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忠:当代文学中的 “二流子” 改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4 次 更新时间:2018-07-15 08:5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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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晓忠  

  

赢利型经纪与阿Q的出现

  

   1930年1月,在《流氓的变迁》一文中,鲁迅考察了中国古代的侠客到了近代,怎么一步步变成盗匪,又如何逐渐被招安,变成了奴才,最终变成“流氓”:

   然而为盗要被官兵所打,捕盗也要被强盗所打,要十分安全的侠客,是觉得都不妥当的,于是有流氓。和尚喝酒他来打,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贩他来凌辱,为的是维持风化;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为的是看不起无知;剪发女人他来嘲骂,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为的是保爱秩序。但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是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现在的小说,还没有写出这一种典型的书,惟《九尾龟》中的章秋谷,以为他给妓女吃苦,是因为她要敲人们竹杠,所以以惩罚之类的叙述,约略近之[1]。

   鲁迅的意思是说,到了现代,连流氓也丧失了当初绿林好汉的“精神气”,真正的侠客已死,苟活的正悄悄靠近权势,空留下一副皮囊。“由现状再降下去,大概这一流人将成为文艺书中的主角了”,鲁迅这里具体讽刺的是一些所谓的“革命文学家”,但真的用来解释“流氓”在近代中国的出现,也不无道理,或许也正是出于对中国现代社会中新出现的这类“国民”的敏感,鲁迅创作了《阿Q正传》,真正让流氓出现在了文艺书中。虽然说游民历代都有,但是到了现代,游民的形象出现了新的变化。因此鲁迅在解释为什么创作《阿Q正传》时,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说中国若不革命,便不会有阿Q,意思是作为现代国民性的鬼魂,阿Q这样的游民并非古已有之,而是现代“革命”的产物,他在二十年代中国乡村的出现,至少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到了民国时期,中国的乡村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由小康人家跌入困顿后,鲁迅看清了族人的面目,对于鲁迅来说,既是父亲死后的童年记忆,也是关于现代中国宗法社会破产的寓言。如果中国传统社会如费孝通所言,存在一个差序格局和独特的礼治秩序,正是这一套乡土伦理和道德规则支撑着乡村共同体。到了晚清以后,这个传统的乡村社会已经开始逐渐解体并在民国时期暴露出危机,其原因正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对乡村的渗透,同时伴随着民国时期乡村的的现代官僚化治理方式,于是中国的乡村社会出现了如杜赞奇所言的掠夺型经纪人,这类乡村“恶人”比地主还可怕,其典型形式就是劣绅和恶霸。不论《阿Q正传》、《祥林嫂》、《离婚》,还是在赵树理(《邪不压正》,《催粮差》),我们都看到了,劣绅和恶霸的出现,如何让一个无思无虑的江南小镇变得风波叠起,诉讼不断,乃至民不聊生,于是有人铤而走险,乃至逃离家乡。阿Q上城是必然的,再次回来也是必然的,小说写出一个有劳动能力的年轻农民逐步被剥夺和排斥的过程。他被剥夺了姓赵的权利,排除在宗族,乡情等各种关系圈子之外,因此无法命名,他没有家,没有一个有意义的事可干,他没有土地,并因无聊不断“犯罪”,连身上最后一件破衣也被剥夺去,还立下了欠债的字据,最后被迫干起赌博和盗窃的勾当。传统乡村的伦理秩序在礼崩乐坏的同时,诞生了一套“新”的生活法则。正是这些残酷的生活法则,让阿Q注定成为“流氓无产者”。即便不是阿Q,兵、匪正是“官、匪、兵、绅”和苛捐杂税的盘剥下,那个身材矫健,机灵善良,代表着乡村“下一代”新人希望的润土终将逃不出历史的循环,再次成为一个愚昧和麻木的农民。即便阿Q手脚干净,不偷不摸,或者他象骆驼祥子一样,不怕辛苦,到城里打拼,一心改变自己的命运,也似乎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祥子最后再次流落街头,拖着烂鞋拣烟头的“二流子”形象说明了这点。对于阿Q和祥子来说,他们并不天生厌恶劳动,并不害怕劳动本身的辛苦。历史的循环源于传统恶的生产关系宰制了乡村,在这样的生产关系中,农民看不到“未来”勤劳未必致富,因此必然懒散,得过且过,最终和恶人一样,也变成社会唾弃的“恶人”。

