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中共中央长征中开过“陈福村会议”吗?

——对孙果达“答杨奎松教授质疑”一文的回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218 次 更新时间:2018-05-30 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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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 (进入专栏)  

提要:有关1935年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何时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又称新“三人团”)的问题,中共党史研究者中间一直有所争论。2005年孙果达等提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说法,即认为新“三人团”应该是在鲁班场作战失利,中央红军被迫三渡赤水后,于3月17日在赤水河西一个叫陈福村的小村子里,通过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形式决定的。对此说法,笔者曾简单地提出过一点不同看法,没料到引起孙果达教授相当激烈的反应和驳斥。不得已,笔者花时间对此问题做了一些考析,却发现颇有影响的“陈福村会议”一说的主要论据及其论辩逻辑,都是不能成立的。

关键词:孙果达;陈福村会议;毛泽东;新“三人团”;长征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18.03.001

作者简介:杨奎松,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241)

我在《苏区研究》2016年第4期发表了一篇讨论长征途中毛泽东军事领导地位形成确立时间经过问题的文章。之所以会讨论到这一问题,主要是因为我早年做西安事变研究和写《“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时对此都有触及,提出了看法,却没有做过具体的史实梳理和考据。那之后偶尔读到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发现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仍局限在党史学者的范围内,基本上还是集中在“确立”的时间地点问题,对“确立”的动态过程鲜有思考和讨论。故在接到《苏区研究》编辑邀稿之后,就想借机梳理一下手边资料,同时将长征过程中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军事领袖地位组织上的形成过程,亦即从遵义会议打下初步基础,到陕北前后取得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领导人一致认同这一变化发展过程,尝试做一概要的解读。

我从来认为,任何有所成功的政治历史人物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个人思想及其能力上是如此,其人生过程中在政治组织上的发展也是如此。研究历史人物,除了要努力还原具体史实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简单化地静态还原某个碎片,而要能够把其成长的动态过程,特别是曲折的历史经过及其复杂原因反映出来。具体到毛泽东,长征无疑是他在政治上、军事上崛起的一个重要契机,但他的崛起,即便在遵义会议以后,或新“三人团”成立以后,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传统党史在这方面的研究往往不重视这种过程性和变化性的考察,今天党史研究者固然对毛何时被“确立”问题已有不同意见,却多半还是局限在“确立”时间早一点还是晚一点的问题上,甚至还会泛泛地把毛在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中军事领导地位的“确立”,与他在全党全军中军事领导地位的“确立”简单地混为一谈。【有学者也对以新“三人团”成立为毛泽东军事领导地位或党内领导地位确立的标志,有过不同的声音。如曾景忠:《遵义会议后中央三人军事领导机构研究》,《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4期;李曙新:《不宜将“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作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论据》,《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年第6期。】因为我重视的是过程和变化,因此我的文章自然也就没有打算在“确立”的时间点上下功夫,只是想要强调和反映“确立”的动态经过。也因此,我在文章开篇就做了声明,面对数量甚多的各种讨论文章,我的这篇文章只是“贡献一孔之见”。在文章的第一节,我也尽量全面介绍了自1980年代初以来围绕这个“确立”问题出现的各种不同说法。但我对争论各方主张的一些具体的时间点,比如新“三人团”究竟是成立于1935年3月11日,12日,17日,或3月下旬的哪一天等问题,并不十分看重。我固然会讨论到一些研究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一些质疑,也只是停留在逻辑层面,没有深入到具体史实的层面。自然,我原本也没有打算就这一问题将我的研究讨论进一步深入下去。此文完成,我原本也无意再花时间去做进一步的研究思考了。

正因为这种情况,去年秋天得知有人发文与我商榷,我甚至没有去读一下商榷的文章。直到假期过后处理手边过刊,不经意翻看到《苏区研究》2017年第5期有《再论长征中新“三人团”成立的时间地点》(以下简称《再论》)的标题,注意到作者孙果达自己主动对号入座,并给他的文章起了一个醒目的直接针对我的副标题:“答杨奎松教授质疑”,这才不得不读了孙教授的文章。这一读,竟发现我要想不讨论、不回应都不行了。当然,在这里我也应该感谢孙教授逼着我来考察研究一下被他视为不容质疑的那个“陈福村会议”的问题。在前面那篇文章中,我其实已经对孙教授这个“发明”【所谓“陈福村会议”的发明权,目前笔者尚不能完全确定是孙教授的。因为孙教授论证这一会议的最早的文章应该发表于2005年五六月间,而马洪武教授收入自己论文集的一篇文章,讨论的内容及观点与孙文相同,尾注中说明“原载”于2005年8月出版的《纪念红军四川会师文集》中。如果这一记载不错的话,那么马教授的文章在会议上发表的时间理当在孙文正式发表之前。但笔者查不到马教授提到的这本书,只查到一本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会师四川研究文集》,里面收录有马教授的标题不同,内容基本相同,唯篇幅较小亦无注释的一篇文章。故很可能马教授收入自己论文集的文章是后来加工过的,尾注“原载”之《纪念红军四川会师文集》理当就是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的那本文集,其所注“2005年8月”出版,应该是对自己会议发表时间的误注。不过,孙教授2005年的文章还没有提出“陈福村会议”这一概念,马文则已经提出了这一概念。因此两人谁参考了谁,谁发表在先,尚难定论,惟马教授最先提出“陈福村会议”这一概念应该不错。参见孙果达:《红军长征中新“三人团”究竟成立于何时》,《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马洪武:《遵义会议与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确立——评通道会议到会理会议的系列会议》,马洪武:《史海求真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96-501页。】颇多疑问,但当时一是没有时间做考据,碰到搞不清楚或明显说不大通的地方,只是委婉提出来了事;二是我文章主旨也不是要来讨论这个“陈福村会议”的,更不是想要推翻他所坚持的看法,提出一个什么新的时间点;三是我也注意到,专业学者多半并不赞同他的说法,故我虽有疑惑,并未想要自己来做释疑的工作。他的“商榷”迫使我必须要就此来做较深入一点的考据和辨析,而稍一考析也就发现了不少让人难以理解的问题,因此,这篇回应文章也就不再是简单回应孙果达教授的“商榷”,而是着重于质疑并剖析孙教授那个所谓“陈福村会议”的说法了。


一、“陈福村会议”说没有质疑者吗?


我之所以非要回应孙教授不可,原本是因为他的学风让我无法接受。因为对新“三人团”成立的时间和地点提出了一个不同于官方的说法,特别是创造了一个史上从未有人提到过,或用他的话叫“鲜为人知”的“陈福村会议”,为自己赢得了一些附和的声音,孙教授似乎就把新“三人团”成立时间地点的研究当成了不容他人置喙的一块自留地了。我在一篇文章中只用了不足千字对他的说法提出了一点不同的看法,他便写出上万字长文大张挞伐。之所以说是大张挞伐,是因为其文章的每个标题都是批判式的:“有违史实”,“误解”史料,“观点矛盾”,“缺乏实证”,“更改资料”等等;行文的每段文字也都充斥着谴责的语气。其结论更是武断且不留余地,声称:我的文章“对小组成立于3月17日的质疑有违史实,认为小组成立于3月31日的观点也有违史实,论证过程又更改资料、观点矛盾与缺乏实证,其质疑与观点都难以成立。”而他则断言,自己关于新“三人团”“成立于1935年3月17日赤水河畔的陈福村”的说法,已经被各种证据和论证充分证明是准确的,不仅早就得到了多数研究者的认同,而且从“没有发现质疑者”。【孙果达:《再论长征中新“三人团”成立的时间地点——答杨奎松教授质疑》,《苏区研究》2017年第5期。】

