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天柱:中国参政党理论研究:学术史考察及体系构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23 次 更新时间:2018-03-25 19:41

进入专题: 参政党   政党政治   多党合作制  

黄天柱  


摘要:加强参政党理论研究,关涉参政党建设与履职的主动性,关涉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话语权。本文在系统全面考察中国参政党理论研究学术史和适当借鉴国外学界对中国民主党派的研究成果、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研究成果、中外政党学的研究成果、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理论等知识资源的基础上,从党建学和政治学两个面向就构建中国参政党理论体系基本框架提出了初步设想和论证,以期对丰富和完善中国参政党理论体系有所贡献。


关键词:参政党理论;学术史;理论体系


作者简介:黄天柱,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教授,浙江社院参政党建设研究中心执行秘书长,复旦大学统战基础理论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理事,中央社院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中心理事。


一、参政党理论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背后都需要强大的社会科学支撑。否则,即使经济繁荣了、军事强大了,也很难把这种繁荣和强大背后的各种道理讲清楚,仍然难以获得其他国家甚至是本国民众的认同、理解和接受。就此而言,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不可能完全是价值中立的。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在实现自己作为学术和科学的一面的价值的同时,必须承担起建构和论证国家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的使命[1]。概而言之,社会科学的背后,有一个话语权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下简称“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这一制度的巩固和持续发展不仅需要实践基础,也需要理论基础,需要建立一个完备的理论体系,充分论证其合法性与合理性,使这一制度能够在现实中有效抵制来自各方的攻击和质疑,为民众提供系统认识这一制度的知识和方法,培育民众相应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心理,从而促使民众在实践中能够按照这一理论体现的原则和精神,规范、有序地表达政治诉求,推动政党制度的发展[2]。


从内部构成来看,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作为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构成了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两大主体要素,因此,执政党理论和参政党理论都是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胡锦涛提出“要坚持执政党建设与参政党建设互相促进”[3],这是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论断。这是因为多党合作制度以合作为基本出发点和主要特征,这决定了这一制度最终能否立得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和参政党能否真正相互适应、良性互动。如果没有合格的合作对象,这一制度本身就失去了现实基础,更谈不上优越性了。


执政党建设与参政党建设互相适应、互相促进是全方位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理论建设的互相适应、互相促进。目前,中共作为执政党,已经构建了较为完备的党建理论,并且还在不断发展完善。相比之下,参政党理论研究明显滞后。这与形势的发展、参政党的地位极不相符。没有理论的支撑,参政党在实践中就缺少了应有的主动性,客观上影响和弱化了参政党的整体形象和能力;没有理论的指导,参政党建设和履职就缺乏相应的依据和标准,在实践中将举步维艰。因此,系统总结建国以来尤其是《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1989年14号文件)颁布以来参政党建设和履职的经验教训,深入思考参政党建设和履职的规律,在此基础上构建既适合和体现中国国情、中国特色,又符合和反映世界政治文明,尤其是政党政治文明发展规律的参政党理论体系,既是重大的理论课题,也是重大的政治课题。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多党合作和参政党建设面临许多深刻挑战。从国际环境来看,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和信息网络化使各种文化、思潮的交流和碰撞日益广泛、直接,不同形态政党制度的相互影响日益深刻,对我国多党合作制度构成了外在压力。从国内环境来看,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所有制性质更加多样、社会阶层更加多样、社会思想观念更加多样,人民群众对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发展民主政治的要求和愿望日益强烈,这给参政党建设和履职带来了新课题。从党际关系来看,随着时代发展和历史方位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大力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改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这对参政党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参政能力提出了新要求。从参政党自身来看,新一代代表人物已成为参政党领导班子的主体;原有阶层的变化和新社会阶层的兴起,使参政党成员的构成日益复杂,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日趋多元化。以上种种,在给参政党建设和履职带来生机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共产党明确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将“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进行战略部署;召开中央统战工作会议,颁布了党的历史上第一部关于统一战线的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以下简称《统战工作条例》)。对参政党而言,这既意味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意味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提出,一方面为参政党建设和履职打开了巨大空间,因为对执政党和国家而言,政党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是执政党治国理政的基本制度安排和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环节,提升多党合作能力是提升执政党执政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也为参政党建设和履职带来了严峻挑战,因为治理与统治、管理相比,一个最大区别是主体多元化,以前只作为被管理对象的企业、媒体、社会组织、智库乃至每个公民也都作为主体参与进来。在这种情况下,参政党如果不能主动作为,其制度空间就可能被逐渐挤压[4]。尤其是面对作为新兴政治参与渠道和意见表达通道的社会组织、新媒体和新型智库,参政党的传统优势(包括智力优势、渠道优势等),正在不断受到挑战。“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战略部署,一方面为参政党建设和履职提供了重要机遇,政党协商的地位更加凸显了、形式更加丰富了、渠道更加畅通了、保障机制更加健全了,参政党主动协商的空间更大了,并且协商民主由中高层向基层、由政治领域向社会领域的延伸和推进,大大拓展和深化了参政党发挥作用的空间和层次;另一方面给参政党建设和履职尤其是对参政党的协商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民主监督这一长期以来参政党履职的短板和薄弱环节日益受到重视,并逐步成为新时代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发展乃至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在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更好体现这项制度的效能,着力点在发挥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作用”[5]。如何在新形势下,努力建设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必须从理论上做出回答。因此,加强参政党理论研究,构建参政党理论体系,不仅具有重要性,而且具有紧迫性。


