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安平: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学术折射 ——北京大学政治学学科与学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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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安平  

以“国家理论” 为核心的西方近代政治学学科与学术,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美国形成不久就几乎同步地引进和落地中国,成为当时中国最权威、地位最高的大学的专业之一,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重要的学科,这比起其他近代学科的产生与传入要迅捷得多,这是中国被动现代化中的一次主动对接,是中国近代社会政治转型在学术发展上的映现和必然。中国近代政治学学科的出现和生长最早开始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


1899 年9 月京师大学堂政治专门讲堂的设立是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最早的学科渊源和组织渊源


作为“学系” 的北京大学政治学,究竟发端何处、肇始何时?它的前身或起源为何?比较流行的说法,一是1898 年京师大学堂建立时的“仕学院”,二是1899 年京师大学堂的“仕学馆”。但是,细考之下可以发现,这两种说法都不十分严谨。

1. 京师大学堂的开办时间

一个大学的建立通常会涉及两个日期。一是开始筹办或者计划开办的日子;一是学校建成开学的日子。通常开学的日期更重要、更正式、更带有标志性。京师大学堂究竟何时建立?一种常见的说法是,京师大学堂创建于1898 年7 月3 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农历戊戌年五月十五日)。这一说法广泛见诸百度百科一类的信息源和一些专著中。但实际上,这一天只能算是拿到正式“批文”,可以开始筹办大学堂了,兴办京师大学堂这件事,算是获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京师大学堂的筹建获批17 天后,即1898 年7 月20 日(戊戌年六月初二),负责大学堂基建工程的庆亲王奕劻、礼部尚书许应骙上奏《请将地安门内马神庙空闲府第修葺作为大学堂之所折》,光绪皇帝即日恩准,并令总管内务大臣刻时落实,京师大学堂的基建工程这才正式启动!维新虽然失败,光绪帝虽遭软禁,但开办京师大学堂这件事,慈禧太后终还认账。这也就意味着京师大学堂和新学堂可以继续办!。” 京师大学堂也发出了第一份告示,通知那些经过考试被录取的学生十八日到堂,十九日开学。这“十九日”,便是戊戌年十一月十九日,即公历1898 年12月31 日。这一天,京师大学堂本部正式开学。

京师大学堂原计划第一批招生五百名,但1898 年12 月31 日开学时陆陆续续才来了一百多名。网络上关于光绪皇帝在京师大学堂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是一种谬传。作为戊戌变法的仅存硕果的京师大学堂终于在1898 年的最后一天开学了。按照农历,戊戌年还剩一个多月,因此戊戌年开学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但是,1898 年最后一天开学的这个时间,则意味着京师大学堂的实际教学活动其实也只能从1899 年开始,包括政治学系前身的出现。

2. 京师大学堂初办时的机构设置

第一部《京师大学堂章程》(1898) 对后来的研究者容易产生一种误导。这部章程,是康、梁等人学习借鉴欧美和日本大学办学模式的理想之作。虽然这是御批的章程,但在京师大学堂开办最初,根本不具备实现第一部《京师大学堂章程》设想和计划的条件。孙家鼐作为京师大学堂的实际操办人和主持人,深谙中国国情,明白京师大学堂的首要任务是为朝廷培养一些接受西式教育能懂新政搞新政的官员。此外,在刚刚兴办新式教育不久的中国,也找不到能够攻读现代大学的现代中学生源。所以孙家鼐在皇帝钦批《京师大学堂章程》的当天,就提出了重大的修改方案,而且说服了朝廷实施。这个修改方案在招生生源和匹配教学计划方面,实行了孙家鼐提出的“仕学院” 的计划,即招收那些已经取得了进士、举人功名的官员(在京七品以上官员)。

除了招生作了重大改变之外,主政京师大学堂的孙家鼐也没有按照《京师大学堂章程》分科、分专业的计划办学。他的办学思想是注重传统经学,兼学西学,这也反映在了教学专业设置和教学管理上。……这种以“诗书易礼春秋”命名的分堂,应是根据授课内容的一种命名。不管诗书易礼春秋哪个堂,内容都是传统经学。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个时期,京师大学堂没有基于现代大学学科专业划分、组织设置和管理意义上的教学单位。一百多个学生,无论是“仕学生” 还是“中学生”“小学生”,都一律是上午学习传统国学专业“经史”,下午才是学习包括格致、算术、化学、外语等在内的西学。

