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74 次 更新时间:2017-08-25 21: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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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 (进入专栏)  

   在进入正文前,我要先提几点可能的质疑:我是不是在为中国没有发展出抽象的哲学思维辩护?是不是倾向于将思想化约为生活?是不是在宣扬一种唯与生活发生关系的思想才有价值的想法?是不是认为重要的、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没有价值,不必用心研究?答案都是否定的。我个人高度重视为何中国没有发展出像希腊以来的那种抽象的思维。诚如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66-1952)所说的:”思想作为行动才是积极的”、”思想既不是对实在的模仿也不是装实在的容器”,同时他也强调”思想不在生活之外,甚至就是生活职能”。那么如果想了解思想在历史发展中实际的样态,则不能忽略”思想的生活性”与”生活的思想性”的问题。所以,一方面是”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另方面是”生活是思想的一种方式”。至于本书的标题之所以仅取前者(”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只是为求简洁方便而已。而不管哪一面,我所讨论的都只是对传统思想史视野的一种扩大,而不是对思想史工作的取代。

   将近二十年前,我在《思想史与生活史的交界》一文中,便提到对”思想的生活性”、”生活的思想性”,以及这两者之间往复交织,宛如”风”般来回往复的现象的兴趣。但当时的想象相对比较简单,后来在考虑这个问题时,”宇宙如网”的意象经常出现在我脑海中。此处所谓的”生活”,包括的范围比较宽,其中当然也包括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政治生活。而我之所以特别强调”生活”这个面相,是因为即使是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我所侧重的也还是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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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代中国史学中”思想的生活性”与”生活的思想性”之所以被忽略,可能与西方”哲学”观念的传入有关。”哲学”高踞学问的宝座之后,人们有意无意之间认为,要经过几度从生活世界抽离之后的哲学,才是最高的真理。但如果我们想了解历史的发展,则仅注意历朝各代比较抽象的哲学,往往又未必能解释历史的真正变动。本书所关心的是”intellection”,是广义的思想活动,是一切”思”之事物,是思想如微血管般遍布整个社会的现象。它们最初可能是来自一些具高度原创性、概念性的哲学思想,但是它们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像血液在微血管中流通,形成了非常复杂的现象。

   对于了解传统中国的历史而言,”思想的生活性”与”生活的思想性”,似乎是难以回避的面相。而且,在传统中的许多文本带有浓厚的生活性。儒家基本上是一种践履之学,譬如宋明理学的文本,如果不在相当程度上从践履的角度去把握,则必然会有所误失。一直到近代反传统运动之后,这个生活践履的层面才被刻意忽略。近人研究历史时,每每忽略传统思想的生活性,也忽略了一旦加入生活的面相,思想史的理路便要相应地扩充及复杂化。譬如说其中有性质及内容的不同,光谱浓淡、思想高低之差异,或者说有不同的思想史层次(layers of concept)的存在。不同层次之间既有所区分,也有各种复杂的影响或竞合关系。

   谈”intellection”时,决不能抹煞大思想家的关键地位。试想,如果把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等人,乃至近代的胡适与陈独秀从思想史上抽掉,历史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如果将程朱或宋明理学诸大儒都抽掉了,整个东亚近八百年的历史又会是哪一种景色?历史上有许多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通俗文本或意识形态,往往是从具原创性思想层层转手而来的。譬如T. H. Green(1836-1882)的伦理学思想形塑了十九世纪英国公务员的基本意识形态;又如熊彼得(Joseph Alois Schumpeter, 1883-1950)说过的,许多财政部长脑海中的东西,其实是从他读过的经济学教科书转手而来的。所以在讨论思想史应该留意它有一个纵深,需要了解并处理思想在社会中周流的实况,免得误将某种”思想的存在”自然而然地当作”历史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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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来我都这样认为。第一,每一段历史都不是单线的,其中都有各种力量同时在竞合着,但并不表示当时没有主旋律及次旋律之分,也不是没有大论述与小论述之分。第二,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出层次的分别。层次的分别当然不是像切蛋糕那样整齐,各层次之间的分别与界域往往模糊难定,但是层次之分别多少是存在的,而且层次之别有时出现在相同人身上。譬如清代考证学最盛时,从事考证的人可能一方面作反宋儒的考证工作,但是在参加科举考试时所攻习的仍是四书朱注。