二、参政党理论研究的学术史考察


1989年14号文件第一次明确了我国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的政治定位,因此,严格意义上讲,对“参政党”的理论研究应该是从1989年14号文件颁布之后开始的。但事实上,1949年新政协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正式确立,从那时起,各民主党派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实际已经在发挥“参政党”的作用。1956年,李维汉在第六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从四个方面概括民主党派的作用:一是参加国家事务管理,参与协商、决定和执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二是代表所联系阶级、阶层的利益,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三是监督共产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四是通过学习和实践,推动和帮助所联系和代表的人们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6]。理论界后来将这四方面作用概括为“参、代、监、改”四个字[7]。应当说,这四方面作用与1989年14号文件确立的“参政党”的主要职能,在大的方面是基本一致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主要职能是参政和监督,同时强调在履职过程中应“维护本组织成员及其所联系群众的合法利益和合理要求”[8]。至于自我改造和自我教育方面的作用,尽管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这样的提法逐渐淡化了,但基于共同政治基础之上的政治共识教育,逐渐成为民主党派的一项重要工作和任务。因此,考察参政党理论研究的历程和现状,有必要先对各民主党派成立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至1989年14号文件颁布之前的理论研究情况作简要分析。


我国各民主党派大多是20世纪40年代前后成立的。各民主党派成立后,就通过政治纲领、宣言、声明、领导人谈话和发表文章等途径和方式,宣扬自己的政治追求和主张[9],提出了一些较为独到的见解和看法[①],但对民主党派自身的党建理论并没有很多自觉思考。一些党派甚至没有把自己当作政党或者不希望被民众视为政党。反倒是中共基于统一战线的战略考虑,对民主党派的性质和作用等问题进行了一些探索。据考证,“民主党派”这一称谓最早见于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的《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这一称谓提出后得到当时那些并不依附国民党且为争取民主而斗争的各个党派的认同,产生了极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之后不少党派都在自己的纲领、宣言或声明中称自己为民主党派[10]。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给民建负责人黄炎培的信中,第一次提出了建立民主党派理论的命题[11]。“毛主席的信对于成立只有4年的民建无疑是巨大的鞭策和战略性的指导。不无遗憾的是,也正由于民建尚在幼年时期,对于毛主席的指示,只是从促进工作、增加信心的角度加以理解和贯彻,而没有从加强理论建设的高度来认识它的深远意义和丰富内涵。”[12]建国初期,中共在统战政策的范畴内逐步明确和解决了民主党派的存在依据、基本性质、主要作用、发展范围等重大问题。但从学界研究的情况看,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改革开放前,国内对民主党派研究总体不多,特别是在建国初的院系调整中取消了政治学学科,使对民主党派的理论研究资源开始中断。1957年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民主党派的理论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②]。


“文革”结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参政党理论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文革”结束至1989年14号文件颁布前是准备和起步阶段。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民主党派开始恢复活动,学界对民主党派的研究也日渐活跃起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出现了建国以来民主党派理论研究的第一次小高潮。这一阶段理论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是民主党派历史研究。学界在对民主党派产生发展的历史进行总体研究的过程中,重点研究了民主党派产生发展的社会基础和基本特征,民主党派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协商建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贡献和作用,对抗战胜利后国内一部分民主人士提倡的中间路线(“中间道路”)的评价等理论问题[③]。史料整理方面,各党派开始对各自党派的档案和历史文献进行“抢救”、整理,一些学者则根据中共党史教学中的现实需要,着手系统收集和整理相关历史文献[④]。


二是探讨民主党派的性质及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民主党派的性质和政治地位问题,既是重大理论问题,也是重大政治问题。性质判断正确与否、政治定位准确与否,对民主党派和多党合作的存续和发展影响巨大。1979年,邓小平首次提出,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13]。同年召开的第14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民主党派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组织和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纽带”[14]。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并没有完全解决理论上的“逻辑自洽”。大家对“新时期民主党派在性质上已经不是资产阶级政党”,形成了共识。那么新时期民主党派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围绕这一问题,理论界产生了一定争论:有人认为,民主党派应该是“一部分工人阶级的政党”或“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政党”[15];有人认为,民主党派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政党”[16]或“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⑤];有人认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已不复存在,民主党派已不具有其所代表的阶级和阶层,因而民主党派也就不具有政党的性质,而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是“一些有着自己特殊历史背景的进步的社会政治团体”[17];有人认为,民主党派已成为“代表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政党”[18]。对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尤其在国家政权中的定位到底是什么,大家的意见并不是很统一,但在“既不是在野党,也不是反对党”这一点上形成了基本共识。结合中共十三大前后全国上下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关注和研究,理论界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有人认为民主党派也是执政党,或者是“次要执政党”“亚执政党”“参与执政的党”;[⑥]有人认为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但当时提出这一概念的人主要是将“参政”理解为“参与执政”),一些人主张“参与执政”也是执政[⑦];此外,还有人提出了“合作党”“议政党”“咨政党”“协政党”等概念[⑧]。直到1989年14号文件明确民主党派是“参政党”的定位后,这方面的讨论和争辩才基本告一段落[⑨]。