首先要说明,我过去从没有具体研究过红军长征的微观史实问题,孙教授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发表已有十多年,我相信,他对一些资料的掌握和对一些微观史实的表述理应比我更全面,也会更精细一些。但是,孙教授似乎不大清楚,学术研究原本就是需要相互讨论和质疑的,他的“陈福村会议”一说提出已有十几年时间,至今仍旧停留在当年论证的水平上,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缺少历史学者的质疑与商榷。长征途中这个新“三人团”的成立时间问题,原本就是一个没有直接史料证据,只能靠研究者对各种间接史料在合理分析基础上大胆推测来做判断的问题。这种分析和推测再合理,终究也只是一种纯主观的臆测。缺少质疑和商榷,对研究者不仅不是好事,反而是一件很不利的事情。孙教授显然十分欠缺这方面的经验,只因为观点提出多年都没有人直接提出质疑和商榷,便逐渐认定自己的说法已颠扑不破,以至于当发现有人质疑时,竟会意气用事,并丧失了基于学术标准来进行思考和讨论的能力了。

必须说明,孙教授的所谓“没有发现质疑者”,并不是事实,只是有的质疑文章可能被他忽略掉了【比如黄先荣:《也谈毛泽东的“得意之笔”——与孙果达同志商榷》,《遵义》2008年9月号。】,而多数不认同他的说法却没有直接向他提出商榷的研究成果,都被他认定是等同于接受他的说法了吧。因此,我说“多数研究者并不认同”他的说法,才会让他反应如此激烈。只不过,他在文中一气举出四篇“研究述评”来证明他的说法已经得到学界认同,并据此声称从“没有发现质疑者”,却太缺乏学术常识了。凡治学者都知道,“研究述评”只是个别研究者对某一课题研究发展状况的客观介绍与评述,既不反映学界集体对其中介绍到的某一观点或说法的态度看法如何,甚至也不代表写述评者本人就认同文中介绍到的某个观点或说法。只举几篇提到了他的新说法的述评文章,就想要证明多数研究者都认同他的说法,已经让人很无语;而以为只要没有人像我那样直接质疑他的说法,即等于大家都认同了他的说法,其逻辑就更加令人难以置信了。

查孙教授2005年提出新“三人团”1935年3月17日成立于“赤水河畔的陈福村”一说【孙果达:《红军长征中新“三人团”究竟成立于何时》,《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至今,其说法的确流行较广。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种流行多半只是在非专业研究的人群当中【网上可见认同文字较多,如:宛平:《长征中的军事三人小组和陈福村会议》,360doc.com个人图书馆,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1105/11/10310181_510894355.shtml;通吃岛:《四渡赤水——禅机妙算还是歪打正着?》,转见ttp://www.360doc.com/document/17/0821/16/17268931_680891917.shtml等;党史通俗读物亦有一些借用者,如:李亮:《中共历史上的三个“三人团”》,《党史文苑》2006年第9期;汤家玉:《新“三人团”:挽狂澜于既倒》,《党史文汇》2016年第2期;凌翔:《永远的八一军旗》,晨光出版社2008年版,第206页。学术著述认同的极少,笔者仅见一篇,即马洪武:《毛泽东何时确立了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纪念红军四川会师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又改题为《再谈遵义会议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刊于《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专业学者认同利用的极少。即使是不很重视史实考据的党史研究者,往往也不认同他的说法。众多官方党史专家,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于2011年,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唐双宁于2015年,及人称红军长征史资深专家的费侃如于2016年,都还新发或再发专文讨论这一问题,坚持3月11或12日说。【石仲泉:《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是怎样成为领导核心的》,《新湘评论》2011年第6期;唐双宁:《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百年潮》2015年第1期;费侃如:《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探源》,《福建党史月刊》2016年第6期(原发于《党史通讯》1984年第5期);费侃如:《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再探源》,《福建党史月刊》2016年第7期。】至于其他专业一点的党史或军史研究者,包括近些年官方或集体著述修订再版及新版的相关人物传记和长征史等,至今也都继续3月11、12日说,或个别主张3月下旬说。【专著如,双石:《毛泽东的神来之笔:记中央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之战》,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92页;程中原:《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1943》(电子版),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66-67页;徐焰等主编:《写给新一代人看的辉煌军史》,解放军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页;金一南:《历史:追寻之旅》,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38-239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年修订版,第110页;曲爱国、张丛田主编:《长征记》,华夏出版社2017年版,第189-191页;欧阳雪梅:《长征中的毛泽东及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电子版),天地出版社2017年版,第245-253页,等。论文如,关黔新:《红军四渡赤水之战新论》,《军事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李怀录:《遵义会议研究的两个问题》,《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闵廷均:《四渡赤水点睛之笔——鲁班场战斗》,《黑龙江史志》2013年第11期;何爱梅:《从“三人团”到五大书记:中共中央领导体制演进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等。】我文中说“多数研究者并不认同”,既不是无中生有,亦非夸大其辞。【类似的说法也早有研究者指出过。如张黔生主编:《遵义市党史工作志(1981-2011)》,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206页。其表述是:“现党史学界已普遍认定,小组是1935年3月12日在贵州省遵义县苟坝村新房子成立的。也有个别研究者认为小组是1935年3月17日在川黔交界处的陈福村成立的。”】

为什么多数专业研究者只是坚持自己或官方原有的观点,而没有直接挑战孙教授的说法呢?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大家都不掌握第一手的文献史料,对新“三人团”成立的任何一种时间、地点的判断,都只是在做合理推测。因此,大概除了孙教授外,还没有哪位学者会认为只有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判断或说法是不可质疑,而喜欢公开与质疑者打笔仗的。在大家都自认缺乏充足的史实依据,许多问题辨不清楚的情况下,多数人宁愿自讲自话,而不去与人直接争论,也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这也和研究这种中共党史问题的学者,重视和习惯做历史考据的人不多有关。再加上中共党史研究学者中能够在红军长征史实研究上深入到微观的人不多,能够在这样一个围绕着不过一天、两天、一周、半月之差的不同说法中发现问题并进行深入考据的人,相对而言自然也就更难见到了。


二、鲁班场之战失利成就了新“三人团”?


为什么说大家都只是在做合理推测,包括孙教授本人也不例外呢?约略介绍一下已有各说的论证情况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比如,对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3年调查报告的说法,即“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是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一日左右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的”【《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1983年2月),《遵义会议资料选编》编辑组编:《遵义会议资料选编》,内部发行,1985年,第189页。】,多年研究遵义会议的费侃如就不十分赞同。他对3月11日说之所以不认同,是因为在他看来,“从毛泽东、周恩来、洛甫、陈云等主要当事人事后回忆的情况”可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理当成立于停止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之后。注意到朱德取消进攻打鼓新场命令是3月11日中午之后才下达的,他认为:“可以肯定‘小组’不会在3月11日之前成立,只会在11日之后。”【其实此说,包括一般据周恩来1972年回忆所说3月10日会议大家一致通过打打鼓新场,毛泽东半夜找周谈,周“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等说法,都尚有可质疑的空间。因朱德依据会议讨论下达不打打鼓新场的这一电令,时间为3月11日1时30分,并非11日“一早”之后。且朱电中还特别提到:“据昨前两天情报,犹旅已出西安寨退泮水,如见我大部则续退新场。滇军鲁旅已到黔西,十二号可到新场,安龚两旅则跟进。依此,我主力进攻新场已失时机……所以军委已于昨十号二十一时发出集中平家寨、枫香坝、花苗田地域之命令,以便寻求新的机动”。此一说明亦反映出发动进攻打鼓新场不利的情报在10日已很清楚,10日讨论至晚9点前已基本得出结论,并改变了原议作战方针,11日凌晨1时30分电系正式通告。由此可知,3月11日并非不可能再开会,“新‘三人团’”问题的讨论和决定,未必“只会在11日之后”。《朱德致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电》,1935年3月11日,周朝举编:《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54页。并见《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1983年2月),《遵义会议资料选编》,第188页。】为什么不会是11日当天呢?他进一步举出叶剑英的回忆,因为叶提到:“成立三人小组那个会……正在开会,敌人飞机来炸,我和毛主席还到一间茅草房去躲”,而时任军委三局政委的伍云甫3月12日日记恰好有“敌机五架在附近掷弹”的记述。同时,次日即3月13日,“党中央政治局”又以朱德的名义发布了关于“我野战军战略方针”的“决定”。他据此认定,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3年调查报告关于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立于3月11日左右的说法不大准确,应该“认定‘小组’是1935年3月12日成立的。”当然,考虑到缺少一手史料,他还是明确地把自己的这一看法限定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为此,他还对自己的这一结论性意见加上了“如果”两个字。称“如果上述‘小组’成立时间是12日的结论是准确的,那么,‘小组’成立地点就应在苟坝”。【费侃如:《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与遵义会议决议》,《贵州文史丛刊》1982年第4期;《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探源》,《党史通讯》1984年第5期;费侃如:《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探源》,《福建党史月刊》2016年第6期;《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再探源》,《福建党史月刊》2016年第7期。】

