题意识?

许纪霖:九十年代初,现代化研究是一门显学,当时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三剑客在《读书》上提出重写文学史,我们也有个野心,要重写中国近现代史。过去中国近现代史都是以三大革命高潮为中心构成的,我们想把现代化作为一个主轴来重写中国近现代史,后来出了一本书,命名为《中国现代化史》。

实际上,现代化是一个分析模式,是一种研究范式。你们现在可能很难想象,在九十年代,这套研究范式是很新的,《中国现代化史》这本书在大学里影响了一代学人,现在很少有人提到它了,这种研究范式现在已经陈旧了,我们对它已经有足够的批判和反思。

财新记者:2000年以后,您尝试将对知识分子的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开拓一个新的论域:知识分子社会史。是什么意识触动了您开辟新域?

许纪霖:简单地说,我不太愿意重复自己。实际上,我在八九十年代做知识分子研究,后来社会上出现了知识分子热,这个热不在学界里面,而是出现了一批独立研究者,他们做了大量知识分子研究,资料也做得很细,但从整体而言,他们在问题意识和研究领域里没有太大开拓。

我不太愿意重复自己,更喜欢做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过去做知识分子研究,比较多的是从政治从思想角度做研究,2000年以后,我就带着学生试图开辟新领域。我是在历史系,历史学界那时新文化史很热,社会史很热,我想有没有可能另外开辟一个途径,从新文化史、经济史的角度,来做知识分子研究,这块过去是比较单薄的,所以就开始做此研究。

这个目前还没有做完,我和学生一起写了一本《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这是一个阶段性成果。我们现在还继续在做。我们不是做课题,不是做项目,而是在知识分子研究领域开辟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是不可能做完的。

财新记者:您是想把社会史和思想史打通,研究一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如何形成的?

许纪霖:简单地说,我过去主要是从心灵史、思想史角度研究知识分子,但是我后来觉得,研究越是要深入下去,就必须了解知识分子所处的外在背景,这个外在背景不仅是政治意义上的,也是社会意义上的。

所以,研究知识分子可以有两条理路,一条是内在理路,研究他的思想,另外一个理路是外在理路,研究知识分子和时代的关系。过去一讲到时代背景,一定指政治背景,事实上,我们更关心的是,他家庭出身是什么,他在什么样的家庭背景下成长,他少儿经历是怎么样的,他接受了什么样的知识教育,他进入知识圈以后,怎么形成自己的交往网络,这种交往网络除了大家有共同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外,是否还有非政治的生活,比如他们的共同趣味,这些都是过去很少研究的,但我们现在越来越注重这个东西。

财新记者:之前,您一直研究自由派知识分子,四五年前,您开始关注左翼作家,写了丁玲、瞿秋白等人的文章,关注左翼文化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关联,这是出于一种怎么样的考虑?

许纪霖:你要知道,这几年,“革命”又重新开始热了,被称为新革命史。我过去研究知识分子,主要是研究自由派知识分子,对左翼的知识分子有一种本能的疏离感,虽然我和鲁迅有相通的一面,身上也有左翼的一些气质,但一直没有对左翼知识分子下功夫研究,到了现在,想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做一个全景式的观察以后,左翼知识分子就绕不过去了,还有保守主义的知识分子,所以,从研究角度来说,我接下来要做的一定和左翼有关。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一个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他会回到童年,我们的童年是红色的革命时代,所以,到了晚年就会回到少年时代,通过研究左翼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来重新思考自己青少年时代的那段经历,这也是一个自我反思。

财新记者:看来,您是想完成一部完整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涵盖左翼知识分子、自由派知识分子、保守主义知识分子?

许纪霖:对,我现在正在做这个研究,这是我这五年要做的事情。我现在有个整体架构,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世代是怎么交替的,我没有把知识分子割裂成上述三大板块,虽然外面流行这个,但我就要打破这个东西。现在,我的一些成果已经开始发表了,比如说过去到今年,我在做“旧派中的新派”和“新派中的旧派”,那就涉及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

“新派中的旧派”指的是陈寅恪作为精神领袖的学衡派;关于“旧派中的新派”,我刚刚在《读书》上发表了关于杜亚泉的文章,我把他作为五四时期“旧派中的新派”的典范来研究。我想研究从晚清到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是怎么变迁过来的。

财新记者:这个要做好多年吧?

许纪霖:我不给自己规定时间,按照自己的节奏做,在从容的心态下,才会有好东西。


思想史研究与新天下主义


财新记者:您最早接触思想史,是在1985年读研时,师从周子东教授攻读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您的硕士论文是做什么题目?

