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浩:《涂又光求学史论》读后述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93 次 更新时间:2018-06-02 2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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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浩 (进入专栏)  


各位学友见证了,2018年5月26日的席明纳必定是一个美妙的夜晚。为什么呢?雷洪德老师带着对涂又光先生满腔的爱,以同情的理解和温情的敬意,将涂先生聊得栩栩如生。诸位学友,如果以前不知道涂先生的大名,那么,听了雷老师的一席话,涂先生的形象非常立体地呈现出来了,非常之好。


殊胜因缘,我与洪德君神交已久。既然神交已久,那么,相遇是早早晚晚的事。只不过,没有想到会是今天,会在文法楼四层的学术会议室相遇。


涂又光先生是冯友兰先生的“一号学生”,这要从翻译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谈起,此事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在中国人民大学上学时就听说过冯友兰先生的“大名”。只不过,那时候,冯友兰先生有点“那个”。


所谓的“那个”,现在的学友们不一定明白里面的潜台词。据说,1949年之后,一直倒霉的冯友兰先生,文革时谄媚江青成为梁效的顾问,海外学界甚至将冯先生列入一个几大无耻的榜单。整个八十年代,冯先生都没有从那个榜单中移除,因此,当时跟冯友兰先生走得近,并不是一件多么沾光的事。


冯友兰先生身上的“标签”慢慢被撕下来,发生在1990年11月26日冯先生离开这个世界之后。由此可以推断,产生了解冯友兰先生“一号学生”——涂又光的兴趣,应该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的事了。


志浩业余描绘“学术地图”,现在将范围缩小为“清华学谱”,冯友兰先生作为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的第二代学人,又是清华学派一位极其重要的地标性的人物。很早就置备了冯友兰先生的传记和文集,迄今为止,一直提不起兴趣写冯友兰,哪怕是一篇小稿。究其原因,不能不说,很长一段时间,先入为主的偏见发挥了太大的作用,以至于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同情的了解和温情的敬意”,竟然没有用在冯先生身上。


学术地图的一个取向,比较注重学术脉络,比如了解一座城市,先骑着自行车了解大街小巷,观其大势,再通过步行熟悉具体的店铺。就冯友兰先生而言,大家比较关注陈来与冯友兰的关系,其实,陈来是张岱年先生的弟子,只是业余帮冯友兰先生一些忙而已。冯友兰的博士生张跃,因为去世的早,不幸被学界淡忘了。


不能否认陈来在与冯友兰先生的交往过程中,对冯氏极高明而道中庸体会颇深,但,真正传承冯友兰先生学术薪火的,却是一位不在哲学体制之内的老门生——涂又光。冯友兰先生与涂又光,才是真正在精神上交会的一对师徒。冯先生提出“照着讲”和“接着讲”。其实,陈来并没有超出“照着讲”的阶段,只是变换着“照着讲”而已。涂又光则不是,涂又光早就超出“照着讲”,实际上已经进入“接着讲”的境界。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一看呢,“翻译”涂又光;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自序》,“记录”涂又光,《三松堂全集》,“整理”涂又光。“翻译”、“记录”、“整理”,全流程胜任愉快,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哲学史新编》曾国藩一章,就是由涂又光撰写的。做到这种份上,已然把老师交给的工作当作一种“志业”,我最初觉得:怎么也得是冯友兰先生的博士生吧!后来一了解,不是那么回事,而且,涂又光在水木清华与冯友兰先生只有半年多的直接交往,就投身于革命阵营,报名参加南下工作团了。问题不在于交往的时间有多长,关键在于生命之中那种交会的程度。


再一个呢?志浩君在高等教育研究所曾开过一门课——《中外高等教育史》,前后大概有八年。讲课过程中,越来越觉得使用哪个“本子”是一个不小的问题。最初没“本子”,后来觉得,没“本子”也不是一回事呀?那就找一个“本子”吧!平常也接触不少“本子”,但,恕我愚钝,这些“本子”实在提不起兴致。也不知道从哪里批发而来的高头讲章,语言乏味,思想陈腐,何其相似乃尔。


直到有一天遇到了涂先生的《中国高等教育史论》,这是真正从中国文明史的角度观照高等教育史,阅读一过,相见恨晚,实属难得的经典。因此,本人在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天鹅绝唱”,就用了涂先生的《中国高等教育史论》,五位学友,一人梳理一章,印象特别深。


涂先生这个本子——《中国高等教育史论》,新见迭出,异彩纷呈,哲学的洞见触目皆是。涂先生对世界教育史的大势,了然于胸,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实在是高等教育学界的一个异数。无奈,中国高等教育学界消化不了《中国高等教育史论》,造成了墙里开花墙外香,科学史大家吴国盛高度赞誉涂先生的洞见和睿智,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


