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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人”的早先思考中，人性问题是学者思考的重点：善与恶、义与利、公与私、罪与耻、理性与非理性或者本能与习得等，都曾被反复讨论并发生过各式各样的争执。但随着社会科学的强盛，许多关于人性的思考开始被搁置，或逐渐被学科化。比如在管理学科中，为了建立不同的管理理论，有关人性假设开始同具体的管理措施相联系，即出现了经济人、社会人与自我实现的人等；而在经济学中，人之理性的假设也被作为推演经济学公式的基本信条。在此过程中，许多学科对于人的假设，最想求助的是心理学。的确，在早期的心理学中也出现过人的潜意识之假定。这一假定曾在整个学术界产生过非常广泛的影响，但很快被来势汹汹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所淹没。而就现代心理学的发展情况来看，不要说潜意识，连意识作为研究领域也几乎被排挤掉了。

虽然人性的讨论本身不再受到重视，但在社会科学自身的发展中，人性的假设还是或隐或现地成为我们探讨许多社会现象和问题的出发点，只是我们不再去刻意言说罢了。比如在许多社会科学的理论当中，人性的假设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主导着理论、方法论、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的推演，甚至也成为人的行为与社会运行的正当性之背后的根据。这次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与《探索与争鸣》召开以此为主题的会议，就是想讨论人的问题究竟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处于何种地位。这其中的深意在于，看起来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的，社会科学的知识就是关于人的知识，但其实不然。随着各个学科的专业化，人的问题已经被分解了，分解到后来，人不见了。比如我听说过有这样一个事例：有一个人类学家去参加心理学家的会议，听来听去大家都在讨论认知、神经、实验或量表数据等，他最后忍不住发问：“请问，你们说来说去，我怎么看不到人在哪里？”而对心理学家来说，人就是这些数表，甚至在他们看来人类学对人的研究算不算科学，还是一个问号，或者说人类学属于人文，不属于科学。但无论如何，人类学与心理学都号称研究人，却无法对话，更不可能相互衔接，成为两个老死不相往来的学科（曾经有过积极的配合），值得深思。再比如，社会学也号称研究人，但它研究的主要是被组织化了的人群，单就人群本身，也缺乏思考。至于个人，社会学只谈角色，闭口不谈角色背后的人。或许对社会学来说，人的问题不是社会学的问题，因为人只有有了角色，比如夫妻、领导、富人、农民工等，才有了社会学的问题。再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社会学几乎不做人的假定。相比较而言，其他学科似乎在特定的领域内，人的假定是可以成立的，比如经济学、政治学及管理学等，但作为整体性的社会学中除了泛谈人的交往性外，其他假设都难以成立。可见，我们别以为社会科学比哲学进步之处在于，它们不再在人性层面谈人，而是回到了人世间，事实是它们已经很少谈人本身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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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对人的研究来自于对研究中国人的需要，即考察中国人的基本预设在哪里，以便能够建立起一种理解中国人的视角和一些理论模式。讨论这样的预设之所以重要，在于如果我们发现中国人的预设同西方哲学与社会科学中有关人的林林总总的预设大差不离，那么至少从逻辑上讲，我们所建立起来的中国人的研究只能是实证的、具体的、验证的、对策性的。正如同现在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所呈现的那样，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西方理论加中国经验，前者是被中国学者信奉的理论，后者是由中国学者自己提供检验证明。大家都不认为这其中有人的预设差异，或者坚信在人的预设上没有差异；如果中国人自己的预设被提出了，那么那些常被中国学者奉为圭臬的西方理论便需要重新思考，进而导致我们需要建立自己的理论来解释中国人与中国社会。

事实上，后者已被提出来了。其缘起发端于跨文化研究与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议题。由此关于人的预设及其价值与行为取向的讨论出现了三种主张：个人取向、集体取向和关系取向。前两者是西方一系列文化比较研究的基本结论，比如跨文化心理学、跨文化传播学、跨文化管理学、比较社会学等。他们认为，个人价值取向与集体价值取向可以用来区分东西方人的思想与行为方式，尤其可以明显区分中国人与美国人的文化类型或者行为方式。为此，他们设计出了一系列量表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中国、日本、韩国，甚至我国新疆维吾尔族地区等）进行测量，并从结论中进一步强化了这样的划分。