许纪霖:我是研究张君劢的政治思想。

财新记者:硕士毕业以后,接下来很多年,您没有做过思想史研究。

许纪霖:九十年代初,我在做中国现代化研究,还研究过国民党,差不多到了1999年,我去香港中文大学呆了一年,有机会和张灝先生有比较密切的交往,在中文大学又受到石元康先生的影响,一度迷恋政治哲学,因为我觉得我在思想史的学术训练是不够的,展开能力不够,写了一些就没话说了。

张灏先生是哈佛大学著名思想史研究大师本杰明·史华慈的学生,通过张灝先生,我得到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从石元康先生那里,我得到政治哲学的研究方法。在我看来,石元康先生是中文世界里,把政治哲学用一种非常清晰、明了,几乎每一个非专业读者都能读懂的方式表达出来,同时又很深刻的一个政治哲学家,他的学生周保松、周濂,都继承了他的这种传统。

此后,我就转向了不是以人物为中心,而是以思想和观念为中心,来研究思想史,开始有了观念史的研究方法,这个研究差不多持续了10年。今年,我出版了《家国天下》这本书,某种意义上是我的思想史的研究成果。

财新记者:看您的文章,1994年人文精神讨论的时候,您已感到市场逻辑对社会文化领域的冲击,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价值系统崩溃,面临着重新寻找自身价值和意义,那时您已经有了研究思想史的意思了吗?

许纪霖:不能这样说。九十年代中期,我一度迷恋过文化评论,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根本不算是思想史研究。思想史研究学科性蛮强的,带有学术规范性的研究,文化评论和它差远啦,虽然讨论的问题都相关。

文化评论后来我为什么不做了呢?一是,王元化先生每次见到我,都批评我,说你老是写那些报屁股文章,他一直对我有所期待,希望我能做一些大的题目,特别是知识分子研究,这是一个鞭策。

第二,有一个亦师亦友的朋友刺激了我,他说,许老师,八十年代,我们读你在《读书》杂志的文章,是一字一字读的,用红笔画下来的,你现在写的这些东西,我们都能写,你是不是再写一些让我们很激动的,用红笔画下来的文章?

这个也给我很大刺激。为什么?我觉得,一个人要做的事情,应该做别人做不了的,只有你自己才能做的事情,有了这些契机,特别是1999年我到香港中文大学以后,就基本不沾文化评论了,只是偶尔会有。

财新记者:1999年之前,您读到张灝老师的书《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了吗?阅读没有刺激起你做思想史的心思吗?

许纪霖:最早读到张先生的书,是1994年、1995年,我认识他之前。当时在上海买到了这本书,看了以后一见倾心。当然有刺激起我做思想史的心思,只是当时觉得应该这样做,突然找到了一个方法,但是真正要付诸实践,还要几年以后的事情。

做思想史的人需要有很好的思维训练,我过去没有接触过政治哲学,所以那段时间,政治哲学给我帮助很大。

研究罗尔斯和哈贝马斯,当然是因为他们具有亲和性,一个人的思想一定是和对哪几个大师的作品精读有关,我精读过的政治哲学家,一个是罗尔斯,一个是哈贝马斯,那也是在世纪之交两个非常有思想影响力的大师级的学者。

虽然我也很欣赏哈耶克,但说实话,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义气质,我觉得和他有距离,因为哈耶克解决不了在中国与自由同样重要的一个问题——平等。我对哈耶克通过交易公正解决平等问题的方案,是不满意的。

我比较接近罗尔斯。他并不迷信市场,认为即使是一个纯粹的市场,同样有可能产生不公正,所以要借助国家的力量来矫正自发的市场所产生的弊端。他内在地结合了一些社会主义和共和主义理想,把自由和平等这两个价值融合起来,形成了他的正义观。哈贝马斯就是马克思主义传统里面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然于我有更大的亲和性。

财新记者:除了研读西方政治哲学,您对中国近代思想传统里面的自由主义脉络,也有一个梳理吧?