   层次之别有时出现在不同人群中。譬如在清代考证学当令之时,有一层官员、学者、地方读书人是以生活化的理学作为其持身的标准,如唐鉴(1778-1861)《清学案小识》中所列举的大量案例,或如清末民初沈子培(曾植,1850-1922)所观察到的,即使在考证学盛行的时代,”乾嘉以来朝贵负时望者,其衣钵有二途。上者正身洁己,操行清峻,以彭南畇《儒门法语》为宗;其次则谦抑清俭,与时消息,不蹈危机,以张文端《聪训斋语》为法。百余年来汉官所称贤士大夫之风气在是矣。”

   对不同思想史层次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澄清一种误会,误以为思想史中所陈述过的即自然而然周流于一般人民脑海中,忽略了其中可能存在的断裂(conceptual lags)。譬如说会误以为清代中期以后,戴震(1724-1777)、阮元(1764-1849)、凌廷堪(1857-1809)的新人性论已经是人们思想的公分母;或误以为明清以来,既然有崇商的思想家,那么广大士大夫世界应当是已经采取了一种重商的观点;或误以为太虚法师(1890-1947)于民初提出”人生佛教”之后,在当时广大佛教信徒已经接受了这个概念,而忘了这是要等到几十年之后,经印顺(1906-2005)、证严等人提倡”人间佛教”之后,才得以下及广大的群众、并产生有力的行动。如果不分层次进行观察,则往往会误以为思想家所鼓吹的,自然会被各个层次的人所接受,或误以为浮在咖啡上浅浅的一层奶油,早已经渗透到整杯咖啡中。

   在”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或”生活是思想的一种方式”这个大前提下,首先要考虑的是生活与思想/知识交织的现象。首先,关心”文本”的”生活性”这个问题,有好几个方面,譬如古代有不少文本,本来就应该从”思想与生活”这个角度去领略。如果忽略了这一层,除了可能误失了它的意义之外,而且不能鲜活生动地理解文本及文本后面的活生生的意志与活动,也失去了揣摩、模拟它们的意义,失去了转化自己心智与行动的机会。本书”外编”所收的《经学是生活的一种方式》则是另外一种例子,它显示在”使用”、”诠释”等场合中,思想与生活交织的现象。我在这一篇文章中提到,抄《春秋繁露.祈雨篇》以祈雨,评论《春秋》以寓自己的出处进退等都是。

   又如明清学术转型,一般多只将注意力集中在考证学的崛起,很少注意到回向经典、回向古代,在现实政治、人生态度及其他若干方面带来的深刻改变。譬如它带出一批新的政治语言、带出一种新的想象政治的架构。在之前的一个阶段可能是处于边缘的,或陌生甚至不存在的语言及思考政治的架构,在此时来到历史舞台中央,成为形塑舆论,合理化或排斥某种政治生活的态度。而这些影响,其实与考证学这种新学术的兴起至少是一样重要的。

   历代”经书”每每有其生活性,讨论经书往往也同时在指涉现实。近代学者洪廷彦在《经学史与历代政治》中讨论何休(129-182)的《公羊解诂》。洪氏说该书的论点每每针对东汉末年社会政治的突出问题而发,如中央受宦官控制,如少数民族(羌族)的侵略。何休引用《公羊传》的说法,认为应该要”先正京师”,即针对处理宦官专权的问题而发;何氏又说”乃正诸夏”,即是把首都以外的地方安定下来;最后是”乃正夷狄”,即是解决少数民族的问题。足见《公羊解诂》这一部书,既是东汉的,也是跨越时空的;既是生活的,也同时是一部经典注释之书。每一次”用经”都是对自己生命的一次新塑造,而每一次的”用”,也都是对经书的性质与内容的新发展,也直接或间接参与建构”传统”。所以,关于”用经”或”用史”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