1989年14号文件颁布后至2005年5号文件[⑩]颁布之前是快速发展阶段。1989年14号文件第一次明确了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地位,提出了民主党派参政的基本点和履行监督职责的总原则,提出了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参政和监督作用的各项制度措施。因此,这一阶段民主党派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探讨民主党派如何按照参政党的要求加强自身建设和履行职能。从研究内容上,除了继续对民主党派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外[11],对参政党自身建设、参政党运行机制、参政党参政和监督职能的研究,成为这一阶段参政党理论研究的新的增长点和着力点,发表了不少高质量的研究成果[12]。


2005年5号文件颁布以来是全面推进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从政治文明发展和治国理政方略的高度,重视推动统一战线与多党合作事业的发展,先后制定颁布了2005年5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统战工作条例》等多个重要文件和党内法规,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和观点。主要包括:明确各民主党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将“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确定为民主党派一项新的基本职能;强调“发挥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作用”是更好体现多党合作制度效能的着力点;从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维护稳定五个方面概括多党合作制度的功能与价值;丰富参政党能力建设内涵,在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基础上新增“解决自身问题能力”。这些新思想和新观点的提出,推动了参政党理论研究的全面展开和深化。


在这一阶段,研究者们更加系统、全面、深入地探讨民主党派如何切实提高履职能力(参政党能力)、更好发挥参政党功能,并自觉提出了构建中国参政党(建设)理论体系的命题。从具体内容看,主要研究议题包括参政党功能、参政党能力建设、民主党派自身建设(包括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等)、执政党建设与参政党建设相互促进、和谐政党关系、民主党派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政党协商、民主党派与国家治理、民主党派历史等方面。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从社会主义学院系统看,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成立了全国首家参政党建设研究中心,并策划出版了国内第一套“参政党建设研究丛书”(目前已出版八辑);中央社院和其他地方社院的研究者也先后出版了相关著作[13]。各民主党派中央也组织撰写了一些研究论著[14],越来越多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者开始加入到参政党理论研究的行列。[15]这一阶段在历史资料整理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是罗广武编著的《民主党派大事通览(1949-2000)》(上下两册,华文出版社,2010)等。在论文方面,根据检索统计,2005年以来“中国知网”收录的文献中,关键词含“民主党派”或“参政党”的文献有近三千篇[16]。


经过上述三个阶段的积累和发展,国内参政党理论研究有了长足进展,大致形成了由历史研究、基本理论研究、自身建设研究、发挥作用研究等四部分内容组成的一个知识谱系。(1)民主党派历史研究。具体包括对民主党派成立至今各阶段情况进行全方位的梳理、对民主党派历史上若干重大事件的研究、各党派中央对本党派历史的研究、民主党派与中共关系史、对民主党派领导人的研究以及对民主党派历史文献的整理选编等。这方面的文献资源应当说非常丰富。(2)参政党基本理论研究。具体包括参政党的性质与政治地位、参政党的社会基础与代表性、参政党的职能与作用、参政党与执政党的关系(党际合作的政治基础、基本方针、内容和形式等)等内容。(3)参政党自身建设研究。具体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理论建设、能力建设等内容。(4)参政党发挥作用研究。具体包括参政党履职研究(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社会服务等)、民主党派运行机制研究、民主党派功能研究(政治参与功能、利益表达功能、社会整合功能、政治监督功能、维护稳定功能、决策咨询功能等)等内容。


但同时必须客观看到,由于民主党派理论研究起步晚、基础薄、敏感性强[17]、偏见多[18]等原因,与基本实现体系化、专业化、学科化的执政党理论相比,民主党派的理论研究仍处于非常薄弱的状况,已明显滞后于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进程,不能有效满足民主党派建设和履职实践的需要。2010年,我国著名党建研究专家、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甄小英在为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参政党建设研究中心组织撰著的《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格局中的参政党能力建设》一书所写的评论中,对当前我国民主党派理论研究现状作了一个评价。她说,“长期以来,参政党研究中,存在很多不足:孤立研究多,从多党合作制度整体架构角度研究少;对执政党与参政党分别研究多,从两者互动关系角度研究少;对具体问题的零散研究多,系统研究少;政策性研究多,学术性研究少。这‘几多几少’,使得一些研究成果在统战系统、民主党派内部‘自拉自唱’多,在社会上的影响小;国际交往中‘自说自话’多,有效交流和获得认同少。”[19]应当说,这一评价放到今天,仍是基本适用的。


三、参政党理论体系构建的资源借鉴


放眼当今世界,中国的参政党确实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政党,与西方政党尤其是竞争性体制下的政党有明显的差异。比如,中国参政党与国家政权间的关系是参加政权,但不以夺取政权为目的;它们都明确表示在政治上接受另一个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它们大多以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为本党派的指导思想。因此,首先必须立足中国国情来研究参政党。但另一方面,任何政党,无论它们具有怎样迥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呈现怎样千差万别的组织形式,都不能不遵循一些共同的规律。事实上,中国民主党派的产生和发展也是符合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尤其是政党政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因此,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应该跳出中国看中国,跳出参政党看参政党,将比较的方法和视野引入到参政党的理论研究中。基于此,构建参政党理论体系,既要有中国的问题意识,也要有全球的理论视野,要善于吸收和借鉴世界上其他政党建设中的优秀成果,当然要注意将它们与中国的具体国情、与中国参政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就笔者的理解,至少以下四个方面的理论和知识资源是我们在构建参政党理论体系时可以予以借鉴和参照的:


