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宋教仁登南高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76 次 更新时间:2013-03-20 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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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雪磴滑,山枯林叶空。

徐寻曲屈径,竞上最高峰。

村市沉云底,江帆走树中。

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

——宋教仁《登南高峰》

一首《登南高峰》把宋教仁当时的心迹演绎得淋漓尽致。90多年过去了,南高峰上的栎松依然,脚下的西湖还是那么美丽,远处的钱塘江依然滚滚东去,只是多了些污染、变得更浑浊了些。“村市沉云底”依旧,“江帆走树中”已变得奢侈。南高峰与北高峰,在西湖边遥遥相对,合称“双峰插云”,早就被患有“十景病”的文人、雅人、贵人称为“西湖十景”之一。晋代就有人在山顶建造了七级砖塔,内藏高僧舍利子,夜夜燃灯,可指示江面的航向,直到元末遭火灾,明代再毁于雷击。南高峰离产茶的龙井村、产桂的满觉陇都近在咫尺,山上有山,有烟霞洞等洞穴,春花烂漫,秋桂飘香,虽然宋教仁来的不是时候,春寒时分,雪后初晴,山道上还有残留的积雪,天冷路滑,树枝上尚未长出新叶。不过一旦登上峰顶,视野开阔,俯瞰西湖,美得让人不忍下山,远望钱塘江,水波浩淼,帆影点点。如此景致,他自然会心有所动。1913年春天到来的前夕,当年轻的宋教仁站在这里时,正是他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之时,其时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国会两院选举已近尾声,他代表的国民党胜局已定。

出生于湖南桃源的宋教仁大概是第一次来到杭州,看到了被多少世代数不清的的诗人墨客赞美过的妩媚西子,但他更在意的却是登南高峰,听松涛阵阵,竹林摇弋,茶园隐约,看江波起伏。他与常人有着许多截然不同的感受。这年年初,身为国民党实际领袖的宋教仁自故乡湖南出发,从长沙到武汉,顺江东下,在安徽、上海、浙江、江苏等地到处演说,言论风采,倾动一时。在这个早春,长江流域刮起的“宋教仁旋风”是中国史上最明亮的一刹那。此次选举,虽然有选举资格的一些限制、有一些贿选等不正常的现象,大体上不失公平,国民党的大获全胜固然与当时的时势有紧密的关系,但离不开青年宋教仁的运筹帷幄、苦心经营。

当年2月21日,当宋教仁与于右任等一起到杭州时,选举结果即将揭晓,国民党在国会占有多数席位已没有问题,作为党魁,他将顺理成章地成为国务总理,组成纯粹的政党内阁,这是他一贯的政治理想,他内心的喜悦可想而知。当天,他曾主持笔政的上海《民立报》发表一则来自浙江、署名“崇拜英雄”的稿件,对国民党三大领袖孙中山、黄兴和他作了比较:

“听孙先生演说,理想高远,是一大哲学家;听黄先生演说,诚坦动人,是一大实行家;听宋先生演说,条分缕析,是一大政治家。”

此前,1月26日徐血儿在《民立报》发表《当今之政治家》,直言宋教仁是“当今第一流之政治家,而无有可以企及者也”,认为他有沉毅的魄力、运用的手腕,尤其有系统的政纲,而且能坚持政见,不屈不挠。

2月22日,宋教仁一行抽空游览了西湖名胜,登临南高峰,同行的还有南社诗人、他的老朋友陈去病。23日,他和于右任出席国民党浙江支部的欢迎会,他在演讲中着重提出建设问题,强调“责任心”,并区分国民的责任、政党的责任和党员的责任:

“民国虽已底定,然百事不能满意,缘凡事破坏易而建设难,即守成亦不易,即政府虽立而邦基未巩,尚不能高枕无忧;况目下大局岌岌,除三五报纸外,无一人顾问其事。如此次政府奖赏功位勋章,皆属不应为而为,而窥其用意,仅求表面。今中华民国政策,无非除旧更新,前年革命起义,仿佛推倒一间腐败房屋,此后之事岂不更难?然房屋拆而重建,责在工人,而政治改革,则责在国民也。