许纪霖:我不是专门做西方哲学的,迷恋政治哲学的时候,也会沉浸进去,写了一两篇文章,也给做西方政治哲学的朋友看过,承蒙他们不弃,也略有肯定,但到了一个更专业的空间去交流,比如说到台湾中研院人文社科中心,遇到政治哲学功底高深的学者,比如萧高彦,他的提问,我就挡不住啦,我毕竟不是这个出身嘛。他们提的问题很专业,我毕竟是一个票友嘛,我立即明白,人不要去做跨界的事情,你以为你很有心得,但在专业学者看来,你就是很民科啦。

我很快就回来了,回到了自己熟悉、也缺少人研究的民国思想史研究,研究民国的思想史。

财新记者:说到您做思想史的家法,您在文章中称,您从史华慈、张灏那里,找到了思想史研究传统。在遇到张灝先生之前,您对史华慈先生的书都读过了?

许纪霖:对,之前我读过史华慈的书,但说实话,我没有认真读下去,和张灝老师交往后,我才意识到这样一个学术传统,这样一个家法,后来我把它提炼成为“问题式的思想史”。它不是考证的,它注重的以某个问题为中心,围绕、回应这一问题来展开思路,这就是从史华慈到张灝的学术传统,包括林毓生先生,也在这个传统里面。

这个传统,现在即使没有失传,已经很少有人使用了。梁漱溟有句名言,“我不是学问中人,而是问题中人!”,我觉得我也是一个问题中人。

虽然回应一些问题,我常常用学术的方式来回应,但是让我激动的是问题,而不是学问本身,所以,我就对这一“问题式思想史”特别有亲和感,我后来讲家法,就是这个意思。

你要做一流的学问,一定要接上一个家法,接上一个伟大的传统,你才能变得比伟大多一点点。

财新记者:除了张灝老师之外,您跟王元化先生交往20年,除了人格上的感染之外,他对您做思想史研究有哪些助益?

许纪霖:我觉得很惭愧。王元化先生的研究方法,和张灝先生的风格不太一样,张先生是问题主导,王先生是以义理、考据、辞章见长,他当然也有他的问题意识,但他非常注重考证,从具体的史料进入,展开他的思想,他的东西更厚实,我毕竟不是历史学出身,在考据能力上是弱的,他的研究方法我做不到,王先生给我更多的影响是精神层面,而不是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和张灝先生不一样。

财新记者:您做思想史研究,首先反思的是八十年代启蒙,关注九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思潮:发展主义、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新左派、左翼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2000年之后,您还在不断地厘清中国思想界的分歧,称这个分歧涉及到中国的现代性,涉及到中国能往哪个方向发展,在这一阶段,您完成了对虚无主义、历史主义、国家主义思潮的“三大批判”,当时是怎样一种考虑?

许纪霖:简单地说,在21世纪的时候,国家主义、中国特殊论,已经成为显学,形成了形左实右的思潮。在我看来,这个思潮是必须回应的,当时思想界很多人不把它们作为对手,对这些思潮不屑一顾,但是我觉得这股思潮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它们同样在知识界,在社会上是有影响的,在我看来,必须用学术的方式来回应它。

没有学术内涵的东西,我是不会回应的,比如我不会去回应《中国不高兴》;但上述思潮里面有些内容是有学术内涵的,他们都是学者,虽然我们立场不一样,但他们的主张背后是有理论的,对这些理论必须回应。虽然是“三大批判”,但这个“批判”的方式是学术的,是认真的讨论问题的方式。

比如2000年后出现的虚无主义。一开始大家有共同的信仰,相信人道主义,相信现代化,但是等到这些幻灭以后,就分化了,分化以后,对有一些人来说,他们就什么都不信了,只相信自己的意志力,这是一个后现代思潮。

后现代思潮不再承纳宏大话语,什么东西是可信的呢?最后只有自己的意志选择,这就陷入到虚无主义之中。虚无主义这个传统又和德国的浪漫主义有关,中国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一旦你对启蒙以后现代的方式进行批评的话,如果你没有节制感,很容易走向虚无主义。虚无主义走到极致以后,又会回到对国家的膜拜,简单地说就是这样。

财新记者:在“三大批判”之后,您提出新天下主义的思路,是出于怎样的问题意识?

许纪霖:我的新天下主义观,是和前面的“三大批判”联系的。我不赞成中国特殊论,什么都以中国自身特殊的价值、特殊的历史作为一个终极判断,因为这是违背中国传统的。中国传统是天下主义,以人类普遍的价值、普遍的立场来思考中国问题本身。

新天下主义,首先继承的是天下这个普世的传统,这是其一;其二,传统天下主义有等级化和中心化的毛病,以华夏为中心,新天下主义要克服中心化和等级化,而赋予民族国家一律平等的地位,这样一个新的含义,构成一个新的理想。

原文2017年发表在财新网,此处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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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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