(一)国外学界对中国民主党派的研究成果


国外专门以中国民主党派为研究对象的论著不多,代表性成果有詹姆斯•D•西摩撰写的《中国的卫星党》、菊池贵睛撰写的《中国第三势力史论》、金若杰编的《没有走的路:二十世纪中国反对党的奋斗》、冯兆基撰写的《寻求中国民主》、乌姆巴赫撰写的《共产党影响下的中国各民主党派》等。《中国的卫星党》用实证主义的方法,重点对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民主党派的历史发展和地位作用进行了研究。该书第八章“结束语”对中国民主党派进行了理论分析和评价。应该说,作者的心态是矛盾的。一方面,作者认为,中国的民主党派“都没有独特的利益”,也“不再追求政治权力”,是“一支忠诚的、非反对派的力量”,因此,基于西方政党的评价标准,作者认为民主党派并不是政党,“而不知一些发育不全的机体”,且“由于民主党派的排他性使集权体制更为可行,所以它们的存在使中国更少有民主”。另一方面,作者用西方政治学说中关于阶级合作主义的观点进行解释,认为民主党派尽管“受到一定的控制”,但作为“一种容纳各方利益代表的体制”,它们也“试图影响社会价值的分配”,而且“按照中国的标准,民主党派应被视为现代组织”。因为“它们不是建立在世袭财产基础上的、互相拆台的旧式宗派团体,也不是政治活动不公开的秘密会社”,恰恰相反,“它们是由那些具有一般社会精神气质和政治目的,并具有共同(或至少相容)利益的人所组成的”。据此,作者认为,这进一步表明,“中国即使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至少也不能说是一个极权国家。”[20]《中国第三势力史论》强调了从第三势力的角度“重新认识中国的革命历史”的必要性。作者认为,不应将中国近现代史简单地说成是中国国民党史或是中国共产党史。事实上,在国共两党对立抗争的过程中,有很多弱小的政党、社团、政派也登上历史舞台,笔者认为还应从这个侧面看中国革命史,综合地、真实地再现革命史[21]。《没有走的路:二十世纪中国反对党的奋斗》是一部多人合作的文集,对上个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国民主党派及海外民主运动的发展进行了分阶段专题研究[22]。《寻求中国民主》对1929-1949年之间中国政治中的第三势力和中间政治势力进行了研究,强调“用三党鼎立的框架来替代两党并立的研究范式”。在这一点上,冯兆基和菊池贵睛的观点是一致的。冯兆基在该书中提出的基本观点之一是,“小党派团体和无党派人士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和舆论力量”[23]。乌姆巴赫《共产党影响下的中国民主党派》对中国民主党派形成的历史背景、纲领目标、政治职能、利益所在及自我认定等问题作了系统阐述,并试图弄清中国民主党派究竟会怎么样?能不能独立生存?能不能成为共产党之外的执政要素?能不能填补可能出现的权力真空?该书认为,尽管民主党派是政治舞台上的配角,但其创立绝不是为了服务于共产党的目标,而是为了联手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或者说这种合作是基于自身目标与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目标的同一性。[24]


此外,在国外一些研究中共统一战线及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文献中,也会有一些相关论述。例如,范力沛的《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统一战线》是西方学界研究中共统一战线发展史的奠基之作。在该书中,范力沛解释了为什么民主党派在国共两党政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指出,“这些小党派从来没有大量积极分子或实际权力。但是他们以某种方式代表、代言或影响了几乎所有处于国共两党之外的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小党派也涉及派系政治,因此也拉住了国民党内的不满人员。基于这些原因,各种小党派拥有了远远超过他们实际人数的共同重要性。”应该说,这种分析是有一定解释力的。针对新中国成立后民主党派的作用,他指出,“如果不存在这些资产阶级民主政党,中共接触这些特定群体或阶层将更为困难,甚至不可能。”[25]再如,斯捷潘诺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俄罗斯第一部论述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和民主党派的研究性著作。作者在深入研究民主党派的形成史及社会发展基础时,发现这些民主党派过去和现在都不是反对党。各民主党派的政治主张与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纲领基本一致,并在共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民主自由的过程中,结成了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亲密关系。作者在详尽研究了多党合作的基本形式后得出结论,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影响及领导地位无可争议。人民政协的活动必然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监督下完成。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存在于制度框架之中,理应为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扩大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发挥重要作用。”此外,作者还指出,“在现代中国政治制度中,中共一党垄断地位不容争议,惟有在这一前提下才允许民主党派的存在、允许它们反映各阶层的方方面面意见。”[26]


尽管由于文化背景、学术立场、资料获取等方面的原因,国外学者对中国民主党派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历史研究,而对中国民主党派实际运行情况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民主党派的作用发挥情况研究较少,并且由于往往以西方政党标准衡量,研究中对民主党派存有这样那样的偏见性认识;但客观来看,他们的研究为中国学者研究民主党派提供了另外一个观察视角,其中一些观点也具有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