对于3月11日说和3月12日说均持有异议的陆军指挥学院《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课题组认为,3月11日虽然下达了停止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还是急于想要打出一块地盘来,“所以又决定去打一个叫鲁班场的地方”。他们基于逻辑判断认为:“决定攻打鲁班场和打打鼓新场是同一个指导思想,是不符合毛泽东一贯主张采用的作战原则的”。事实上,3月15日打了一天,也未能解决战斗,红军反而伤亡了近500人,当晚就不得不撤出战斗,马上开始三渡赤水河。17日过河后,仍一直保持机动,设法寻找战机,打击尾追之敌。直到19日白天,红军仍派出一个团佯装主力西进,吸引敌主力西追。20日下午才决定“以突然的动作四渡赤水河,绕到各路追兵的侧后方,开始摆脱被追击的被动局面。”因此,课题组认为,毛泽东关于成立军事指挥小组的提议,理应是在三渡或四渡赤水之后;三人小组的成立,则应该是在3月20日四渡赤水之后到3月31日南渡乌江以前这段时间。之所以如此判断,一是因为他们认为:“成立三人军事小组的主要原因是要改变指挥方式,指挥方式的改变是可以从红军的行动和作战指导方针的变化中反映出来的。”从土城战斗、打打鼓新场动议及鲁班场战斗等均可看出,遵义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军事指挥方式一直到三渡赤水都没有改变,明显的变化是在四渡赤水之后,特别是在南渡乌江及其之后的一系列作战指挥上才清楚地表现出来的。二是因为张闻天1943年12月整风自述材料中恰好也讲到,成立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事是“在抢渡乌江以前,泽东同志提议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的。因此,小组正式成立于3月21日四渡赤水之后到3月31日“抢渡乌江以前”这段时间,更为合理。【贾启玉主编,陆军指挥学院课题组编著:《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1-216页。】

孙果达不同意3月11日、12日说和3月下旬说的主要理由,也同样是基于几个间接材料的合理推论。即:

(1)3月10日、11日毛泽东与政治局多数成员就要不要进攻打鼓新场问题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毛因此被免去了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的职务,“从人们正常的思想认识来看”,政治局“不可能在一夜间就来个180度的大转弯,拥护当时还是绝对少数派的毛泽东实际执掌军事领导权”。

(2)3月15日鲁班场战斗的作战思想与毛泽东此前反对的打鼓新场的作战思想是一致的,因此该战斗不可能是有毛泽东参加的新“三人团”决定和指挥的,只能是张闻天“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决定的”。鲁班场战役失利,军事形势更为严重,这才促使毛泽东向张闻天建议不再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决定军事问题,应成立三人指挥小组,张闻天也意识到不能继续集体讨论决定军事问题,故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

(3)费侃如判断3月12日为小组成立时间主要靠两个参考资料,一个是叶剑英有开三人小组成立会时“敌人飞机来炸”,他和毛“到一间茅草房去躲”的回忆;一个是伍云甫12日日记有当天“敌机五架在附近掷弹”的记述。但照叶回忆的情况,“当时的敌机(应该)是冲着开会地点来的,并且正在军委纵队驻地的上空,否则毛泽东和叶剑英还不至于急着躲避”。而伍云甫12日日记所记“敌机五架”却是在“附近掷弹”,没有直接威胁到开会地点,故不符合叶说的情况。反倒是17日伍云甫日记及肖锋同日的日记都记述到当天军委纵队与一军团遭敌空袭,部属死伤,物资损毁的情况,故更能够印证叶回忆的,不应该是伍云甫12日的日记,而应该是他17日的日记。

已知孙教授是在2005年提出这一看法的,当时他对自己所下结论也还能注意把持学术讨论的原则。他在文中特别强调说,他的看法也还只是提出了一种“可能性”。比如,他在文中就写道:“叶剑英的回忆与两本长征日记的记载互为印证,形成了证据链。这足以说明小组成立于3月17日的可能性远大于3月12日,陈福村作为成立地点的可能性也远大于苟坝。”【孙果达:《红军长征中新“三人团”究竟成立于何时》,《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应该说,孙教授上述部分分析和推测是有一定道理的。至少,我同意他说:“从人们正常的思想认识【“正常的思想认识”不确切,或改为“正常的思维逻辑”之类会更准确一些。】来看”,政治局刚刚否了毛泽东的意见、免了他的政委职务,“在一夜间就来个180度的大转弯,拥护当时还是绝对少数派的毛泽东实际执掌军事领导权”,的确有点不合常情常理。但是,他提出这一质疑后的逻辑推理却很不周延。这主要表现在他声称打鲁班场的决定与毛泽东无关。他断言:打鲁班场的思想和毛反对的打打鼓新场的思想是一样的,因此鲁班场之战不是毛泽东指挥的,而是张闻天“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在上一篇文章中我有意回避了质疑这一点,当时不想花笔墨去讨论这个问题,是担心一旦讨论就会让孙教授敏感地以为我是针对他并有意让他难堪。但我在文中还是委婉地提了一句:“3月15日鲁班场之战就是中央政治局采纳毛的建议打的。”因为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它恰恰也是我无法同意孙的说法(也不完全认同陆军指挥学院课题组的说法)的一个重要关键所在。鲁班场之战明明是毛泽东直接参与决定并且亲自指挥的,这在研究红军长征史的学者当中几乎是一个常识。【邓飞:《忆鲁班场战斗话得失》,《军事历史》1995年第3期;徐焰:《四渡赤水出奇兵——到底“奇”在哪里?》,《人民日报》2006年10月22日,第6版;金一南:《历史:追寻之旅》,第239页;幸克坚主编,王爱华:《黑白:从这里走向胜利》,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112页;付双龙、魏希楠:《关于四渡赤水中的“走”与“打”》,《中国军事科学》2016年第5期。】要想改变人们对这一史实的认识,首先就要挑战毛泽东自己的说法。毛泽东对此讲得很清楚,鲁班场之战是他指挥的。他甚至讲,这是他指挥打仗以来几次最主要的“败仗”之一。【毛泽东:《关于个人革命战争经历的若干回忆——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9月10日),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26页。】一直在研究中央红军长征史的孙教授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说孙教授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是因为2003年他就写过一篇题为“鲁班场之战”的文章,文中他明确肯定毛泽东参与了这场作战的发起和指挥。【孙当时承认3月12日已组成了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全权指挥军事”。正是在该小组领导下,毛任政委的“前敌司令部决定进攻鲁班场之敌”,并且没有采纳彭德怀的反对意见。见孙果达:《鲁班场之战》,《领导文萃》2003年第7期。】不难想象,2005年孙教授提出“三人小组成立于陈福村”说之时,很清楚自己这样做“有违”毛泽东自己的看法,也“有违”中共党史学界久已认定的“史实”,并且还“有违”他自己不久前的说法。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孙教授不是不可以推翻并改变前说,但他必须要下功夫去做深入细致的史料爬梳和考据,去证明毛泽东后来的讲法是错的,所有人,也包括他自己此前的认识也都是错的。遗憾的是,他没有去做这样的工作,甚至在没有指正前说的情况下就凭想象另立了新说。也许,几年后孙教授意识到直接否认毛泽东参与了鲁班场作战的决定和指挥太过武断,因此他换了一种形式上不否定,实际上否定的曲折的作法。即一方面承认“鲁班场之战毛泽东是前敌司令部政委”,参与了鲁班场之战的决定和指挥;另一方面借用毛泽东讲过的话,声称张闻天“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进而批评说“这种缺乏战略眼光的集体讨论(不仅)会严重贻误战机”,还会导致毛泽东被解职,因而毛“连自己的职务都保不住”。言外之意,毛同意打鲁班场并负责军事指挥,纯粹是不得已而为之,“毛泽东不可能拥有真正的军事指挥权”。这也就是说,孙教授还是认为,打鲁班场是张闻天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马洪武2006年的说法和做法与孙教授极其相似。他先是强调3月14日之前“如果这时成立了新的‘三人团’指挥军事,就不可能于3月14日决定攻打鲁班场敌军。因为……打这种无胜利把握的攻坚战,不符合毛泽东的指挥风格。”很快,马教授又修改了他上述的说法,承认打鲁班场毛泽东是“总指挥”,毛泽东“为什么又同意去啃硬的呢?这主要就是每天这二十多人的民主会,很难作出适当的战机选择。”分见孙果达:《四渡赤水决策过程研究》,《军事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马洪武:《遵义会议与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确立——评通道会议到会理会议的系列会议》;孙果达:《“四渡赤水”还是“第四次渡赤水”——正确理解毛泽东的“得意之笔”》,《百年潮》2009年第1期;孙果达:《四渡赤水甄义》,《北京支部生活》2010年第3期;孙果达:《遵义会议后长征路上的两次重要会议》,《党史纵横》2010年第8期。】