“前岁九月至今忽焉半岁,其于财政外交国民生计丝毫未有端倪,凡为国民,能不赧然?总之,政策不良,国民以建设政府为入手,建设政府全借政党才识。若其他政党有建树之能力,则本党乐观成局,倘或放弃,则本党当尽力图维,此皆吾国民党员所应共负。试问国民党员不救国民,国民尚有噍类乎?愿天下同志同胞时时存责任心也。”

这篇演说词两天后,也就是从杭州返回上海当天,即以《宋于二先生欢迎会》为题发表在《民立报》上。3月2日,《民立报》公开发表了他的《登南高峰》诗,一句“我欲挽强弓”,他当时的心态就毕露无遗,可见他内心的坦荡。确实,根据民国的《临时约法》,由他组成责任内阁,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的时刻就要到了。今天南高峰顶上有一个“骋望亭”,极目远眺,钱塘江就在眼底,柱子上镌刻的对联“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乃是北宋改革家王安石的诗句,宋教仁身处转型之际,已摆脱古代的传统型人格,具备了万里无云的阳光性格,他对政治、对权力的理解也都是近代化的,他选择的是阳光下的政治。所以他的内心才会那么坦然,他的灵魂才会那么透明,他深信,他的地位只能通过合法的选举取得,只能采用光明正大的手段,不可能依靠策划于密室之中的阴谋,更不可能仰仗铁与血的暴力。此前,2月1日他在国民党湖北支部欢迎会上演讲时说得清楚:

“选举的竞争,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用不着避甚么嫌,讲甚么客气的。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此后,3月18日他在上海国民党交通部公宴会上演说时进一步表示,革命党与政党虽然都是过政治的生活,牺牲进取的精神也始终一贯,但从事政治的方式毕竟大为不同,“昔日在海外呼号,今日能在国内活动,昔日专用激烈手段谋破坏,今日则用和平手段谋建设。”他解释说,“建设”就是要排除原有的恶习惯,吸引文明的新空气,最终达到真正共和的目的。他当时力主“先定宪法,后举总统”,这和袁世凯“先举总统,后定宪法”的如意算盘针锋相对。他认为自己的主张光明正大,“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迁就之,亦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束缚之。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凡共和国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

在辛亥一代革命党人中,宋教仁也是一个满腔热血的男儿,曾亲赴辽东,运动马贼,策划武力革命,最后武昌起义也与他组织中部同盟会,推行他的“上中下三策”之“中策”有莫大关系。(上策是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北为后援,一举占领北京,号令全国;中策为长江流域各省同时起事,设立政府,然后北伐;下策为边境革命,或云南、或两广、或东北,在国外设立秘密机关,先占据边隅之地,徐图进取。)在辛亥革命到来前夜,他在上海《民立报》主持笔政,以“渔父“等笔名发表大量光焰逼人之文,内政外交、经济文化无不涉及,笔锋犀利,学识远大,为世人所钦服。了解他的挚友于右任在1912年如此评价:“如渔父者,才、学、识三者俱备,昔日为国南走粤而北走辽,无时或息。”称许他对国不可谓不忠。黄花岗起义前夕,他应黄兴之召奔赴香港,参与筹划。上海登船前,于右任对他说:“以大义言,何敢阻君?以私交言,则甚不愿君行也。”他回答:“无恐。事成,为四万万同胞造幸福;不成,则送我一个头颅已矣!”两人含泪而别。