(二)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方面的研究成果


多党合作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得到了国内学界尤其是政治学界的长期关注,并形成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新世纪以来出版的主要代表性成果有:萧超然、晓韦主编的《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王邦佐等编著的《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吴美华的《当代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李金河的《中国政党政治研究(1905-1949)》(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王小鸿的《多党合作思想史》(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林尚立等撰著的《新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李燕奇的《当代中国多党合作关系形成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袁廷华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肖存良的《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周淑真的《多党合作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钟德涛的《中国政党制度发展史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等等。从内容上看,这些研究成果广泛涉及到了中国多党合作政党制度的形成、特点、结构、机制、功能,中共历代领导人对发展和完善这一制度的贡献,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与国外政党制度的比较等内容,为我们观察和研究中国参政党提供了重要的制度背景知识和理论分析视角。


(三)中外政党学研究成果


政党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政治现象。当今世界,政党几乎无处不在。以政党为主角的现代政治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的政治形式。政党学便是研究政党政治这种客观现象的科学[27]。


政党诞生于西方。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对政党研究给予了足够重视,形成了丰富的政党学说。其中,较有影响的代表性著作有:奥斯特罗果尔斯基的《民主政治与政党组织》、罗伯特·米歇尔斯的《政党》、谢茨施耐德的《政党政府》、莫里斯·迪韦尔热的《政党》、乔范尼·萨托利的《政党与政党制度》、利昂·爱泼斯坦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党》、克劳斯·冯·贝梅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党》、马丁·瓦滕伯格的《美国政党的衰落》、彼特·梅尔主编的《西欧政党制度》、约瑟夫·拉帕隆巴拉和迈伦·韦纳主编的《政党与政治发展》、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和施泰因·罗坎主编的《政党体制与选民联盟》、让·布隆戴尔和毛里奇奥·科塔主编的《政党与政府》和《政党政府的性质》、罗塞尔·达尔顿和马丁·瓦滕伯格主编的《没有拥护者的政党》、理查德·卡茨和威廉·克罗蒂主编的《政党政治手册》等。此外,西方学者还创办了《政党政治》和《西欧政党》这两份主要研究政党问题的刊物。西方的政党学说,经过长期的发展和积淀,已日益成为一门有自己特定研究内容、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科学[28]。


在我国,学者对政党的关注是随着政党政治实践的展开而出现的。辛亥革命前后至新中国成立前,陆续出版过一些有关国外政党政治情况和政党理论的译著,以及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自己写的一些著作[19]。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学者在重点研究无产阶级政党问题的同时,通过翻译国外的一些相关著作,对西方政党理论和政党政治实践进行了知识性介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和世界越来越深入、全面的交往和交流,我国政党问题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更加注重把各类政党作为整体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并从中发现政党活动中共同的、具有普遍性的规律[29]。近年来,《政党论》(王长江,人民出版社,2009)、《政党政治学》(周淑真,人民出版社,2011)、《政党政治论》(王韶兴,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政党学概论》(余科杰,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等著作的出版,使“政党学”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


从中外政党学研究成果所构建的知识谱系来看,大致包含了以下这些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党发生学。主要研究:何为政党,政党如何产生?政党到底是代表部分,还是代表整体?政党究竟是冲突的力量,还是整合的工具?二是政党历史学。主要研究政党的演变,包括观念、组织、技术、形象等方面。三是政党组织学。主要研究政党的组织结构及运行(成员、组织、目标、活动、经费、组织原则和活动规律等)以及政党自身建设(党员招募、党内教育和培训、政党形象塑造;党内民主;政党经费的筹集和管理等)等问题。四是政党文化学。主要研究:政党意识形态;党章、党纲;党徽、党旗、党歌;党刊党报;党员纪律;党内民主生活等。五是政党政治学。主要研究政党如何推动国家政治的运行,具体包括政党的功能、政党与国家权力(政党与代议机关、政党与行政机关、政党与司法机关、政党与军队)、政党与民主政治、政党与政党制度等。六是政党社会学。主要研究:政党的社会属性与社会基础;政党与社会整合(政党与阶级关系,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政党与民间组织关系);政党与政治沟通;政党与媒体;政党间关系(党际关系)等。七是政党类型学。主要研究政党的分类标准及分类体系。八是政党比较学。主要研究不同国家、不同类型政党之间的比较。九是政党发展学。主要研究政党发展的环境、动力与前景等问题。这样一个知识谱系为我们构建中国参政党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参考。


(四)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理论研究成果


从各国政党发展史来看,处于不同政治力量环境影响之中的政党行为大相径庭。这说明在同一社会生态下,政治力量之间是相互作用和影响的,政党这个政治事物通常具有更多方面的同一性的特征[30]。我国民主党派与中共是在同一历史条件下产生,并在共同致力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政党。双方结下了亲密友党长期合作的不解之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中共是处于领导和执政地位的党,不仅一直坚持支持帮助民主党派发展建设的方针,而且运用自身的成功经验,对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和履职不断给予具体的指导和帮助。因此,与西方国家一般意义上的政党相比,我国政党政治格局中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这种特定关系,使民主党派建设与中共的建设之间拥有更多共性的东西,相互之间借鉴的可能性更大。由于中共作为执政党的特殊地位,执政党建设受到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已有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已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可以作为参政党理论体系构建的重要参照。


