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骋华:宋教仁百年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8 次 更新时间:2013-03-21 10:3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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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骋华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老北站,今上海铁路博物馆)遇刺,两天后不治。光阴荏苒,倏忽间他离世已整整一百年。对宋教仁这个名字,国人并不陌生,他的墓至今坐落在闸北公园,供人凭吊。但他具体做了什么、又为什么要做,则不甚了了。至于“宋案”元凶,当时就扑朔迷离,如今更成一桩众说纷纭的悬案。那么本文所谓的“百年祭”,因何而祭、所祭何事呢?那要从头说起。

  

  种族革命结束,政治革命开锣

  

  宋教仁,1882年4月5日生于湖南桃源,幼读私塾,21岁在武昌结识黄兴,后与之组织华兴会于长沙,走上了“反清革命”之路。1904年底,宋教仁赴日留学,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民报》前身)。翌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宋教仁任司法部检事长、《民报》编辑,边学习边从事革命活动。

  辛亥革命后,宋教仁热衷于政党政治和国会选举,并成为创建国民党的主要推手——这也是他短暂的人生里最闪亮也是最重要的一笔,值得细说。

  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党团于北京湖广会馆宣布合并,成立国民党。其中,同盟会牌子最老、影响最广,民国诞生后又从秘密组织转为公开组织,它何以要在这个节点上联合小党,“华丽转身”呢?时势使然。

  这一年的2月清帝逊位,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参议院随即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帝制终结、民国草创,革命党人的目标似已完成。但宋教仁认为,“驱除鞑虏”是种族革命,紧接着需要政治革命。何谓政治革命?即从专制政体转变成“国民为国家政治之主体”的共和政体。这一点,包括孙中山、黄兴等在内的革命党人是有共识的。

  问题是,尽管《临时约法》确立了三权分立、责任内阁制,但袁世凯太强势,参议院偏弱,约法有沦为具文的危险。宋教仁主张,当务之急是树立参议院的政治权威,将责任内阁制落到实处,对总统形成真正的约束。因此,他所言的“革命”不诉诸武力,而是在约法框架下做合法斗争,赢得选举,组责任内阁。

  这就迫切需要一个有凝聚力的现代政党。

  关于政党政治,在日本游学期间宋教仁已有系统而深入的思考。他曾撰写《近日各政党之政纲评》,借批评晚清几个“政党”之机亮明了自己的见解:“夫政党组织之要素不一,而其为最重要之一端,且为政党作用之最大武力者,则为政纲,未有政纲不善,而犹能存立活动于政治界者也。”政党的目的则是靠选票掌握政权,随后按政纲制定并推行其政策。

  有完善、清晰的政纲,通过选举上台,这是宋教仁所定义的政党。按此标准,别说民国成立后那些新涌现的党团,连同盟会也相差甚远,严格说,它还算不上是一个党。

  同盟会由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组成,它们都和秘密会社即“会党”关系密切。孙中山等初创兴中会鼓吹革命时应者寥寥,反而是“下流社会”如三合会等秘密会社较易鼓动。孙转而联络会党,宣扬“反清复明之思想”,本人也加入洪门,以“洪门大哥”的身份招徕华侨。兴中会发动的广州起义、惠州起义主力均为会党。黄兴、宋教仁等华兴会成员多属知识分子,起事也须仰仗会党,曾与哥老会山长马福益共建同仇会。光复会亦如此,蔡元培拉陶成章入伙,即因他“于内地各秘密党中颇有结纳”。

  同盟会成立后会党依然是武装暴动的主要来源,徐锡麟、秋瑾谋划安庆起义便依靠会党,宋教仁一度想去东北联络“马侠”(马贼)。辛亥革命的导火索四川保路运动,离不开哥老会,武昌起义的新军,也靠会党渗透并掌控。

  革命党人自有其苦衷。专制统治下选举型政党缺乏生存土壤,革命者只能利用会党等传统造反势力。但他们清楚,最终目标不是改朝换代而是建立民国,所以,革命成功之日便是政党取代会党之时。对此革命党人是有共识的,真正的阻碍出在内部。

  

  同盟会四分五裂,宋、孙分道扬镳

  

  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处于停滞状态,因惠州起义惨败挫伤了元气,其在国内已无活动基地。而海外保皇会势头迅猛,吸引大量留学生、华侨,到1905年,兴中会几近名存实亡。孙中山之所以被推为同盟会总理,仰赖程家柽、黄兴等人力荐,其地位并不稳固。华兴会和光复会的成员皆以个人身份加入同盟会,华兴会此后确实停止了活动,光复会则我行我素,骨干如徐锡麟从未入会。这埋下了隐患。