   因此,以阿Q为代表的二流子在中国农村的出现,是一个现代性事件。它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经济方式和生活方式已经侵入中国和乡村,晚清后农村税收增加,催生了金融高利贷诞生,这种赢利型经纪管理模式,不仅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也造成放高利贷比做经营地主更有利可图的赚钱模式。赵树理的小说《福贵》形象地说清楚了这个故事。财主王老万常教训他自己的孩子说:“光生意一年能见几个钱?全要靠放债,钱赚钱比人赚钱快得多”。福贵打小是个好孩子,精干漂亮,和祥子一样,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说到庄稼活,福贵也是各路精通,一个人能抵一个半”,同样是因为父亲的病而家道中落,最后借了王老万驴打滚高利贷治病买棺材,从此翻不起身,每天给王老万打长工,却还利息都还不够,帐于是越欠越多。福贵后来赌博,离家出走,干起偷鸡摸狗的勾当,都是因为日子没了奔头,干不干一个样,“反正是个光!”,他给自己算过一笔帐:给债主王老万做长工,“一月赚人家一块半,咱欠人家九十块,人家一月赚咱三块六,除给人家受了苦,见一月还贴两块多,几时能贴到头?”[2],在这样的生存法则和文化逻辑中,老百姓不但个个成为杨白劳,而且同样改变不了卖儿卖女的命运。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延安时期,以改造社会为宗旨的改造二流子,成为延安的十大事件之一,政府关心二流子,也是几百年来的头一遭的新鲜事。并因此出现了许多有关改造二流子的报道和文学叙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历史与叙事,民国危机和社会主义革命,延安文艺和五四文学之间的复杂关联。

  

组织起来:新的劳动共同体的创造

  

   正如作家韩丁在《翻身》中所言,每一次革命都创造了新词汇[3]。作为新现象和新名词的 “二流子”,曾被当作“新知识”,收入1950年代的各种《新名词词典》中,特指旧社会中受反动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失去土地和职业的一部分人,这些人“大都是破产的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者,常常以不正当的活动(如偷盗、欺骗、恐吓等)谋生。在乡村特指‘脱离生产’、‘游手好闲’、‘好吃不做的懒汉’”[4]。

   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39延安报刊中,1939年前,延安老百姓将这些人统称为地痞、牛毛(流氓),“爬鬼”、“二流答瓜”,二流子可能就由“二流答瓜”引申来。之所以叫“二流子”,是要和旧社会穷凶极恶的地痞流氓区别开来。根据当时延安市的调查,1937年前,延安市人口三千,地痞流氓五百,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六,1937年延安县人口三万,地痞流氓为一千六百九十二人,占百分之五。根据这个比率,革命前边区流氓有三万,这还是保守估计。1937年革命政权建立后,农村恶势力被推翻,地痞流氓急遽减少,这是事实。但新的流氓也不断产生,和旧社会以敲诈勒索、拐骗抢劫、帮助土劣欺压良善为业的流氓比,他们显然没有那么恶、其性质和对于社会的影响和解放前比也逐渐微弱。为了将这些新社会的坏分子和旧社会的“流氓”区别开来,称今日的为“二流子”。这个称呼还表明,新社会二流子的存在,不是社会制度的产物,而是旧社会寄生意识的残余。

   有关二流子的知识所以重要,关系到土改工作组进入农村后对政策的掌握,关系到阶级成分的认定。在一份《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的文件中,二流子也是指好吃懒做和不务正业:“在解放前,工人农民及其他人民,被反动政府及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压迫剥削而失去土地及其他职业和土地,连续依靠不正当方法为主要生活来源满三年者叫游民(习惯上叫流氓)”,词典中对“所谓不正当方法为主要生活来源”还特别加以解释,即指“依靠偷盗,抢劫,欺骗,乞食,赌博或卖淫等项不正当收入为生而言”[5]。在此之前,这个词较早出现在1925年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毛泽东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和西欧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差异,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的工业不发达,产业工人只有200万,而且多集中在沿海城市的航海和铁路,纺织和矿山业,而农业无产阶级和游民无产阶级却分别是它的数十倍,成为大多数。在该文的最后,他指出