2012年11月30日周五晚七点,席明纳即将开始时,高等教育研究所一位学友跟我说:“谢老师,你知道吗”?“怎么了”?“涂又光先生前些日子逝世了”。 听吧,沉默了一会儿,心想喝水不忘掘井人,写一篇小稿吧,表达一下对涂又光先生的追思。


那时候还年轻,精力旺盛,涂又光先生逝世一个月之际,完成了《涂又光:守先待后》一文的写作,小稿发布在法律博客上。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雷洪德君在网上看到了这篇小稿,觉得还有一些意思,于是推荐给了《岭南师范学院学报》,经过罗海鸥教授的审订,发表在该刊2015年第二期。


雷洪德和罗海鸥老师再接再厉,在《岭南师范学院学报》举办的涂又光研究专栏和学术会议的基础上,编一本纪念性的文集——《涂又光研究》。其实,将《涂又光研究》称为《涂又光学记》,也未尝不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了不少本子,杜亚泉呀,黄侃呀,汤用彤呀,贺麟呀,老辈的「学记」,部分文章是思想梳理,部分文章为师友追忆。


雷洪德和罗海鸥老师把《涂又光:守先待后》收入《涂又光研究》。岭南师范学院开设专栏——涂又光研究,反映了一种薪火相传,实在难能可贵。《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似乎也有开设专栏的必要,研究涂又光先生,研究张培刚先生。两位老辈都是宝呀!


教育最有意蕴的地方在于学生和老师有一种生命的交汇。涂先生特别注重与学生进行精神上的交互,但,一个学生都不带。据说,涂先生推荐一位中意的门生到北大读博士去了,还有一位门生也够倒霉的,不到一年就被涂先生“骂”走了。涂先生可不是一位好好先生,有时候上课不骂人就不够“过瘾”。我构思怀念涂先生的小稿时,最初闪现在脑际的词汇是——厚德载物,可是一过脑子,发现这一词汇不大适合涂先生,最后,用了“守先待后”。


涂先生“翻译”、“记录”、“整理”冯友兰先生的著述,呕心沥血撰写《楚国哲学史》和《中国高等教育史论》,无不昭示着涂先生“守先待后”的心曲。守先待后,这是在两个方面“用力”:第一,“守先”,用同情的理解和温情的敬意,守护传统;第二,“待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将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转换。依照冯友兰先生的惯常用法,“守先”是“照着讲”,“待后”是“接着讲”。无论“照着讲”,还是“接着讲”,皆须薪火相传。


四十年来中国大陆人文学者,一位涂又光,一位钱钟书,不愿意带学生。钱钟书和王力、王瑶,乃中国人文学者最早的博士生导师之一。但,钱钟书坚决不带,理由是明摆着的——谁有资格让我带呀!钱钟书大学毕业之时,清华外文系有心留他读研究生,钱钟书那种高傲:谁能带我呀?!


钱钟书作为中国大陆人文学科最早的博士生导师之一,坚决不带学生,谁有资格让我带呢?!这种高傲,可谓贯彻始终:当学生的时候,谁有资格带我呀;成了博导了,哪个学生有资格让我带呀?!南京大学程千帆先生的习惯,第一,先让学生写一篇中文简历,括号——用文言文;第二,再让学生写一篇英文简历。写完以后交上来,挑不出更多毛病:过来读吧!那时候没有互联网,写不出来,再正常不过了,无“网”而不胜。现在有互联网,就好写了,写情书,写论文,有互联网了,一网打尽。没互联网,吭哧瘪肚,真写不出来。写不出来,就别读了,请回吧!可是,钱钟书连这种机会都没有给学生。


涂又光的情形与钱钟书类似,涂先生也不带学生,好不容易有一位,还让涂先生“骂”跑了。有感于此,涂先生去世以后,我还发了一则小评论:涂又光先生,可谓隐藏的大家。他的影响,仅限于华中科技大学和高等教育学界,这是先生的不幸,大陆学界的悲哀。在由“科层”和“传销”组成的学府,涂先生,既没有合适的平台,也没有传播自己理念的学生,他的悲哀是注定的。


涂先生不直接带学生,不免为涂先生惋惜:谁能传达涂先生的理念呀?老先生又这么“跨界”,一位有独到理念的书学大家,写有《楚国哲学史》和《中国高等教育史论》经典论述的大学者。