四、构建参政党理论体系基本框架的两种设想


构建参政党理论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包含了很多方面,其中非常重要且首先要解决和明确的是该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任何一门学科、一项理论,都有其理论框架,而理论框架从总体上反映了这门学科或这项理论的发展水平、成熟程度和研究重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参政党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问题,是中国参政党理论体系构建中十分重要的基础性课题,也是难点问题。把这个课题研究好、解决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学术史的角度,国内学界自觉提出参政党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问题,主要是2005年5号文件颁布以来的事情。现有主要成果和观点可大致梳理如下:武鸿麟认为[31],参政党理论大体可包括三个部分:(1)参政党建设的一般原理。主要研究我国各民主党派从阶级联盟演变为政治联盟、从特定的党派演变为参政党的条件和规律;阐明各民主党派演变为参政党的历史必然性和发展趋势,以及作为参政党的基本特征、行为方式;说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体制中,参政党与执政党的政党关系特点和优点,各参政党之间的关系特点,多党合作机制和参政党建设的必然性、重要性和特殊性。(2)参政党自身建设的基本原理。主要研究参政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具体问题和规律。(3)参政党功能的运行原理。着重回答和研究参政党怎样发挥作用的问题,即参政党的地位、功能、作用、职能,应通过什么方式、按照什么途径、遵循什么原则和规律来体现的问题。郑宪等认为[32],参政党建设理论的基本框架分为三个部分:(1)参政党建设的一般规律;(2)参政党建设的各个方面建设基本原理,即参政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3)参政党的运行机制原理和增强参政能力建设的内容,包括加强参政能力的机制和体制建设。卢晓华、孙瑞华提出了“一基七论”的参政党理论基本框架[33]:“一基”就是参政的基本原理,主要回答参政党理论的基本问题,包括研究对象与理论基础、参政历史与现状、参政性质与地位、参政目的与任务、参政方针与原则等;“七论”涉及参政的全部实践性内容,具体包括参政主体论、参政职能论、参政机制论、参政条件论、参政方法论、参政实效论、参政比较论。王小鸿认为[34],参政党理论建设的内容包括:(1)参政党基本理论。具体包含参政党的概念、性质、地位、作用研究,参政党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功能研究,参政党的基本职能研究,参政党运行机制研究等内容;(2)参政党自身建设理论,具体包含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能力建设等内容;(3)参政党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具体包含多党合作史、中国近现代政党史、民主党派史等内容。总的来看,中国参政党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问题已经开始引起学者关注,并已有初步研究成果,但仍有很大改进空间。具体来说:就现有参政党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而言,一是借鉴中共的痕迹过于明显和生硬,缺乏自身特色;二是整体性和系统性不强,内在逻辑不明显;三是政治性话语与学术性话语交织,科学性和规范性有待提升。笔者希望能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在上述问题上有所改进和创新,进而能对中国参政党理论体系的“顶层设计”有所贡献。


所谓体系,可以有多种含义,比较常见的是两种:一种是指在一定世界观指导下的基础理论、内容及其所体现的方法论;另一种含义是指编写理论著作的逻辑结构和章节安排。人们通常所说的体系多数是指后者。然而前者和后者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前者是后者的指导思想,后者是前者的丰富和具体化,因此,这两方面往往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35]。设计参政党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应坚持以下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坚持系统性与逻辑性,不能囿于政策的界定,不能停留于实践层面,要对实践和政策的发展作出理性回应和逻辑归纳,进而建构较为完备的理论形态[36],在形式上、逻辑上能自成体系、自圆其说;二是实践性与针对性,要强调问题导向、积极回应现实,能顺应时代发展的规律和要求,根据不同时期参政党所面临的不同课题及不同工作重点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增强理论研究对实践的指导性。


考察现有研究成果,各种参政党理论研究著作[20]在体系框架设计上大致可以有分论体系、分类体系这两种。(1)分论体系是把参政党理论研究的问题按一定顺序排列,分别加以论述。如陈述涛主编的《中国特色参政党理论概论》分别论述了政党和政党制度、中国特色参政党的理论渊源和中国特色多党合作制度的确立发展、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基本内涵、参政党的形成与发展、参政党建设、参政党与和谐政党关系、参政党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参政党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21];民革中央编写的《中国的参政党》分别论述了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参政党的性质与政治地位、参政党的政治主张与政治优势、参政党的基本职能、参政党的作用、建设适应新世纪新阶段要求的高素质参政党等问题[22];屠鹤云主编的《中国民主党派通论》分别论述了中国民主党派的历史发展、新时期民主党派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新时期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更好地发挥参政党的作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共事等问题[23];赵晓呼撰著的《中国参政党——理论、实践、自身建设》分别论述了中国参政党的形成及历史发展、中国参政党的性质和社会基础、中国参政党的本质特征、中国参政党参政议政的形式与内容、中国参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特殊作用、中国参政党与执政党的关系、中国参政党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中国参政党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参政党自身建设、参政党自身建设的基本原则及目标、中国参政党自身建设的基本内容等问题[24]。(2)分类体系是根据不同的内部结构来安排顺序,把全书分为若干部分,然后着重在不同的对象构成中说明和研究参政党现象。例如,郑宪撰著的《中国民主党派建设理论》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民主党派建设的一般理论”,下篇是“民主党派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然后再分别展开论述[25][41]。上述这两种体系框架的设计思路各有优点,只要在体系内部进行合理安排,科学地阐明参政党现象的各种范畴,就都能取得较好效果。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它还应陈述该理论的目的、意义、任务,介绍理论发展历史和脉络,说明该理论与相关学科和理论的关系等。一般而论,体系应是对象构成的扩展和延伸,将对象构成放在历史的、理论的和逻辑的结构中加以分析和考察。为了说明和展开对象构成,体系应展现更加丰富的内容,更加广阔的背景,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积极的思维。当然,体系原则上受对象构成的制约,不能超越对象,游离对象。体系的任务在于使对象的构成清晰明白地呈现出来,并展示对象构成的固有规律[37]。