但以华人内部的社会科学家们看来，用集体主义来解释中国人的价值与行为取向，不是一个既定的结论，而是一个疑问。他们从本土社会与文化特征出发，提出中国人是关系取向，也叫关系本位或者关系主义。最早萌发这一观点的是胡适对儒家思想的研究，而明确这一点的是梁漱溟，他在谈论中国文化的伦理本位的时候提出了关系的重要性，以此说明中国人的交往原则是以对方为重。另一个影响力更为广泛的概念是由费孝通建立的，他在讨论中国人的乡土性特征时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此概念强调了中国人总是倾向按照亲疏远近的方式推出与延伸自己的关系圈，同时这个概念的内在逻辑也契合于儒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从内容上看，梁漱溟的观点是他人取向的，而费孝通的观点是自我主义的，可见同属于关系取向的解释框架，其内部并非一致，也会出现相互矛盾。如果我们认为关系取向是他人取向的一种表述，那么自我主义是否成立？如果我们同意中国人是自我主义，那么是否也属于一种个人主义？如果关系主义可以提升到儒家思想的高度，比如提出所谓儒家关系主义，那么这样的关系主义还是中国人在社会生活中体现的关系取向吗？也即儒家会同意拉关系、走后门吗？或者说中国人的关系取向只是儒家思想的实践吗？毫无疑问，关系取向的内部还有其他的表述，比如情境中心、家族主义、社会取向、权威主义、人情与面子模式等。

建立中国人方面的社会科学研究，最难的地方就是回到高度抽象层次上。我们很希望有一个关于研究中国人的预设，而不是止步于“关系”概念本身。一些坚守西方理论的人认为，关系问题其实不是中国人的问题，而是一些学科理论的基本问题，比如符号互动论、常人方法学、社会交换理论、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理论与方法、博弈论等，都是对于人的关系的研究。正因为此，所谓中国人的关系研究完全可以回归到这些理论当中去寻求解释。这一观点在中国学术界很有市场，归根结底，还是我上面说的大量学者认为只要西方理论加中国经验就可以了。那么，关于人的假设性讨论真的具有普遍性吗？

为了澄清其中的一些关键点，我们先来看个人取向、个人中心等概念是如何抽象的问题。在西方，个人价值与行为取向连接着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有它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并同基督教思想、契约论、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理性主义、共和主义、存在主义、人本主义等哲学流派有复杂的关联。而回到社会科学领域，西方学者围绕个体性的讨论，尤其在美国的文化中，其方向性是比较清楚的，它表示独立、责任、权利、平等和自由等；集体主义的含义也比较清楚，合群、共享、有序、权威、等级等是它的基本内涵，后者很容易会被看作是中国人的基本特点。但问题似乎没有那么简单，内耗、窝里斗、自私自利、一盘散沙等也是中国人的特点，难道这些只是集体主义内部的特点？理由何在？儒家思想和社会主义都被冠之以集体主义，在这点上，两者似乎是有结合点的，这是一些学者在理论上认为中国人无论如何都具有集体主义的一个理由，甚至是儒家和社会主义融合的一个理由，但实际上这两种学说对人的价值的认识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