与政治学系前身出现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重要变动发生在1899 年9 月,即京师大学堂的第二个学期。那时又有不少学生陆续到校,人数达到218 人,而且有强烈学习西学之愿的人明显多了起来。从1899 年9 月“由经史常课学生内陆续拔入专门政治舆地等堂者计有四十二人”。这说明,第一,在1899年这个新的学期,京师大学堂的仕学院加了新的内容,按照学生研习的水平(“拔其尤者”) 和授业内容设立了新的班,即史学、地理、政治三堂。第二,虽然原来的经学课程内容没变,但是堂(班) 的名称变为“立本”“求志”“敦行”“守约”,经学色彩在表面上和形式上有所弱化。新的“政治专门讲堂”,与“立本”“求志”“敦行”“守约” 四堂性质已经有所不同,具有了按照新的研修内容、学生成绩而独立划分出的教学单位的意义。

通过对京师大学堂的开办时间和初办时机构设置的考察,可以初步认定1899 年9 月京师大学堂政治专门讲堂的设立是北京大学政治学系的前身或最早的学科渊源和组织渊源。它的意义在于,这种设置是在朝着大学分科分专业的方向迈进的。在传统经学中分离出具有一定应用价值的政治专门讲堂是带有“与时俱进” 的现实意义的,这与戊戌维新后要求继续变革的呼声和即将到来的清末宪政运动有着重要的关系。


“新政”人才的需求对政治学学科和学系的形成起着催生作用


命运多舛的京师大学堂开办一年多,发生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8 月15 日,张百熙奏呈了新的办学章程。在得到御批后成为《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即历史上第二个京师大学堂章程。这是一个明显仿照日本大学的办学方案。在这个章程中,明确制订了大学分科的计划。政治科,居未来分科大学即本科大学分科门目中的第一位!但遗憾的是,1902 年的京师大学堂也还不具备办本科的条件—没有适合本科的生源,所以只能先办预备科和速成科。在“预备科”的学习规划中并没有政治科,只有“政科” 和“艺科” 两大类,这属于打通学科界限的通识教育体制,类似今天北京大学的“元培计划” 模式。“政科” 共有包括经学、史学、外语、算术、物理、财政、地理、体育等十几门课程,所有政科的预科生都要学这些课程。所以在1902 年《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的“政科”课程设置中,并没有政治学的课程。这个计划的思路是:有志学政治学的学生,在预科的“政科” 结业后升入分科大学之政治科(政治本科)。在“速成科”的办学规划中,则设计了仕学馆(不是仕学院) 和师范馆两馆,可以理解为就是“干部班” 和“师范班”。考虑到仕学馆的学生,是“仕途之人入馆肄业,自当舍工艺而趋重政法”,所以政治学反倒是仕学馆必修的十一门科目之一。速成科仕学馆设置了多门政治学课,是后人把速成科的仕学馆看作政治学系渊源的原因之一。速成科下的“仕学馆” 与今天的成人教育和“干部专修班”比较接近,可以算作学历教育的一种模式,其中有关政治学类的课程只是众多必修课中的一部分,还不是政治学专业的设立。京师大学堂为“成人” 或“干部” 还开办过全日制以外的非学历教育的短期培训班。1904 年京师大学堂设进士馆,仕学馆合并于进士馆。1905 年科举制宣布废除,京师大学堂进士馆地位十分尴尬,面临停办。1906 年清朝学部决定将速成科进士馆的甲辰科学员(1904 年入学的) 全部公费送到日本法政大学学习。这样一来,京师大学堂进士馆的教室、宿舍、老师就空出来了。……拟就该馆暂设政治理财讲习科”,讲习班1906 年11 月开班,期限是六个月,学员来源为“由各部院选择有根底自愿讲习之员”。讲习班共开八门课,包括法学通论、宪法、行政法、国际公法、理财通论等,每星期授课22 小时。该班由学部在各部院招生,“附设于进士馆”,没有入学考试。这应该是大学与机构(学部) 合作“办班” 的先河。从速成科仕学馆和“政治理财讲习科” 都突出“从政必修之学”,“国家预备立宪人才”,“政界应用之人才”,可以看出,政治学有关课程的设置从一开始是被当作一门国家政治(新政) 急需的具有实际用途的学科,授课对象主要为官员。但这对政治学学科和学系的形成起着催生作用,在北京大学政治学学科形成过程中,“成人教育” 和“干部专修” 作为大学教育的一种形式,先于本科教育出现,为政治学现代学科和学系的形成提供了学科积累和组织积累。


清末新政期间北京大学完成政治学学科、学系的独立建制


从1904 年政治学门的设置规划到1910 年政治学门的招生,北京大学完成了政治学学科学系的独立建制。

北京大学政治学学科建制在第二个京师大学堂章程(1902 年《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里有一个比较详尽的规划。