笔者认为,参政党理论是研究参政党及其产生、发展和活动规律的科学,参政党理论体系应按揭示和说明中国参政党的历史发展、政治活动、政治关系的要求来建立对象构成的逻辑结构。结合中国参政党的历史和现实,参政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和规律,参政党的组织结构、制度设施和运行机制,参政党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参政党在国家政治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参政党未来发展的趋势和走向等,构成了参政党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和内容。基于此,笔者初步设想了构建参政党理论体系基本框架的两种思路[26]:一种思路偏向于党建学,一种思路偏向于政治学。这两种思路的结构安排在总体上都近似于分类体系,但在各个部分中参考了分论体系。这样的设想能否成立,提出来和同行们一起讨论。


图1  偏向党建学的参政党理论体系基本框架


(一)偏向党建学的参政党理论体系基本框架


从党建学的视野看,参政党理论研究需要着力回答和解决四大根本性问题:一是参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二是怎样建设参政党?三是是政党怎样在国家空间和社会空间开展活动,发挥功能?四是参政党发展的未来走向如何?基于此,参政党理论体系在内容上可大致分为四大板块:一是参政党定位。具体包括参政党历史、参政党性质、参政党地位、参政党职能、党际关系和参政机制等问题。二是参政党建设。政党的定位及与此相应的功能和作用,对政党的意识形态、组织结构、体制机制、能力素质等都提出了要求。因此,所谓参政党建设,就是建立和健全与参政党的定位、功能和作用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组织结构、体制机制、能力素质的过程。因此,参政党建设这一板块中,具体可以细分为参政党建设的新形势和新目标、思想建设(意识形态)、理论建设(话语体系)、组织建设(组织结构)、制度建设(体制机制)、能力建设(能力素质)、参政党建设与执政党建设的关系等内容。三是参政党履职。具体包括参政(合作治国)、议政(协商资政)、监督(平衡权力)、整合(团结社会)等方面的内容。四是参政党发展。具体包括规范建党、开放办党(扩大参与)、特色立党、强化监督、扎根社会等内容。


(二)偏向政治学的参政党理论体系基本框架


从政治学的视野看,可以考虑将参政党理论体系的内容分为以下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总论,其中包括对参政党理论研究的对象、范围、方法、意义以及理论本身历史沿革的论述,包括马克思主义对统一战线、多党合作等问题的基本理论。


第二部分是中国参政党本论,包括参政党的形成发展、参政党的性质和社会基础、参政党的地位和职能、参政党的功能和作用、参政党的结构和要素、参政党的自身建设等问题。


图2  偏向政治学的参政党理论体系基本框架


第三部分是政治体制中的参政党,包括参政党与执政党的关系、参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参政党与人民政协的关系等问题。


第四部分是政治过程中的参政党,包括参政党与公共决策、参政党与政治监督、参政党与社会整合等问题。


第五部分是比较视野中的参政党,包括中国参政党与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党的比较、中国参政党与西方联合政府中政党的比较、中国参政党与西方国家在野党的比较、中国参政党的本质特征以及与西方政党比较的启示等问题。


第六部分是中国参政党的发展趋势,包括规范建党、开放办党(扩大参与)、特色立党、强化监督、扎根社会等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38]政党政治是现代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今天世界各国政治生活中面临的一个普遍性问题。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39],有自己独具特色的一面,但它并非“另类”和“例外”。它本身是世界政治文明尤其是政党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基于本国国情、以自己的方式对政党政治这一普遍性问题作出的回答。新中国成立近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实践,已充分证明了这一制度的有效性与适应性,我们有理由也有底气把这一制度背后的各种道理尤其是它的中国性与世界性或者说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关系说清楚、讲明白。参政党作为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政党,它与西方国家一般理解的政党之间确实有较大不同,由此也往往不被人理解甚至是被误解。因此,要讲清楚中国的政党制度,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把参政党研究透彻,这或许是中国学者能为政治学理论尤其是政党政治理论作出增量贡献的一个研究领域。研究参政党理论,挑战较多,但空间也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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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J]。人民日报,2016-07-02(2)。

[39]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强调 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 汪洋参加看望和讨论[N]。人民日报,2018-03-05(1)。

[①] 详见陈旭麓主编《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一书对各民主党派政治思想和主张的介绍和分析。

[②]2014年9月18日的检索结果显示,在“中国知网”收录的文献中,1949年至1978年间,篇名含“民主党派”的文献数量为21篇,但均为新闻报道或宣传类文章,没有一篇理论文章;同一时期,由“读秀知识库”收录的、名中含“民主党派”的文献数量为8篇,但均为思想改造学习资料汇编和领导人讲话,没有一本理论研究著作。

[③]代表性著作:《中国各民主党派》(于刚,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中国民主党派史》(邱钱牧,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中国民主党派史》(张军民,华夏出版社,1989)等。

[④]代表性成果:《中国民主党派历史资料选辑》(上下册,陈竹筠、陈起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中国民主党派史文献选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内部发行,1985);《中国民主党派史文献续编(社会主义时期)》(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内部发行,1986)等。