  1907年6月,同盟会内部掀起“倒孙”风潮。起因是年初清政府要求日本驱逐孙中山,日方与孙达成私下交易:孙收取一笔“经济补偿”自行离开。在拨出两千元给《民报》后,孙携汪精卫、胡汉民等赴南洋。未几密约曝光,加上孙在南洋以“同盟会总理”名义募集军资债券,却从未告知总部,引起同盟会内部大哗。章太炎、陶成章、张继等公开进行抨击,宋教仁也颇为不满。经调停,风潮虽平息,孙中山的领袖威望却持续“看跌”,光复会旋重起炉灶,自行其是。这又种下了日后陈其美指派蒋介石暗杀陶成章的远因。

  实际上风潮发生前宋教仁对孙中山已生恶感。孙曾热衷于推销青天白日旗,想以此作为未来国旗,黄兴则认为该旗样式近似日本太阳旗,而推崇表“平均地权”意的井字旗。两人屡次争执。1907年2月27日下午,黄兴忽然在《民报》报社提出退会,“断绝关系”。值得玩味的是,众人都来劝说,唯独宋教仁没表态,在当天日记里他分析,国旗只是“小问题”,惹黄兴发怒的主因是某人“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日记发表时隐去了主语,但留白处明显直指孙中山。

  为顾全大局,“倒孙”风潮中宋教仁仍比较克制,可孙中山的蛮横再度刺痛了他。面对革命同志的质疑,孙指责这是搞“内讧”,并试图另组中华革命党,未果(宋死后孙立刻如法炮制),对会务更不闻不问。1910年6月,孙重返东京,宋教仁等欲与之商谈改良会务,他发脾气说:“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宋问理由,答曰:“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安有同盟会?经费由我筹集,党员无过问之权,何得执以抨击?”

  孙中山的态度激怒了宋教仁,他告诉日本友人:“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无独有偶,华兴会要角、宋教仁挚友谭人凤也曾评价孙中山:“自负虽大而局量实小,立志虽坚而手段实劣”。

  1911年,谭人凤、宋教仁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并于安徽、湖北、湖南等地设分会。宋教仁谋定了“中策”:在长江流域起事,随后北伐。当年10月10日,中部同盟会组织了武昌起义,宋虽未身临现场,大方略却由他制定。而孙中山,此时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一家餐馆刷盘子。

  

  宋教仁“毁党造党”,孙中山“乃同木偶”

  

  孙中山抵达上海在1911年12月25日,最激烈的汉阳保卫战早结束了近一个月,南北双方自12月18日于南京议和,革命党人已决定,如果袁世凯支持共和,就公举其为临时大总统。故此,孙归国后当选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带有过渡色彩,主要是为了确保袁的名位源自革命政府,而非满清的禅让。

  制度设计也没有采纳孙中山的思路。孙力主五权宪法,且须经“军法-约法-宪法”三阶段。《临时约法》则确立了三权分立、责任内阁制。孙中山自负的革命方略、建国程序均未得施行,其“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激进主张更难获认同,不免有些消极。卸任后他对宋教仁等人推动的“制袁运动”缺乏热情,反“以十年总统相许袁世凯”(邹鲁语),除了真相信袁能收拾局面外,也有意气之争。1914年孙致信邓泽如,用“忝为总统,乃同木偶”来概括这段往事。

  孙中山的感觉是对的,“木偶”确实是宋教仁对他的“期许”。

  民国初立,国人久被压抑的政治热情喷发,数月间冒出几百个政党。反观因“反清”而结合的政团如同盟会,在共同的敌人消失后,内部诉求的歧异立刻凸显,开始了分化、重组的过程。于是一方面滥收新会员,鱼龙混杂,另一方面老会员大量流失,呈瓦解之势。

  1912年3月,章太炎与张謇合组统一党。张謇为立宪派领袖,章太炎则素与孙中山不睦,其领导的光复会与同盟会貌合神离。两者联手,标志着同盟会外的另一大政治势力崛起。两个月后,统一党又与民社、国民协进会、国民公会等在上海合并成立共和党。其目的,张玉法先生概括道,“并不是集合各党派的政纲而锻炼更健全的政纲,只是网罗更多的人,在政治上造成一派势力”,以对抗同盟会。