问题是,退一百步,假定孙教授的推测有道理,他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打鲁班场的决定是张闻天主持的集体讨论会决定的呢?就因为毛讲过“在打鼓新场,洛甫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吗?那么,毛泽东这句话里提到的两个关键词,即一个“打鼓新场”、一个“每天”,具体指的是哪个时间段,包不包括3月14日决定打鲁班场那天,孙教授不用考察辨析一下吗?再退一千步,即使我们相信打鲁班场是张闻天主持的“缺乏战略眼光的集体讨论”决定的,那么,从3月10日在打打鼓新场问题上所发生的冲突,特别是毛泽东激烈反对一事上,理应引发出一个疑问,即对错误的决定,毛从来都是宁掷乌纱也要反对的,为什么这次他竟会同意他认为政治局会议不正确的决议,并且以“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身份亲自参与指挥作战呢?就因为害怕保不住自己的职务吗?再退一万步,毛泽东当时真的是出于不得已被迫同意、被迫指挥了,以他的性格和他在许多历史问题上表现出来的锱铢必较的态度,他后来会把他本来就反对的这场作战的败绩算到自己的头上来吗?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孙教授发明的“陈福村会议”一说,只能建立在这样一种逻辑推理上,即:鲁班场之战是张闻天主持决定的,战役受挫后张心理上受到很大打击,毛泽东乘机提议改变军事决策方式,张马上认同并接受了毛的提议。如果鲁班场之战本来就是毛泽东提议和指挥的,说部队刚刚撤下来,毛就提议说打仗不能再搞集体决定,必须交由自己和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全权决定;说张闻天等人不稍犹豫,马上认同,开会批准,按照孙教授自己的逻辑,情理上也明显不通。因为这和孙教授不认同费侃如3月12日说时讲的那句话的逻辑是如出一辙的。即“从人们正常的思想认识来看”,毛泽东刚刚参与提议、决定并指挥部队打了败仗,张闻天及政治局多数领导人当然“不可能在一夜间就来个180度的大转弯”,把最高军事指挥权马上交给毛泽东。


三、何来“陈福村”?


坦率地说,孙教授解决不了上述这一悖论,其3月17日“陈福村会议”之说即难以成立,他的其他论证亦大可不必多做讨论。但孙教授既然再三再四地指责我“有违史实”,那么,我这里也就不妨来考据一下,他所说的那些所谓“史实”真的都存在吗?

孙教授声称,3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经在“陈福村”开过会,决定并宣告了新“三人团”的成立,一个理由是他告诉我们说存在着这样一个“史实”:3月16日18时朱德行动部署电已“明显地为第二天将要举行的成立三人团的重要会议做了准备。”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史实”呢?因为他发现,电报对渡河后各部队的宿营地安排得“过于集中”,很不正常。因此,他的结论是:这“无疑是为了让各部首长便于参加重要会议,否则岂不是犯了全军就近而聚易遭敌机轰炸的大忌?”【孙果达:《红军长征中新“三人团”究竟成立于何时》,《遵义会议后长征路上的两次重要会议》。】

为什么说部队宿营地安排“过于集中”了呢?他引用朱德的电文称:“其中规定干部团‘渡后即向西走二十里’”;规定“一军团‘渡后即向西北通核桃坝方向走三十里’”;“三军团‘渡后即向西南走三十里’”;“九军团‘渡后即向西走十里’”。各部队渡河后即“隐蔽休息”,只安排“五军团‘候九军团全部渡完后即破坏诸渡河器材,扼守西岸’”。孙教授没有提到军委自己的位置,实际上军委的位置是“渡后即向西走十五里隐蔽休息”。这也就是说,渡河后以军委纵队为中心,干部团在其西面5里处,九军团在其东10里处,五军团在其东15里处,一军团在其西北20余里处,三军团在其西南20余里处,军委距四大军团各10-20余里之间。但已知当时集中到赤水河西岸的四大兵团少则两三千,多则六七千,驻地相差10-20余里,怎么就“过于集中”了呢?

孙教授证明他这一判断的方法很奇怪,他实际上依据的只是本文前面提到的那两则日记。他发现伍云甫17日日记和肖锋17日日记都记述了各自所在部队遭到敌机轰炸,并造成了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在他看来,伍云甫是军委三局的,一定是跟着军委纵队行动的;肖锋是一军团的,一定是跟着一军团主力行动的。他据此得出的逻辑判断是:为什么费侃如提到的3月12日敌人突袭,“既没有轰炸中央军委纵队,也没有轰炸红一军团”,而17日敌机轰炸“伍云甫与肖锋所在的两个小单位死伤达到12人”?不就说明军委“因为要准备开会驻地(安排)比较集中”,“没有料到部队过于集中而(容易)受到敌机的袭击”吗?【孙果达:《遵义会议后长征路上的两次重要会议》。】

然而,孙教授在这里其实摆了一个乌龙。伍云甫所在三局是随军委行动的,17日驻地理应也靠近军委驻地。肖锋就不同了,他这时是随黄永胜任团长的红三团行动的,而红三团这段时间里一直担任的是疑兵任务,并未随一军团司令部行动。孙教授应该是读过肖锋3月17日日记的,他还引用其中的话,即“军团决定在这里休整几天,安置伤员,擦拭武器,扩红,打土豪,筹粮款,做点衣服”,批评我“有违肖锋日记……的记载”。他也读过肖锋18日的日记,并几乎全文照抄了这一天的日记,包括“师首长要我们巡视团随三团行动”,据此批评我“混淆了‘抢渡乌江’和‘南渡乌江’”。却不料他完全没有地理知识,也没有查过地图,竟然不清楚肖锋在日记中所记的地名有什么意义。肖锋在16日的日记里写得很清楚,他们随三团当天“绕过扎西,达鲁测鸡宿营”,“谭主任要我们……帮助扎西特委开展苏维埃运动”。【肖锋:《长征日记》,《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日记卷(3)》,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1090页。】故其17日日记中所说“军团决定在这里休整几天,安置伤员,擦拭武器”等等,都是指在扎西附近的红三团的情况。他照抄肖锋18日日记所谓“从鄂家渡第八次过赤水河,由北向南,折转指向贵阳行动”时,也完全没有思考一下,这个“鄂家渡”【这里的“鄂”字,其实是“鄢”字之误。】在什么地方,中央红军随后四渡赤水明明是由西向东,肖锋他们渡赤水为什么会“由北向南”?对这种问题,稍有史学训练者都不大可能如此麻木而不马上问一个为什么。只要敏感一点,查一下地名,对一下地图,就不难发觉肖锋3月17日其实远在离赤水河西岸军委驻地200公里以外。如此即不难了解,肖锋所在部队和伍云甫所在部队,虽然在同一天都遭到轰炸,并有人员伤亡,但这两件事怎么都不能扯到一起去,更不可能据此得出两支部队驻地靠得太近的结论来。