此规划出台时,“京师大学堂专门学生,现尚无人”,也就是说,那时京师大学堂还没有符合大学本科条件的预科生毕业。所以,对于政治学本科教育来说,无论科也好,目也好,都只停留在计划和蓝图,能落实的只是预备科的课程计划。张百熙力荐湖广总督张之洞参与京师大学堂事务b后,二人于1904 年1 月13 日合作完成了《奏定大学堂章程》,即京师大学堂的第三个章程。在这个章程中,“政治门” 的表述首次明确出现!清末新政期间,引进和翻译西方的各种图书数量大增。张百熙就曾请当时清朝驻美公使代为搜集美国大学章程、课程总录、课程全例等。第三部京师大学堂章程与第二部相比有了变化。比如,政治科变成了政法科(政法科和法政科的名称在京师大学堂的学科设置中是混合交叉使用的,有人认为政法与法政之名的变化反映了日本大学教育理念和美国教育理念对中国的不同影响),其中,“政法科大学分二门:一、政治门,二、法律门”。

“政治学门” 概念的出现,已经十分接近今天的政治学系了。要注意的是,在1904 年的第三个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政治学门仍然还是一种规划设置,仍然没有成为现实。因为,这时仍然不具备分科大学(本科) 的条件。在这之后,一直到1908年,京师大学堂实际上开办的都是预备科和速成科。速成科中的仕学馆1904年并入新成立的进士馆,随着科举制的取消而渐渐停止。

这段规划的政治学学科建设史依然是重要的。可以说,1904 年“政治学门” 概念和规划设置的出现,是政治学学科和学系成为独立的学科系的重要前奏和蓝图,为以后实体政治学门(系) 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和方向。在清末新政中,各省大兴新式学堂,其毕业生也为分科大学的开办提供了生源。于是,1908 年10 月京师大学堂为开办分科大学致信学部奏请正式开办分科大学,获正标榜新政的清廷批准。1909 年(宣统元年),一些已经毕业多时的预科生终于迎来了入本科学习的消息。这是京师大学堂,也是中国,以政治学为专业,以政法科— 政治学门为单位首次正式接受本科生。1910 年是中国政治学学科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这一年,京师大学堂以政法科—政治学门之名首招本科生,这既有政治学学科独立的意义,又有政治学学系独立建制的意义。分科大学办了一年多后,辛亥革命发生,京师大学堂再次短暂停办。1912 年5 月3 日,北京政府批准教育部呈请,改京师大学堂为北京大学校。

学校名称变了,学科名称也改了。1913 年夏,12 位京师大学堂政法科—政治学门的学生以北京大学法科政治学门首届政治学专业本科毕业生的身份毕业,获得学士学位,他们是:钱天任、张辉曾、谢宗陶、张振海、刘秉鉴、陈恩普、裘敏麟、黄文濬、彭望邺、伦哲同、张承枢、王廷勷。 北京大学政治学本科学生毕业并获得法科学士学位,是北京大学政治学学科和学系建立完成的重要标志。

当然,这并不是京师大学堂的学生第一次获得法政科“学位”。清朝学部决定送全体进士馆的学生去日本留学,清朝政府为了安抚和奖励这些留学生,根据他们在国外留学得到的学位,经过考试,确认“折合换算” 成中国的“学位”—相应的功名,这就有了“法政科进士”“法政科举人” 这两个奇怪的“学位”。

政治学系的现代命名与学科现代化的开始

1919 年北京大学“废科改门为系”,与现代学科接轨的新名称—“北京大学政治学系” 问世。

中华民国的建立,结束了中国的帝制。五四新文化运动促进了中国国家的近现代化转型。主掌北京大学的蔡元培先生领导北京大学进行了教育改革和学科改制,1919 年7—8 月开始,全校陆续废门改系。废门改系后全校共设本科系18 个(开始时13 个),分为5 个学科组,政治学门改为政治学系,与史学系、经济学系、法律学系共属第5 组。不久,学科组制又恢复学科制,政治学系归属法科。

“北京大学政治学系” 这一与现代政治学学科接轨的新名和设置开始正式运行后,其所设的政治学专业课程也逐渐与世界发达国家现代政治学学科基本一致。在对待西方现代政治学理论方面,除了表现为引进、模仿和借鉴外,也根据中国国情和特点做了中国化的努力。在法科—政治学系时代,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形成了以政治学原理、中外政治制度、中外政治思想、行政学、外交学为主要课程框架的学科体系,形成了以国家理论、宪法理论、制度理论为核心内容的学术研究体系。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培养出的学生活跃在中国的政治、学术和教育各个领域。

基于中国现代转型背景的中国政治学,在为国家提供思想资源、制度资源和人才资源的“经世致用” 中,经历了学科独立化、学术专门化,逐渐成为一门现代学科。当然,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建立与发展,不仅仅是北大的政治学学系与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因为只有在全国范围内,政治学学科建制形成一定的规模,中国的现代政治学才有可能真正全面形成。中国政治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是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学术折射。


本文原载于《北大政治学评论》第3辑(商务印书馆,2018)。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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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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