  共和党产生了强劲的冲击力,谭人凤觉其“气焰熏天,且将驾同盟会而上之矣”。内部涣散、外遇劲敌,宋教仁一度萌生去意。1912年4月他接受《亚细亚日报》采访,称“于同盟会及统一党均有关系”,甚至表示同盟会分子复杂,“本非政党组织”,常感情用事,统一党也未能免此,所以有意“于两党外另求同志,更组织一党,以为国家效力也”。

  宋教仁最终没有“更组织一党”,而是采取了类似章士钊提倡的“毁党造党”——以同盟会联合其他几个小党共建国民党。在成立大会上,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9人被推选为理事,胡汉民、张继等29人被推选为参议。几天后众理事推孙中山任理事长,孙则请宋教仁任代理理事长。

  新党的重要推手是宋教仁,这本在情理之中。诚如前述,他是同盟会里对政党政治、责任内阁研究最深的人,留日时翻译过英、俄、奥、美等国的“制度要览”。综观其文稿,在国际法、外交、财政等领域也都做过认真思考,俨然以内阁总理自许。

  既如此,宋教仁何不自任党魁?要知道,对孙他一向不以为然。首先是宋未满30岁,资历浅,难孚重望。他服膺的黄兴,军事上敢担当,政治上却甘居孙中山之下,奉行“名不必自我立,功不必自我成”的阴柔哲学。经权衡,宋教仁将孙推到前台,还向报界声明功劳全在孙、黄,“鄙人等不过执行之”。而事实上,国民党理事、参议中“孙派”人物很少。

  现实中国民党则照宋教仁的谋划按部就班。他主笔的《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明确主张责任内阁制,国务总理由众议院选出并对其负责,总统不负责任。由此可窥见宋教仁的“牌理”:通过党内的制度设计把孙中山变成“虚位理事长”,通过落实责任内阁制把袁世凯变成“虚位总统”。

  

  宋教仁遇刺,“架空”梦成空

  

  国民党以架空总统为己任,按理说党首(哪怕只是名义上的)应该与之针锋相对。可民国初年的政坛上出现了耐人寻味的一幕——袁世凯与孙中山相互唱和。

  国民党成立仅3天,袁世凯于总统府召开宴会,招待孙中山。席间两人互致“万岁”,孙夸袁“富于政治经验”、“极力振兴实业,讲求民生主义”。会后,孙公开称十年内不参选总统,中华民国也不撤换总统,袁则特授其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并组织铁路总公司,每月供3万元办公经费。1912年9月25日总统府秘书处厅公布了“孙(中山)、黄(兴)、袁(世凯)、黎(元洪)之八大政策”,囊括了政体、外交、财政等内容,无异于政治宣言。孙中山还告诫同党“竭力调和南北,以为国家永久之联合”“袁氏可为善,勿逼他为恶”……

  史家陶菊隐分析,孙中山对袁世凯存有“人格感召、同舟共济”之心理。实情则未必。宋教仁“挥手腕,敝唇舌”(谭人凤语)组国民党,孙派人物都反应冷淡。迨组党成,孙中山竟然致信南洋同志,称同盟会从此“当居于政党之外,间接以求三民主义之发达”。对宋教仁欲架空自己的盘算,孙心知肚明,遂与袁世凯惺惺相惜。

  当然,政治人物的行为逻辑不会只遵循利益。受19世纪起弥漫欧洲并传入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浸染,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形成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思路,其载入同盟会政纲的民生主义即“社会革命”的纲领。1912年4月,孙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发表讲演,宣扬“社会革命”,称:“吾人当此民族、民权革命成功之时,若不思患预防,将来资本家出现,其压制手段恐怕比专制君主还要甚些,那时再杀人流血去争,岂不重罹其祸么!”

  这篇演讲稿的前半部分译成法文后又转译成俄文,为列宁读到。同年7月15日列宁撰写《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指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土地改革计划结合在一起的”。列宁的观察是准确的。

  孙深深影响了黄兴。国民党成立前两个月,黄在上海同盟会夏季常会上发言:“民生主义繁博广大,而要之即平均地权,反而言之,即是土地国有。”国民党成立已3个月,黄还在湘支部大会上说:“本党党纲,其特别之点为民生主义,亦即国家社会主义。”

  然而考诸《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无论是5条“对政体之主张”,或10条“对于政策之主张”,黄兴口中的“本党党纲”一点影子也没有。显然,宋教仁是要将国民党打造成选举型政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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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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