宋教仁从来不是畏缩不前的懦夫,但他有的不是匹夫之勇,他是同盟会领导层中最重视建设的,初到日本,他本来想学陆军,后来还是选择了法政。他之“专心研究政法、经济诸学科”,就是“为将来建设时代之需”。他深知要以新的政治制度代替旧的专制制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当时的革命者还没有几个人注意到这个问题。在日本留学的六年,他研究各国的政治、法律、官制、财政等,翻译了日、英、德、美、匈牙利、奥地利等国的宪法、官制、财政制度等,他的日记有详细的记录。在日本留学生当中,有时会讨论这些问题,“每有辩议,独有钝初能本末悉举,众感悦怿”。他在这方面确实走在了同时代人的前面。景梅九在《罪案》中回忆,宋在回国前夕曾对他说:“但破坏容易,建设难,我看同志从事于破坏一途的太多,对于建设,很不注意,将来要组织共和国,不是玩笑的事!什么临时约法,永久宪法,都须乘此功夫,研究一番才好!所以我很想邀集精悉法政同志们,一齐干起来,你以为如何?”宋死后,景梅九想起往事,痛心不已,挽联中有“破坏易,建设难,勉为其难,遂死于难”句。

辛亥革命之时,章太炎在《民国报》、《神州日报》发表宣言“月旦”当世人物,认为孙中山只是“元老之才”,“至于建制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堪为宰辅”,“谓总理莫宜于宋教仁……”(1911年12月1日)这不只是章氏一家之言,蔡元培在《我之历史》序言中也如此说:“(同盟会)其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居少数。抱此计划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数,宋渔父先生其最著也。”还有一句:“南京临时政府之议起,章炳麟君以国务总理许先生,先生亦以此自许。”

众口悠悠,几乎都说宋教仁以总理“自许”。一时舆论对他误会很深,以为他主张内阁制就是想自己当总理,乃是出于私心。经过数千年的君主专制高压,士大夫无不逆来顺受,中国社会弥漫着一片乡愿气息,似乎特别看重谦让,凡事都不能出自本人的口中,惺惺作态,假意退避,流弊所及,一时难以纠正,所以当时人们对宋教仁以建国大任自许,嫉妒、讽刺远多于赞助支持。武昌起义之后两个半月没能产生一个领导全国的中心机构,就与这些因素有关。宋固然自信可以施展经世的长才,但他自知在年龄、声望、资历等方面,当时还不是担任总理的合适人选,他心目中理想的人选是黄兴。一年后,时势变化,他才有总理自任的念头,这一点他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坦诚相告。

自辛亥以来,有关宋教仁想当总理的说法一直没有断过。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光,他曾两次公开在报纸上驳斥这样的攻击。一次是1913年3月12日,他在《民立报》发表《驳某当局者》,针对外间谣传他之所以批评袁世凯政府,是因为当不成总理之故,他说:“今世人往往有可怪之心理,谓人欲为总统或总理或国务员,即目为有野心,咸非笑之,岂知国家既为民国,则国民自应负责任,有人欲进而为国服务,负责任,乃反以争权利目之,视民国之职务与君主时代官爵相等,致令人人有退让之虚文,视国事如不相关,岂非无识之甚乎?”第二次是3月15日,他在《民立报》发表《答匿名氏驳词》:“世人诬吾运动总理,由来已久。吾虽无其事,实不欲辨(辩),且因以自励,盖已久矣。夫人立志为总理,岂恶事哉?而乃非笑之如是,吾实不解。国家既为共和政治,则国民人人皆应负责任。有人焉自信有能力,愿为国家负最大之责任,此国家所应欢迎者。美国小学生立志欲为总统,传为佳话。各国政党选举总统或组织内阁,其党魁之自负之运动之竞争为何如者?盖为国服务,本非权利,共和国之职事,亦非专制国之官爵可比,人苟可以自信,则不妨当仁不让,世之人亦只问其有此能力与否,不能谓其不宜有此志。吾人惟自愧无此能力,固不欲当此大责任。吾人之志则不讳言,实深愿将来能当此责任者也,且希望人人有此希望者也”。

宋教仁自故乡湖南到武汉时,这样的谣言已甚嚣尘上,时为长江巡阅使的谭人凤劝他:“责任内阁现时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希望他留下来载酒同游,饱览长江风景。他的回答是:“总理我无冀望之心,载酒游江亦诚乐事,惟责任内阁实应时势之必要,未便变其主张也。”