   此外,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 ,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6]

   后来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再次提到乡村中的游民生活,尤其“有一种‘强告化’又叫‘流民’者,平素非常之凶”[7]。和马克思认为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一样,毛泽东也看出了近代中国已经存在大批游民无产者,这些人懒散怠惰,好勇斗狠,成为中国革命遭遇的难题,但不同的是,马克思对城市流氓无产者持悲观态度,因为这群流浪汉最缺乏协作精神,由他们转化成的产业工人也因此天然地从娘胎里带来了先天不足的不革命性,其异化的命运不可避免。如果说流浪汉是被动地被卷入革命,并且对革命具有更多的负面作用,毛泽东则立足中国现实,看出中国的乡村游民的革命性力量和教育改造的可能,在中国,大批的游民不是因圈地运动被赶走的、失去工作的手工业工人,也不是西方都市里的、出身贵族游手好闲者,而是因受剥削失去土地的农民和手工业小生产者,他们因失去土地而沦为赤贫者,但其流氓习气和“城市流氓无产者”有所不同,在中国,小农了具备下文要论述的合作的愿望和协作的传统。因此他们虽然也有马克思所观察到的破坏性,但“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关键在于教育和引导得法,因此从延安时期开始,就产生了许多关于改造农村二流子的大众曲艺和民间新故事,由此诞生了中国社会主义独特的文化实践和政治实践。

   在《翻身》中,韩丁用文学的笔调,给我们讲述了张庄人民土改时期的对于“穷人、乞丐、小偷”的阶级评议:

   有些农民把少数地痞流氓和无业游民的为非作歹认为是第三种剥削形式。正像西方的大城市里都有堕落的人,职业性的乞丐、强盗和流浪汉,在中国的所有乡村里,也同样地曾经有过“游民”各丧失合法生活依靠的男男女女,有过赌棍、妓女、毒品贩子和流浪汉。这些人在一般政治性的书刊和鼓动性的演说中虽然偶尔被提到,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是在每个村长中都司空见惯的。(《翻身》322页)

   这次评议共评议出张庄存在的三种独特的剥削形式:受人雇佣的铁匠竟然也在剥削雇佣他们的村里人,原因是他缺乏工匠精神,用的铁以次充好;其次是一个寡妇剥削他的相好,利用别人对自己的感情索要财物;最恶劣的剥削就是“香烟不离口,手电不离手”的游民王桃园。靠贩卖别人的老婆获利,甚至最后卖掉了自己的老婆。土改后分得了土地,但仍不愿干重活,雇人拉煤贩卖[8]。

   工作队的梁同志因此拒绝村里人给王桃园说情,指出了这类人的投机行为在农村的危害:

   “你们当中那么多老实庄稼人为什么至今还没有翻身?再把你们的光景和他比一比。过去有些人(王桃园)总是高出贫农一头,可是解放后,他们还是比人强,这些人为什么无论什么时候都吃香?” (《翻身》323页)

戏剧性的结果是,为了惩罚这个贫穷的二流子,大伙把他的成分评成了中农。创造性在于,成分评定主要不是根据财产的多少,而是根据你获取财富的方式,这里也不仅仅是为了批判二流子只消费不劳动,而是为了批判一种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在农村,如果仍由这种投机性的商业发展下去,合作社办不下去,农民仍将组织不起来。所以,赵树理正是看到了解放后这一类总是利用各种手段,高出贫农一头的人的存在,所以在《三里湾》中塑造范登高,与此相似,李准的《不能走那一条路》的宋老定,都看出了解放后农民的出路问题:如列宁所说,小生产者日日夜夜产生着资本主义,富裕了的农民如不及时教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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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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