   这个讨论还可以延伸到另一个面相:”历史的”与”思想的”是否必然处于互相排斥的状态?我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事实上,从生活情境中所蕴育出来的思想、哲学,也可能产生跨越时代的影响。宋明理学的产生与唐末五代以来的政治、社会、思想、人心有关,宋代大儒不满唐末五代以来的乱局,并试着对此乱局提出解方,而宋明理学即带有这个解方的某些药性,然而这并不影响那一套思想后来成为跨越时空的思想资源。故一时的,也可能成为永远的,而事实上所有永远的,最开始也与一时的历史与生活情境不能完全分开。举例说,我们如果细看朱熹的生平的数据,看朱氏成书或酝酿思想的过程,就可以印证前述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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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中所收的文字多与近代思想史有关,包括《从”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有关”自我”的几个问题》、《”烦闷”的本质是什么——”主义”与近代私人领域的政治化》、《五四运动与生活世界的变化》、《中国近代思想中的”未来”》,这些文章所牵涉到的主题往往可以用许多不同的角度加以处理,但是收在这里的几篇文章往往倾向存在的境遇、心灵气质及心识感觉的层面入手。譬如本书中与”主义”有关的几篇文章,”主义”当然是政治问题,但是在政治之外,它也与生活中实存的境遇、心识的感受密切相关。

   如前所述,由于这几篇文章多触及近代中国的心灵危机与革命,所以我要在这里略作一些申说。因为忽略了思想与生活面相的关系,所以我们对近代中国的心灵危机与革命也没有足够的把握。心灵革命当然与思想的变动密切相关,但两者不总是同一回事。此处的”心灵”是指一些实存感受、生命意义、精神世界,甚至是一些尚不能称之为思想的,佛家称之为”心识”的东西。从晚清儒学解体开始,中国社会/思想产生了心灵(或精神)革命/危机。一方面是革命,同时是危机,是无所适从;是解体也是创造、启蒙也可能同时有困扰,这些现象往往同时发生,有时候甚至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

   我们一向把对心灵世界的探索交给思想史,但是思想史对这个不太抽象、不太概念化的实存层面,也就是”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的部分,往往过于忽略。但这个心灵的、实存的世界不只是对个人生命有意义,它与整个时代的历程与抉择,甚至与现实的政治都有分不开的关系。我们可以说,政治的世界从来都不只是对个人生命有意义,它与整个时代的历程与抉择,甚至与现实的政治都有分不开的关系。我们也可以说,政治的世界从来都不只是政治的,它还牵涉到许多个人的、心灵的、实存的、情感的、人生观的层面。这里我要引用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介绍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 1842-1910)学说的话:”知识里面还有愿望、意志,影响于他的'信仰的意志'”,而愿望、意志、信仰,都是包括政治在内的各种现实活动不可忽视的部份。所以当我们想更深入了解近代的巨变时,不能不对这个领域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譬如,想了解清代政治意识型态时,我们不能不深入了解理学与名教纲常、忠孝节义结合之后,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心灵或思想状态。但我们很难在理学思想的研究中找到这方面的评估。有关这些大思想家的研究,大多在分析他们”理”、”气”、”心”、”性”、”诚”、”仁”等方面的概念。

在探索五四的之后思想与日常生活世界,我们便发现存在感受、生命气质、人生态度、人生观等方面的问题的重要性。《五四运动与生活世界的变化》一文即是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如何毛细管般地影响人们的生活世界。在《从新民到新人》中,则是讨论个人的人生观及内心结构,以及内心动力与态度之变化,如何与思想上的追求相互作用。《烦闷的本质是什么》是在探讨生命存在的感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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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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