孙教授会如此粗心地把两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扯在一起,当然是为了想要建立和完善他关于3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陈福村”召开过扩大会议的那个说法。强调部队安排“过于集中”,就是要佐证他所谓军委把过河后的各部队都“布置在自己的四周”,“显然是准备举行重要会议以决定部队的下一步行动”的一种需要。【孙果达:《红军长征中新“三人团”究竟成立于何时》,《遵义会议后长征路上的两次重要会议》。】然而这只是一种猜测,而且是极其缺少应有史地常识的不合逻辑的推测。

熟悉遵义会议前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几次扩大会议召开情况的研究者,应该都了解,当时军事高于一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固然会把各部门的主要首长召集到中央来,但中央那时通常会让需要与会的负责将领暂时离开部队几天,从不会不顾军事行动的需要调动部队宿营地来适应中央开会,更不可能无视敌机轰炸的危险,让部队“过于集中”,以便利少数领导人就近开会。硬说军委是为了便于及时召开“陈福村会议”,忽略了被轰炸的危险,导致了挨得太近的两支小部队因敌机轰炸受到较大损失,这既不合情理,也不符合中共中央此前此后开会的惯例。

再进一步,电报指示等谈到的计划部署安排等等,总是带有相当的主观性的,就军事行动来说就更是无法与实际发生的情形相一致了。历史研究者很难简单地拿一则文献、一份电报中的说法,来作自己论证的所谓“史实”。比如,朱德16日电要求“一军团应从今(16日)十八时起至二十二时止渡过河”,然后向西北走30里“隐蔽休息”。读当时在一军团政治部工作的童小鹏的日记,再参考其他军史等资料,可知一军团司令部及政治部实际上到17日凌晨2时才开始渡河,开始时间即比朱德电示整整晚了十几个小时,主力部队几个小时才渡完,经土滩坝开至草子坝宿营时已是中午时分了。且这段路程,朱电讲的是30里,童小鹏出发前被告知20里,实际上部队走到目的地后,接着主力又西行了40里,实际走了60里。【参见童小鹏:《军中日记(节选)》,《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日记卷(2)》,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797页;周均伦编著:《聂荣臻年谱》上,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页;丁玲主编:《红军长征记》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78页,等。】

同样的,只看朱电中要求的各部队行进里数,军委距最远的一、三军团似乎只差20余里,如能骑马往返的话,也就一个多小时,看似不远。但实际情形却完全不同。这是因为,川黔交界处当年交通条件本来就差,渡过赤水河后,仁怀、古蔺交界处地貎、地势曲折复杂,道路条件更差。以一军团17日午后宿营地草子坝为例,与军委驻地之间直线距离实际还不足10里,但因中间山峦重叠,交通多半要绕行公路,结果两地间的距离也就变成四五十里了。部队中午才到草子坝,即使林彪司令员、聂荣臻政委下午不休息,率少数人骑马赶往军委纵队驻地,这几十里路程,一来一往也要差不多4个小时,再加上还要开会,不仅不便利,而且还明显会妨碍一军团接下来的军事行动。

已知17日一军团司令部中午进驻草子坝一带,短暂休息后即向西开往海螺坝,主力18日更挺进至150里外的镇龙山。19日一军团一部还击溃了扼守镇龙山和营盘山的川军一个团,一部攻占了镇龙山,一部占领了蒋家田。孙教授读伍云甫日记,只注意到军委纵队从3月17-20日每天都有时间“大休息”,好像很轻松,却不知道林、聂及其一军团所部渡河后几乎马不停蹄在行军和作战,仅林、聂每天都要行军六七十里的情况。【据统计,一军团司令部仅3月20日停在鱼岔未动,21-26日每天行军都达八九十里,27-31日每天行军五六十里。见《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丁玲主编:《红军长征记》下,第278页。】换言之,孙教授拿伍云甫和肖锋日记中的3月17日前后他们所在部队有时间“大休息”的记述,来指责我“有违史实”,不仅有点乱点鸳鸯谱,而且也无助于证明他所谓各部队首长17日渡河后有条件“就近”到“陈福村”来参加会议的说法。

当然,关于“陈福村会议”之说,孙教授所犯的一个实在让人不可理解的错误,就是他提出并坚持宣传了十几年“陈福村会议”,他自己却从来没有弄清楚这个“陈福村”所在何处。查孙教授关于这个村子的具体位置的说法,只有“赤水河畔”,至多再加上“川黔交界处”几个字。【孙果达:《红军长征中新“三人团”究竟成立于何时》;孙果达:《遵义会议后长征路上的两次重要会议》。】但翻新旧地图,人们在“赤水河畔”,包括“川黔交界处”,是查不到这个地名的。查其他认同孙教授这一说法的各种提及到这一地名的文字,也没见有谁说出该村的具体位置。说孙教授对此完全没有查考过,似乎也不大可能。可能的是,他自己也没有找到,又不便明说。他坚持使用“陈福村”一词,唯一信心,就是伍云甫3月16日、18日两天日记中都提到了“陈福村”三个字。【伍云甫1935年3月16-18日的日记中两度提到过“陈福村”,说明他所在的军委三局在这个村子附近住过两晚。即16日:“随六分队宿陈福村附近小茅房内”;17日:“原地休息”;18日:“由陈福村附近出发”。见《伍云甫日记》,《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日记卷(2)》,第712-713页。】他显然相信,伍云甫当时就住在那里,村名自不会搞错。如此作法,不要说对历史,就是对孙教授自己来说,恐怕都是不负责任的。因为,既然他认为此一会议极其重要,那么,不仅地名非考据清楚,确定不错,就连伍云甫当天是否与军委三局同行,军委三局是否与军委,特别是主要领导人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同在一处,都是需要考证清楚的。

对于“陈福村”这一地名问题,相信稍有史学研究功力的人,都能够很容易地考证出来。其一,朱德3月16日电已经给出了17日军委纵队宿营地的大体位置,即由茅台渡口“渡后即向西走十五里”处。【《朱德致林彪等电》,1935年3月16日,周朝举编:《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一分册),第981-982页。】也就是说,17日军委纵队驻地不在“赤水河畔”,而要到赤水河茅台渡口正西15里左右的川黔交界处去找。其二,17日军委驻地的地名,许多史料,特别是战史资料和当地史志部门都会有调查和记述,绝不是毫无头绪可寻的。已知文革中,以及改革开放后不久,都曾有相关部门组织过实地考察和资料整理研究工作。只是因为调查单位不同,所据资料信息来源不一,参与者专业程度参差不齐,所得军委驻地名称也不尽一致:有叫“陈福屯”的,也有叫“陈富屯”的,也有叫“陈富村”的,还有叫“陈胡屯”的。【周朝举编著:《红军黔滇驰骋烟尘谱——军事斗争史长编(正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46-347、348页;张富杰:《中国工农红军在仁怀境内的活动》,政协贵州仁怀市委员会编:《仁怀文史丛刊》第13辑,1996年印,第12-13页;费侃如:《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史事日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137页,等。】但了解到这几个不同的村名,再查赤水河茅台渡口正西15里左右范围内的村镇的名字,就很容易查到它的真实名称了。它既不叫“陈福村”,也不叫“陈福屯”或“陈富屯”,而是叫“陈胡屯”。为什么可以确定它叫“陈胡屯”,只要查一下地方志及地方网络资料,就不难了解到,在这个陈胡屯早就建有一个“红军烈士坟”,那里面埋葬着数十具1935年3月17日在该村被国民党空军炸死的红军官兵遗骸。【2006年,陈胡屯红军烈士坟扩建成陈胡屯红军烈士纪念园。参见陈宗淮:《仁怀影友祭奠陈胡屯红军烈士》,中国酒都网2015-03-17,http://www.rh.gov.cn/index.shtml;肖运明:《追寻仁怀红军英烈》,政协贵州省仁怀市委员会、学习文卫委编:《仁怀文史资料》第23辑,2006年,第50页。】这一情况显然与伍云甫3月17日日记的记述是相符的。如果我们能够确定军委三局确和当时与军委纵队一同行动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处在同一地点【由于陈胡屯是一小山村,军委纵队上千人,中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是否都住在陈胡屯还需要进一步考证。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陈富村”其实是“陈胡屯”的误记的考证的结论。】,说军委当天在陈胡屯村就不会有错。