对宋教仁而言,权位金钱不能淫,政见则不可牺牲,这正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风骨。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总长、总理的位置,而是政见能否得到实施。当初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因临时参议院中有人反对,宋教仁没当成内政总长,只做了法制院(局)长,有人为他抱不平,他回答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说白了,他的从政实在是因为怀有一种责任心,建设这个生养他的祖国的责任心,这不是做官、抓权者所能理解的。阳光人物在一片缺乏阳光制度、阳光规则的土地上,注定了被黑暗的力量吞噬,这也是宋教仁的热血给予历史的启示。

“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

宋教仁的弓还没来得及张开,黑暗的潮水就把他32岁的阳光生命淹没了,这是多大的痛苦啊。他的挚友于右任万般悲痛之中,想起的正是一个月前他们同游杭州南高峰的这首诗,感慨海门之潮正汹涌而来,而“才、学、识”兼备的宋教仁已被生生地夺去了生命。然而,这决不止是他家人、朋友、同伴们的悲伤,也不止是与他同时代的国人的隐痛,更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百年伤痛,是整部近代中国史不能弥合的创伤。因为宋教仁,我的心中总是想着南高峰,想着他留下的诗句,这位近代的阳光型政治家,有了他,西湖就有了别样的意义,西湖就有了近代的气息,不再是古典的山水,只活在苏东坡、杨万里他们的柔媚诗行里,只活在张爱玲“前朝名妓的洗脸水”式的散句里,只活在岳飞“三十功名尘与土”的壮怀激烈、于谦的“石灰吟”和张苍水浩气长存的一声“好山色”里,也同样活在宋教仁的笔底,活在他心无旁骛为共和奔走的脚印里。

登南高峰,有几人还会想起宋教仁和他最后的诗?要说悲哀,这才是最大的悲哀。

离开杭州不到一个月,上海火车站的黑枪就响了,宋教仁倒在血泊中,枪声震颤了晨光熹微的民国。上海火车站的历史记住了这一刻:1913年3月20日,三天后,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代人杰,中国近代史一个阳光般的政治人物,带着未竟的宪政理想撒手而去。

举国同悲、普天共愤,眼泪、愤怒铺天盖地,从上海到北京,整个中国都为他的死感到痛苦,包括杀害他的、嫉恨他的人那一刻甚至也感到了失去对手的痛苦。宋教仁之死,引起一浪高一浪的抗议,从民间到国会,从报纸到集会,最后孙中山、黄兴仓促发动“二次革命”,以武力反对袁世凯,就连留恋于水光山色的和尚苏曼殊都坐不住了,他在西子湖头愤然写下《释曼殊代十方法侣宣言》(也称《讨袁宣言》)。 

宋教仁被暗杀,文人苏和尚持钵而起,书生任鸿年却悲痛绝望,选择了在西湖边投井自杀。1947年10月25日,一个阴霾的日子,时任浙大校长的竺可桢和“中国科学社”的老友任鸿隽步行来到白云庵即月下老人祠遗址。他当天的日记中说,当年因宋教仁之死,“觉中国之无望,于烟霞洞旁投井而死,革命同志为之葬于白云庵旁。此卅年前事,迄今墓地旁野草丛生。月下老人寺既废,寺僧亦不能照顾矣……”(在任鸿隽的记忆中,他弟弟任鸿年是“发愤投葛洪井死”。)

又是两个三十年过去了,任鸿年之墓早已无处寻觅。中国有重官的传统,西湖边上那些达官贵人、乃至红粉佳人的墓都纷纷重建,比如王文韶、陈夔龙等明清做过大官的故居、墓穴都成了新景点,“慕才亭”中虚拟的苏小小墓更是成了芸芸游客“摸财”的去处。而像任鸿年这样的志士注定了被淡忘,甚至被彻底遗忘,宋教仁是谁?今天的许多红男绿女尚且一无所知,何况对任鸿年、苏曼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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