可见，在关于人的价值与行为取向的预设上，我们尚没有理出头绪来。我们有大量的基础性工作还没有展开，但有些实证的研究结论就已经被认定了。究其原因，我个人以为我们用任何关于人的假定都能找到证明其正确的方式，这一点也让一些中国学者坚信西方哲学与社会科学理论之正确。然而，即使经验数据可以证明假定，并不能说这个假定就是合理的、正确的。我们看看现在的社会学实证调查，哪种假设被推翻过，即可证明。可见，现在许多西方理论加中国经验式的研究，不过说明了只要站在某个人的预设上看，都可以看到你想看到的东西。由此，我们可以在中国社会证明有个人主义的存在与表现吗？逻辑上没有问题。显然，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我们对之何以证明，而不是想证明的东西竟然真的得不到证明。在中国社会，用经验来证明西方理论正确并非难事。这点是30多年来中国高校讲授西方社会科学的种种预设，师生都欣然接受并视之为理所当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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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上看，我个人对中国人的预设持关系主义的立场。我之所以这样认为，不是立足于上面提及的几个关系取向的概念，而是认为中国人建构起来的看人、看社会、看世界的基本方法均带有关系性，其相应的思维特征是关联性的。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它主导了中国人的思想体系，比如儒家思想基本上是沿着关系的路径在走，诸如仁、义、忠、孝等就是一个关系的概念。儒家的确强调人的价值，但这样的强调似乎称人文主义比较好，称人本主义不太合理，因为人本主义中有对个体性的或者有发自于关怀个体上的内容。儒学不是在个体上的，而是在关系中的。比如在父子之间，不是双方都是有共同一致的人本主义，而是透过台阶或者叫人生阶段的关系演变来实现人之价值的提升。又如人情、面子也是一个关系的概念，走后门、圈子、拉关系等更是一个关系的概念。关系取向作为中国人的预设，表明了这样的社会视个体为无意义，唯有在关系中理解个人，个人的一切含义才可以显现。

虽然从西方理论预设上讲，关系应该建立于先有两个以上的独立的个人，然后两者之间进行交往、建立关系。但这样的讨论是一种实体性的讨论，也就是说，作为个人、群体或组织等一系列实体性概念，必须先研究其自身，然后再把关系作为彼此联系来加以探讨或测量。从符号互动论及发展到现在的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理论等，都是这样的思路。但关系取向的意思是关系优先，它一开始不假定先有一个实体性的概念，而是因为关系才让个人有了一种依赖性的实体。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用实体性来认识人的问题，我们就不太理解中国人的价值及其行为取向是什么，也不能理解中国人的家、亲、缘、自己人等概念，更不能理解作为一个行动者为何不称一个人为“我”、“你”、“他”，或者直呼其名，而是要喊“孩子他妈”和“孩子他爸”，后者是在关系中找到的自我，不是在自我中找到的关系。同理，在中国语境中，如果我们说“你知道此人是谁吗？”其含义一般也不指此人姓什么名什么、有多大年纪、做什么工作的等，而是指此人的来头。换句话说，此人是否重要是在关系中显现的，不是在职位中体现的。在中国人的商业、社会及政治生态中，往往是关系、背景或站队来确立一个人的成败，而非由他自己的性格、能力或立场来决定其成败。

在西方社会科学的一系列研究中，对自己、身体及其对人的本质与存在的关注都具有实体性，对于社群、组织成员的构成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也是实体性的，但关系不是。所以我认为关注于关系中的人的价值与关注于实体中的人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前者有关人的价值不是在实体中找到的。也就是说，西方社会理论中的自我和身体或者群体、社会等，均是被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时所说的在一种被抽象化了的个人意义上进行的推演，而马克思本人希望人的问题应该回到社会交往中去理解。但这一点几乎不被西方大多数学者所认可，说明西方文化中的个人取向之顽固，更不会像中国文化所表现的那样在关系中讨论人的价值，或者说，西方的个人主义价值需要先肯定个人，而许多社会科学的理论都是从这里出发的。

可见，关键的问题不在于西方社会科学讨不讨论关系，而是以什么样的视角和预设来讨论关系。在西方人看来，没有个人的存在是无从谈关系的；但在中国人看来，没有关系的存在，人是没有意义的，人此时不过等同于禽兽、牲口而已。进而言之，在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研究预设中，我们发现，关系的存在不是通过实体间的互动或连接来说明的，而是通过一种价值关联来证明的。比如“亲”是一种关系上的价值含义，而亲属则是一种实体性的含义。为此，中国人在价值关联上不但建立了人与人的各种关系，而且建立了人和天，或者人与仙、鬼以及祖先的关系。个人主义在价值上强调理性和自我，希望摆脱这些无法实体化的关联，因此个体主义连接着理性主义。史华兹在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时候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这就是我持有中国人是关系取向的缘由。显然，我所强调的关系取向不是只想守住前人所建立的一些概念，也不是只想局限于儒家思想，而是希望在此基础上能够从人的关系预设出发，提出研究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视角、解释框架与理论模式，希望说出西方社会科学未说出的那一部分。