由此可以发现,伍云甫日记中记的“陈福村”,其实是对“陈胡屯”的误记。对于身为湖南耒阳人的伍云甫,以及几乎全都是外地人的军委干部,听不大懂当地人的讲话,又只在当地停留了不足两天,还遭遇了一场轰炸,当时听差了这个小山村的名字,是完全可以想象和理解的。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孙教授,他一直坚持他发现的这个“鲜为人知的”成立新“三人团”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叫“陈福村会议”,为什么不去考证并弄清楚“陈福村”在哪里呢?如今他假如不能证明“陈福村”另有所在,却仍旧想要坚持3月17日中共中央在川黔交界处开过成立新“三人团”的重要会议的话,他恐怕就不得不改“陈福村会议”为“陈胡屯会议”了。


四、“四渡赤水”就是“抢渡乌江”?


孙教授认为3月17日“陈福村会议”确有其事,还有一个在他看来是再重要不过的“证据”,那就是他所谓1935年3月18日军委发出了一份与此前指示方针完全不同、意义重大的密令。该密令要求“一军团组织先遣队迅速秘密南下,于3月26日前在(孙笔误,应为‘往’)草木、九庄之间渡过乌江向贵阳前进”。【孙果达:《红军长征中新“三人团”究竟成立于何时》。】

孙教授据此形成了好几个重要的说法:(1)“这道命令是在毛泽东成为小组成员后的第一份杰作,也是确定小组成立具体日期最重要的直接证据”;(2)“红军实际上是在3月18日由北进改为南下,开始抢渡乌江行动的”;(3)“抢渡乌江是战役行动……抢渡乌江战役就是四渡赤水战役”,“抢渡乌江”与“四渡赤水”“只是在不同年代对同一战役的称谓变化而已”。【孙果达:《再论长征中新“三人团”成立的时间地点——答杨奎松教授质疑》。】他也正是据此批评我:“误解张闻天回忆的‘抢渡乌江’”,“混淆‘抢渡乌江’与‘南渡乌江’”,“误解‘四渡赤水’与‘抢渡乌江’”;说我故意“嫁接两者的内容”,“颠倒时间顺序”,意图“表明抢渡乌江是在四渡赤水之后,也就便于与南渡乌江混为一谈”,以达到否认新“三人团”成立于3月17日,“证明小组成立于3月31日的乌江畔”的观点,等等。【孙果达:《再论长征中新“三人团”成立的时间地点——答杨奎松教授质疑》。】

在这里我先要顺带指出的是,孙教授对我的批驳常常建立在断章取义,甚至是生编硬造的基础上。限于篇幅,我这里只举一个例子。

比如他指责我“更改张闻天的回忆”。说“张闻天关于小组成立的回忆非常明确是‘抢渡乌江前’。但《再考》(指我的文章——引注)却改成‘应该特别重视张闻天回忆的说法,即更应该强调的是‘三人团’实际成立于抢渡乌江之际,也就是3月31日当天或前后的可能性。’”

照理说,孙教授应该读得懂我的文章,他自然应该了解,他引用并拿来指责我的这段话,并不是我的说法,而是我转述陆军指挥学院课题组所著《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一书中的观点。我的行文和注释对此都写得很清楚。我文中的原话是:课题组的“这种说法既考虑到毛泽东那个‘得意之笔’的说法,又参考了前述张闻天的回忆,认为‘三人军事小组成立的时间,应该在3月21日至3月31日之间’。之所以要往前推至3月21日,是因为红军四渡赤水的时间是3月21、22日。他们认为,……毛说的那个作为‘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未必不是指从3月21日一直到4月初抢渡乌江的整个决策。因此,这种说法应该是特别重视张闻天回忆的说法,故强调应该考虑到‘三人团’实际成立于红军成功抢渡乌江,即3月31日之前或当天的可能性。”【杨奎松:《关于长征途中毛泽东军事领导地位确立问题的再考察》,《苏区研究》2016年第4期。】

很显然,孙教授不仅误读了我的文字,而且在引用时还做了断章取义、移花接木的处理:

他先是删去了我原文前面“另一种说法”和“这种说法”这一主语,把我介绍的他人的说法,硬说成是我的说法。明明我原文中说的是“这种说法应该是特别重视张闻天回忆的说法”,他却把这句话移植成我“更改张闻天的回忆”的证据,说“张闻天关于小组成立的回忆非常明确是‘抢渡乌江以前’,但《再论》却改成‘应该特别重视张闻天回忆的说法,即更应该强调的是‘三人团’实际成立于抢渡乌江之际,也就是3月31日当天或前后的可能性。’”这里,他不仅删去了原文中“这种说法”四个字,而且完全改变了我原文的文字和意思。我原文讲的是,课题组认为“应该考虑到‘三人团’实际成立于红军成功抢渡乌江”“前夕或当日”,他却在“抢渡乌江”四字后面竟然加上了“之际”两字;原文说课题组认为的新“三人团”成立的时间,可能“在3月21日至3月31日之间”,抑或在“3月31日之前或当天”,他更是硬生生地改成了“3月31日当天或前后”。

孙教授这样修改加工我的文字,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想要说我“更改张闻天的回忆”。他声称,张闻天回忆说的是“抢渡乌江以前”,而我把“以前”改成了“之际”。我为什么要把“以前”改成“之际”呢?他说我“显然是为了证明‘抢渡乌江’就是‘南渡乌江’”。为什么我要证明“抢渡乌江”就是“南渡乌江”呢?他的说法是,因为我想“要证明小组成立于‘3月31日当天或前后’”,并且声称我提出了一个“小组成立于3月31日的观点”。【孙果达:《再论长征中新“三人团”成立的时间地点——答杨奎松教授质疑》。】把我的话按照他认为错误的意思修改加工后再来指责我,如此陷人于“罪”,改革开放后在学术研究领域恐怕是绝无仅有了吧。

孙教授之所以会对我的质疑做出如此离奇的反应,怕是以为我在和他争新“三人团”成立时间地点的发明权吧。但如前文所说,我那篇文章并不特别在意新“三人团”具体成立于哪一天,也不认为新“三人团”成立就意味着毛泽东在中央红军中军事领袖地位就“确立”了。在文中我也不止一次地表示过我的这一观点,比如我明白写道:遵义会议后,“毛被任命为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也好,亦或是成为“三人团”一员也好,也都不宜简单地归结为人们当时已经充分意识到毛泽东的军事指挥长才,意识到‘亟需成立一个具有权威的军事指挥机构以保证毛泽东同志实施正确的军事’”云云。也正因为我持的是这样一种观点,故对人们围绕着新“三人团”成立具体时间的争论我是有自己的看法的,我比较看重陆军指挥学院课题组的解读,也是因为他们强调动态,但对他们的观点,我也并不完全赞同,故我在文章中也只是说,他们的说法比较起来“或许更接近史实”而已。只可惜孙教授完全没有读懂我在说什么。

让我们再回到孙教授认为最能印证3月17日召开过“陈福村会议”的另一个“证据”上来吧。这就是他据以得出所谓“抢渡乌江”不是“南渡乌江”,“抢渡乌江”就是“四渡赤水”的那个3月18日“密令”。

查几乎所有涉及红军长征史的文献资料集,包括军事科学院战史部等编著的战史、军史著述,都看不到孙教授据以为核心论据的这个3月18日“密令”。已知长征期间保存下来的电报资料基本上是完整的,能够利用到这些资料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是绝不可能忽略和遗漏对证明毛泽东“得意之笔”如此重要的文献的。然而,在他们编著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的年谱、传记中,也从未出现过这份“密令”。