没有想到,2018年4月22日,洪德君给我发了一个“大礼包”,这个“大礼包”就是——《书生持志——涂又光求学史论》。接到“大礼包”时,说心里话,还真有一点畏难情绪。当时,选修课还没有结束,文法学院研究生学友的课程也没有结束;“长途跋涉”来到新校区,精力不像前些年那么旺盛;加以校订《回望清华》正在兴头上。一看书名——《书生持志——涂又光求学史论》,想当然地以为,比较枯燥,没有意思。洪德君将书名定为《涂又光上学记》,那就好玩了。


别人是三十以后就明白,我比较晚熟,五十以后才明白——五十知天命。只看有意思的图书,只上有意思的课程,只写有意思的文章,只跟有意思的同事交往。日常生活中与文法学院同事交往不多,为什么?没有意思儿,话不投机。


既然,雷老师不辞辛苦给我发过来了,回复说:利用校订《回望清华》的间隙,翻一翻吧!结果一翻,特别有意思。可以说是“三有”:有意蕴,有意思,有意义。不仅出活,还很好玩,一点都不累,有阅读小说的那种快感。涂又光先生非常真实地存活于《书生持志》一书之中。涂先生一生踪迹,只有汝南中学一处雷洪德君没有去过;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洪德君把自己的“当身历史”,比如做过三年专职辅导员的经历,比如求学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惑,所思所想,直抒胸臆,非常坦诚地写在书中。这一点非常好。


涂先生健在时,雷洪德与涂先生属于同一个“场”,2012年11月4日,涂先生不在了,但,我有一个感觉,涂先生依然鲜活地活在雷老师心中,《书生持志——涂又光求学史论》一书的写作过程,也是洪德君与涂又光先生进行跨时空交会的一个记录。


冯友兰一辈子那么多学生中,只有一位学了半年的涂又光成为冯先生的“一号学生”。涂又光先生不直接带学生,但,涂先生毕竟给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硕士生、博士生上过多年的课,有些还是高等学校的主事者。咱们学校原来的一把手,经常将“泡菜坛子学说”挂在嘴边,高教所“黄埔一期”——王平学友最先跟我提起“泡菜坛子学说”,当时还想:这句话怎么这么土呀?有一股子石家庄味!


后来听人说起“泡菜坛子学说”的知识产权来自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涂又光先生。啊,这是涂先生说的?不土了,老先生八十多岁,一辈子心血的结晶。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不管是萝卜,还是白菜,只要放到缸里,撒上盐,时间一长,最后味道差不多。大学就是“腌咸菜”的那口“大缸”,学友们进入大学受到四年熏陶,学风纯正,毕业之时差不到哪里;学风败坏,四年之后好不到哪里去。


涂先生坚持主张,学校一定要定位在文化,大有道理。有人将学校定位成政治,有人将学校定位成经济,那么,无形之中,学校就偏离了文化的轨道,从而走上一条邪路。学校只有坚守文化的底线,才可能办教育。


1949年3月11日,涂又光在时代的洪流中离开了梦寐以求的水木清华,参加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一团一大队一中队,直到1981年遇到了伯乐朱九思才有机会回到大学,屈指算来,1981年之前,涂又光前后竟有二十多年的时间“消磨”在了行政部门,虽然,五十四岁才来到大学,但,涂先生对大学爱之深,知之深,思之深,恨之深,涂先生坚守大学的文化本位,捍卫大学的尊严。


雷洪德君不愧为涂又光先生的“一号学生”,涂先生九泉之下看到《书生持志》一书,欣慰之余会托梦给雷老师:洪德呀,还是你懂我!洪德进一步向涂先生汇报:河北科技大学的志浩君赞扬洪德是先生的“一号学生”,涂先生微笑颔首:河北的同志也懂我的心思呀!


洪德君是席明纳这么多年以来,唯一的一位令人乐而忘倦的老师。好多学人一聊,志浩就后悔了。洪德君五月二十三日发来短信,告知周六来石家庄。正愁本期席明纳没有交流的话题,洪德君真是及时雨呀!原先商定的题目——涂又光先生心路初探,海报将这个题目“升级”为——《大学之道与大学之治》。


海报印出来之后,不免担心:雷老师平常搞研究,很少给本科生上课,不会聊怎么办呀?诸位学友也都见证了,雷老师聊的非常圆融,特别活泛,不愧为涂先生的“一号学生”。


泡菜坛子学说把两个学府相连结,雷洪德老师的到来,使得“牧星湖”和“喻园”同在一个场。雷老师来到席明纳,志浩十分感念。这里特别期待,也相信雷老师会在第一时间返回文法学院人类学席明纳,给诸位学友分享涂又光三部曲的后两部——《教学记》和《治学记》,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


(《书生持志——涂又光求学史论》(雷洪德著)即将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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