[⑤]《多党合作制中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几个问题》(贾云泉,长白学刊,1988年第6期);《论民主党派的性质》(孙显元,安徽省委党校学报,1989年第1期)。

[⑥]其中高放教授关于民主党派是次要执政党、我国多党合作制是“社会主义多党制”的观点,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影响和争论。

[⑦]刘以顺认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执政的党,民主党派是参与执政的党(简称参政党)”(《论中国民主党派的职能》,《安徽省委党校学报》1989年第4期);戴维新认为,“参政党就是参加执政的党,参加执政也是执政”(《“区别在于共产党是主要执政党(核心作用),民主党派是次要执政党”》,《统战理论教学》1989年第1期);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在1988年7月14日《群言》编辑部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上提出,“民主党派是参政党,是参与执政的党”(曲伟:《民主党派的地位和作用》,《群言》1988年第10期)。武汉市委研究室樊启祥在《民主党派政治地位刍议》中将“参政党”界定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政党”,这一理解已非常接近1989年14号文件对“参政党”内涵的界定。

[⑧]《“应该是参政党、议政党、咨政党,……总而言之,统称为合作党”》(吴承义,统战理论教学,1989年第1期;《我国民主党派是协政党》(娄家云,社会主义研究,1989年第5期)。

[⑨]政治上停止争论并不代表理论上完全没有争议。比如,2008年6月27日,在北京大学政党研究中心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政党研究论坛”上,高放在发言中仍坚持“社会主义多党制”的提法。其发言内容以《三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关于社会主义多党制之近见》为题发表在《探索》2010年第2期。文章认为,“今后的发展趋势是要把民主党派从作为参加政权的党进一步提升为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联合执政的党”。林尚立撰著的《新中国政党制度研究》提出:“中国政党制度实践的是有领导的党派联合执政、多元协商、合作治理国家的政治形式,既不是一党制,也不是多党制,而是结构化的多党派协商合作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6)

[⑩]《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2005.2.18)

[11]代表性著作:《中国党派百年风云录》(朱建华,华文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民主党派的历史与现状》(曹健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民主党派史丛书”(薛启亮,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走向合作的历程——中共与民主党派关系史研究》(李燕奇,华文出版社,1996)、《风雨同舟七十年——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史》(张忆军,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民主党派史》(孙晓华,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当代中国的民主党派》(刘延东,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闻黎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等。在史料方面比较有影响和价值的成果有《民主党派大事年表》(罗广武,华文出版社,1998)、《新时期民主党派工作方针政策汇编(1979-1999)》(中央统战部一局,2000)。

[12]代表性著作:《中国参政党建设概论》(牛旭光,华文出版社,1995)、《中国参政党——理论、实践、自身建设》(赵晓呼,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中国参政党运行机制》(郑宪等,学苑出版社,2000)、《中国政党监督理论和实践研究》(王诚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中国民主党派建设理论研究》(郑宪,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2005年第二版)等。

[13]如《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关注的20个理论问题》(李金河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中国参政党建设新论》(郑宪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参政党成员角色转换与参政议政》(岳臻、王佑生、于文,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中国参政党建设研究》(孙瑞华,华文出版社,2008)、《参政党思想研究》(王彩玲,团结出版社,2012)、《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参政党建设》(黄利鸣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等。

[14]代表性成果有《中国的参政党》(民革中央编写组,团结出版社,2005)、《参政论》(宋海、万安培,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7)、《参政议政研究》(王佐书,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等。

[15]代表性成果有《当代中国参政党建设研究》(魏晓文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改革开放时代参政党建设研究》(董石桂,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中国各民主党派章程研究》(孙照红,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中国参政党对执政党的民主监督研究》(张宏伟,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等。

[16]检索日期为2017年2月22日。

[17]海外一些学者往往将中共与民主党派关系的调整与变化,视为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风向标。

[18]实事求是讲,对中国民主党派的研究,长期以来在学界一直是很薄弱的。这种局面的出现,一方面,与学者们对民主党派的不了解,尤其是对党派内部的运作机制不了解有关,另一方面,与很多学者基于西方政党政治理论和实践之上所形成的对民主党派的先验判断有关,这种先验判断甚至成为一种偏见: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民主党派只是共产党国家的一种点缀、一堆花瓶。在这样的一种判断下,在对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中,民主党派被过滤和屏蔽掉也就不奇怪了。

[19]如《政党政治论》(刘文岛,商务印书馆,1923)、《中国政党史》(杨幼炯,商务印书馆,1927)、《政党论》(陈旭,上海华通书局,1930)、《政党》(彭学沛,商务印书馆,1930)、《政党概论》(杨公达,上海神州国光社,1932)、《政党之理论》(许正中,上海大东书局,1947)等。

[20] 主要是指通论性的。同时,为扩大考察面和参考面,将若干专门讲参政党(自身)建设的著作和教材也包含在内。

[21] 详见陈述涛。中国特色参政党理论概论[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

[22] 详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中国的参政党》编写组。中国的参政党[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

[23] 详见屠鹤云。中国民主党派通论[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7.

[24] 详见赵晓呼。中国参政党——理论、实践、自身建设[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25] 详见郑宪。中国民主党派建设理论[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版。2005.

[26] 本文主要是提出两种框架的基本设想,至于框架内各部分研究的核心内容及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因篇幅所限,此处无法展开,笔者将专门撰文作进一步阐述与论证。


原载《统一战线学研究》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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