那么,孙教授的这个“密令”,是从何而来呢?它仅仅来自于肖锋晚年出版的“长征日记”中3月18日的记载。肖锋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军团告:军委指示,停止向西北行动,九军团向毕节行动,用以迷惑敌人,让蒋介石以为我军又要从宜宾过长江。……军委指示一军团在3月26日以前从草木、九庄间抢渡乌江,向贵阳前进,把川南的围堵敌军甩开。”【肖锋:《长征日记》,《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日记卷(3)》,第1091页。】

熟悉这段历史的研究者只要查对一下从三渡赤水到南渡乌江之间中共中央军委逐日的电报指示,就很容易发现,孙教授以为依据的这个所谓“密令”的真实性非常值得怀疑。因为,直到3月19日白天,中共中央军委仍在赤水河以西寻找歼敌的机动。当夜,中共中央也还未做出四渡赤水的决定。【朱德23时半电令要求:“我野战军诸兵团明二十号白天各在现地休息”,“准备十六时后移动”。参见周朝举编著:《红军黔滇驰骋烟尘谱——军事斗争史长编(正本)》,第349-350页;《朱德年谱(新编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78页。】决心改变行动方向,四渡赤水的电令是在20日下午3时首先发给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的,要求他们立即派两团兵力,并带全部工兵,连夜兼程,急袭太平渡和林滩两渡口,抢船并架桥。两小时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则联名致电各部队首长,清楚地说明四渡赤水是因敌情“使我西进不利”,故我决心“出敌不备折而东向”,到赤水河东岸“寻求机动”。【《朱德致林(彪)、聂(荣臻)电》,1935年3月20日15时;《朱德致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董(振堂)、李(卓然)、罗(炳辉)、蔡(树藩)电》,1935年3月20日17时,周朝举编:《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第995,996-997页。】

但是,中共中央军委部署四渡赤水后有没有指示各部迅速南下乌江呢?没有。事实上,东渡后当时最大的问题一是要摸清敌情,二是要寻找适合的突围方向。而直到24日夜,它才基本确定了敌情,电示:“敌人企图连接遵、仁封锁线,阻我在其以北地区”,我决定“赶快通过遵、仁之线,向南寻求新的机动”。但它这时仍未做出南下和夺取乌江渡口的决策。【《关于各军团二十五日行动部署》,1935年3月24日,遵义会议纪念馆编;《遵义会议前后红军军事电文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11页。】

之后两日,红军主力通过遵义、仁怀线后,中共中央军委一度决定从长干山、枫香坝之间“突围”,部队因此很快与进据此线的国民党军发生激战。军委27日才确定,此方向的“突围行动已不可能,决改从鸭溪、白腊坎地域向西南转移”。【《朱德关于我军改从鸭溪、白腊坎向西南转移对二十七日行动的部署》,1935年3月27日,《遵义会议前后红军军事电文选编》,第314-315页。】但当夜24时的电令中,它仍旧担心敌军推进的速度,因而决定:“一、三军团主力集结鸭溪、白腊坎以南适当地域,准备与敌作战”。【《朱德关于红一、三军团掩护后续部队通过封锁线南移的指示信》,1935年3月27日24时,《遵义会议前后红军军事电文选编》,第317-318页。】直到第二天,即28日,截获蒋介石密电,了解到国民党军仍在部署后方防线,军委这才明确提出了“一、三军团明二十九日继续南下,争取控制乌江,执行新的行动”的南下方案。【《红军总司令部敌情通报(节录)》,1935年3月28日;《朱德关于红九军团箝制敌人并诱敌北出掩护主力南移致罗炳辉、何长工电》,1935年3月28日,《遵义会议前后红军军事电文选编》,第319,320页。】

据此可知,不管肖锋日记如何记载,不要说3月18日,就是到28日之前,中共中央军委都没有过“抢渡乌江”的指示,因此,孙教授所谓“四渡赤水”就是“抢渡乌江”的说法,也实属子虚。只凭肖锋3月18日日记一条记载,便否定已有的大量史料和史实,推导出一连串与已有史料和史实相矛盾的新说法,这本身就不合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谈及清代考据学者所以严谨,全在其研究方法及研究精神较为科学。这包括“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臆度者,在所必摈”;“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44页。】为什么那么多研究机构和研究者都不用,或不肯用肖锋的3月18日这则日记呢?不是大家没有读过,或不知道肖锋日记有这样的记载,而是因为肖锋此说纯属孤证。受过基本史学训练之人,断不会贸然举一孤证为证据。即使倾向于其有可信之处,也必深入研考,先要确定其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孙教授毫无此一意识。他最初提出“陈福村会议”说引肖锋此则日记中文字为依据时,甚至连一条旁证资料都没有举。在批驳我时,他才举出了一个被他称之为“新的证据”的旁证资料,即当年也参加了肖锋所在三团渡江行动的肖华的两种回忆录。为什么肖华的回忆可以成为他的“新的证据”呢?他的理由是,肖华在回忆中使用了三团是“先头部队”,负有“先遣任务”的文字。何为“先头”“先遣”?结合肖锋日记,他特别强调说:“三团作为抢渡乌江战役的先遣部队,5天赶完了9天的路程”。也就是说,18日出发,22日就赶到乌江边了。【孙果达:《红军长征中新“三人团”究竟成立于何时》,《再论长征中新“三人团”成立的时间地点——答杨奎松教授质疑》。】

读肖锋日记,的确可以得出“5天赶完了9天的路程”这样的结论。因为肖锋在日记中写得很清楚:三团在18日接到密令后,马上就昼夜兼程。18日“从鄂(鄢)家渡第八次过赤水河……到固亨、林口宿营,行程90里。”19日“晨出发,经安洛向乌江前进,行程120里。”20日“凌晨5时出发……到后坝场鸡(鸭)溪镇宿营,行程百余里。”22日“经高溪场、沙土到浮水口、九庄渡口,行程百余里。”日记并且声称,部队在出发第五天,即22日,就已经“巧装王家烈匪军渡江,从悬崖陡壁手抓藤条,攀登南岸……将吴奇伟纵队一个营和王家烈军阀两个营打垮……”,基本达成了军委密令规定26日要达成的任务,提前了近4天之多。日记甚至说,24日,军委及各军团均已开始过江了。内中写道:24日,“三团已巩固登陆场,掩护全师和中央纵队、三军团、五军团过江。”【肖锋:《长征日记》,《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日记卷(3)》,第1091页。】

可以肯定,孙教授所谓“抢渡乌江”就是“四渡赤水”的逻辑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他声称:当年没有四渡赤水一说,只有抢渡乌江的决策,四渡赤水就是为了抢渡乌江,此一决策在三渡赤水后3月18日就确定了。四渡赤水的概念是中共建国后才逐渐产生出来的。【孙果达:《再论长征中新“三人团”成立的时间地点——答杨奎松教授质疑》。】问题是,肖锋日记的这一记述,与反映在国共双方各种文献史料和回忆史料中,包括记述在各种史书中所讲的红军此次南渡乌江的时间,相差了一周还多。对此,孙教授何以视而不见呢?一个是说22日已夺取渡口,24日军委及主力均已开始渡河;一个是说3月31日前后才夺占渡口,4月1-2日军委和主力才渡过乌江。作为一个多年研究红军长征史之人,如何能够放着如此明显的差异而不顾,竟会轻易相信并以此明显有问题的一则日记为自己立论及推论的史实依据呢?

就像前面指出的各种情形一样,孙教授在这里的论述也是漏洞百出的。查孙教授拿来做肖锋日记旁证的所谓“新的证据”,即肖华的回忆中,就没有孙教授所讲的意思。肖华写得很清楚:“我军于一九三五年的三月底,以突然的行动回头向南,再渡乌江。”“当时(指三月底——引者注),我奉命随三团先头部队行动。”“部队经过一个夜晚的急行军,袭占了离江边约六七十里的鸭溪镇。”“次日下午一时又由鸭溪镇出发,飞快地向着江边前进。又经过一个下午和一个夜晚的行军,在三月三十一日到达乌江边。”【肖华:《南渡乌江》,聂荣臻等著:《伟大的转折:遵义会议五十周年回忆录专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3-504页。】按肖华所述天数算下来,他奉命参加三团先遣行动的时间,应该是29日前后【据《朱德关于红九军团箝制敌人并诱敌北出掩护主力南移致罗炳辉、何长工电》(1935年3月28日)和《朱德关于迅速在乌江完成浮桥致红一军团先遣队电》(1935年3月29日)两电亦可知,中共中央军委是在3月28日确定“新的行动”方针,决定部队南下,最初还是“争取控制乌江”,次日即认定“必须迅速在乌江完成渡桥”,故命令红一军团红一师指挥官“督率工兵及三团”为“先遣队”,“以最大努力务于明三十号九时前在江口架好浮桥一座”。肖华即因此被指派随先遣队行动的。遵义会议纪念馆编:《遵义会议前后红军军事电文选编》,第320-321页。】,因此他说:“我军于一九三五年的三月底,以突然的行动回头向南”。而他对三团先头部队抵达乌江边的时间,连日期都讲得很明白,是3月31日,与已知的各种记载完全相符。不明白孙教授何以对此视而不见,只看到“先头”、“先遣”字样,便敢于拿明明不同于肖锋日记说法的肖华的回忆,来做肖锋日记的旁证了。

在所有当事人,以及几乎所有文献史料和谈及这一史实的史书,都肯定中央红军南渡乌江的时间是3月底4月初的情况下,肖锋就那么相信他自己日记中的说法吗?也不是。已知他曾出版过三种回忆录,都谈到了这段经历,却给出了三种说法,除一种说法改称3月26日夺取了乌江渡口外,两种说法都肯定是3月31日凌晨才拿下乌江渡口的。

第一种说法没有提到三团的先遣任务,说3月21日一军团两个师攻鲁班场未下,只好撤出战斗,“向北第七次在椒园过赤水河”。不久得军委指示,“一军团再忽然南下,在三月廿六日晨,在草木、九庄之间红三团第二次巧渡乌江。”【肖锋:《十年百战亲历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8-169页。】

第二种说法说三团一开始就负有先头和先遣的任务,但改3月18日密令为3月19日,并改24日或26日占领乌江渡口为31日凌晨,同时改18日当天出动为21日才出动。称:“三月十九日午前,中央三人指挥小组指示:一军团停止向凉山挺进,挥戈南下,第二次强渡乌江。并限定三月三十一日前,从黄沙、吴家坝之间,渡过乌江。师政谭主任布置以三团为前卫”。部队“三月二十一日午后出发”,“三月二十五日……肖华政委来三团”。之后“经过五昼夜的急行军,三十一日(应为30日之误——引者注)晚……红三团赶到黄沙、刀靶水”。“三月三十日晚九时”开始组织抢渡。经激战,次日凌晨4时夺取了对岸高地,“天亮前浮桥已经架起了”。【肖锋:《长征过贵州的日日夜夜》,聂荣臻等著:《伟大的转折:遵义会议五十周年回忆录专辑》,第621-624页。】

第三种说法不再提3月18或19日军委密令,也不再提三团担负了“先头”或“先遣”的任务。说四渡赤水后,“一军团挥师南下,经两天两夜急行军,赶到第一次南渡乌江的渡口新民街一带,发现鲁班场驻有滇军一个旅……我军与之激战3小时未拿下鲁班场,遂撤出战斗,继续南下,在草丰、九庄之间寻找渡乌江的渡口。”“29日,红1军团聂政委、萧华部长、李聚奎师长跟3团行动”。30日夜10时,说自己率二连38名勇士乘夜抢渡,凌晨时分一举拿下4个渡口。31日凌晨2时工兵连已架好了浮桥。【萧锋遗稿,南溪、孙翊整理:《萧锋征战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92-93页。】

上述回忆的说法,都明显与其日记的记述是矛盾的。为什么肖锋晚年也不用他的日记来做自己回忆文字的依据了呢?关于这一点,细心的研究者只要多读一点他的日记,相信就能够明白其中的原委了。

读肖锋1935年2月10日日记可以发现,遵义会议的相关内容还未传达,中央人事调整亦未公布,即使肖当时能够私下了解到遵义会议发生的人事变动,他也理当清楚,新中央的最高领导人是张闻天,党内指挥军事的最高负责人是周恩来,毛泽东当时还只是被分派做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陈云:《(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1935年2月),《遵义会议资料选编》,第245-246页。】但肖锋当天的日记却已经在把毛泽东当作党的最高军事领袖在谈论了。日记称:“毛主席当机立断,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改在黔滇川边实行机动作战”。【《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统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1935年2月8日),《遵义会议资料选编》,第235-238页。】

又如2月20日的日记,里面不仅完全不提新中央是由张闻天总负责等重要的人事变化情况,而且谈论遵义会议意义时,使用的明显是后来人的语言。比如说遵义会议终于使“毛主席回到领导岗位上来”了,甚至说新的“三人团”已经成立了。日记写道,当天中午,黄甦政委传达党中央遵义会议精神。接下来却说:“听完传达后,分组讨论了两天。广大干部……就是要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高举苏维埃的红旗……执行北上抗日方针。”并称:“黄甦政委根据两天来的讨论,解答了很多问题,并表示坚决拥护毛主席回到领导岗位上来,坚决拥护军委组成三人小组统帅全军”。

3月8日日记的记述在这方面还更进一步了。称:上午9时方面军开干部会,总政李富春代主任致辞。他说: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因为“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是“毛泽东同志……在极端困难条件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肖锋:《长征日记》,《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日记卷(3)》,第1081、1083、1087-1088页。】

对照当年应该是比较统一的遵义会议传达的文字,如陈云在中央纵队的传达提纲,可知新书记处决定并向下传达的,只有“取消三人团”的内容,没有“组成三人小组统帅全军”的内容;只有“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及“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等内容,没有“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全党全军“要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等内容。【陈云:《(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1935年2月),《遵义会议资料选编》,第235-246页。】

很显然,肖锋日记之所以与史实会有很大出入,其晚年回忆时之所以不得不放弃日记中的说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日记的部分内容是后来经过了加工和补充的。凡改写之处往往是按照改写时的观点、理解、记忆,甚至是语言来写的。这也能够说明,虽然肖锋1935年3月18日日记的内容,看上去极其重要,然而除了孙教授等极个别人外,无论官方还是学界,却从未有研究者及研究著述引为史据的。

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做更多的考证、辨析和讨论了。相信由上已不难看出,孙教授的“陈福村会议”说,无论证据,还是逻辑,都是站不住脚的。孙教授对此没有自知之明,还容不下质疑的声音,尤其让人深感遗憾。

最后要说明的是,我的这一回应虽已尽量保持“温良恭俭让”的态度,但有些批评也还是比较直白。故这里特补录两句梁启超对治史之人应有学风的建言,愿与孙教授共勉:

“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

“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44页。】

Has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Opened the "Chen Fu Village Meeting" in the Long March?

——Response to Sun Guoda's Reply to Professor Yang Kuisong's Query

Yang Kuisong

Abstract: After the Zunyi conference in 1935, about when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stablished the "military command group" consisting of three people of Zhou Enlai, Mao Zedong and Wang Jiaxiang (also known as the new "three-man leadership"), there has been a debate among the research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2005, Sun Guoda etc. have put forward a different statement that after the failure in the Luban field and the Central Red Army's crossing Chishui three times; the new "three-man leadership" should be decided in the Political Bureau's enlarged conference in the Chen Fu Village in the west of Hexi in March 17th. For this statement, the author has simply put forward a few different viewpoints, which unexpectedly caused Professor Sun Guoda's fierce reaction and refutation. Thus, the author has to take time to do some research on this problem. However, the author has found that those main evidences and the logic of argument for "Chen Fu village meeting" were untenable.

Key words: Sun Guoda; Chen Fu Village Meeting; Mao Zedong; the new "three-man leadership"; the Long M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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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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